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为何获胜
随着战号声音的响起，士兵们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他们冲锋的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伴随着响亮的呼喊，士兵们自发地开始奔跑，冲向营地。反观占据主场的野蛮人军队却陷入了恐慌；乞里西亚女王坐着马车直接逃之夭夭，而营地中的商人们则扔下了货物，同样溜之大吉。此时，希腊人爆发出一片笑声，然后冲向营地。乞里西亚女王被希腊士兵的勇敢行为与方阵士兵的纪律所折服；而小居鲁士则对野蛮人见到希腊人时显露出的恐惧状态感到十分满意。
——色诺芬，《远征记》，1.2.16-18
文明的暴徒们
即便身处困境，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杀手仍然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公元前401年夏季，10700名希腊重装步兵——装备沉重护甲、长矛与大盾的战士——被小居鲁士王子雇佣，帮助他夺取波斯帝国的宝座。这些士兵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大多参加过此前延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作为雇佣兵，他们来自整个希腊语世界的不同地区。这支部队中的许多人是残忍的变节者与流放犯。就年龄而论，其中不乏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以及老当益壮的中年人，他们都是为了报酬加入军队的。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失业者，之前的希腊人内战几乎摧毁了整个希腊世界，在一切都化为废墟的战后，他们不顾一切把杀手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然而，这支庞大的军队里也有少数出身特权阶级、修习哲学与演说的人，像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彼奥提亚将军普罗克森努斯（Proxenus），还有外科医生、职业军官、计划殖民异乡的人以及小居鲁士王子身边富有的希腊友人，他们将和穷困潦倒的雇佣兵们一起踏上希腊。
这支军队成功地向东行进了1500多英里，粉碎了沿路的一切抵抗，在巴比伦以北的库那科萨（Cunaxa）战役中，希腊人径直冲破了波斯皇家军队的行列。小居鲁士的军队成功摧毁波斯人整侧阵形的代价仅仅是一名希腊重装步兵受到箭伤而已。万人远征军的胜利是波斯王位争夺高潮中的一幕，然而希腊人的出色表现却被他们的雇主浪费了。居鲁士鲁莽地冲入敌人阵线寻找他的哥哥阿塔薛西斯，最终被波斯禁卫军砍倒在地。
转眼间，希腊人被占据主场的敌人攻击，就连不久前还是盟友的波斯人也反目成仇，他们被困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没有金钱、向导和补给，试图加冕波斯王冠的王子战死沙场，甚至没有足够的骑兵或者远程部队辅助他们。尽管如此，孤立无援的希腊远征军仍然通过投票拒绝向波斯大王屈膝投降。他们有自己的计划，那就是一路杀回到希腊世界。根据色诺芬的《远征记》（Anabasis，即“异国征途”）的记载，这支军队长途跋涉取道小亚细亚，向北直抵黑海之滨。作者本人正是希腊远征军撤退时的军队领袖之一。
对于这支希腊军队而言，尽管他们被数以千计的敌人包围，尽管他们原来的将军们被诱骗捕获、斩首示众，尽管他们自己的行军路线还不得不穿越超过20个野蛮部族的领地并与之奋战，尽管他们要途经冰冷的雪山，穿过高耸的山口，走过缺水的荒原，遭遇霜冻，遭受营养不良和疾病，同时还要对抗野蛮的部落民，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离开家乡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之后还是毫发无伤地抵达了黑海的海滨。他们在行军路上击溃了所有挡路的亚洲军队。每六个人中有五个人活着回家，而客死异乡的人中，绝大多数不是在战场上阵亡的，而是死于亚美尼亚的皑皑白雪。
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万人远征军也亲身见证了许多奇闻逸事。他们被陶基安人（Taochians）所震惊，这个民族的妇女儿童从村庄所在的高耸悬崖上跃下，执行一种仪式化的群体自杀活动。至于肤色苍白的野蛮人莫锡诺锡安人（Mossynoecians），则在公开场合下交媾，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卡里比安人（Chalybians）杀死敌人，并带着他们的头颅继续自己的旅行。即便是波斯大王的皇家军队，看起来也是如此诡异：追击希腊步兵时，被他们的军官鞭打着驱赶前进，一旦希腊方阵展开攻势，他们便作鸟兽散。让《远征记》的读者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希腊军队所展现出的勇气、技艺以及粗暴残忍——毕竟在征伐亚洲的岁月里，以上特征只和杀戮与金钱有关——更有这些希腊人和与其对抗的那些勇敢部落民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
哲学家、修辞学家和谋杀犯并肩作战，迎面冲向敌人，除了希腊，整个地中海世界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奇景？又有哪支军队能像他们一样，任何人地位相当，至少是自由的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有哪支军队能够像他们一样，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者？这样的一支小部队，在自己选举的委员会的监管下，在千万敌人的包围圈中，是如何跨越数千英里征途安全回家的？
一旦万人远征军离开库纳科萨的战场，在这个既是雇佣兵军队同时也是“移动的民主政府”的团体中，士兵们会按期举行集会，对当选将军们的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在危急时刻，他们会组建特别委员会管理事务，以提供足够的弓箭手、骑兵和医疗人员进行应对。当他们面对一系列未曾预料到的天灾人祸之时，诸如难以逾越的河流、粮草缺乏的困境以及情况不明的敌对部落，他们召开集会，通过争辩和讨论来决定新的战术、打造新的武器，并改进现有的组织制度。当选将军们和士兵一起行军、战斗，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开销提供详细的账目清单以赢得信任。
这些士兵们渴望在战斗中面对面地与敌人进行冲击式的战斗。他们都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肩并肩地形成紧密阵形与敌人交锋。尽管这些希腊人严重缺乏马匹，但是他们对波斯大王的骑兵却充满蔑视，“至少我们中没有人被马咬死或者踢死在战场上”，色诺芬这样告诉身处重围的步兵们（《远征记》，3.2.19）。在整个征途中，一直到抵达黑海沿岸为止，万人远征军都会对内部进行司法监察，并监督其领导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的一举一动。任何对行军方式心存不满的人都可以投票决定离开大部队，按照自己的路线返回故乡。在这里，一个出身低微的来自希腊阿卡迪亚地区（Arcadian）的牧羊人，在投票时，与出身贵族的色诺芬有着同样的权利，尽管后者曾向苏格拉底求学，后来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著。这些专著涵盖了古代雅典的诸多领域，从道德哲学的讨论到公民潜在收入的研究，不一而足。
对波斯人而言，打造一支像万人远征军这样的部队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支类似于波斯大王精锐部队的重装步兵部队，即所谓的“长生军”（Amrtaka），这支部队同样有一万人。倘若这支部队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失去后援，在希腊身陷敌境，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行军到特萨利，击败了每个他们入侵的希腊城邦派出的无数重装步兵方阵，然后安全抵达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然而这一切都只停留在想象之中，历史提供了更为悲剧也更为真实的情况：在公元前479年，波斯将领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的庞大入侵军队，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中被人数较少的希腊联军所击败，被迫北撤300英里，取道特萨利和色雷斯返回故乡。尽管这支波斯军队人数庞大，希腊人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追击，但仍只有少数波斯军人得以逃生。显然，这些部队和万人远征军完全不同，他们的国王很久以前就抛弃了他们：薛西斯在萨拉米斯（Salamis）大海战失败后，在上一年的秋天就起驾返回安全的波斯宫廷去了。
尽管色诺芬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万人远征军士兵身上有青铜、木头和铁制成的甲胄，要优于任何亚洲人的装备，但单单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并不能解释希腊人奇迹般的成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希腊人在天性方面与阿塔薛西斯的军人有何不同。后世有伪科学观点认为，欧洲人在人种上优于波斯人，对于这种看法，在古典时代可不会有希腊人买账。尽管万人远征军大都是久经战阵的佣兵，靠分赃战利品和偷窃过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当时任何其他劫掠成性的军人更为野蛮好战。当然，和他们在亚洲遭遇到的部落民相比，这些希腊人也不会显得更为仁慈或者更有道德观念。希腊人的宗教并不会教育信众们逆来顺受，也不会把战争本身形容为超自然或者超道德的。在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气候、地理和自然资源也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色诺芬的同胞对于小亚细亚的居民只有嫉妒的份，在亚洲，可供耕种的土地与自然资源蕴藏的财富，和贫瘠的希腊本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们警告自己的同胞，任何希腊人倘若移居东方，难免会在这片富庶远胜故乡的土地上变得好逸恶劳。
然而，色诺芬在《远征记》中也明确指出，希腊人进行战斗的方式与他们的敌人大为不同，展现出特有的战争特点：他们拥有个人自由的感受，纪律更为严明，武器也更加致命，战士之间关系平等，主动求战的意识突出，思维灵活并能够适应新的战术，而且偏爱重装步兵的冲击作战方式。这也是希腊文化中极具致命特点的产物。这种特有的杀戮方式，源于他们的共识政府体制，源于中产阶层内部的平等地位，源于对军事事务的民众监督，也源于政教分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性至上思潮的大行其道。在希腊远征军面临绝境、险些全军覆没的时刻，他们搬出城邦体制这一法宝，激发出每个希腊士兵内心的力量，然后，这些希腊人便以城邦公民的态度进行每一场战斗，所向披靡。
对东方人而言，在万人远征军之后，他们还将面对各式各样残忍凶暴的欧洲入侵者：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与他的士兵们，雇佣兵队长卡瑞斯（Chares），亚历山大大帝，尤利乌斯·恺撒和他几个世纪的军团统治，十字军，赫南·科尔特斯，亚洲水域的葡萄牙探险者，印度和非洲土地上的英国红衫军团，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小偷、海盗、殖民者、雇佣兵、帝国主义者和探险家。和万人远征军一样，绝大多数后来的西方远征军，与占据主场的东方人相比，人数上都处于劣势，而且远离故乡进行战斗。尽管如此，他们总能战胜比自己多得多的敌人，并利用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优势杀死对手，丝毫没有一点儿心慈手软。
在欧洲人对军事领域的长年实践中，一支西方军队最大的军事担忧是对抗另一支西方军队，这在过去2500年的历史里已经成为常态。在对抗波斯人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中，只有少数希腊人丧生；但在尼米亚（Nemea）和喀罗尼亚战役中（Coronea，公元前394年），一旦希腊人面对希腊人，造成的伤亡便会数以千计。后来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80～前479年）中，希腊人损失寥寥，反观希腊城邦联盟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死伤之多，如同血浴一般。亚历山大在亚洲杀死的欧洲人，比大流士麾下几十万波斯大军所杀的还要多。几乎毁灭罗马共和国的罗马内战，比迦太基军事奇才汉尼拔（Hannibal）所造成的损失更胜一筹。滑铁卢、索姆河以及奥马哈滩头的屠杀，更进一步证实了当西方人遭遇西方人时，杀戮的惨烈程度将会更上一层楼。
本书试图对以上这一切情况进行阐释，即为何西方人如此擅长利用他们文明的某些特质来进行杀戮，或者说如此残酷、频繁地进行战争，自己却安然无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军事发展的历史都是西方军队勇往直前的历史，当然，军事学家们肯定不会认同这种高度概括的说法。大学里的学者们则会把类似的观点斥为盲目爱国的谬论，或者更糟，他们会引用从温泉关战役（Thermopylae）到小巨角战役（Little Big Horn）的一系列反例来证明该观点的错误。至于公众本身，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文化所带来的非凡的持续的军事致命性。尽管如此，在过去的2500年间——即便是在黑暗时代，远在“军事革命”、文艺复兴、欧洲人发现美洲以及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前——西方战争就拥有其独特的因素，一种西方国家所共有的战争基础与传承不断的战斗模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战士。
战争的第一因素
以战争为文化
对于西方军事文化在道德上是否优于非西方文化这点，我不想予以过多讨论。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结束了墨西哥城中大金字塔上用活人祭祀、酷刑折磨的可怕景象，然而，这些人本身就来自一个设置大审判庭、发动残酷的“收复失地运动”的动荡社会，他们身后留下了一个疾病肆虐、几乎化为废墟的新世界。同样，对于确定某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我也兴味索然。在秘鲁大开杀戒的皮萨罗（Pizarro，他曾经毫无感情地宣布“印加的时代到此为止”）和他那些充满杀戮欲望的印加敌人相比是好是坏，印加从英国人的殖民活动中受益或者受害，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与美国人用燃烧弹毁灭东京孰为正道，这些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西方人内心的阴暗面，而是他们进行战斗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特别是西方人高超的军事技艺如何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更大领域造成影响，尽管这些领域本身与战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价值观与战斗力方面的联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事出有因。古希腊的历史学者们将自己关注的焦点放在战争上，总是试图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分析成败。在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生活在近2500年前的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对那些对抗斯巴达重装步兵的伊利里亚和马其顿部落所表现出的勇猛充满鄙视，他将这些部落民称为“野蛮的对手”，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纪律，无法承受冲击式战斗的考验。“就像所有的乌合之众一样”，这些人一旦遭遇阵形严整的敌人所挥舞的冰冷锋刃，原本凶恶可怕的形象便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恐惧的哀号。为何如此？布拉西达斯继续告诉他的士兵们，这样的敌人产生于“多数人无法统治少数人，反而被少数人所统治”的文化氛围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126）。
这些没有共识政府与成文宪法的野蛮人拥有数量庞大、聒噪不休的军队，他们的外表看来令人畏惧，他们的呼喊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挥舞着看起来十分可怕的武器。布拉西达斯向他的士兵们保证，较之这些野蛮人，“像你们这样的城邦公民，能够轻松应付他们”。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未提及任何关于肤色、种族或者宗教的内容。相反，他只不过简单地把军事纪律、成列而战以及对冲击作战方式的偏爱与大众建立的共识政府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以上这些因素能够让方阵中的普通士兵具备众人平等的意识并在精神风貌方面胜过敌人一筹。布拉西达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部落民歪曲描述为西方人幻想中的狂野暴徒，无论我们是否把这种描述当作西方人自大的捏造，也不必纠结于是否该将他所在的斯巴达采用的寡头体制归为一种基础广泛的政府形式，或是吹毛求疵地认为欧洲步兵常常被更为敏捷的轻步兵伏击而败北，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宪政统治下的希腊诸邦拥有重视纪律性的重装步兵传统，这种传统是居住在他们北方的部落民无法获得的。
那么，在分析不同文化以及文化间冲突的过程中，为何需要将目光聚焦在短短几小时的战斗过程以及普通士兵的作战经验上呢？为什么不去关注史诗般的大型战役、不胜枚举的宏大战略、独辟蹊径的战术机动与戏剧化的行动过程呢？上述的方方面面要比分析社会和文化有趣得多。战争的历史永远都是关于悲剧性杀戮的历史，这种历史的细节永远只能从战争中找到。一支军队传承何种文化，决定了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数小时的战斗里能够活下去，还是成为被遗留在战场上腐烂的尸体，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战争不需要承担任何罪责。类似资本主义与公民军队这样的概念在战场上并不抽象，它们成为实际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勒班陀（Lepanto）海战中一名20岁的土耳其农民将会生存还是会与几千名异教徒一起葬身鱼腹；同样也决定了来自雅典的鞋匠与皮匠们是在萨拉米斯（Salamis）外海屠杀波斯人之后安然回家，还是泡在海水里腐败发涨，随着浪涛一起被冲刷到阿提卡半岛的海滩上。
在战斗中有一条固有的真理，即没有人能够掩盖战场上的结果，也几乎没有人能为死人辩护，或者是把悲惨的失败装点成伟大的胜利。一系列战斗的结果，决定了整场战争的成败，而战场上每个个体或生或死的结果，便是单场战斗胜负的风向标。各式各样的观察家们，从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到约翰·基根（John Keegan）一致指出，描写冲突并不意味着仅仅记录威力十足的步枪、战斗力出众的帝国军队或者罗马短剑举世无双的剑刃，而在于描述子弹如何射入一个年轻人的眉心，或者利器如何切开无名高卢人身上的动脉和内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言说，战争带来的是不朽而非死亡：受创的战士只是陷入沉睡，而不是被撕成碎片；将领们仿佛是在命令整连整营机器人一般的部队走向战场，而不是朝十八九岁大的孩子怒吼，命他们进入毒气与铅弹弹幕中。一具腐烂的尸体和科学与文化的进步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描写战斗时用语委婉，或者回避对杀戮景象的描述，近乎一种犯罪。从荷马、修昔底德、恺撒到维克多·雨果和列夫·托尔斯泰，从斯蒂芬·朗西曼、詹姆斯·琼斯到斯蒂芬·安布罗斯，善于描写战争的学者与作家们都会将战略战术与流血和死尸放在一起加以着墨，这并非巧合。在描写战争时不去讲述青年人如何厮杀和死亡，不让后人记住数以千计的战士年纪轻轻就命丧沙场，不去记载坚实而充满生机的躯体如何在几分钟内化为没有生命的腐肉，倘若我们在撰写关于文化的更大话题时回避对上述杀戮景象的描述，历史又该如何写就？
对于政府制度、科学研究、法律之约与宗教信仰如何在转眼间改变战场上千百人的生死命运，我们只能用战死者的生命为代价加以衡量，至于发掘其中的因果奥妙，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在海湾战争（1990～1991年）期间，美国智能炸弹的设计者，装备工人，下发订单、接收武器、储存并安装弹药的物流人员，这些人和他们在伊拉克的对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倘若在伊拉克有对等的军事从业者的话——这些美国人的行动注定了一名萨达姆·侯赛因手下被征募的无辜士兵将在战场上没有多少机会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命运，也无法在死前展示一下英雄气概或者杀死向他轰炸的美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些伊拉克年轻人成了美国直升机驾驶员面前闪烁屏幕上的目标，为什么两者所处的位置不会互换，为什么那些来自天寒地冻的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士兵，比来自战场附近酷热难耐的巴格达的伊拉克军人更适合沙漠气候？这一切主要都归功于文化中的遗产，而非战场上的勇气，至于地理上与基因中的偶然因素，更是影响甚微。战争的终极目的在于杀戮。倘若历史学家们忽略死亡的残酷，那么他们就无法讲述出真实的故事。
那些“伟大战役”
武断地给某些战役安上“决定性”的光环，势必会声名扫地。相关领域的经典有爱德华·克雷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的《十五场世界经典战役》、托马斯·诺克斯（Thomas Knox）的《滑铁卢以来的决定性战役》，以及J. F. C.富勒的《决定性世界战役：从萨拉米斯到马德里》。这类概要式的著作都试图向读者展示这样一副场景：文明的进程取决于一场里程碑战役中一两场冲锋的成败。个人的怯懦、勇敢以及运气所产生的行为被克雷西称为“人类的可能性”，它们与更大范围的“因果”相抗争，后者更像是已经被注定的东西，因此被克雷西称为“宿命的部分”。
这些伟大的战役同样也被挑选出来作为道德和伦理方面的研究对象。克雷西在他的序言中承认，“在经过磨炼得到的勇气之中，在对荣耀的热爱之中，有着无可争辩的伟大属性，正是这种属性帮助战士对抗痛苦与死亡的命运”（《十五场世界经典战役》，附录vii）。战斗能够使得我们自己体内或英勇或怯懦的一面无所遁形。按照19世纪时人们的逻辑，塑造个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过去的战争史，了解其中关于英雄和懦夫的故事。也许一开始我们很难确定克雷西关于一场战斗改变历史的立论是否正确，也不能对这种看法盖棺定论。倘若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出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代表处于西方文明初始阶段的希腊人可能早就被波斯帝国击败，且被征服成为帝国最西部边陲的一个行省，这对于后世欧洲历史的发展将会是灾难性的。类似的，我们在阅读历史著作时，当翻到亚历山大的长枪方阵在高加米拉战场上进行冲击的篇章，便能学习到尚武而大胆进攻的军事理念；而看到李维（Livy）关于罗马人在坎尼（Cannae）战役中的糟糕表现，也能警醒人们愚蠢指挥会导致何种灾难。对我而言，重拾19世纪的“伟大战役”式题材，并非为了像前人一样写作，本书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历史的绚烂瞬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住战争中英雄勇猛的剪影。除此之外，文化也会在战争的熔炉中锤炼成型，一旦有组织的杀戮最终谢幕，那些曾经在文化中朦胧不定、毫无定势的元素终将脱颖而出，在历史长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比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中，乃是唯一能够在纪律、士气方面达到如此高度，同时在技术上取得高深造诣的文明体系，也只有这样的文明会在凡尔登（Verdun）会战里将杀戮的艺术推向疯狂的极致——工业文明下永无止境的杀戮远比部落时代最血腥的屠场来得可怕。无论是来自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武士，还是祖鲁族的军人，在组织、后勤与武备方面都无法达到现代西方军队的水准——他们也无法杀死或者替代——数以十万计的西方士兵，这些人花费数年时间浴血奋战，只为了民族国家所秉持的一条抽象的政治路线而已。即便是最为勇武的阿帕奇（Apaches）族印第安战士——他们在大平原上的掠袭与散兵作战中无比勇敢——在经历了葛底斯堡（Gettysburg）战役的第一个小时之后也会难以承受，只能打道回府。
基于同样的理由，1941年12月，在大不列颠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纳粹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人的飞机翱翔于夏威夷外海之时，美国政府处于如此绝望的时刻也不会命令数以千计的海军飞行员撞击山本五十六的庞大航母舰队，或是用B-17轰炸机撞击德国油田的精炼设施。在哈斯德鲁巴（Hasdrubal）惨败于梅陶鲁斯（Metaurus）河畔的战役之后，迦太基的公民大会不太可能号召进行一次所有体格健全公民的总动员，虽然罗马在遭遇损失更为惨重的坎尼战役时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迦太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民皆兵的国家，因而也无法在失败后立马恢复元气，对抗重生后的罗马军团。在战斗中，我们得以管中窥豹，捕捉人们在战场上杀戮和死去的方式及其原因，从而发现更大图景下的个中缘由，在战场上这是难以隐藏也更难被忽视的。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克雷西在描写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战役中的胜利时，评价道：“这场战役不仅推翻了一个东方王朝，同时还取而代之建立了西方人的统治。高加米拉打破了单调乏味的东方世界的统治，展现了西方文明的活力与优越性，正如现在英国的使命是用商业与征服作为手段，将活力注入僵化的印度和中国，打破他们在精神与道德上故步自封的围城。”（爱德华·克雷西，《十五场世界经典战役》，63）克雷西的每句话几乎都是错的，除了一个词无可争辩，那就是“西方的活力”。英格兰的精神存在于印度，而印度的精神却难以进入英格兰。亚历山大大帝的骑兵队很难被称作文化的使者，他们向东的征程更多是为了掠夺和抢劫，而非“带去文明”。尽管如此，他们能够进行杀戮而自己却毫发无伤，正是因为几百年来继承了整个古代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军事传统，而产生这种传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和阿契美尼德治下的波斯相比，显得大有不同。
九场战役被选入本书进行详细分析，在这几场战役中，文明的命运取决于战场的胜负，尽管以萨拉米斯、高加米拉以及墨西哥城之役的情况而论确实如此，但这并非这些战役入选的唯一原因。我同样不会因为一场战役中有人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或者勇猛无畏的素质便为此落笔，至于那些理应被欣赏或者摒弃的道德观念和民族特性，同样不值得过多的关注。诚然，一支军队的组织、纪律与装备水准能够提升或者削弱士兵的勇武精神，但勇气本身仍旧是人类共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对于军队状况的了解，既不能体现单兵战斗力，也无法代表一个特定民族在军事或者文化上的整体实力。从本质上说，欧洲人并不比非洲人、亚洲人或者美国土著更为果敢智慧，即使在战场上后者往往成为前者杀戮的对象。被科尔特斯的大炮轰成碎片的阿兹特克武士和在罗克渡口战役中被英军马提尼·亨利步枪打成筛子的祖鲁战士，可以说是整个战争史上最为英勇的士兵；而在太平洋战争的中途岛战役里击毁加贺号航母的美国飞行员，论勇气也未必能抵得上那些被困在下方受创战舰火海中的日本海军士兵。
此外，我并不能从军事角度提供通行普适的“课程”。本书中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保证在战术上瞬间击垮一整支军队，类似的不明智尝试包括摧毁德国人在俄国前线装甲力量的库尔斯克会战，以及思虑不周的瓦卢斯带领远征军进入日耳曼人地盘的行动，后者导致数以千计的罗马军团士兵命丧沙场，而罗马也失去了将日耳曼并入自己领土的机会。当然，确实存在一些关于“战争艺术”的不变理念，它们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存在，对战争中人类的表现的影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经由文化熏陶而后天获得的。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包括：集中兵力进行打击，适当利用出其不意的因素，保证后勤补给的安全，等等。然而，绝大多数此类关于战场知识的书籍早已由前人写就，他们的著作旨在揭示战争之所以胜利或者失败的普遍真理。然而，他们通常无法理解跟随一支军队踏上战场的特定文化，也难以发现它的重要性。
与前人不同的是，我选取数个战役进行详细分析，是为了发掘其中的文化元素，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本质。选中的战役之所以被称为“里程碑”，是因为它们展示了一个社会怎样面对战争，而非因为它们体现了历史的重要性；它们是关于战争文化传统的缩影，而非细致而循序渐进的西方军事进化史。这些战役的胜利者甚至都未必是西方人。举例来说，坎尼战役对罗马人而言，便是一场可怕的失败，至于春节攻势，则在政治上彻底羞辱了美国人。同样的，这些战役也未必都是西方与非西方军队之间进行的较量。在西方战争艺术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迦太基、日本帝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那里学到很多，以上这些对手都或多或少根据战场情况选择性地使用了一些西方军事实践与武器装备，在这一方面是他们非洲或者亚洲的邻居们所无法比拟的，而这种学习能力最终帮助他们杀死了数以千计的西方士兵。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流士三世雇佣希腊士兵为他作战，奥斯曼土耳其人迁都到新近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祖鲁人在罗克渡口战役中使用马提尼·亨利步枪，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的苍龙号与美国海军的企业号外形神似，以及AK-47与M16步枪拥有相近外观的原因，都是一脉相承的。反过来，西方人学习东方的情况却寥寥无几。亚历山大大帝并不会雇佣波斯的长生军为自己作战，而十字军也不会把法国或者英格兰的首都迁到他们所征服的推罗和耶路撒冷城，大不列颠的军队不会装备土著士兵的长矛大刀，而美国海军也不可能引入武士刀的训练。
为了甄别出过于普遍或者重复出现的战争主题，我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寻找独具特性的样本：战争形式包括海战、空战与陆战；战场范围涵盖新大陆、地中海、太平洋地区，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入选战役中有小规模的，也有大规模的；从战役的重要性来说，中途岛战役对于二战的走向至关重要，而罗克渡口战役则对英国和祖鲁人之间的胜负毫无影响；交战的双方可以是殖民者和土著民，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帝国，或者是一种信仰挑战另一种信仰。除此之外，我还尝试利用最不可能发生的例子来阐述西方战争的特性：本书展示了当一支雇佣兵军队摧毁罗马人的国民军队时，公民军队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向读者证明了，即便是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在传说中西方虚弱不堪、骑兵独自主宰战斗的岁月里，步兵也能在战场上展现出无比强大的统治力；科技的优越性则在西班牙征服者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他们来自一个建立宗教审判庭、刚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不久的国度；读者能够看到西方军队面对祖鲁人时在纪律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后者的纪律与组织力在非洲本土军队中是最为出色的；当文章进行到关于春节攻势的章节时，我们也能看到西方人思维多样化以及批判思考的特性，有时过于激烈的反对意见可能会将战场上明确的胜利转变成一场彻底的失败。很明显，公民的尚武精神或登陆的步兵部队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拯救了西方文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则体现了西方军事技术的巅峰，相较于太平洋岛民，殖民地军队具备更好的纪律性。然而，我们能够审视最糟糕状况下西方军队的表现——乍一看他们完全缺乏应有的活力，甚至偶尔会与胜利背道而驰，但正是此时方能见到西方人顽强与坚韧的品质。
除了西方与非西方对抗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之外，一个关于战争的模糊年表同样始终存在于战争史中，从远古时代的粗陋长矛，直至现代的高科技战机。本书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古典时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欧洲人在军事领域的统治地位在16世纪到20世纪是无可撼动的，但只有少数人相信，自从西方文明诞生之日开始，它就在军事领域享有超出对手的优势，或者说，这种优势并非仅仅源自更好的武器装备，而是建立在更有活力的文化机制之上。本书中的里程碑式战役，并没有体现出战争模式在演进过程中的巨大变化。事实上，尽管西方人的战争技艺随着时间流逝显得越发精巧和致命，但战争的基本原则早在古典时期就确定下来了。因此，我所挑选的战例事实上都反映出军事实践中的一系列共性。举例而言，讨论战略战术时的畅所欲言是第一章萨拉米斯战役中希腊人战争模式的组成部分，也是2500年后春节攻势中美国军队的特征。我认为当今西方军事的优越性（“第三部分：控制”）并不来源于其过去在军事规范上的改良（“第一部分：创造”），而是西方军事理念逐渐传播到欧洲乃至整个西半球的最终结果（“第二部分：延续”）。这样的文化遗产充满争议，却又掌控着历史的关键脉搏，并且决定着未来历史走向，因为它昭示着，无论那些非西方文明如何吸收先进的军事科技，西方文明在杀戮致命性方面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
对西方军事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许会找出更多西方人失败的战例，但是，即便是那些最可怕的灾难性失败，如卡莱战役（Carrhae，公元前53年），也无法改变西方人最终取胜的结局。在这场战役中，取胜的帕提亚（Parthia）控制着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而远离本土上千英里作战的罗马人，虽然损失巨大，战死的士兵也不过占了可用人力资源的五分之一而已。阿德里安堡战役（Adrianople，公元378年）和曼兹科尔特战役（Manzikert，公元1071年）同样是西方军事力量遭受了惨重失败，但在这两场战役中，罗马和拜占庭的军队之所以被屠杀，主要是因为寡不敌众、远离本土、指挥不当而且国内矛盾重重。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奠边府战役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忘记了，这场战役中越南人击败的是法国人组成的军队，而非法国这个国家，同时胜利者使用的是西方人设计的火炮、火箭与自动武器，而非东南亚本土的装备，而且这是一场爱国者利用中国援助与自己母国之间进行的较量，远非一般毫无后援的殖民地战争可以比拟。在奥兰、阿富汗、阿尔及尔、摩洛哥与印度，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西班牙、法国或者英国军队有时会被全歼，他们常常遭到包围，缺乏后勤，而且要面对使用欧洲造火器的数量庞大的敌人。
在每一场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式的战役中，西方人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由于指挥失误，往往会遭遇当地军队出其不意的打击并最终惨遭屠戮，而在罗克渡口战役中，139名大不列颠士兵就顶住了4000个祖鲁人的攻击。很难想象相反的情况——几十上百的祖鲁士兵，杀死几千名手持来复枪的英国红衫军。无论双方伤亡如何，欧洲军队对抗非洲军队时在武器装备、后勤、组织与纪律方面的优势是难以否认的，因此他们能够以很少的人数击败数量众多而且充满勇气的对手。所有针对祖鲁人的战争都在非洲的土地上发生，祖鲁人不可能发起对英国本土的入侵。祖鲁国王开芝瓦约（Cetshwayo）打算去伦敦，是出于失败者对胜利者的好奇，在伦敦，他身着西装领带，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震惊、折服。
西方的理念
西方更为卓越？
西方的经济与政治霸权有其独特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从古至今无不如此。在军服方面，无论哪个半球，各国的现代军队都相差无几，伊拉克人对抗伊朗人时，索马里人对抗埃塞俄比亚人时，都能见到西式的卡其军服、迷彩服和靴子这样的标准行头。从连到旅、师一级的编制方法，传承自罗马时代，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军队通行的组织模式。中国坦克与欧洲坦克在外观上颇为相似；非洲军人使用的机关枪仍然沿用了美国人的设计；亚洲国家的喷气式飞机并没有采用诸如韩国或者柬埔寨设计的自主创新的动力系统；倘若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向中国、印度或者巴西购买武器，那只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制造出用西方理念设计却比西方国家卖得便宜的武器罢了。越南和中美洲国家的本土军队或许可以战胜欧洲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自动武器、高爆炸药与弹药都是按照西方的规格来生产制造的。
诚然，有一个小学派依旧宣称，非欧洲的军队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输给他们的西方对手。但是，我们分析了西方军队遭遇挫败的案例之后发现，无论是在太平洋地区、非洲、亚洲还是美洲的土地上，都一再上演着重复的剧情：欧洲人的数量常常少于敌人，而且总是征战在异乡的土地上。倘若他们战败，胜利者通常使用的是某些欧洲人的武器装备；然而，西方战败很少会以投降或者停战协议收场。只有少数非洲和亚洲地区，如尼泊尔、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成功抵御了欧洲人的入侵。在其他成功的政权中，日本是最为引人瞩目的，日本军队几乎照搬了西方人的军事实践模式。在温泉关战役之后，除了在西班牙的摩尔人和在东欧的蒙古人，事实上并没有其他非欧洲军队利用非欧洲的武器在欧洲击败本地人的例子。某些战例中，欧洲小部队难以抵挡数量庞大、勇气可嘉的当地勇士的进攻，无奈死于自己制造的武器之下，这并不能体现西方军事的弱点。
部分反对“欧洲军事优势”理论的评论家指出，军事科技很容易被其他文明所学习，他们举出了以下例子进行论证：美洲土著接触火器之后在射击上很快超过了欧洲来的移民；而摩洛哥人则很快掌握了葡萄牙人的炮术。然而，从这种理论中也能得出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论点：英国人到达了一个对他们而言全新的世界，并且将火枪卖给了当地人，而相反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同样的，没有摩洛哥人在里斯本教授当地人操纵伊斯兰重炮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将人类利用、掌握以及改进工具的能力与提供知识、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文化问题混淆了。后者有利于科学上的发现、向大众传播知识、推进实际应用和掌握大规模制造的技术。
正如我们在迦太基与日本那里看到的，关于西方化有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西方化”这个词有一个简单、有时甚至显得荒谬的特点：在军事上，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东方化”概念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军队中，至少不存在西方军队大规模地接受非西方文明的军事实践或者科技体系这回事。思想、宗教与哲学，和工业化生产、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一件武器在哪里被发明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哪里得到批量生产、持续改进，同时大量装备部队。然而，只有少数学者会将道德问题与精神活力的讨论剥离开来。因此，任何关于西方军事优越性的讨论，往往会被怀疑为文化上的沙文主义。
本性超越文化？
那么，西方文明的霸权，是否是运气、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抑或是发现与征服新世界（1492～1700年）和工业革命（1750～1900年）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呢？许多学者——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最新近的信奉者则有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论述时，都会提及西方在自然资源与地理位置方面享有的优势。按照这个逻辑，西方文明表面上的一些“最新”科技优势，如火药武器和钢铁工业都是因为一些“根本”原因所导致的，而这些“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偶然因素。举例而言，欧亚大陆的轴线附近地区，有一个较长的适合耕作的季节，能够驯化的动物种类和物种多样性也与其他大洲完全不同。上述原因导致了城市居民人口的增长、家养动物的驯化，由此又产生了致命的细菌，通过疾病来快速筛选迁入城市的新居民，保证城市化民族拥有足够的免疫能力。另一方面，欧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充满敌意的游牧民族难以进入这片土地，其他对立文化同样无法轻易产生，欧洲人在与这两种势力的竞争和战斗中得以幸存，同时能不断地创新和适应。除此之外，欧洲拥有天赐的丰富矿脉，由此大规模的钢铁生产也成为可能，凡此等等。
自然决定论者备受赞扬的功绩在于，他们否定了基因对于文明优越性的作用。欧洲人在本性方面并不比亚洲人、非洲人或者新世界的原住民更加聪明。同样，他们在基因层面上来说也不会更愚笨。很不幸，贾雷德·戴蒙德这位著名的自然决定论者也揭示了这一点。在一段十分令人困惑的材料中，他分析了不同人种之间的智力差别，并试图说明基因已经决定西方人在智力上处于劣势：
新几内亚人……最让我惊异的一点在于，总体而言，较之普通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他们显得更为聪明、警觉，更善于表达且更具好奇心。当进行某些能够合理反映大脑效能的任务时，例如在头脑中描绘周遭陌生环境的地图，相比西方人，这些新几内亚人有着巨大的优势。（J.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20）
有人也许会感到好奇，评论家们会如何看待戴蒙德将“新几内亚人”与“欧洲人”并列的论述方式。而我们是否也会相信，哥伦布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中航行时，无法在脑海中构建地图来描绘周围不熟悉的环境？
那些试图将历史中的一切都归结为生物学与地理学理论的人，过分贬低了文化的力量和神秘性，有时他们的这种态度近乎歇斯底里。尽管中国文明给全世界带来了火药和印刷术，但它从未发展出包容的文化环境，使得这些发明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从而让那些富有探索精神的个人对其进行调整与持续的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这种僵化的状况并非“中国长期的大一统模式”，或是“一条平滑的海岸线”以及缺乏岛屿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有利于帝国独裁统治的复杂因素在共同起作用，而这些因素渐渐地扎根于所处的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本身与地中海地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相比之下，罗马帝国持续统治的能力能够与中华帝国的许多王朝相提并论，然而前者相比后者来说却更富创造力，并能够从统一的帝国与近四个世纪的长久统治中汲取力量。虽然古典时代的科学研究普遍具有反功利的倾向，罗马人仍然发展出许多实用性的技术并将其推广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中，例如使用混凝土与拱形结构的复杂建筑技巧，广泛使用螺旋压力机与螺旋泵，以及建立起能够供应从盔甲、武器到染料、毛衣以及玻璃制品和家具等一切事物的工厂，其原因在于，罗马政府对于知识的传播与使用并没有采取所谓的管控措施。至于希腊人，他们在希腊化时代面对其他文明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们的国家军队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东方领域。在继业者王朝时代，希腊应用科学蓬勃发展，这在之前由几千个争吵不休、相互独立的城邦组成的古典时代是未曾有过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政治统一给其他的文化形态既带来优势，也带来衰败。中国的文化氛围，由地理因素和政治传承共同决定，缺一不可。
我们必须记住，美洲的耕地同欧洲一样肥沃，而且使得新大陆上的诸帝国得以繁荣昌盛。中国、印度和非洲三者还拥有一份天赐的恩惠，那就是丰富的矿产，而且这些文明所居地区适宜耕作的季节也比北欧更长。当然，罗马与希腊坐落在地中海北岸中部，因此处在欧洲、西亚与北非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而迦太基也享有同样的优势，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如罗马一样好。真实情况在于，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为何来自希腊与罗马的西方文明会走上一条和北面、南面、东面的邻居们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希腊和意大利的气候地理与古代的西班牙、法国南部、波斯西部、腓尼基或者北非又是如此的相似。
在近期这种生物因素决定论的潮流中，诸如在近东“肥沃新月”地区有灌溉体系的耕地，或者是波斯的广袤平原，以及中国的政治统一倾向，都被视为是“不好的”因素；而那些会导致战争的气候学与地理学因素，无论如何终归是“好的”。然而，整个东方并没有统一的地理学特征，谁又能将希腊的一小块偏远谷地，与波斯或者中国领土上几乎完全一样的谷地进行区分，并找出两者的不同特点呢？一些现代生物学家不自觉地走回了希腊时代朴素的决定论者的老路。希波克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曾经宣称，尽管波斯人的金钱让希腊人堕落，但希腊本土严酷的环境仍然赋予了希腊民族坚韧的天性。
事实上，希腊所处的位置，几乎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都要更为不利。希腊人毗邻拥有7000万人口、充满敌意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同时身处征战不休的近东国家的北面，本土可耕种的土地不到其总面积的一半，没有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同时如同受到诅咒一般缺乏自然资源而仅仅有一些黄金、金属和木材储量。希腊的海岸线容易受到波斯舰队的侵扰；北方则是平原，敞开面对着从欧洲和南亚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希腊大陆之外是狭小、脆弱的岛屿，岛上的城邦离亚洲近而离欧洲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埋怨希腊的群山阻碍了大规模灌溉农业的运用，或者赞扬遍布岩石的崎岖地形导致的政治破碎化反而促进了发明创造？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认为，希腊人在两败俱伤的内耗中消磨了自己的力量，现在的大众生物学见解取而代之，声称是足以导致不断“对抗”的自然环境多样性赋予了西方文明不断创新的优势。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5～前31年），谷物的产量之大令人惊异。在这里，失去活力的尼罗河谷终结了埃及人诸王朝的统治，但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管理下，尼罗河又重新焕发青春，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假如法老们因为不利的自然环境和消耗殆尽的土壤肥力而受到诅咒的话，那么处在相同位置上的托勒密统治者们却没有被这些因素影响。亚历山大里亚在近500年的时间里都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与经济中心，这一高度是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无法企及的。如果之前的几千次收获耗尽了尼罗河盆地中土壤的营养，那么希腊殖民者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功？为何法老们不能善加利用亚历山大里亚面积巨大的三角洲，建立一座服务整个地中海的商业中心，成为亚洲、欧洲与非洲贸易的枢纽？显而易见，是埃及的文化——而非地理、气候或者资源——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地区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历史走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文化层面的巨大变化不仅可以发生在同一个地区，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民族身上。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线形文字B是一种笨拙的语言，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象形文字，而其使用范围被限制在一小群人手里，作为记录王室贵族仓库存储的媒介；而到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语的使用范围则扩散到了哲学、科学、文学和诗歌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的使用中得到了改进。当然，无论是希腊中部地区的气候、地理还是动物种群的影响，都不足以在短短500年内对希腊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改变。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得曾经仅限于希腊大陆上使用的书面语言，在旧有希腊文明的框架下得到进化发展，这一演变态势有别于地中海其他任何地区，是一场席卷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激进变革。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和城邦时代的希腊人居住在同样的地区，说着相差无几的语言，但他们在价值观和理念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希腊特有的生物学与环境学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两种文明都栽种橄榄树、放牧羊群，同时依赖石头、泥砖和瓦片来建造房屋，而且他们用一样的词语来命名群山、乳牛和大海，但这些学说却不能解释为何迈锡尼希腊时代国家农场大行其道，而希腊城邦时代家庭农场却取而代之。至于古典时代希腊军队的实力为何大大超过王国时期的迈锡尼人，这些学说更是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没人能够否认地理、气候和自然历史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时间、旅行和战争的概念肯定和爪哇人截然不同。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没有蓄养马匹，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拥有像西班牙入侵者那样的机动性。然而，近东、印度、中国与亚洲其他的文明，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和西方相似的海拔、气候以及地形，在资源和地理位置方面多多少少都拥有类似的优势和劣势。土地、水土、天气和自然资源，命运和运气，少数几个精英人物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都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但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人、自然或者机缘巧合中的某一个单独因素成了西方文明产生的催化剂。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旦发展壮大，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在探究自然、组建资本与推动言论自由等领域阔步向前时，并不像其他文明那样会受到来自宗教、文化与政治的掣肘，而对于后者来说，他们的人民往往被神权领袖、中央集权的骄奢王朝或者落后的部落联盟所统治。
后发优势？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西方军事力量的崛起相对较晚且显得突然，在火药的使用传播（1300～1600年）、新世界的发现（1492～1600年）或者说工业革命（1750～1900年）发生之后，这种优势才显现出来，由此，他们否认希腊罗马文化的延续性，而恰恰是这种延续性能够解释为何军事以及工业领域的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埃及、中国或者巴西。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影响带来的冲击始终存在，无论是从5世纪的黑暗时代到8世纪的岁月里，还是在西方世界相对闭塞的8～10世纪，当他们驱逐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东方的穆斯林时，这种冲击就一直存在。至于那些认为西方很晚才在军事领域凭借技术优势建立统治地位的观点，则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在接近1000年的岁月里（公元前479年～公元500年），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领先是无可争辩的，希腊与意大利的小国常常能战胜领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邻国；第二，古典时代所奠定的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基础并没有完全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是由罗马帝国传递给之后的欧洲诸王国，或是在加洛林王朝统治年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再次发现。
至于火药武器和炸药，这些东西并没有在突然之间赋予西方军队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事实上，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火药时代主宰战场，是因为只有西方国家能够大规模生产质量过硬的火药武器，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始终崇尚传承自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民事监督与传播知识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而是贯穿整个欧洲历史，延绵不绝。还有一种激进民主的观点能够解释火药武器为何只在西方国家中大行其道。枪炮摧毁了战场上的等级制度，将身披锁甲的骑士赶出了战斗的舞台，就连长年训练的弓手，在火药武器面前也显得毫无用处。封建体系下的日本最终发现了火药武器的革命性威力与危险性，这毫不奇怪；而伊斯兰文明从未发展出适合大规模齐射的战术，毕竟火药武器与他们依赖单打独斗展现勇猛的骑马武士风格背道而驰。枪炮的有效使用仰赖于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在武器的设计、装配和生产方面不断取得进步，除此之外，一种平等主义态度尤为重要，只有持欢迎而非惧怕的态度，一个文明才能真正掌握战场上新式的致命武器。
即便是在拜占庭帝国覆亡之后，在被认为经历衰退且文化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时代，西方仍然拥有与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极不相称的强大军事实力。在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拜占庭人掌握了使用“希腊火”的精深技艺，这种武器使得他们能够击败数量上比自己多得多的伊斯兰舰队。举例而言，在717年，利奥三世便率领为数不多的拜占庭部队摧毁了哈里发苏莱曼的庞大海军。欧洲人还发明了十字弓（850年前后），尽管它的杀伤力不及反曲弓，但是这种武器制作工期较短且成本更低，因此，它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装备到数以千计相对缺乏训练的士兵手中。从6世纪到11世纪，拜占庭帝国始终保持着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影响，而在10世纪初期之后，没有任何一支伊斯兰军队敢冒险攻入西欧腹地。西方人进行的“收复失地运动”，是一个缓慢但稳步向前推进的过程。罗马的陷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影响被散播到更远的北方，因为那些攻击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最终定居下来并皈依基督教，变得比以往更为西方化了。
在16世纪，欧洲人戏剧化的快速扩张也许是坚船利炮推动的结果，但这些军事领域的发明创造，则是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坚持资本主义、科学创新与理性至上理念所带来的红利，这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因此，16世纪西方的军事复兴，应当被看作是欧洲实力的一次复苏。这次复兴，更应该被看作是欧洲人自古典时期以来的一千年里，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一种“转型”表现形式，而这种优势本身从未丧失，即便是在最为衰败的黑暗时代。因此，所谓的“军事革命”，同样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起源于希腊的欧洲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应该指望从希腊式的自由中看到一模一样的美国式自由；或者从希腊民主制度里找到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至于想从希腊集市里发掘出华尔街的缩影，更是无稽之谈。在萨拉米斯岛的海滨取得胜利的希腊自由制度，和在中途岛附近击败日本人的美国自由政体并不完全相同；这两个时代中的西方文明的政治架构，和勒班陀海战或者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围城战时西方人的组织方式更是有着天壤之别。任何理念都会随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而不断变化，绝大多数西方人在看待现今的希腊时往往感到陌生甚至是厌恶。希腊城邦不会制定《人权法案》，类似的，我们美国人也不会在未经高等法院审理的情况下，采用公民大会的方式来审理案件，并用多数票来决定审判的结果。在我们的时代，苏格拉底能够享有米兰达权力，得到免费的法律咨询，并且永远不需要亲自为自己辩护，还能在认罪协商时得到建议，同时即便认罪也能在经年的上诉期内得到保释。苏格拉底以死捍卫法律尊严的举措，对于他同时代的雅典人来说也许显得过于激进，但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可谓是死不悔改的保守行为。事情的关键在于，不要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事物，而要在历史中发掘出跨越时间与空间且能创造变革、创造可能的种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华尔街更像是希腊集市的传承，而非波斯波利斯宫殿的转世；雅典人与美国人的法律颇有神似之处，而与法老或者素丹的法令大相径庭。
西方式战争
西方文明在军事领域的统治地位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非道德品格与先天基因所能决定，其统治性地位也不仅仅限于武器方面的优势。西方式的战争模式之所以如此致命，完全是其超越道德框架的特性所决定的——军队不必受到惯例、传统、宗教或者伦理的约束，能够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满足军事层面的需求。在分析上述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被技术决定论迷惑以至于相信战争工具能够神奇地凭空扭转战局，而应该去思考某种武器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与方法，同时去探究这些武器为何被运用、怎样被运用。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总能处于领先地位——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的三列桨战舰在技术上并没有领先薛西斯大王的战船；而中途岛海战中，南云忠一上将航母上的飞机，在性能方面甚至胜过美国海军飞机一筹。尽管如此，在人身自由程度、个人主义的认可和公民军队的构建方面，这两场海战中的双方却有着悬殊的差距。正如这些战役在每一个回合中所展示的，欧洲士兵们不仅在武器上常常处于优势地位，在组织、纪律、士气、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指挥水平方面同样胜过对手，由此才导致了西方军队的普遍性优势。
西方军队在战斗时，通常拥有法定自由，他们也正是为了这种权利而战。西方的军人通常是公民军队与共识政府理念下的产物，他们的行为受到监督，而这种监督并不受宗教或者军队本身掣肘。“公民”这个罕见的词语，存在于欧洲人的字典里。此外，重装步兵也是一种具有西方特色的武装力量。这并不意外，因为西方社会重视财产保护，拥有地产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人口庞大的阶层。自由探究与理性主义都是具有西方特色的标志，因此在踏上战场时，西方军队往往能在武器方面胜过对手或者至少旗鼓相当，而且还能得到相当丰富的补给，这是西方世界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以及高度发达的后勤体系紧密结合的结果。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旦发现自己的传统战术和武器存在缺陷，欧洲人往往能迅速调整他们的战术，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或者借用他国的发明为己所用。西方的资本家与科学家一样，显得异常务实和功利，而且他们很少会害怕原教旨主义者、监察官或者激进的文化保守派的干涉。
西方式战争通常是为了扩大某种国家理念的影响，而非仅仅是为了获取土地、个人地位、财富或者复仇。西方军队对个人主义评价颇高，而公民对于军队的批评和抱怨则往往会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至于展开杀戮的战争理念，或者说为了彻底摧毁敌人而进行的面对面战斗，看起来更像是西方所特有的战争模式，欧洲以外的军队对此十分陌生，他们往往偏好仪式性的战斗，或者强调依靠骗术与消耗战来获取胜利。自古希腊的重装步兵战斗礼仪被打破之后，西方军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诸如日本武士道、毛利战士，或者阿兹特克人“鲜花战争”之类的概念。简单来说，西方人早已将战争视为一件工具，用以完成政治上难以实现的任务，因此他们更愿意彻底消灭那些阻挡去路的人，而不是阻止或者羞辱他们。
以上所述的西方军事特色，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并没有全部体现出来。从共识政府到关于宗教宽容的理念，往往都显得过于理想化因而无法普遍推行。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妥协无处不在，最终实现的东西往往不像西方文化所粉饰的那般美好。十字军的战士成了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较为久远的年代，许多欧洲君主全权控制军队，对他们的审议监管只是偶尔为之；科尔特斯的那支小部队中，宗教与政治的分野相当模糊；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中，没有哪个长矛手能够投票选出他们的将领，更不要说选举国王了。从6世纪到9世纪，并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西方军队总是能够在技术方面压倒对手。至于个人主义方面，日耳曼的部落民和罗马帝国的军团兵至少在表面上享有相同程度的自由。
当然，倘若人们阅读以上各个时代的文献，抽象意义上的西方理念仍然随处可见：尽管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人摧毁了希腊的民主政治并带来了整体上的根本性转变，但马其顿帝国仍然与希腊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共同的传承，解释了为何无论是方阵中的士兵、战场上的指挥官还是亚历山大大帝帐篷里的将军们，都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中是无从得见的。宗教审判庭的建立，固然是西方历史中狂热与迷信的一幕，神权甚至在某些时候脱离了世俗权利的约束，但与阿兹特克人于1487年在太阳金字塔上进行四天祭祀后堆积如山的尸体相比，欧洲人在血腥程度上还是略逊一筹。对于那些最具争议性的理念，如自由、共识政府与容忍反对意见，我们不应该用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义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的缺陷，而应该放眼全球，对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西方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进化，不论是在诞生之日，抑或是在摸索前进之时，价值观本身并非完美无瑕。
在讨论战场上士兵们英勇表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清宿命论者与自由意志者的细微区别，前者是抛弃生命，后者则是勇敢无畏。在本书所做的研究中，我并没有暗示西方文明的固有特点就能决定欧洲人在每一场战争中都能取胜。西方文明确实给欧洲军队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欧洲人在面对敌人时，即便犯下错误或者在战术上处于劣势，例如战场经验缺乏、士兵勇气不足、兵力短缺或者指挥水平低下等，仍能保持更高的容错率。其他战场因素，诸如运气、个人主观能动性、勇气、像汉尼拔或者萨拉丁那样的伟大指挥官，或者是像祖鲁人或者印加人那样在数量上占据上风，所有这些都无法抵消掉西方人固有的军事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文明坚韧的军事体系最终会战胜一切对手，至于那些灾难性的失败，诸如温泉关（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特拉西美涅湖（Lake Trasimene，公元前217年）、征服墨西哥的“伤心之夜”（la Noche Triste, 1520年）、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 1879年）以及小巨角（1876年），并不会影响战争的宏观进程，或者动摇西方人战争能力的根本。在一些精于指挥或者善于杀戮的个人的影响下，西方军队的战斗力往往会大大提高，亚历山大大帝、阿非利加的西庇阿、尤利乌斯·恺撒、查理大帝、狮心王理查以及赫尔南·科尔特斯都带领着他们的军队走向胜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英勇无畏的军人，虽然他们的名字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里：在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中斯巴达人右翼的指挥官，高卢征服（公元前59年～公元前51年）中恺撒第十军团的老兵们，或者是亚苏夫（Arsouf）会战中身披重甲的骑士，这样的军人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执行正确的作战方案，无情地打击敌人，最终改变战役的进程。
当然，把西方军队勇武的特性放在文化大环境下来审视，其固有的军事优势和整个文化氛围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西方文明的对手恰恰缺乏这一氛围。在评判西方军队的战斗力时，我们不能用绝对的数值去加以衡量，而要用横向比较的方式适应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学者们也许会争论关于西方武器杀伤力的议题，讨论中国和印度庞大军队的巨大威力，或者研究欧洲殖民军队偶然遭遇的惨重失败，但在进行上述争议时，我们应当记住，只有西方军队常年且频繁地被部署到世界各地进行战争；只有西方军队常常将自己先进的军事技术传授给其他民族；也只有西方文明殖民了三个新大陆，而非西方文明常常是在家门口被动迎击西方侵略者，而不是远征欧洲攻打西方文明的老巢。在讨论历史时，尽管需要提及重要的反例，但阐述普遍情况则是更加不可或缺的，尽管学者们由于害怕或者无视，总是避免提及那些最常见的事例。
仔细审视本书中选取的战役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西方战争艺术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在战争实践里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个核心要素，而且这一要素反复出现在每个时代中，有时关于它的信息显得零星琐碎，有时又像是一个整体。这一要素解释了为何在战争史上，西方军队常常能在血腥残忍的杀戮战中取得胜利，以及为何时至今日，西方军队仍然如此致命，他们无所畏惧，却仅仅惧怕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