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雕塑生涯

我于开始教学的同时，在杭州西大街武林村弄堂租了一个小单元。在仅有两平方米半的天井上，加了个玻璃顶棚，作为工作室，雕塑工作就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这地方离西湖不远，我到位于孤山的学校上课，或早晚到湖滨去散步，总爱在断桥上停留，观赏美丽的风光，心旷神怡。白居易诗云：“湖上春来似画图”，苏东坡赞曰：“淡妆浓抹总相宜”，确是写出了西湖的神韵。我想，若能在这桃红柳绿、苍松翠柏之间，立几座洁白的雕像，不更能显示出河山壮丽，人杰地灵了吗？

于是，做雕塑的欲望更加强烈。

但当时的社会，没有用雕刻艺术装饰、美化园林风景区的习惯。我也不愿做宗教或宣扬迷信思想的雕像。社会更不把雕塑当作美的艺术来看。

为了打破旧俗，开辟新路，我和雕塑系的同学一起在城里举行雕塑品展览，宣传雕塑艺术，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想让人们知道，雕塑决不只是做泥菩萨，它主要的功能和文学、绘画一样，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是供欣赏和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陶冶人们的性情的，是美的艺术。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雕塑。回家后，就在小小的工作室里，塑造我周围的人的像。我想通过塑像歌颂、赞美中国人民。让看到像的人，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能体会到自己民族的聪明才智，精明强干，从而启发观众在各自的行业上，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进步，大胆地创造，努力前行。

除了教课之外，我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雕塑工作上。我做了三个青年女像，两个男像，一个女裸体像。这些雕塑品的照片很快就被画报拿去发表了。但作品却留在我家里，因为人们不把它们当作供欣赏的美术品看，只把它们视作某某私人的肖像。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像中国画幅一样陈列在自己家里。

雕塑不像书画，有笔墨纸砚，再加上一点颜料就行了。做雕塑品用石膏、木、石、铜等为材料，创作时需要请模特儿作参考。这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也需要用钱置备材料。

钱从哪里来呢？靠我的工资是不够的。这时，我很烦恼。我跑到灵隐寺，望着飞来峰徘徊，想到古人为宗教，把偌大一座山都雕刻了，我今天想为人做雕像，竟陷入这样困难的境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买材料，还做什么像呢？

当时，我在北京艺专的老师郁达夫先生也住在杭州。我时常去找他，向他谈了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也谈了我的困难和苦闷。

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春，他说他的熟人要为已死的母亲做个浮雕像，我答应做了。这是我回到祖国后，第一次有人找我做雕像。像的背面是郁先生写的铭文。铸成铜质后，就被那家埋在坟里了，我连个照片也未能留下。

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春，艺专一位色彩学教员周天初找我为一·二八淞沪抗日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做纪念碑。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法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消息，曾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我要回国的意愿。现在介绍我为抗日牺牲的将士塑像，使我有了建造大型纪念碑的机会，可以实现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个像在构图的时候，我决定塑两个人，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军官。头部是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塑头像时，我着意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尤其是在战士的头像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

记得这两个头像塑完后，我把它们拍了照，寄给我的老师朴舍看。老师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说这两个像塑得很好。他把照片给巴黎美院的同学们看，给美术界的朋友们看。还说要送到一个刊物上去发表。

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时，订主派人来催，说我做得太慢，他们不能等了。四块浮雕还只是堆了大样，他们就叫几个兵抬走了。我非常生气，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对待艺术，这样不尊重作者的意见？我和他们吵了一架，但没有用，浮雕就这样草草了事。

纪念像立在西湖第六公园的岸边，场地不宽，离马路和湖滨又很近，左右都有树木，不适于远看。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的像座不高。可是后来他们没有告诉我，就叫一个搞建筑的人，一下子把像座加到了五公尺高，这样两个铜像就显得很小，很不相称。尤为奇怪的是，在像座上四角，倒装四颗炸弹，不知是为了炸自己，还是炸敌人。我去质问他们，他们却把我拒之门外，不理我了。

这就是雕塑艺术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我更感到苦闷。不久，郁达夫先生写了一篇《雕刻家刘开渠》登在报上，对雕塑艺术给予热情支持，表示同情我对雕塑艺术的努力。

这以后，我又做了几个死人和活人的像，都要照着订主的意思做，否则他们处处刁难。这哪里是做雕塑！是受气、受罪！

大约到了一九三六年，我认识了程丽娜。她学绘画，爱戏剧，很有艺术修养。我为不能够做我想塑造的作品而苦恼，她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占领了北平和上海，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消息，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杭州人望见日本飞机在西湖上空盘旋，就惊慌逃避，一片混乱。

程丽娜一家人在十月中旬躲到绍兴，我第二天早上去绍兴看望她们。这天下午就从远方传来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她们一家和我当晚就从车窗跳进了已挤满了逃难人的火车，去了南昌，后又至汉口。我和程丽娜在这流亡途中结了婚。她的亲属在汉口住下后，我们俩就跟随已迁到江西省贵溪的杭州艺专，再到长沙。一九三八年初我们到了湘西沅陵。仓促离开杭州，我所做的头像和书籍等全部丢下了。在这三个多月中，今天不知明天逃往何方，我无法再想雕塑的事。

在沅陵，学校租了民房做教室，预备长住，又开始上课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逃难的混乱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我有时坐在屋前，想到西湖，想到丢弃在家中的作品和书籍图册，想到不能进行雕塑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愤恨已极。

沅陵城建在沅江、酉水相交的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林镶着江边，明亮的流水围绕在邻里相毗的轻巧的房屋下边，好似湘西姑娘衣裙上闪亮的飘带，景色十分秀丽。我想，如果能在这锦绣般的土地上添几座雕塑品，该有多好！

白日有所思，晚间有所梦。夜里梦见自己和逃难的百姓整天跑，到处都是死伤的群众和炸坏了的自己的雕塑品。一会儿，敌机又来轰炸了，就急得大喊起来，一喊就醒了。第二天，我去城里找沈从文兄和他的大哥沈芸庐先生。他们是凤凰县人，沈大哥定居在沅陵城。学校能够在这里很快地安顿下来，也多靠他们的帮助。沈大哥说：“你们这些美术家能到湘西来，很不容易，应该给沅陵留点作品。这是抗日纪念，也是你们在这里居住过的留念。”我对沈大哥说：“我昨晚还做了个梦，幻想在你们城里雕几座像……”

过了几天，沈大哥真的带着城里管事人来看我，说欢迎我在他们城里建立雕塑品，约我一起去看哪些地点适宜建立雕塑品。记得我们从长沙要来湘西时，长沙曾有些人劝我们不要去，说那里很乱。到了沅陵才知道，当地的头头是个草莽英雄，他与蒋介石的嫡系不和。我见到了他，不料传说是绿林好汉出身的“湘西王”，却很文雅。他不仅同意我为他的城里做艺术品，并且很快地为我造了两间木板墙并装有天窗的工作室。我准备动工做雕塑了。

正在这时，由长沙向沅陵、贵阳逃的人日渐多起来。纷纷传说武汉失守，长沙危急，学校又决定迁往四川。程丽娜这时已怀孕。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是随学校走，还是留在沅陵？我觉得工作室已造成，雕塑的准备工作已齐备，就不想走，让丽娜先走。

沈大哥一片好心，比我想的更细致，他说去贵阳的长途汽车非常拥挤，你们应该早走。向西南逃亡的人越来越多，再拖延怕丽娜就走不了啦。

我仍觉得扔下才建起的工作室走了，对不起热心的沈大哥。可他却说：“你们只管走，别的事不用担心，我来处理。”

就这样，沈大哥把我们送上了去贵阳的长途汽车，离开了我们很是留恋的沅陵和新造的雕塑工作室。

历尽艰辛，我们辗转经贵阳、重庆等地，直至一九三八年底才到了成都。

这时方知道，在长沙大火时，艺专仓促离开沅陵，经贵阳转迁昆明去了。日本侵略军已到湖南。传说纷纭，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打听川、贵、滇长途汽车，都说来去困难。丽娜这时已近临产，再也经受不了汽车的颠簸，我们只好留在成都了。

在成都《华西日报》上，我看到已有十多年未通音信的老朋友赵其文的名字，就去找他。从他那里得知陈翔鹤、周文、肖军、李劼人等均在成都。他们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聚会一次。后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以后在整个抗战期间，成都的进步文艺界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它组织的。我告诉其文，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校长熊佛西是我在北平艺专的老师，曾写信给我，问愿不愿意到成都为在滕县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师长做像。当时我在湖南，觉得四川路途遥远，没有答应，现在被日本侵略军迫到成都，王铭章又是死守阵地为抗日而牺牲的，如果他们还要为他立像，我想承担此项工作。这样，一是表扬抗日精神，二是我能继续搞雕塑艺术。

其文很同意我的想法，说应当做，便同我一起去找熊佛西先生。经熊先生说合，就与王铭章所在的四川部队单位商订了造像合同。

他们要求做一个骑马像，连像带座都由我一个人设计，承包费先付一半。

我过去做的都是头像、立像。现在正处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敌机不断临空轰炸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能为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做骑马像，我很高兴。我想，王铭章是个抗日志士，要在这个像上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激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誓保疆土，把敌人赶出祖国之外。

这个像有三米多高，王铭章骑在马上，挥动着右手，召唤军队向敌人冲去。在像座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浮雕。浮雕反映王铭章等人和敌寇英勇战斗的情景。

在成都从没有做过这么大的铜像，一切工作条件都要我自己从头准备起。丽娜拖着沉重的身体，去找一位在川康铜业管理局的熟人，帮助定购了三吨铜，租到一家停办的补习学校教室当工作室。我跑到郊外田地里，找到了可以做泥塑的观音土，一车一车地运到工作室；找铁匠铺和木器作坊，请他们做马的骨架和铸像下的铁轨转盘。因为雕像是立体的，必须把像建立在转盘上，做做转转，才能照顾到立体的互相连结关系，使像成为浑然一致的完整立体。但这样的铁轨转盘，铁匠铺铸不了。于是又向一家铁厂求助，才按我的设计铸了出来。我们白天四处奔波，筋疲力尽。晚上丽娜泡上浓茶给我喝，提提精神，进行骑马像浮雕的构思，捏草型、设计像座和画建筑图。一连忙了两个多月，准备工作总算就绪了。我们虽然觉得这样不分昼夜地忙，很辛苦，但艺术工作又开始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做大型的雕塑品，不仅是用脑力的创作，还像建房子一样，是细致的工程施工过程。单靠雕塑家一人，是既分散艺术精力，又拖长时间的。恰巧，这时有艺专雕塑系的同学到成都来，我就留他们帮忙，一道工作。

因为工作室比较大，文艺界的朋友们有时便到这里来聚会，开诗歌朗诵晚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朗诵了艾青的《火把》。

由于订主不懂艺术，屡次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延迟了泥塑时间。我们只顾埋头紧张地工作，却没注意到社会上的物价在飞涨。到一九四〇年春，泥塑做完时，房主要加房租，所需用的石膏粉也涨了很高的价。我存在银行里的承包费也贬了值，买不到原来预计能买到的材料。我们赶快搬到另外一个空着的职业学校。这时成都的石膏是由卖石灰的商人带着卖的，量很少。我同商人谈，由他提供足够用的石膏粉。他要的价钱很高，我只好照付。第一次卖给我的质量还不错，但没有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第二次送来的石膏粉中，却埋藏着受了潮的坏石膏粉。在灌马身大块阴模时，大部分石膏粉都不凝结。我只好把不凝结的石膏粉洗掉，重新翻制。为此浪费了材料，也浪费了人力、时间和钱。

九月初，一天晚上，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的住处。我说我想到延安去。他说：“欢迎你去。如果一时不能去，留在成都多和文艺、美术界的人士一起，为抗日做些工作也好。有一封信，托你代为转交。”我表示一定亲手交给收信人。由于我的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也由于想结束未完成的雕塑工作，我就继续留在成都。

成都一般的铸造厂怕翻铸不成，都不敢承担翻铜像，我只好自己翻铸了。我请了两位翻过砂的老师傅来帮忙，可是他们没翻过铜，我们就先翻浮雕做试验。翻铸应该用铁砂箱，铁砂箱可以竖起来灌浇，使铜水能顺利地上升灌满阴砂模。可是我的经济条件已不允许我先铸铁砂箱，只好用木制的砂箱代替。怕木砂箱承受不了铜水的热膨胀力而破裂，只好将砂箱平放着浇铸。这样，铜水平铺灌进阴模，总不能流满而剩有几处空隙。后来想了种种办法，才把浮雕翻成功。

轮到翻骑马像时，由于缺钱，不能添设备，困难就更大了。但我总要把它铸成铜像，不能半途而废。

我想出一个办法：在院子里挖一个比骑马像稍大一点的长方形的坑，代替砂箱，然后用厚木板做两个大盖子，当作上砂盖。一个垫底，以便用大铁条连接起来，夹着中间的砂模。马的砂模、灌铜水的浇铸口、散热的出气口等都预先烘干，安装好。坑的两边各砌一大化铜炉，由十六个人轮流拉风箱，吹风扇火。我以紫铜、铅、锡、铝为主，使像成后呈现青铜之色。

老工人要求以公鸡之血祭炉，这是迷信，但为了增强他们胜利完成工作的信心，我同意了；他们将一只大公鸡提在手中，斩鸡头，血洒化铜炉和风箱。

这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白天来轰炸。有一次在成都投弹，一下子就死伤几百人，我们院子里有三人遭难。可是化铜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因为警报而中断，我们只能等到下午五点钟以后开火，到午夜时，炉火正旺，至黎明三四点钟时灌铜。到时，两个炉中火红的铜水同时向砂模中灌进，周围的人都注视着，鸦雀无声，我的心情更紧张。铜水灌到接近马背时，由于压力增大，也由于一处砂模内未加铁丝网，铜水将该处砂模冲破，从出气口中猛喷出来。焰火冲向空中，将旁边的一棵大树的枝叶烧糊了一大半。铜水像雨点一样从空中向四面落下来，我和在场的工人身上的衣服都烧穿了许多小洞洞。这次事故使马身只铸成了一半，我们只好在这一半上，重新做砂模，接着翻制。经过多少昼夜的奋战，骑马像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夏翻成功了。

从王铭章骑马像订合同到铜像完成，物价涨了好几倍。原估计够用的承包费，不够用了。要订主根据物价的增长情况，略为增一点费用，他们不肯。我只好省吃俭用，把丽娜教学的薪金也全部填补上，到最后还不够，只好卖衣物救急，继续进行工作。有些朋友看见我狼狈困难的情况，对我说：“你若早用这笔订费跑生意，一定发财了。”朋友是出于好心，但我做梦也未想到做生意，更觉得这对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时，我没有任何别的工作，单靠丽娜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困难。

在不知怎样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由昆明又搬到重庆青木关松林岗的艺专新校长，约我再去担任雕塑教学。于是我们全家就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到重庆，回到艺专。

学校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时局是这样险恶动荡，哪里还用得上雕塑！雕塑这时有什么用呢！学雕塑的同学不多，但都很认真地学习，我也认真地教。我们都相信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打败，祖国一定会重新建设的。重建家园时，一定是需要雕塑艺术的！古代有很多的雕塑，现在仍是我们的骄傲，仍能鼓舞百姓的爱国心。目前，在山沟里教和学，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想到为了能继承、发展我国的雕塑事业，学些本领，大家就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学校在北山岗的南坡上，不少的教职工和学生住在南岗的北坡上的农民家里。我们住在一家生活比较苦的农民的猪圈和储藏牲畜草料的小房上边，开始时不习惯猪圈的气味，久了也就无所谓了。我每天穿过梯田小径，越过小溪到北山坡去上课。在那里住了一年，看见农民秋季收割，打场收粮；冬季整理旧农具，修补破房屋；春季开始以后，又忙着整田，准备耕种。老人和小孩放羊、割草、拾粪。我有时也帮助他们干点活，和老人坐在田埂闲谈。他们说，要不是社会混乱，军阀巧取豪夺，官僚横行霸道，再加上日本鬼子侵略，他们也不会这样苦，生活会好些的。在四季中，眼所见，耳所闻，启发我想做以农民家庭为题材的雕塑品。到一九四二年，艺专又换了校长。而且为了将就他，学校再次搬迁到重庆郊区沙坪坝嘉陵江北岸黑院墙农村。我们一家租住在沙坪坝刘家坟祠堂里，和丰子恺先生邻居。我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小女儿，就生在这里，所以起名叫刘沙平。从住处到黑院墙，过江后还要走七八里。遇到天雨路泞，走起来十分困难，有时还要滑倒在泥浆中。我本有头痛病。有一次刚到学校就晕倒了。我和丽娜虽说都工作，但因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不动，所以生活很困难。尤其是丽娜，除了上课外，每天还要牵一个孩子，背一个孩子，洗衣做饭。但她还是让我腾出时间做雕塑。在一家人挤在一小间屋的情况下，我做了一个少女像。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孩子，长得健康又富有中国少女的典型美。我很满意这个塑像。但当时连拍张照片的条件都不具备，后来这个塑像又失落不见了。我每一想及，就悔之不已。后来很少再见到像她那样美的少女了。

到一九四三年夏，郭有守先生从成都来信，说那里的市政府为纪念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要做无名英雄铜像，请我去担任这个雕塑工作。但说该市没有多少钱，希望我能半尽义务。我收到信后，很生气：市政府说没有钱，倒要我喝着西北风为他们卖力。我多少年来做雕塑工作，不少的时候，由于订主不懂雕塑是艺术，是创造性的工作，只是把雕塑当成是他们眼光所见事物的翻版，在创作过程中乱出主意，甚至以出了钱的老板态度，表示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就不要了。真是做一次订主的工作，生一次气，甚至想再不做雕塑工作了，认为雕塑艺术在这个社会中是不能存在的。气头过后，还是爱这一行，还是想做。而且觉得只教别人学，自己不常做，我不是变成了个“说雕塑”的人，而不是做雕塑的人了吗？我只有做好，才能教好，也只有创作出雕塑品，才有雕塑艺术。想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成都。那是个“无名英雄”像，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我可以按我的意思做，也许能做个比较好的作品。这样，我约两个同学一起，又去了成都。

我原先借用的学校已为别的单位用了，托了好多人，才借到成都市参议会两间房当工作室，和两位同学一起准备塑像泥和木头骨架等。把像的大型堆好，同学回重庆学校学习，我就一个人进行工作。“无名英雄”像是表现一个战士身背着斗笠，穿着短裤，打着裹腿，足蹬草鞋，端着枪，两眼怒视前方，冲向日本侵略者。

我没有模特儿，也花不起钱去请模特儿，我就自己持枪跑步前冲，体会抗日英雄向敌人冲杀的勇敢形象，参照着自己仇恨敌人的情感，来塑造英雄的脸形。他嘴唇紧闭，眼睛里充满怒火，直视前方。为了塑造好形象，不知反复了多少次！也是在反复塑造中，形象才有了逐步的提高。我在像的周围，在那间小屋里，白日站在木架上工作，夜里也去开灯看艺术效果。每有一点满意的形象出现，就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我深深体会到，刻苦努力地探索，坚持不懈地工作，是使艺术逐步提高的必经之路。

像快塑完的时候，一天有人敲我工作室的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徐悲鸿先生。他说他到成都后，听人谈我在塑像，便马上来看我。我连忙请徐先生看塑像，请他提意见。

这天天气晴朗，顶棚的光照比较强地射到像上，使像的造型神情能看得清楚。徐先生一边看一边说：“很成功，很好，向你祝贺！”

我告诉徐先生，如果能让我做的时间长些，也许还会有所改进。他说：“我去告诉他们，应该允许美术家有足够的创作时间。”

无名英雄像塑完后，铸成铜质，建立在成都东门外的广场上。铜像是完成了，可又有谁知道我是另外又接做了一些私人头像，把得到的报酬，来补足费用才最后完成的呢？

丽娜为了在工作上帮助我，在一九四三年冬，带着三个女儿也来到成都。参议会因为雕塑做完了，不让我再住下去。后来还是得到郭有守先生的帮助，让我们住进督院街教育厅的空房子，将原来的厨房当作工作室用。我在一九四四年做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就是在这四面墙被烟熏得漆黑的小屋中做的。那时，在成都春熙路，有一个很矮小，也不像孙中山先生的石质立像。大约由于“无名英雄”像受到好评，市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又建议由我来重新塑造一座孙中山像，以换掉那个石像。立像的场地不大，我设计了一座坐像。孙先生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一只脚略为向前伸，另一只脚稍微向后。我准备把像座改建低些，以便和坐像协调。这个像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做完。雕塑工作的进度赶不上物价，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时石膏粉又涨了好几倍，我只好自己买生石膏，自己加工了。

生石膏和石头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用铁榔头把它打碎。丽娜和请来的工人拣大块的打，我的大女儿那时还不到七岁，也跟着用小铁锤，将已打成小碎块的再锤成碎末。碎末不够细，还要上石磨，把它磨成粉状。生石膏粉是有水分的，必须把它上锅炒干后才能用，否则它不凝结，不能做成硬模。因为我们无钱置买炒石膏的设备，只好用我们的铁锅来炒。生石膏放进锅里，随着火力的增加，生石膏粉像水一样在锅里滑动，随后便积成堆。一边翻转，一边炒，等到水分全干时，粉面满屋飞扬。这个最关键、最难做的工作，都是丽娜承担的。

有一次，陈翔鹤兄看见她满身满头白粉从屋里出来，就开玩笑地对她说：“怎么，你们开面粉厂，丽娜做老板娘啦！”这个像，用自己加工的石膏粉翻起来，很顺利。只是在拆泥塑下垫的砖时，石膏阴模倒在丽娜的左手腕上，差一点把腕骨压折。

孙先生的铜像铸成已是抗战胜利之后，安装时我去了上海。后来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改建像座，所以上下显得不协调。

到了一九四五年底，熟人介绍李家钰的家属来找我，要我为李做一个骑马铜像。并说，李家钰是在河南誓死抵挡日军前进时牺牲的。但公家没有人提出给他立像，所以他的家属愿意自己出钱，就是出的钱多些，也一定要在成都为他建一座骑马像。

这是一个同王铭章像一样大的骑马铜像。他们在钱上的确没有太计较，因此我也就有钱能请两位雕塑系的同学帮忙一道工作，同时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做这些私人肖像以外的雕塑创作。

这时候，我想起在重庆青木关松林岗那一年多难忘的经历。由于住在农民家里，朝夕相见，不但看到了他们四季繁忙的劳动场景，像插秧、割稻、喂猪、饲禽，也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虽是在饥饿贫困之中，他们也是渴望幸福、向往欢乐的，他们也有憧憬，也有追求。我决定用高低浮雕并用的形式，表现他们的生活，倾吐他们的愿望，于是多年来的构思成熟了，我进入了创作过程。

浮雕正中是一个健康乐观的妇女，她含着笑在奶孩子，左右各有两个较大些的孩子，分别踏着一只猪和羊。左侧还坐着一个穿草鞋的老人，一个中年男人含笑望着她。右侧是一个握着铁锤的木匠，一个纺纱的女工。背景则是打铁、拉锯的匠人和驱牛犁田的农夫。在这些人上面，是火车和飞机，整齐的住宅和美丽的园林。我给这座浮雕定名为《农工之家》。这是我在成都真正完全按自己的意愿，不受别人牵制的唯一的大型创作。

浮雕完成后，很多同学和友人来看，都表示喜爱赞赏。他们认为，用雕塑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以农民、工人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在中国雕塑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一个开端。

抗战胜利后，许多战乱时流离失所的文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归去。我无家可归，就想只要哪里有雕塑做，便到哪里去。想来想去，觉得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工作机会可能多些，于是便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动身去上海，在上海园场管理处担任技正，负责园林和广场的美术设计。因为那时在上海租房子，房主要先用金条当押金。我没有钱，租不起房子，就住在园场管理处的盛工具杂物的库房里。有了安身之处，不久丽娜也带着孩子来到上海。

我住的库房外头，是一个很大的清粪池，贮存粪便，沤烂用于养花。所以风一吹，气味就扑进房门。尤其是夏日，更腥臭难闻，令人作呕。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做了鲁迅像、蔡元培像、范旭东像等等，还为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作为篮球赛奖的小型男球员全身像。

直到上海解放，我才搬出了这不能住的住处。

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雕塑艺术的春天就要到来，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刘米娜 帮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