在美育园地上辛勤耕耘

我认为：从事美育，想要收效良好，仅靠几位艺术家是大大不够的。我在作画之外，还抓了几件事，来为祖国培育文艺战士。

一是比较重视理论工作，尤其是三十年代之前：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两去日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两去欧洲，都写出了专题考察报告。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商务版）、《欧游近笔》（中华版，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希望借鉴邻国及欧洲经验，作为发展新美术事业的参考。其中对如何办好美术院校、展览馆、博物馆、艺术家纪念馆等等，皆有阐述，虽不完备，还是较早的。

二是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美术》杂志，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了好多本，还有后期印象派专辑。鲁迅先生曾以“庚言”笔名撰文表彰草创之功。对于美术教育，西方美术史等方面的讨论介绍，在当时是新事物，我用笔名，评述了后期印象派诸家之作，也评论了当时上海的外国画展。

三是倡导美育，建议中小学皆以美术音乐为必修课。在一九二五年前，大部分中小学没有专职教师讲授美术和乐歌（“音乐”是一九二五年后才定的名称），没有系统的教材。参考资料更少，只有几本小册子，其中铅笔、钢笔、木炭三种画法的入门书，还是我在一九二一年编写的，印数很少。

一九二五年在山西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美育组由蔡元培先生负责，会议的召集人是我。在会上，我提出以美术、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的设想，蔡先生、陶行知、马寅初诸先生都表示赞同。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揭载之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的吴研因先生撰文反驳，接着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视美术、音乐两科为可有可无的看法，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我的提议，获得广泛支持。

我主持了中小学第一套美术教材的起草工作，先在《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上披露大纲，后来才逐册编写，交商务印书馆发行。

这些做法，为普及艺术知识尽到了一点历史的责任，因为符合时代潮流，才被群众承认。

但是，我的美育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一四年三月，上海美专开始上人体写生课，起初找了个名叫“和尚”的男孩做模特儿，而女模特儿一时却找不到。

一九一七年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有几张人体。某女校校长率领女儿前去参观。次日她写了《丧心病狂败坏风化之展览会》，又上书省教育厅，请求禁止展出。

一九二〇年，美专终于雇到了一个女模特儿。此后北京美专、神州女校美术科都雇用了人体模特儿，经过宣传，并没有多少人反对。

一九二四年学生饶桂举在南昌举办绘画展览，内有人体，江西警察厅明令禁止，点了我的名。学生向我告急，我便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黄郛及省长蔡成勋，请求撤销禁令。黄郛接受了我的意见。因上海一些轻薄少年，拍摄娼妓裸体照片，也标榜“模特儿”，一般人不明真相，都说“这是刘海粟倡导的，是艺术叛徒的‘功绩’”。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苏教育会开会通过禁止模特儿提案，使我非常气愤，便写信驳斥，信在《时事新报》揭载，反映强烈。市议员姜怀秦也呈文段祺瑞和教育总长章士钊，请禁模特儿，我又在报上撰文痛斥。

稍后，孙传芳也插手此事，要通缉刘海粟，封闭上海美专。

由于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诸先生主持正义，忠于艺术的师生大力支持，在进步势力声援下，这一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孙传芳、危道丰、姜怀素之流受到了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