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创造

第二章 自由——或者说“以你喜欢的方式生活”

——萨拉米斯，公元前480年9月28日

希腊之子们，勇往直前吧！解放你们母国的领土。解放你们的孩子、妻子，解放你们父辈崇敬的神灵以及祖先的墓地吧！现在，你们将为这一切而战。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401-404

溺死的人们

在海水中溺毙，想必是种非常糟糕的死法——一个人的手臂徒然地扑打着海水，但肺中却已经充满液体，身体越来越沉重与麻木，溺水者的大脑机能也随着最后一点氧气的耗尽而崩溃消失，他模糊意识中的最后一幕景象，是泛着涟漪的水面之上，此生再也难以触及的阳光，昏暗难辨，逐渐消失。这一天是公元前480年9月下旬，随着白昼将尽，波斯舰队中三分之一的水手，正在以溺水的方式走向他们生命的尽头。距离被烧毁的雅典卫城几英里之遥，波斯薛西斯大王人数超过4万的奴仆正在海水中载沉载浮——有些已经死去，有些也命不久矣，还有一些则在200多艘三列桨战舰的残骸中绝望挣扎着。对他们来说，安全的亚洲太远，而爱琴海沿岸温暖的海水又太近，他们命中注定的墓地便是萨罗尼克湾的水底。他们眼中最后关于陆地的景象，便是希腊落日余晖中的萨拉米斯岛——或是他们那冷峻的众王之王所安坐的艾格列奥斯山巅。在那里，波斯大王远远地看着他的水手们逐渐被波涛吞没。在坚实土地上发生的战斗中，敌人的致命程度能够用他们的杀戮技巧加以预估，而在海战中，战斗过程本身就是致命的，不需要任何人、任何武器，海洋就会带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多数人并非死于兵刃，而是肺中填满海水窒息而死。

古典时期的主力战舰——三列桨战舰大约是古埃及人或者腓尼基人发明的，在战斗中它依靠人力划动，完全不使用风帆。一般而言，战舰上的桨手在170人左右，另有大约30人拥挤在甲板上，这些人中包括战士、弓手和舵手。和后来欧洲人使用的桨帆战船不同，三列桨战舰的桨手以三人为一组，每一组的三人从下向上垂直排列，每名桨手挥动一根标准长度的船桨。三列桨战舰设计上的优越之处在于其超乎寻常的重量、速度与动力之间的比例。流畅的船型与合理的桨手布局能使这载着200多人的庞大战舰在几十秒内加速到九节的航速，这类战舰兼具速度和灵巧，能够很好地使用其主要武器——船艏水线处安装的青铜质分叉撞角，可将任何类型的船只拦腰撞断。这种战舰的船体、桨具和帆具配置复杂精密，即便到了16世纪，威尼斯的造船工人曾经尝试仿造古代雅典人的操桨战斗模式来设计舰只，但最终的成果只是非常不适合航海的桨帆战船而已。到了现代，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超过2500年的航海知识，人们依然无法完全掌握古人战舰设计的精髓。

另外，三列桨战舰负载沉重而结构脆弱，在海上其200名载员的生命几乎没有什么保护——最靠下一层桨手摇桨的窗口，距离战舰的水线只有几英尺。和现代海战中的情况不同，古代船只在沉没时几乎没有任何弃船逃生的时间，绝大多数战舰一旦被撞角冲击到侧面，倾覆几乎是立刻发生的，因为即便是短暂的碰撞都会使得大量海水涌入，将船只连同船员一起拖向海底。对水手来说，唯一的希望在于立刻游向岸边，或者抓住任何浮在水面上的残骸碎片苟延残喘。对于那些不会游泳的桨手和士兵，溺水而亡只是转瞬间的事情——不幸的是这样的载员在古代世界相当常见，波斯舰队也不例外。尽管古代战舰的大多数桨手不像16世纪的摇桨奴隶一样被铁链锁在座位上，但这也无法提高他们的生还概率：三列桨战舰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翻覆，或者灌满海水。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的长袍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可能是一位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老兵，他在战役发生八年之后如此叙述波斯人在水中无助的惨状：“那些得到波斯人爱戴的人们，他们的尸体浸泡在咸涩的海水中，常因为裹在长袍里而被拖到水下，或者毫无生气地被来回拖动。”（《波斯人》，274-276）

这片海上墓地，在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半岛所在的大陆之间，是一条不足一英里宽的小水道。就像其他前工业时代发生的大规模海战一样，萨拉米斯海战在陆地视线可及范围之内进行。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战役中，参战的舰只包括超过1000艘三列桨战舰，但战场的面积却被限制在大约一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因此战斗之后留下的死尸充塞了狭小的海面，不断被冲上附近的海滩。关于这种可怕的景象，埃斯库罗斯回忆并记叙如下：“萨拉米斯岛及所有附近的海滩上，到处都是那些遭遇可怕命运的人们的尸体。”（《波斯人》，272-273）

埃及人、腓尼基人、乞里西亚人和各式各样亚洲人的尸体数以千计，这些尸体被海浪冲刷到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半岛的岸上，另一部分还活着的人则在200艘战舰的残骸旁孤独无助，挣扎求生。希腊海军用弓箭和标枪解决掉那些海上的幸存者，与此同时，重装步兵搜索萨拉米斯岛的整个海岸，寻找任何可能逃上岸的敌人。埃斯库罗斯宣称“波斯人的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当然这是夸大之词，因为有数百艘战舰成功逃出，从杀戮场划行到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对希腊人的舰队充满恐惧，以至于彻底放弃了回头拯救落水同袍的打算。根据记载，这场伟大胜利的构建者——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战后漫步在海滩上审视敌人的尸体，并邀请他的战士们掠夺波斯死人身上的金银细软。根据埃斯库罗斯所说，尸体被潮水洗刷，而后又被希腊士兵掠夺亵渎，惨不忍睹。

萨拉米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抽象概念自由与“西方崛起”的同义词，但并没有与血腥的屠戮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纵观整个希腊波斯战争史，这场战役堪称一场灾难性的屠杀，即便与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或者是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相比也不遑多让。在温泉关战斗的最后关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和他麾下的299名战士坚持抵抗波斯大军的入侵并最终壮烈牺牲，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名誉，但作为代价，列奥尼达斯的头颅也因此被插在木桩上示众；而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波斯人被斯巴达重装步兵无情地砍倒，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们逃窜到彼奥提亚的乡间苟延残喘。相比之下，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至少有200艘波斯帝国的战舰被撞沉，而其上的全部船员和战斗人员也大多难以幸免，在此战中，波斯一方至少有四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士兵在挣扎上岸的过程中或被杀死或被俘。萨拉米斯岛与大陆之间的水道狭窄逼仄，而波斯舰队又如此庞大——多达600～1200艘战舰投入了战斗，正因为如此，在波斯人失败之后，海面上大片尸体堆叠拥挤的景象想必也颇为壮观，在附近阿提卡海岸制高点观战的波斯皇帝薛西斯对此一定印象深刻。

一方面因为狂怒的希腊人决定彻底铲除那些占据他们家园的敌人；另一方面，正如希罗多德所指出的，“野蛮人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淹死，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游泳”，因此，直到现在，萨拉米斯海战仍然是整个人类海战史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战役之一。萨拉米斯海战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勒班陀海战（4万～5万人），同样也远多于西班牙无敌舰队整个航程中损失的人数（2万～3万人），以及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总死亡人数（14000人），至于日德兰大海战中英国人的损失（6784人）和日本帝国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的损失（2155人），与之相比就更加不足挂齿了。相比波斯人的惨重伤亡，希腊人仅仅失去了40艘三列桨战舰，我们可以想象，这40艘船上8000名希腊人中的大多数应该都会被同袍救起。据希罗多德所说，只有“少数”希腊人因溺水而死，大多数落水者都能游过海峡安全上岸。无论如何，在火药出现之前的年代，区区几小时内杀戮如此多的生命，使得这场战役显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纵观整个希腊波斯战争，直到米卡勒战役之前，所有战役都发生在欧洲，并且都伴随着惨重的伤亡——其中尤以阿提卡海岸外发生溺死数以千计波斯人的这场战役为最。在古希腊人看来，淹死是最为可怕的死亡方式——死者的灵魂找不到身体来进行合适的安息缅怀仪式，无法进入冥界，只能成为在外游荡的孤魂野鬼。差不多要到80年之后，尽管雅典将军们在阿吉纽西战役（公元前406年）中击败伯罗奔尼撒舰队，雅典公民大会仍然决议处死他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能指挥下属在战后救起那些在水中挣扎沉浮的幸存者——这意味着数以百计的雅典人的丈夫、父亲和兄弟将长眠深水，永远得不到合适的葬仪。

那么，薛西斯麾下浮尸在萨拉米斯海峡的四万名海军中，又有几个人的名字能够为后人所知呢？很不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难以在史籍中留下踪迹。我们仅仅能够发现几个社会精英或是出身高贵的波斯人出现在历史记载里，而且是希腊人的记录里。希罗多德只提到了一个波斯人，那就是薛西斯的兄弟同时也是海军将领阿里阿比格涅斯（Ariabignes），在海战中他和座舰一起沉入大海。埃斯库罗斯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他提到了一系列波斯的陆海军将领：阿特穆巴瑞斯（Artembares）“撞上了塞伦尼亚礁石林立的海岸”；达达西斯（Dadaces）“在跳下他的军舰时被长矛刺死”；巴克特里亚贵族特纳贡（Tenagon）的尸体“随着浪涛，在阿贾克斯岛旁的海水里载沉载浮”，凡此等等。之后，埃斯库罗斯又继续描述了不少于一打波斯将领，他们的尸体都漂浮在海峡中。在这场战役发生不过八年之后，雅典人在舞台上对这场战役的戏剧性描写显得尤为可怕，剧作家借波斯使者之口这样描述海上屠场：

我方战舰残余的船壳在海面上翻滚，海面被战舰和人体的碎片覆盖充塞，不复得见。海滩上，礁岩间，遍布着我方勇士的遗体，我方舰队中每一艘幸存的船舶都转舵向后，试图划到安全的地方。然而，这些幸存者仿佛是被网住的金枪鱼一样，被敌舰使用破损的船桨和遇难船只的漂浮物不断撞击着。尖叫和啜泣的声音始终在外海上回荡，直到夜幕降临，覆盖在这座巨大的舞台上。（《波斯人》，419-429）

这场惨剧的许多受害者并非波斯人，而是被波斯大王征召到战场上的巴克特里亚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卡里亚人和乞里西亚人，以及许许多多这个庞大帝国治下附庸国的臣民——甚至包括爱琴海对岸的爱奥尼亚希腊人——这些希腊同胞被薛西斯强迫征召，不得不航行到萨拉米斯与自己的同胞作战。绝大多数桨手对于是否参军根本没有发言权，而他们也不愿在如此狭窄的萨拉米斯水道中参与战斗。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都提到，到了9月28日的决战时分，桨手在划行时的任何迟疑，都会导致整船人的彻底毁灭。古典时代文献中最阴森可怕的记载之一，便是希罗多德提到的吕底亚人皮西乌斯的惨剧。这位老人向波斯大王请愿，希望薛西斯能够允许让自己五个儿子中的一个留在亚洲，不用跟随大军继续前往欧洲的征途。作为回应，薛西斯将皮西乌斯最爱的儿子肢解了——躯干钉在道路的一侧，两条腿在另一侧——这样，波斯大王麾下庞大的征召军队在艰难行军时，就能在经过破碎腐烂的尸体时，亲眼看到违逆薛西斯意志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萨拉米斯海战的讽刺性在于，希腊人对波斯入侵进行了英雄式的反抗，并保卫了珍贵的自由，但这样的抗争，事实上导致了波斯亚洲盟邦数以千计水手的死亡，他们不过是被迫参军的炮灰罢了。当帝国水手们在狭窄的水道中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薛西斯正在不远处艾格列奥斯山巅的王座上观看战事的状况——他的秘书们簇拥着他，记录着大王的臣属在战斗中勇敢或者怯懦的举动以作为未来奖惩的依据。

十年之前，在波斯国王大流士发起的上一次不走运的入侵中，6400名波斯帝国的战士死在马拉松平原的战场上。而就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前数周，波斯人付出了超过一万条生命的代价，才在温泉关战役中取得“胜利”，粉碎了希腊守军的抵抗并打开了通往希腊诸邦的通道。在通道附近的阿提密喜安海岬，一场风暴可能导致超过200艘波斯战舰沉没，由此造成的伤亡不亚于另一场萨拉米斯海战。在次年秋季，薛西斯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再次损失5万名士兵，而在波斯势力最终撤出希腊的过程中还有另外10万人丧生在异国他乡。由此，为了夺走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小国家的自由，超过25万人为了波斯大王徒劳无功的尝试而丧生。

希波战争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波斯人的扩张意图遭遇挫败，对波斯帝国的人力资源而言也是灾难性的打击。正如希腊人所纪念的一样，“神圣的萨拉米斯”这场海上胜利，乃是为了“所有希腊人的自由”而战。而解放希腊人的代价，便是一场大屠杀，尽管屠杀的受害者们是被驱赶着入侵希腊的，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宗教上、民族上抑或是文化上都与希腊文化圈的人民无冤无仇。薛西斯麾下的阵亡将士无一是生活在自由社会的自由公民，因此可以想见，我们无从得知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也没有波斯人通过戏剧来缅怀亡者。没有任何波斯历史学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在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中记录下那些勇者的姓名，远在波斯波利斯的薛西斯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发布法令举行仪典来纪念勇士的牺牲。至于纪念碑与挽歌，更是无从得见。恰恰是因为那些没有名字、大部分无辜受死的人们，我们才记住了萨拉米斯的故事几乎是一整天的英雄史诗：4万名落水者在阿提卡海岸旁扑打水花、哭喊求救并渐渐沉入海底。以下是拜伦爵士笔下轻描淡写的、无名无姓的“那些人”的遭遇：

国王高坐的山巅怪石嶙峋，他遥望着外海的萨拉米斯，山脚下停靠着千万战舰，无数的民族组成大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天明之际，国王统计麾下战士的数量，但到了日落时分，他们又去了哪里？（《唐璜》，86.4）

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自由

在萨拉米斯海战的年代，波斯帝国是个庞然大物——100万平方英里的疆域，将近7000万人口——在当时文明世界中乃是排名第一的统一霸权国家。相形之下，欧洲大陆上的希腊人不足200万，而其居住地区也只有大约5万平方英里而已。同时，波斯是两个文明中相对年轻的，距离帝国的建立不到100年时间，正处在力量的顶峰，充满活力——这主要是传奇式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的遗产。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560～前530年），居鲁士将地处偏僻、规模有限的波斯国家（波斯人源于帕尔苏阿部落，更早的亚述帝国曾与这个部落交战，帕尔苏阿的疆界位于现在的伊朗和库尔德斯坦境内），转变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大政权。居鲁士在位后期所统治的疆土，包括亚细亚绝大多数的民族——西抵爱琴海边，东至印度河畔，南达波斯湾，北及里海与咸海的广袤土地，此时尽在波斯人之手。

在爱琴海东岸的爱奥尼亚希腊城邦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希腊人逐渐熟悉了庞大而复杂的波斯帝国，后者正不断扩张着它的东部边界。希腊人从波斯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正如之后欧洲人从奥斯曼土耳其那里学到的一样，令西方人着迷又恐惧。在那以后，一系列杰出的政治家与阴谋家，诸如戴玛拉托斯、地米斯托克利以及亚西比德将会帮助波斯人对抗他们自己的同胞，为了一己私欲抛弃对希腊的认同感。类似的，意大利城邦的海军将领、造船工程师与战术家们也会为了金钱不惜投靠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希腊的伦理学者在研究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时，一直将希腊人的贫穷与他们的自由和卓越联系在一起，而东方式的富有则被看作招致奴役与生活腐化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希腊诗人福西尼德如此写道：“城邦，以法律为准绳而运作，虽然规模有限、立于贫瘠的山地之上，远胜于繁华而缺乏理性的尼尼微都城。”（片段4）

到了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521～前486年），波斯帝国已经相对稳定。所谓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帝国，监管着20个总督治下复杂的行省。波斯总督们行使征税的权利，为国家的战役征募所需的兵源，同时还要建造并维护属于国家的驿道并维持有效的皇家邮政业务。除此之外，总督们大多给予被征服的民族信仰他们自己神祇的自由，在征税时也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方法，只要达到所需的缴纳标准即可。希腊人在他们小小的本土上尚且不能很好地统一本民族的力量，而相比之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联邦式统治，达到了洲际标准的整合能力，能够驱使超乎希腊人理解范围的庞大人力物力资源。

对西方人而言，抛开他们关于东方人软弱无力、女性化的偏见不提，最为神秘的莫过于波斯帝国几乎在文化的每个方面都与希腊人截然相反——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与社会生活都是如此。爱琴海中的希腊岛屿和小亚细亚大陆相距不过数十英里，然而，尽管气候相似，两者之间还有长达几个世纪的互动，两种文明仍然分属两个世界。波斯人的体系并不像希腊人有时所宣扬的那样导致软弱和腐化，事实上，东方文明带来了看起来更为高效的帝国管理模式，同时也有助于财富的积聚：薛西斯攻入雅典卫城，而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并没有反攻到波斯波利斯。希腊人对波斯的了解，来自往来商旅、作为动产从东方进口的奴隶、与爱奥尼亚同胞的联系、数以千计为波斯官僚机构工作的希腊雇员，以及返回故乡的雇佣兵的夸夸其谈，这些人提及波斯帝国的实力时，都充满敬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如此成功，意味着世界上有人以完全不同于希腊人的方式管理国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比希腊人更富有、更繁荣——而且这样的统治，距离希腊本土越来越近了。

在绝对君权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掌控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波斯国王和由皇亲国戚与幕僚组成的小朝廷（这些人的称号繁多，例如“持弓者”、“执矛者”、“国王之友”、“赞助国王者”以及“国王的耳目”等）掌管着官僚机构和宗教祭祀，而这一切都仰赖行省税收与皇家大型庄园的收入，与此同时，一小部分波斯人骨干精英和阿契美尼德皇室亲族一起管理庞大的多元文化的军队。看起来，在阿契美尼德治下的波斯，并没有绝对意义上或者法律规定下的自由概念。即便是行省总督，在帝国管理中也被当作奴仆来对待：“众王之王，大流士之子西斯塔佩斯（Hystapes），向他的奴隶加达塔斯（Gadatas，爱奥尼亚行省的总督）进行了如下的宣谕：‘我发现，你没能在所有的方面遵从我的旨意……’”（R．梅格斯，D．刘易斯，《古希腊铭文集》，12.1-5）阿契美尼德君主的权利是绝对的，同时，尽管君主自身没有被神化，但他至少是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的代表，在人间进行统治。任何臣属和外国人在觐见波斯大王时，都要行跪拜礼。后来，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把人当作神灵来崇拜的方式看作一种证据，体现了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在对待个人至上主义的态度，以及政治与宗教等方面的广泛不同。在希波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希腊将军们，如斯巴达摄政王保萨尼阿斯，以及雅典的米太亚德和地米斯托克利，都因为利用获得的胜利来提升自己的个人名望而受到了同胞严厉的批评。与此相对的是，在试图渡过波涛滚滚的赫勒斯滂海峡时，薛西斯曾经仪式性地鞭打大海并“刻上烙印”，以惩罚海洋“不服从”自己旨意、不愿平静下来让波斯大军渡过的态度。

法律条文存在于任何文明世界中，在波斯帝国统治下，任何行省的地方法官确实可以在吕底亚、埃及、巴比伦和爱奥尼亚的官邸里审理案件——但前提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法律高于任何地方性法律，而任何条款的发布或者修改也仅仅取决于众王之王个人的判断。在11月28日，所有在水中挣扎沉浮的人在法律意义上只是“班达卡”，或者说属于薛西斯的奴隶，这一概念源自古巴比伦时代，任何普通人对于国君而言，都只是“活的财产”而已。

相反，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几乎所有政治领袖的产生，都来源于抽签、选举，他们在任上还要经由一个被选出的委员会每年进行审查监督。任何一个执政官，都不会声称自己具有神圣的地位；强制执行死刑等同于谋杀；而人们始终对僭主制度可能存在的死灰复燃保持着最大的警觉，毕竟在不久之前僭主们的权力曾经蹂躏过希腊土地上为数不少最繁荣、商业最发达的城邦。即便是私人所有的奴隶和仆人，在希腊城邦中也常常得到保护，免于遭受主人随意的折磨甚至被杀死的厄运。凡此种种东西方的巨大差别，并非体现在管理国家时不同的施政方针上，而是体现在个人自由这一理念上，这种差别将会决定在萨拉米斯外海，哪些人可以活下去，哪些人只能接受死亡的命运。

波斯皇家军队规模庞大，由那些向波斯大王宣誓效忠的皇亲国戚和贵族精英进行管理。这支军队的核心是职业化的波斯人步兵——所谓的“长生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部队，他们和许多辅助他们的重装、轻装步兵共同构成皇家军队，并由大量的骑兵、战车和远程军队进行支持。在战斗中，这样一支军队依赖它的速度和数量取胜。希腊人依赖重装步兵方阵，以冲击的方式打破一切敌军的骑兵和步兵的阻碍；相比之下，波斯军队成分庞杂，征召自数以百计的不同地区，士兵说几十种不同的语言，装备从剑、匕首、短矛、鹤嘴锄、战斧到标枪花样繁多，护具则包括柳条盾、皮甲背心，少数人会装备链甲衫。大体而言，波斯军队没有任何军事操演，士兵们也不知道应该固守自己在行列中的位置，缺乏作战单位之间协同进退的概念。希腊人对于波斯重装步兵的质量颇为轻视，而这种看法基本是准确的。几十年后，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一位来自阿卡迪亚的外交官安条克曾经评论说，波斯军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对抗希腊人的战斗。毕竟，在波斯帝国自亚洲草原崛起的年代，并不需要由身穿70磅甲胄的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组成方阵为帝国而战。

阿契美尼德君主并不总是坐在高处的宝座上俯视杀戮场——薛西斯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役中是这样做的——更常见的情况是，波斯大王会站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中，在卫队重重保护下位居战线中央参与战斗。通常，这个位置最为安全，同时这也是发号施令的最为合理的位置。从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东西方军队指挥官的明显不同：一旦战败，波斯君主总会带头逃跑；而在任何一场希腊人战败的重要战斗中——从温泉关、德里姆，到曼提尼亚和硫克特拉战役，战败方的希腊将军在己方部队的溃退中都没有生还。军事行动以灾难性的方式收场，并不意味着阿契美尼德君主本人的蒙羞；下级军官，比如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腓尼基船长们往往会成为替罪羊，并被处以极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纵观诸城邦的历史，不止一位伟大的希腊将领——包括地米斯托克利、米太亚德、伯里克利、亚西比德、布拉西达斯、莱山德、佩洛皮达斯和伊帕密浓达，他们在某些状况下要么被处以罚金，遭遇放逐，要么被降级，或者和他的军队一起战死沙场。某些最为成功、极具才华的指挥官，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仍然遭到审判，甚至可能被处以极刑——例如在阿吉纽西海战（公元前406年）中击败伯罗奔尼撒舰队的雅典将领们，以及在解放了美塞尼亚的斯巴达西洛特之后返回底比斯的伊帕密浓达（公元前369年）都是如此。这些将领受到的指控，往往不是因为怯懦或者指挥能力不济，更多的是被认为他们忽略了麾下公民士兵的福利，或者没能和平民监察官保持联系。

波斯帝国的领土如此庞大，理论上帝国境内有数以千计的地主和商人，然而，从这个角度观察，波斯和希腊在经济文化领域又呈现出巨大的不同。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没有任何一个农场的面积超过100英亩，而在亚洲——无论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是之后的希腊化王朝统治下——巨型庄园往往占地超过1000英亩。一个薛西斯的亲戚所占有的土地，就可能超过所有波斯舰队的桨手所拥有的土地之和。绝大多数帝国境内最好的土地由祭司集团控制，他们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或者外居波斯领主耕种，后者往往拥有若干个村庄。在理论上，波斯大王自己领有帝国的所有土地，因此他可以随意将任何土地收为己有，或者将土地的所有者直接处死。

根据财产多寡，希腊人有自己的阶层划分方法，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待土地所有制的态度。在希腊，公有土地或供给祭祀的农场面积有限，而且数量相对较少——通常仅占据不超过城邦周围百分之五的可耕地，而财产的分配和持有也显得更为公平合理。二次土地分配通过标准化的拍卖进行，整个过程保持公开，并且使用较低的统一价格。对于新近殖民的地区，城邦会将土地统一分配或者公开销售，而绝不会把土地集中交到少数精英的手中。在所谓的重装步兵阶层中，一个战士所拥有的典型土地大约有十英亩。在绝大多数城邦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属于这个阶层，而他们控制的可耕地面积大约是城邦总数的三分之二——举例来说，这样的土地分配远比现在的加利福尼亚要平均，后者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五掌握在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地产主手中。

任何希腊公民都不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而倘若没有经过议政院或是公民大会审议通过，他的财产也不能被没收。在希腊人的脑海里，自由拥有地产——包括对其具有法定所有权、可以扩展或者转手自己的土地——是自由的基石。尽管这些古典时代的传统可能在后来罗马帝国时期以及黑暗时代初期不断弱化，但随着大型外居地主庄园与教会采邑的出现，这种土地资产自由的理念并未被彻底抛弃，而是在西方成了革命与农村改革的温床，并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波斯帝国拥有庞大的国有铸币机构，但我们获得的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管理机构的材料——这些资料来自后世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中的那些掠夺者和破坏者——表明数以吨计的贵金属并没有铸造成货币，而是以条块的方式进行保存。这种对待贵金属的方式无疑对波斯帝国的经济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金银都收集起来存放在帝国库房中，省份需要缴纳的税收在更多情况下以“贡礼”的方式进行上交——食物、家畜、金属、奴隶以及产业等。和使用货币缴纳税收不同，波斯帝国税赋沉重，而且缺乏发达的货币经济。晚期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前31年）迅速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便在于马其顿系的继业者国君们将波斯帝国储备的大量贵金属铸造成货币进行流通，使得原本处于中央管制下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资本化，由此可以雇佣到数以千计的建筑工人、造船工人和雇佣兵。

对波斯人而言，任何成篇的戏剧、哲学或者是诗歌，都不能挣脱宗教与政治的镣铐而自由发挥。我们必须承认，琐罗亚斯德主义在对形而上的哲学探究方面有着迷人的魅力，但这种探究的源头来自宗教，因此思维的尺度已经被限制在所有神圣教条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限制犹如宗教狂热一般固执，阻止了一切天马行空的质疑与无拘无束的表达。希腊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是自由地进行质疑，对过往事件的一切记录和资料一直处于质疑和分析之下，这种努力本身是为了获取一种永垂不朽的进行阐述的方法——这一切对于波斯人则是闻所未闻的，至少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这样的方法没能得到广泛传播。在波斯，最接近这种努力的文本存在于阿契美尼德君主们自己设立的公开铭文上，以下就是大流士一世或者薛西斯发布的一段颂诗：

吾神阿胡拉·马兹达，功业甚伟，开辟天地，创世造人，维系和平，以薛西斯为王，是为众王之王，众领主之领主。吾乃薛西斯，伟大之王，众王之王，许多人民之主，广阔大地之主，大流士王之子，阿契美尼德家族之血裔，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之子。（A．欧姆斯德，《波斯帝国的历史》，231）

奥古斯都皇帝也曾经在罗马帝国时期发布过类似的公告，但即便如此，终究还是有诸如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塔西陀这样的历史学家去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像后世的奥斯曼帝国因为惧怕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而禁止印刷术传播一样，对阿契美尼德政权的公开抨击从未见诸书面材料。

所有关于阿契美尼德的波斯的文字资料——无论是公共场所的碑刻、宫廷记录或者是神圣的宗教祭文——往往与波斯大王、他的祭司以及官僚有关，在内容上仅限于政务与宗教而已。即便存在公开发表观点的其他渠道，倘若没有薛西斯本人的批准，波斯人在温泉关的胜利也不能被搬上舞台或者成为诗篇——而且在这样的作品中，薛西斯本人必须是故事的主角。关于波斯帝国在巴克特里亚所取得胜利的纪念文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众王之王薛西斯如是说：我登基称王之时，以上所载之土地中，尚有一地不安其位。此后，吾神阿胡拉·马兹达赐福于我。凭借神威，我击垮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反抗，令其俯首归位。”（A．欧姆斯德，《波斯帝国的历史》，231）

波斯的神权统治并不如埃及那般绝对，究其原因，在于阿契美尼德君主自称为阿胡拉·马兹达在人间的代理人，而非神自己的化身。尽管如此，波斯人依然认为皇室血脉具备神圣的权力，帝国法令也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阿契美尼德国王们不断宣称的那样：“吾之意志即阿胡拉·马兹达之意志，反之亦然。”当亚历山大大帝尝试以这种方式发号施令时，即便是他手下最为忠诚的马其顿领主们，也试图策划针对大帝的刺杀、政变来反抗，或者抛弃他回到马其顿。然而，在波斯帝国境内，诸如巴比伦人和犹太人这样的被征服民族，被允许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膜拜自己的神灵。在被波斯征服的东方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体系具有神权、世俗权分治的传统，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忍受宗教多样性的自由，在多数波斯帝国的臣属看来，阿契美尼德政权下的宗教-政治架构和他们自己的并无多少差别——如果波斯人的宗教观不显得更为宽容的话。

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波斯有着各种等级的神职人员，他们不仅作为波斯国王的王权代理人享受着政治权利，同时还索取了大量土地来维持他们的职业。官方的神职官员身披白袍，由君主支付工资，在公共纪念活动中充当稽查官的角色，同时保证帝国的臣属们虔诚敬神。在这里，数学与天文学高度发达，然而这两种学科终究是宗教的附属品，其进步不过是为了提升宗教背景下预言术的艺术罢了。像普罗塔哥拉这样的人文主义者（Protagoras，他的名言是“人乃衡量万物的尺度”），或者是像安那克萨哥拉这样的唯理性无神论者［Anaxagoras，他宣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无论大小，唯有精神（心灵）能对其施加控制……无论事物现在如何，将会怎样，只有通过精神，才能改变它们”］，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肯定难以生存。只有当王权放松镣铐之时，这样的自由思想才可能在波斯的国土上崛起；而一旦被发现，则会马上遭到王权的严厉制裁。也许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对于宗教的虔诚程度相对波斯人不遑多让，但如果保守市民打算将无神论的坏分子从城邦中赶出去的话，他们至少会首先尝试进行看似合法的公开审判，通过争取公民的多数票来达到目的。

在过去，西方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诸如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色诺芬、欧里庇德斯、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等希腊名家的资料来评判波斯，将波斯视为腐化堕落、阴柔、受制于太监和后宫的妖魔政权。而现在，经过对阿契美尼德波斯文献和碑刻的仔细检视研究，在还原历史时我们理应保持警醒，防止自己在另一条偏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波斯军队，确实并不显得堕落或者像女人一样懦弱，但与希腊人相比，确实完全是另一种模式。究其原因，在于东方世界中并没有城邦国家存在。阿契美尼德波斯就像奥斯曼土耳其和蒙特苏马的阿兹特克一样，是一个庞大的两极化社会，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由专制君主统治管理，被祭司洗脑控制精神，被将军强制压迫。

希波战争与萨拉米斯的战略

萨拉米斯海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的决定性战役，两方一个是庞大而富有的集权帝国，另一个则是弱小、贫穷、一盘散沙的城邦联盟。前者强大的力量来源于税收、人力和服从，这是集权帝国的长项；后者的实力则源于自觉自愿的行动、创造力，以及小规模的、自治的、由平等公民组成的终生为伍的共同体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希波战争时代的希腊人相信，这场战争的最终极目的恰恰是为了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场战争的焦点便是他们对于自由特有的理念，他们称之为eleutheria——他们希望能保有自由，薛西斯则要夺走它。在他们眼里，这场战争体现出自由的价值所在，并且向世人揭示，这种向往自由的信念将会抵消波斯大王在兵力、物质财富和军事经验方面的巨大优势。十年之前，雅典重装步兵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大流士国王对该地区惩罚性的入侵行动，在一整天的战斗之后，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战场的控制权。在那一次入侵行动中，以后世的标准来看，波斯参战军队的规模并不算大——最多也就是三万名波斯军人，而与他们对阵的是一万人多一点的希腊联军。在马拉松战役之后，薛西斯进行了大规模征召，这一次他得到了一支完全不一样的庞大军队。

在马拉松战役十年之后的温泉关攻防战，对希腊人而言无疑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尽管希腊人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向往，但希腊联军仍旧遭到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亚洲军队在欧洲土地上击败西方军队的战例之一。在和温泉关战役同时发生的阿提密喜安海战中，希腊人则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最好的战略性撤退。在分析希腊人最终取得希波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我们只需要考察两场最重要的战役：萨拉米斯海战，以及随后发生的、由陆军决定整个战争结局的普拉提亚陆战。

公元前479年8月，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海岸进行的密卡尔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同时或是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这场战役标志着希腊势力不再只是被动防御本土，而开始向爱琴海地区扩张进攻。当然，没有萨拉米斯的胜利，密卡尔大捷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可能。至于普拉提亚战役，则是一场伟大的希腊胜利，希腊联军于萨拉米斯取胜一年之后，在底比斯以南大约十英里的一个小谷地中，在战场上彻底粉碎了留在希腊的波斯陆军，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波斯大王的军队被彻底逐出希腊的土地。倘若没有前一年9月份的萨拉米斯大胜，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战术优势与作战意志的提升，希腊人无疑不可能有信心继续作战，并最终在普拉提亚杀死波斯将军马尔多尼乌斯，并歼灭击溃绝大多数继续留在希腊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奋战的波斯军队缺乏薛西斯本人亲临打气，也没有波斯无敌舰队的支持，而一部分最精锐的波斯部队，要么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淹死在海里，要么在海战失利之后逃回波斯本土，没有参加一年之后的决定性陆战。在战场所处的彼奥提亚，放眼东面海岸之外，没有任何舰队来支持马尔多尼乌斯的陆军——波斯战舰要么已经沉入萨拉米斯海峡的水底，要么分散向东撤走了。此外，在普拉提亚的希腊军队异常庞大——大约6万到7万重装步兵，以及更多的轻步兵，这样的兵力在希腊历史上后无来者。希罗多德相信战场上的希腊军队总数超过11万人，因此，在公元前479年夏天的普拉提亚与希腊军队对抗的波斯人，既没有萨拉米斯时的数量优势，也没有国王督战、舰队支持，作为入侵者，他们无论是从路上还是海上都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援。反观自信满满的希腊人，他们涌进狭小的彼奥提亚平原，他们坚信波斯人已经因为萨拉米斯的失败而丧失士气并从阿提卡撤退，并且被他们的政治军事领袖抛弃。

一年之前，在萨拉米斯，胜负之势是多么不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预言胜利属于希腊是多么困难啊！雅典人将乡村与卫城的居民尽数撤离，而此时的雅典舰队足有200艘战舰，数量为希腊舰队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宁可一战，也不愿再后退一步了。几乎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撤到了萨拉米斯岛内陆、埃伊纳岛（Aegina）或者阿戈利德半岛（Argolid）的特洛曾（Troezen），因此，在公元前480年9月，倘若希腊联合舰队从萨罗尼克湾向南航行超过一里格（约等于3海里），那就意味着他们抛弃了阿提卡的难民，将其拱手交给薛西斯的军队——如此也就意味着雅典本身的灭亡，如果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败，雅典人将无立锥之地。“如果你们不这么做（在萨拉米斯对抗波斯人）”，地米斯托克利警告他那些来自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同盟者们，“那么我们雅典人就会直接离开希腊，带上所有的财产和舰队，航向意大利的西里斯（Siris），那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土地，而神谕也指示我们在那里建立一块殖民地。至于你们这些抛弃我们的所谓盟友，相信你们有理由记住我们所留下的话语”（希罗多德，《历史》，8.62）。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为了自由而战，但伯罗奔尼撒诸城邦中部分精明的领导人希望推迟最终和薛西斯交战的时间，直到整个局势无法改变，而且其他所有城邦都已经把自己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决战的战场为止。

在萨拉米斯，大多数希腊人同意，如果需要正在避难的雅典人（他们仍旧是希腊联盟中海军实力最强的城邦）参战，那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一旦阿提卡半岛上的人民完成撤离，就需要立即在海上开始战斗；其二，这场战斗的地点必须处在波斯入侵军队与雅典脆弱难民之间的缓冲区内。因此，在9月的萨拉米斯海面对波斯人，是唯一能留住雅典人继续参战的选择，而雅典舰队的参与则是希腊联盟军保持战斗力的基础。在北希腊，除了少数城邦，大多数人民在家园被占领的情况下早已放弃抵抗，事实上，他们此时已经在为薛西斯的入侵提供兵源了。雅典人打算航向西边重建家园的说辞并非空洞的威胁：倘若南部希腊的同胞们不愿在萨拉米斯最后抵抗一次，雅典真的会彻底放弃联盟的抵抗事业。

雅典人之所以撤离阿提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约一万人的重装步兵部队难以对抗波斯骑兵。在温泉关战役败北之后，没有任何希腊联盟的重装步兵愿意在阿提卡半岛的平原上保护雅典，对抗那些挟胜利余威南下的波斯人，而薛西斯的军队此时刚刚占领了特萨利和彼奥提亚，并在那里得到了补充和增强。直到此时，多数希腊人仍然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解决问题，不过他们更偏好在陆地上进行的重装步兵战斗。然而此时，希腊人对于陆上决战的想法只是一种美妙的空想而已，只有当薛西斯在海上的支援能力、运输能力和来自盟友的支持被粉碎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否则倘若贸然交战只会遭到屠杀。多数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温泉关的英雄式失败不能重演，只要波斯人的庞大舰队存在一天，任何希腊方的陆上防御就可能被来自海上的敌军包抄夹击，而之前失去彼奥提亚已经意味着他们损失了希腊本土最优秀的步兵征募地之一。

从希腊海岸线向南看，萨拉米斯岛和科林斯地峡之间没有更大的岛屿，而更南方的阿戈利德半岛北岸也是如此，没有海峡和峡湾能够帮助数量更少、装备更重的希腊舰队利用地形在狭窄的水域抵消波斯庞大舰队的数量优势。即便其他盟友能说服雅典人在萨拉米斯以南作战，将埃伊纳岛和萨拉米斯岛上的难民向南撤，与在特洛曾的雅典人会合后，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在南面的开阔水域和波斯人交战，要么只能在放弃科林斯地峡的防御之后，和波斯人进行一场无异于自杀的陆战。无论采用这两个方案中的哪一个，都看不到取胜的希望。

希罗多德记述了一段地米斯托克利向同盟将军们发表的战前讲话，其中，他拒绝在科林斯外海和敌人的海军交战：“倘若你们和敌人在地峡外海遭遇，你们就不得不在开阔水域进行战斗，如此一来我们的劣势就暴露无遗，因为我们的舰船更为笨重，而且数量也较少。此外，即便我们在那里获胜，我们也会不得不放弃萨拉米斯、麦加拉以及埃伊纳。”（《历史》，8.60）

雅典人耐希菲里乌斯曾警告过地米斯托克利，如果希腊人不在萨拉米斯背水一战的话，希腊联盟就很难再集结起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了，即便是在科林斯地峡也未必能做到。“每个人，”他这样预测道，“都会撤回自己所属的城邦中，无论是欧利拜德斯（斯巴达人，希腊同盟舰队的最高指挥官）还是其他人都没法把他们再集结起来，同盟舰队就会因此分崩离析。”（《历史》，8.57）因为这个原因，希罗多德笔下的阿特米西亚女王——薛西斯的海军将领之一，尽管担心自己会因为谏言而性命不保，还是向大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避免在萨拉米斯交战，暂且按兵不动，然后通过在科林斯地峡登陆逐渐向南进兵。她争辩说，对希腊人而言，只有在萨拉米斯进行一场海战，才能将所有那些争论不休的城邦团结起来，对抗波斯大军。

根据希罗多德所言，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人都顽固地坚持在陆地上进行防御的想法，在他们的海军将领们为了是否在萨拉米斯战斗而争论不休时，他们的陆军则匆忙地在科林斯地峡处建立防御工事。对雅典人来说，一方面如果雅典难民遭受奴役，他们的舰队恐怕也不太愿意帮助伯罗奔尼撒人——对于躲在工事之后的战斗海军可帮不上什么忙，更何况希罗多德还预料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这样的陆上防御根本没法成功。一支未受挫败的波斯舰队，能够沿着伯罗奔尼撒海岸任意选择登陆点，轻易将部队卸载到希腊陆军的背后发动攻击。

拯救希腊文明、击败一个比希腊大20倍的帝国的最后希望，在于强迫敌人在萨拉米斯进行一场海战。取胜的机会渺茫，而且还主要取决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战术天才，以及希腊舰队水手们的勇气和胆量，毕竟这些人是在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家庭的生存而战。贯穿整个公元前480年，希腊人面临的问题是，尽管波斯人在继续吞并他们故乡的领土，他们却仍旧在争吵、投票并互相发出威胁。这种不断探讨不同战略、争辩战术安排、听取水手抱怨的自由无拘束的方式，也许看起来粗鲁而不精致，但只要战斗开始进行，人们就会看到，是希腊人而非波斯人最终找到了在萨拉米斯海峡中作战的最佳策略。

战斗

倘若那溺水而亡的四万波斯士兵没有遭遇战败身死的结局，而是和那些幸存的同袍一起获得了胜利，那么自由自治的希腊将不复存在，西方文明也就会仅仅存在两个世纪之后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在某种意义上，萨拉米斯是希腊人脆弱联盟的最后机会，他们必须在薛西斯占领近在咫尺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从而在完成对希腊本土全境的征服之前阻止他。雅典的难民们此时正蜷缩在前线附近萨拉米斯岛、埃伊纳岛和阿戈利德沿岸的临时庇护所中，他们独特的文化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我们应该记得，在萨拉米斯海战进行之时，雅典人早已失去了家园。这场战斗并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古以来居住的土地，而是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城邦。

不幸的是，根据我们掌握的古代文献资料——包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后世罗马时代的普鲁塔克、迪奥多罗斯和涅波斯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人描写战斗本身，但确实有材料提到，重组之后的希腊联盟舰队在数量上至少处于一比二的劣势，双方战舰的数量比甚至可能达到一比三或者一比四。我们无法确定交战双方的实际舰只数目——考虑到在几周之前阿提密喜安海岬附近进行的战役中，双方都遭受了损失，战后又得到了补充——但大致而言，应该有300～370艘希腊战舰去对阵波斯人超过600艘的庞大舰队。事实上，在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波斯舰队甚至要比以上所描述的更为庞大——拥有超过1000艘战舰、20万海员。如果他们所述为实，那么萨拉米斯海战就成了整个人类海战史中，参战人员最多的一场战役。

绝大多数古代的观察者还提到了一点，即希腊舰队的水手们在经验方面远远逊色于那些在波斯皇家舰队中服役的对手，后者久经战阵，这些老水手们来自腓尼基、埃及、小亚细亚、塞浦路斯，还有一部分甚至就是希腊人。庞大的雅典分舰队距离建立仅仅有三个年头，地米斯托克利准确地预估到了其他希腊城邦或者波斯海军扩建所带来的威胁，因此仓促提议，新建了200艘战舰以扩充军备。由于希腊联盟的战舰在数量和适航性方面处于劣势，以地米斯托克利之见，取胜的唯一机会便是将波斯人引诱进大陆和岛屿之间的狭窄水道中。在这里，入侵者缺乏进行机动的足够空间，由此失去了数量和航海经验方面的优势，而士气高涨的希腊人则会不断地用战舰撞击敌人，最终打败波斯人民族成分复杂的庞大舰队。同时，希罗多德在描述希腊舰只时还用了“更沉重”（baruteras）这个形容词，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的船设计得更好或是航海性更佳。有些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可能是在表述希腊的船只使用曾受到水浸、未经晾干的木材，或者是体积更大、缺乏优雅感，这两种可能都意味着希腊舰船相比波斯舰船，转向不够灵便，却也更难以被击沉。无论如何，很显然希腊人更希望不要航向远海作战，由此他们既能避免寡不敌众，也能防止自己遭到敌人的包抄攻击。

波斯人可能是被地米斯托克利的小计谋所迷惑，他们相信雅典人将会通过埃硫西斯湾向南撤退经过麦加拉海峡。作为回应，波斯人分兵在萨拉米斯岛的南北两岸进行堵截，这一举动反而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兵力。波斯大王的舰队在拂晓即将降临之际展开攻势，他们将战舰排成三条战线，而希腊人只有两条战线与之对抗。由于波斯人将太多战舰开进了如此狭窄的水域，很快，在希腊人舰船的撞击之下，波斯舰队的阵形开始陷入混乱。相对而言，希腊人的水手民族来源单一，方便指挥，在纪律上更胜一筹，而且士气更为高涨，由此解释了为何在战斗中他们能够一再划船撞击敌舰，而很少会被占据数量优势的敌人强行登船被迫展开肉搏战。此外，波斯人经验丰富的埃及分舰队完全没有参加战斗，这支分舰队一直毫无意义地等待在远方北面的海峡出口，想当然地相信希腊人会从那里向麦加拉撤退。

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在他的座舰上领导希腊联盟舰队的攻势，他恩威并施，在波斯人已经占领科林斯地峡以北所有希腊领土的情况下，仍然将希腊人团结在一起；而他在开战前夜，秘密地向波斯大王传递出错误的投降信息，成功愚弄了薛西斯并隐藏了希腊联盟舰队的真实意图。纵观简短的历史记载，关于战斗的描写充斥着希腊人有序的进攻——战舰整齐地向前攻击，而桨手在命令下有条不紊地划动船只，在水中后退进行机动，或者前进撞击敌舰——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陷入混乱的各自为战，波斯海军也曾尝试着登上希腊的三列桨战舰并杀死水手，但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

这场战斗耗时可能长达八个小时，大约发生在9月20号到30号之间，最可能的日期是9月28日。战至夜幕降临，波斯战舰要么被击沉，要么被打散，入侵舰队的水手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士气。绝大多数波斯战舰都是遭到撞击沉没的。希腊人的三列桨战舰在波斯人笨拙的阵形中冲进冲出，没过多久，薛西斯麾下不同民族的分舰队就不得不分头行动，陷入只求自保的境地了。尽管理论上来说，逃走的波斯残部仍旧拥有数量优势，但此时的波斯舰队早已失去了再战的能力，他们有超过十万名水手要么战死、受伤，要么失踪、逃散，或者索性开船逃回爱琴海的另一边。

没过多久，薛西斯自己也经由赫勒斯滂海峡踏上了回国的归途，跟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六万步兵。他留下代理指挥官马尔多尼乌斯，同时也留下了一支仍然庞大的军队，将希腊本土的战事延续到了下一年。而在希腊人这一边，他们很快宣告自己的胜利，雅典人在不久之后重新控制阿提卡半岛。几个月之后，希腊联盟的步兵从希腊本土的各个角落涌向战场，对抗已经北撤到彼奥提亚并在普拉提亚扎营的波斯陆军，并将他们彻底粉碎。

自由

自由人在萨拉米斯

公元前480年的希腊人，尽管寡不敌众、国小民穷而且身处敌人包围之中，但就像其他战争里被侵略的一方一样，在面对波斯人时，他们仍然拥有一些固有的优势：他们对本地的地形更为熟悉，在后勤补给方面较为容易，而且能利用当地的防御工事来抵消敌人的数量优势。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步兵的青铜甲胄在陆战中显得尤为关键，优异的防护对于希腊人在马拉松、温泉关和普拉提亚的良好表现功不可没。甚至连波斯人自己也对于希腊人追求一场毁灭性战役来决定胜负的做法感到震惊，特别是重装步兵方阵冲击敌阵的做法令他们恐惧不已。对于希腊军队的纪律性波斯人显得一无所知，然而正是这种纪律带来了近身肉搏中的巨大优势。在希腊军阵中，战士的第一要务是固守在行列中，而不是去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这种欧洲人固有的军事素质，在萨拉米斯海战发生一个世纪之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素质也解释了为什么来自欧洲的色诺芬、阿格西劳斯和亚历山大大帝，仅仅率领几千到数万名士兵，就能横行在亚洲的土地上，并实现薛西斯在亚洲用几十万人都无法达成的伟大战功。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那些在萨拉米斯奋力划桨、催动战舰迎头撞向波斯船只的希腊人相信，自由（eleutheria）是他们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们认为，对自由的渴望，将他们变成了比波斯人更好的战士，无论来自东方西方，无论是哪些失去自由的部落、民族或者国家，都不能击败希腊人。希腊人士气更为高涨，而且作战杀敌的欲望也更加强烈。对此，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的记载颇为明确。相对的，对于波斯人的作战习俗与动机，我们并没有多少兴趣，更何况相关记载往往具有倾向性，或者从来源来看属于二手货，我们能从这两位作者的描述中确定的是，希腊人很确信，在萨拉米斯他们是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孤注一掷。

举例来说，从希罗多德所描述士气对比来看，在这个方面，双方的差距是确定无疑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军队是更好的军队，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挥动武器，而不是为了那些国王、贵族或者祭司而进行杀戮。相较于奴隶军队和雇佣兵团，这些自由民士兵能够保持更好的纪律性。在描述了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的情形之后，希罗多德提出，雅典人在他们新近争取到的民主政体支持下，战斗力远胜于原先在庇西特拉图家族僭主们长期统治的时代：“只要雅典人还在独裁暴君统治下，他们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不会比周围的邻国强。”希罗多德还解释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过去“他们（雅典人）没有以最好的面貌进行战斗，因为他们是为了一个主人效劳；但作为自由人，每个个体都会渴望为了他自己去完成些什么事业”（《历史》，5.78）。

当被问及为何不在战争伊始达成和平协议时，斯巴达使者们如此回答波斯帝国西方省份的军事统帅海达尔尼斯，他们认为自由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

海达尔尼斯，你给我们的建议脱离了对于我们状况的了解。对于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只明白了其中一半；另一半对你而言，则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你对于奴役的了解已然非常完全，但你却未曾体验过自由的滋味，无论甜蜜或是苦涩，你都一无所知。倘若你曾经历自由的生活，你必定会建议我们，不仅要用枪矛去捍卫它，更要用战斧去争取它。（希罗多德，《历史》，7.135）

就像本章卷首引语所描写的一样，在埃斯库罗斯的剧本里，希腊人在驶向战场时互相激励：“解放你们母国的领土。解放你们的孩子、妻子，解放你们父辈崇敬的神灵以及祖先的墓地吧！”（《波斯人》，402-405）在取得萨拉米斯大捷之后，雅典人用一条简短的回复拒绝了波斯人所有关于斡旋的请求：“我们很清楚，波斯帝国的实力远超雅典；因为力量的差距而嘲笑讥讽我们是毫无必要的。尽管雅典显得弱小，但我们狂热地追求自由之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自己。”（希罗多德，《历史》，8.143）对于希腊人而言，他们对自由的追求，犹如宗教信仰源于本性。雅典人崇拜抽象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后者更是祭拜宙斯·埃硫西里奥斯（Zeus Eleutherios, “自由赐予者宙斯”）的祭仪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神祇们为每一个平凡雅典人所做的，远比阿胡拉·马兹达为所有不自由的波斯人所做的多得多。

对萨拉米斯的胜利，希罗多德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是雅典人拯救了希腊，他们做出了选择，认定希腊必须保持自由之身，并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在其他城邦尚未卑躬屈膝之时奋起斗争，激励了他人。”（《历史》，7.139）大概一年之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希腊联盟要求每一名战士在战前宣誓，以这样的话语作为誓词的开头：“我将奋战，至死方休，视自由高于生命。”（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11.29.3）在战争结束之后，希腊人在德尔斐神庙奉献了一座精心装饰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广大希腊的拯救者们树立了这座纪念碑，是他们保卫自己的城邦，使之免受令人厌恶的奴役”。（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11.33.2）

古代的观察家们不仅相信萨拉米斯与希波战争中的其他战役一样，是为了免遭“令人厌恶的奴役”，同时他们也认为在理论上，自由之身是战斗时保持士气的基础：只要士气旺盛，便能击败那些在数量或财富方面居于上风的敌人。希腊作者们在行文时不断将战斗的效率与自由人军队联系在一起；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胜利，但却能使得一支军队占得先机，也许他们由此就能在任何状况下抵消敌人在指挥、数量或是装备方面的优势。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一个雇佣兵数目不断增长的年代，对于自由与优秀军事素质之间的关系，他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于自由城邦，他如此写道：“隶属城邦的步兵认为，临敌逃跑乃是可耻的行为，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作为逃兵生还。相对的，雇佣兵从一开始就试图以众暴寡，而一旦发现己方兵力不济，便逃之夭夭，他们害怕死亡远胜于蒙羞。”（《伦理学》，3.1116b, 16-23）

在希腊的自由公民士兵与波斯帝国惯常征召的多文化农奴军队之间，总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色诺芬的记述为例，他在书中借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之口，在公元前401年的克纳科萨战役之前向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兵们解释了为何他要雇佣他们向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

来自希腊的人们啊，我之所以率领你们来到此地作战，并非是我手下缺乏足够数量的野蛮人军队。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你们在勇气与力量上远胜许多野蛮人的武士。你们拥有自由（eleutherias）并因此得到我由衷的赞赏，在战场上证明这一切的价值吧。你们都非常清楚，我会把追求自由（eleutherias）置于我所拥有的其他一切之上，甚至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远征记》，1.7.3-4）

这段话中包含了一个希腊学者所拥有的一切传统套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注意三个重要事实。其一，色诺芬自己在希腊雇佣兵的万人长征中，可谓身经百战，率领部下战胜了遇到的每个亚洲敌人。其二，波斯的君王们，包括大流士、薛西斯、小居鲁士以及阿塔薛西斯（后世的大流士三世也一样）都会雇佣大量的希腊雇佣兵，但尽管为数不少的希腊城邦有钱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招募军队，却几乎没有城邦会雇佣波斯人作为士兵进行战争。其三，小居鲁士认识到，他生来作为波斯贵族，因此才能够拥有无价的自由之身，而这宝贵的自由在爱琴海对面却是普通人就能拥有的无价财富。在克纳科萨战役70年之后，就在距离万人远征军逐退波斯人的战场不远处，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的前夜告诉麾下的马其顿人，他们将轻易获得胜利，他向部下夸耀说，波斯奴隶组成的军队面对他手下的自由人将毫无胜算。话虽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在摧毁希腊人的自由这点上倒是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纵观古希腊的文学作品，希腊式自由是一个十分显眼的特点，它显得与众不同，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不存在于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文化中。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操希腊语的民族居住在小规模的、相对闭塞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谷地中，以及爱琴海的岛屿上，小亚细亚也有一部分西海岸的土地是属于希腊人的，是这些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希腊式自由概念。“自由”（freedom）这个词，以及其他相当的概念——就像其他一些同样奇怪的名词诸如“公民”（politēs）、共识政府（politeia），以及民主（dēmokratia, isēgoria）等，在同时代的语言中，这些词仅见于拉丁语（例如：libertas自由，civis公民，res publica公共事务等）。无论是北面部落制度的高卢，还是南面隔着地中海、有着复杂社会体系的埃及，都未曾拥有这些离奇的思想。

希腊城邦中的自由概念，与部落游牧民只求无拘无束、漫游天地之间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举例来说，就连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也承认，即便是野兽也会为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而撕咬争斗。同样的，希腊人的自由也不是像波斯、埃及那样的等级社会中精英阶级统治者们所享受的不受限制与监管的自由。希腊式的自由观，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郊区，无论人口分布密集抑或是稀疏，无论共识政府的概念在寡头政体中有限地运用还是在民主政体中广泛实施，概莫能外。这种观念保障公民个体的社交自由，赋予人们选举权，使得普通人拥有与取得的财产不会遭到随意的没收，同时防止公民受到逼迫威胁，或者在私刑泛滥的社会中成为受害者。

希腊人曾建立过超过1000个城邦，身处其中，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之身。在自由城邦所存在的四个世纪（公元前700～前300年）的历史中，对于公民身份的财产要求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成为公民所需的财产数额，从高到低，直到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允许担任公职的公民范围则从小到大，直至涵盖了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名义上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并不能自由、公开地说出他们的想法，也无法担任任何公职。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寡头政权控制下的城邦并没有建立神权统治并以此来控制整个社会中的人民和文化经济活动。西方式的独裁者，在独断专行的程度上来说，永远都不能与东方的专治君主相提并论，他们也无法像后者那样掌管属民的生死大权。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从黑海之滨到南意大利的诸多城邦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将政治平等的概念延伸到女人、奴隶或者是外国人身上。更广泛的社会平等概念固然值得称赞，但在那个时代，只有少数人持有此类观点，包括：乌托邦式的思想家，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喜剧作家，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柏拉图主义者以及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等。

在面对希腊社会中诸如此类的政治歧视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点。第一，总体而言，希腊人社会中的种种罪恶现象——奴隶制，性别歧视，经济剥削和民族沙文主义——对于任何时代的所有文化，都是常见现象。希腊世界中的“其他人”——外国人、奴隶和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其他社会中同样也是“其他人”（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这些不平等状况依然被延续了下来，如非洲的奴隶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针对妇女的暴力都是）。第二，自由本身是个不断演进的概念，自从这个概念诞生之日开始，其最终的发展方向从来不受任何逻辑上的限制。从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早期城邦坚持按照财产多寡进行划分，建立公民身份的准入制度；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和其他民主制度的城邦则取消了财产要求。到了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征服希腊的时期，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戏剧的舞台上、哲学思辨里，还是在演讲稿的字里行间，希腊人都在呼吁，试图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扩展到本城邦出生的男性公民以外的人群中。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在自由这一概念出现的前200年时间里就能达到臻于完美的境界，相反，我们应当满怀赞赏地认识到，这种特殊的观念竟然在如此早的时代，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自由的含义

如果我们询问一名在萨拉米斯参战的水手：“你为之划桨拼搏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也许他给你的答案将包含四个部分。第一，自由意味着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事实上，对于自由发言这个概念，希腊人有两个不同的词：isēgoria，它的含义是指在公民大会上公开发言的权利，而parrhēsia的含义则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语。正如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所言，“自由人拥有自由的舌头”（《索福克勒斯残卷集》，927a）——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不受限制表述思想的方式，不仅能在雅典的戏剧舞台上看到，同样能在整个萨拉米斯战役进行期间得到无处不在的体现。雅典人为了是否撤出阿提卡半岛而辩论，伯罗奔尼撒人为了是否在科林斯地峡战斗而辩论，而所有的希腊人则为了是否要在萨拉米斯孤注一掷而辩论——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他们的辩论仍会继续下去。诸如欧里庇德斯、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德曼图斯这样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一起就许多问题展开激烈的公开辩论，大喊和尖叫此起彼伏。这种几乎持续不断的审议活动，被希罗多德形象地称为“语言的战争”或者是“一场语言的激烈竞赛”。在战斗之前，街头巷尾的人们可以对战势发展发表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之为“大众的骚动”——将军们不得不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来平息公众的情绪。在这之后，雅典人甚至把他们的三列桨战舰命名为“民主”号、“人身自由”号和“言论自由”号——这样的命名法则，恐怕会使这些战舰在海战中成为波斯无敌舰队的第一目标。至于将一艘波斯战舰命名成类似名字的做法，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

而在波斯这一边，之前所述发表意见的方式是不可能被允许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拙劣得多的战略制定，波斯人的最高指挥官也会脱离舰队所接触的实际事务，大王本人对于任何一个海军将领在进攻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甚明了。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有一段合唱，描写了波斯长者们在战前的哀叹，这预示着之后萨拉米斯的败局已定：“人们的舌头不再会被束缚住，一旦驱使人民的皇家权力的牛轭支离破碎，从此以后，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波斯人》，591-92）斯巴达叛徒德马拉图斯向迪凯欧斯建议，不要在波斯大王薛西斯面前表现出对希腊舰队的恐惧：“保持沉默，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人。倘若你的话被报告给了大王，你就会掉脑袋。”（希罗多德，《历史》，8.65）在战斗之后，腓尼基舰长们跑到薛西斯面前抱怨，说自己在战斗中遭到了爱奥尼亚希腊人的背叛，后者抛弃了波斯的入侵大业。他们批判式的语气令薛西斯非常不悦，于是这些腓尼基人都被下令处死了。在海战中，当希腊舰队接近敌人时，希腊的桨手在划行时带着承诺，他们能在战斗中喊出自己对于战斗的观点；而在波斯人这边，任何有如此行为的波斯水手都难逃当场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第二，在萨拉米斯，希腊水手们在战斗时肯定抱着坚定的信念，确信他们在雅典、科林斯、埃伊纳、斯巴达以及其他希腊联盟中城邦的政府的基石是公民制度，而他们也将为此而战。像地米斯托克利和欧利拜德斯这样的领袖，要么直接由选举产生，要么由民意代表进行任命获得。那些划动战舰撞向敌舰的希腊水手们知道，进行这场战斗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而那些沉入海中溺水身亡的入侵者们则不得不接受一个海水般冰冷的事实：他们之所以在海峡战斗，只是因为波斯大王希望如此。从长远来看，人们在拥有选择自己死亡场合的自由时，总能战斗得更为勇猛高效。

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经过战争考验的希腊士兵们投票选出他们眼中的英雄事迹，并做出相应嘉奖。反观波斯这边，皇家书记官们在薛西斯所处的高处进行记录，对造成厄运的波斯部属进行惩罚。在早先的温泉关战役中，波斯人按照惯例，由军官用鞭子驱赶着己方部队向希腊人冲锋。而他们面对的斯巴达人则是自愿地为了希腊人的自由事业而献出生命。在战时，倘若一个将军殴打一名重装步兵的话，很快会导致对其本人的公开审查；而对于波斯人来说，鞭打步兵的行为只不过是维持军队士气的一项必要工作罢了。地米斯托克利曾被自己战舰的水手指责，在雅典公民大会上遭到嘲笑，也曾在希腊联盟会议上受到言语攻击；而薛西斯却坐在海峡旁高处装饰华丽的座椅上，让远处下方他麾下的每个士兵都清楚地感受到恐惧，因为波斯大王正俯视着他们。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惧，也许能很好地激励士兵奋勇作战，但长期来看，希腊式的自由作风仍然是更好的作战动力。

第三，在萨拉米斯的希腊人能够自由地购进或者出售地产，将其转手给他人，也能动手改良其品质，倘若他们喜欢的话也能弃置不管。他们对地产的处置不会因为受任何政治性或宗教性压力的驱动而进行，这些土地也不会遭到充公处理。即便是雅典的无地水手们，在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开设商铺、买卖皮货而攒钱购得葡萄园，或者应聘做一个牧人，最终积蓄一些金钱和土地传给他的子女。而在波斯这方，多数在萨拉米斯溺水而死的人们，都在国王、总督、神祇或者贵族所有的巨型庄园中劳作。在战争中，如果人们相信战斗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而非别人的，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会更加强大。当波斯人撤离希腊时，有不少传闻声称有大量的贵金属和金条被留了下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在东方没有银行或者其他商业机构保护私有财产，使之免受充公或者随意征税。

在后来的岁月里，东方军队总是将军饷带到战场上，而他们的西方对手则把薪金留在家里，信任法律，相信自由人公民的私有财产总能得到保障。在勒班陀海战中，阿里帕夏将财宝都藏在他的舰船苏丹娜号上，而基督徒联合舰队的指挥官唐胡安在皇家号舰船上则没有放置任何他自己的财产。如果在萨拉米斯战败的是希腊人，那么阿提卡将迅速沦为波斯大王的私人领地，薛西斯肯定会将这片领地分配给他宠爱的贵族精英和皇亲国戚们，而后者将会把这些土地进一步分成小块，让那些退役士兵作为佃农并用不合理的要价让他们耕种。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黏合剂，在自由制度的驱使下，超道德的市场智慧能够以最大效率将产品和服务分配给每个公民。

最后，在萨拉米斯的希腊人拥有行动上的自由。举例来说，一部分固执的雅典人在波斯人攻来时就选择留在城市中，为卫城殉葬。而伯罗奔尼撒人则选择留在主场等待进攻，并着手加固科林斯地峡处的工事。在整个战役期间，难民、士兵与旁观者们来了又去，有的人选择待在埃伊纳岛，有些去了特洛曾，也有人将萨拉米斯岛作为落脚点。这样的行动自由是波斯人所不能容忍的，吕底亚人皮西乌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使一个儿子免于服役，于是薛西斯就下令把那孩子劈成两半；但在雅典，那些拒绝公民大会决议，不肯撤离阿提卡的公民们并不会在自己同胞的手上遭此厄运。在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由的解释中，一个关键内容便是“一个人应能以他喜欢的方式生活，便是享有自由的标志，因为反过来说，倘若不能在生活上随心所欲，那便是身为奴隶的标志了”（《政治学》，6.1317b, 10-13）。这种自由的理念，即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同样出现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精彩演说中。伯里克利的话语被记录在了修昔底德所著《历史》的第二册中：“我们在自己政府中所享受到的自由方式，同样延伸到日常生活里。在生活中我们不会以嫉妒的眼光互相监视，我们也不会因为邻居依照自己爱好所为之事而生气发怒。”在几句话之后他又补充说，在雅典，“我们完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历史》，2.37, 39）。在波斯军队中，这种程度的自由仅仅被局限在阿契美尼德王室的精英之中。倘若庞大的波斯舰队里有一小部分桨手拥有类似的自由，它或者是因为监管的松懈，或者是亲属关系下的网开一面，或者可能来自波斯大王的恩赐——这样的自由随时可能因为国王的一个念头而彻底消失：自由可不是所有公民都能享有的、天生而来、法律规定且抽象的权利。

倘若一个波斯方的水手选择留在后方被占领的阿提卡，或者是试图和他的总督争论，或者在薛西斯大王个人所拥有的沙滩上漫步，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惩罚，而在萨拉米斯海峡对岸，敌军士兵的类似举动则没人会加以约束。事实上，西方军队总是这样难于驾驭。在萨拉米斯，如此多的小国之间居然能够一起同心协力发动攻势，甚至形成一个粗略的协议进行战斗部署，这简直是个奇迹——类似的、在自由人之间发生的争执，在勒班陀海战之前的几个小时也差点毁掉了基督徒抗争的努力。尽管如此，自由行事的权利最终在战斗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士兵和水手们一旦得到保证自己不会被鞭打、砍头，就会相机而动、自发作为。他们不会因为可能的失败而被处决，因此也就不会因为隐藏的恐惧而影响作战的动力。自由人在作战时完全相信，战后同胞们会指出哪些人勇敢、哪些人怯懦，他们必将被公正地对待。

在战前，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向波斯人发出了一条欺骗性的信息。在开船前一刻，希腊人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商议。在开战前的最后关头，希腊的三列桨战舰或者单独行动，或者成群结队地从附近的海岛开来加入战斗，有些隶属波斯的希腊人则抛弃了薛西斯投向自己人这边。雅典人中保守的陆战派阿里斯蒂德没有加入海战，而是主动登陆附近的普西塔列阿岛，驱逐守岛的波斯军队。以上这些个人的、自由的行动，都是那些“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们所采取的。自由发言能够激发集体的智慧，这在帮助最高层指挥战斗方面显得非常关键。关于如何守护萨拉米斯海峡，希腊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据普鲁塔克记载，地米斯托克利向他的对头斯巴达人欧利拜德斯大吼大叫，后者是伯罗奔尼撒人舰队的总指挥，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为了萨拉米斯岛上的雅典人一战的意愿。地米斯托克利如是说：“如果你想打我就动手，但是听我把话说完！”（《希腊罗马名人传·地米斯托克利》，11.3）欧利拜德斯确实听了下去——于是，希腊人赢了。

战斗中的自由

西方式的自由理念，源于早期的希腊政治观念，诸如共识政府（politeia）；同时也植根于能够允许个人获取利益（kerdos），并保护个人地产（klēros）；同时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治（autonomia）以及远离高压统治和强迫奴役的开放式经济体系。在几乎每一场西方士兵参与的战役中，自由的理念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由，和其他西方的特有优越性一起，抵消了西方军队在人力资源、机动性与补给能力方面的劣势。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自由理念对士兵所施加的影响，而在墨西哥城之役或是勒班陀海战中则不是如此明显——诸如阿金库尔、滑铁卢和索姆河战役等西方文明的内战中也是如此。然而，不论西方文明范畴下的国家之间区别有多大，如中世纪的法兰西之于英格兰，19世纪初的法国与英国，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协约国，在它们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同的衡量自由的标准，而类似的概念在欧洲以外国家的军队中则是无从得见的。

即便是在宪政政府的建设受到阻碍以至消失无踪，而古典时代的遗产遭人遗忘的时代，西方经济文化的宽容特质仍旧留存下来，西方国王的军人拥有的自由待遇超过任何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军人，无论是中华帝国的征募兵、土耳其苏丹的耶尼切里近卫军还是蒙特苏马的鲜花武士，概莫能外。其他文明的军人在社会地位、经济生活和个人精神层面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这在欧洲是闻所未闻的。阿兹特克人让科尔特斯的征服者们惊骇不已的，一方面是他们在大金字塔下持续不断进行的人殉活动，另一方面，就像希腊人对薛西斯、威尼斯人对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人对祖鲁、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看待大日本帝国一样，是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从属地位。非西方人中，毫无权利的个人仅仅由于说话（或者保持沉默）而触怒国君、帝王或者祭司，就被随意剥夺生命，这让西方文明熏陶下的人们感到惊诧莫名。

严格的服从可以让人无条件地献出生命，这在战场上固然能带来优势，但倘若这种军事化社会的中枢神经遭遇打击——例如蒙特苏马被西班牙人绑架，薛西斯或是大流士三世在战斗中公开逃跑，祖鲁人的领袖开芝瓦约（Cetshwayo）被抓获，日本将领剖腹自杀——那么这些被强迫拿起武器的农奴或者帝国的属民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和他们的指挥官一起消失，宿命论和不可控制的恐惧就会悄然爬上每个人的心头。对日本而言，天皇一旦投降，整个日本便会放下武器；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总统的开战宣言必须经过立法机构的通过才能将整个美国武装起来，而杜鲁门总统的停战协议也必须经过同一机构的批准方能生效。

看起来，自由是一种军事上的无形资产。引入自由的理念，能够整体上增强军队的士气；即便是地位最低微的士兵也能从中获得信心；而且能让军官们群策群力，而不是仅仅依靠指挥官的个人智慧来进行战斗。自由不止意味着自治的权利，也不仅仅使得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好地击退入侵者。在公元前479年的米卡勒战役中，以及在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公元前334年～前323年）期间，波斯人都在防御者的位置上面对入侵的敌人，但他们只是为王权服务、在阿契美尼德家族所有的亚洲土地上耕作的农奴，而不是为了自由理念奋战的自由民，因此他们遭遇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萨拉米斯的遗产

在世界历史上，利害关系的重量使得胜负的天平颤动不已。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模式在天平的一端，这种模式由一个君主独断专行，一统天下；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些分散的小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源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些国家因为自由个性而充满活力，而且面对战斗时能够并肩戮力奋勇杀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精神力量终究凌驾于物质资源之上而取得了胜利，在此，这种胜利得到了最为荣耀也是最大规模的展示。

以上是乔治·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2.2.3）中对于萨拉米斯海战的评价——他的激情洋溢的观点与阿诺德·汤因比的看法大不相同，后者甚至在一段论述中认为，倘若希腊人被薛西斯的入侵军队击败，则希腊文明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无处不在的暴君式统治至少能够帮助希腊人摆脱持续不断的内斗。这种看法无疑是愚蠢的。汤因比应该更仔细地审视在公元前6世纪时，爱奥尼亚被波斯统治之后所遭受的厄运。这块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土地，在哲学、政府体制与言论自由方面都曾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后却渐趋衰落。

假若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失败，那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及其特有自由观念的终结，希腊本土会和爱奥尼亚一起被占领，并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西部行省。少数幸免于难、继续保持自由生活方式的希腊人生活在意大利或者西西里岛的诸城邦中，他们面对波斯人的攻击除了屈服别无他法，况且这一小群希腊人在已经成为波斯人或者迦太基人内湖的东地中海中，也只会默默无闻地生活下去。一旦希腊本土陷落，城邦体系的独特文化也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摇篮中的西方文明也会因此烟消云散，一切价值都归于湮灭。在公元前480年，民主体制距离初创才度过两个世纪的光阴，几十万乡民在东地中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建立了它。罗马之所以能够统治希腊和迦太基曾经的势力范围，便在于其强大的军队，在于自由人公民提供的庞大人力资源，以及由人民监管的强韧的军事体系和充满活力的科研传统——最后这一条为罗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军事装备，从弩炮、高度发达的攻城设备到精良的武器与铠甲。而所有这一切，要么直接从希腊人那里模仿得来，要么是受到希腊人启发的再创造。

在萨拉米斯之后，自由的希腊人民再也不必害怕任何外来势力的攻击，直到他们遇到同样由自由人组成的罗马共和国。薛西斯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波斯国王能够踏上希腊的土地。在接下来的2000年时间里，任何一个东方势力都无法占据希腊，直到15世纪奥斯曼占领巴尔干，并最终使得衰落、孤立且被遗忘的拜占庭希腊屈服。在萨拉米斯之前，雅典只是一个古怪的城邦，它采取民主制度只有27年，不过是襁褓之中的婴儿罢了，民主制的优越与否还有待事实的检验。萨拉米斯之后，扩张性的民主文化模式在雅典生根发芽，它的影响辐射到了整个爱琴海。我们记住了诸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与苏格拉底这些名人异士，也目睹了帕台农神庙的雄伟壮丽。萨拉米斯的结局证明，自由人总能战胜被奴役之人，而自由人中获得自由最为彻底的群体——雅典人，最富有战斗的意志与力量。

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之后的三个半世纪的岁月里，希腊精神引导下的那些致命军队——万人远征军、亚历山大大帝麾下的马其顿人以及皮洛士率领的雇佣兵——结合了优越的军事技术和冲击作战模式，在战场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他们的征战遍及从意大利南部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的广大区域。希腊人在建筑学方面发展出无人能及的造诣，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到雅典的帕台农神庙无不肃穆壮丽；至于文学领域，更是成为永恒的经典，阿提卡风格的悲剧、喜剧、演讲术以至希腊历史记载本身都独具一格；红色陶瓶彩绘的流行，雕塑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交相辉映，民主理念的不断扩展——所有这些都在希波战争中成长发展，激励那些艺术与历史巨匠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这场标志着希腊由古风时代走向辉煌古典时代的战役。

关于萨拉米斯和自由的理念，还有一点颇为讽刺。希腊人的胜利不只是使得自由的希腊城邦文化存续了另外两个世纪，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催生了整个希腊范围内民主制度的复兴，通过给予自由人更多的权利而彻底改变了城邦制度发展的轨迹。人们可以拥有的自由，超过任何一个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自耕农重装步兵的想象。正如150多年之后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个曾经普通的、不起眼的城邦里，平凡无奇的人民在经历了一场制度改革试验——授予那些本土出生的穷人投票权——之后，迅速崛起成为萨拉米斯的英雄群体，并且作为希腊文化的引领者站上风口浪尖。

在这场战役之前，绝大多数城邦的公民身份有严格的资产限定，本地出生的人群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能成为公民，那些未经教育、穷困潦倒、居无定所的人们普遍不能得到信任。然而，由于在萨拉米斯取得胜利的是那些较贫穷的“海军平民”，而不是那些在陆战中充当主角的小地产主，在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雅典，没有地产的桨手们将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贫穷卑微的人民为了性命攸关的海上霸权而展现他们的勇气，因此他们也会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及其代理人。在西方，那些奋勇杀敌的人们总会寻求政治上的承认。这些新近崛起的海军自由民阶层重塑了雅典的民主整体，将其变得更为不可预测，也更具扩张性。通过公民大会的多数票，自由人可以在任何一天进行很多活动。在公民大会的意志下，雅典卫城中兴，建起宏大的神庙，政府公款补贴戏剧活动，同时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被派往爱琴海的每个角落——同样的意志也将米洛斯的无辜平民屠杀、奴役，并毒死了伟大的苏格拉底。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赋予雅典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萨拉米斯，雅典海军接过了荣耀，继续前行。

柏拉图认为，马拉松战役标志着希腊人一系列胜利的开始，而萨拉米斯则是终结，萨拉米斯“使得作为一个民族的希腊人变坏了”。在他的眼里，民主制度是一种堕落的制度，参与其中的草根公民比所谓的“拍脑袋思想家”好不了多少，他们索取自己从未赢得的权利；他们将平等的身份作为自己追求的结果，而不是作为提供机遇的敲门砖；他们使用多数票代替法律，把自己的决议作为统治的准绳。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希腊诸邦用一系列禁令来限制激进的、新生的、特立独行的自由思潮——投票权由资产进行限定，战争限于那些因为资本和收入而获得特权的富裕地产主，没有税收，没有海军，也没有扩张式的国策。这些传统将农业城邦中的自由和平等限制在一小部分拥有财富、受过教育的土地所有者中间。此时的城邦，平等并不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它只是每个人在道德层面追求的目标而已，这种求索的过程还要符合一群具备足够资格和天赋的自由人的认同。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修昔底德到色诺芬的绝大多数希腊思想家，对于萨拉米斯海战所导致的结果都显得讳莫如深。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出身精英阶层，也不是有意为统治阶级辩白。他们看到了激进民主制度下潜藏积累的危险，国家授权、抽签选举、职务津贴、言论自由与开放市场，问题和矛盾犹如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从更为保守的视角来看，倘若没有内在的审查和平衡机制，城邦将从自由走向疯狂，最终成为培养高度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公民的温床，个人不受限制的自由和权利将会阻碍为集体做出的牺牲，也会使得道德底线荡然无存。尽管给予公民无限政治自由的民主制度基于一条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人由生到死，始终应该保有自由之身——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后的主流欧洲哲学家——霍布斯、黑格尔、尼采等数十位大家——对此都不约而同地持保留态度。

也许保守主义者会觉得，将绝大多数选票的主人限定在受过教育、见多识广的公民之间是个不错的主意，再加上某种财产限制就更好了。战争——类似马拉松或者普拉提亚那样的战役——都是为了争夺有形资产而进行的，陆战需要个人的勇武，而不只是需要先进技术和公共资金建设的战舰，数量优势也未必起作用。公民只有拥有自己的农场，提供自己的武器装备，不受税收与中央集权的政府之累，同时关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才算是具备资格——这样的人不必用劳力换取工钱，不必被政府雇佣，也不受任何公共头衔困扰。然而在萨拉米斯，勇敢的无产桨手们和他们操弄的用公共资金建造的战舰，在一下午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激进政治自由思潮一旦破壳而出，即便是最强大的西方独裁者也难以熄灭它燃起的燎原烈火。

波斯舰队从萨拉米斯海峡撤退后，爱琴海上已无阻碍，此时的雅典站在希腊对抗波斯的最前沿，它接纳了激进的民主制度，驳斥那些故步自封的老派城邦思维。哲学家们也许会痛恨萨拉米斯——柏拉图对这场战役的看法可以用叛逆来形容——但这一切都无法抹杀地米斯托克利和他的桨手们在萨拉米斯的胜利，他们不仅拯救了希腊和西方文明，还不可逆转地激发了西方军事制度的活力，并且扩展了自由理念本身。萨拉米斯海峡中溺水身亡的四万波斯士兵，就是对于一个理念所激发出的力量的最好阐释。

萨拉米斯并不是希腊文明的缓刑。相反，这场战役给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西方式的战争方式从此走出希腊的国界。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曾经在雅典海岸几千码之外拯救希腊舰队的军事体制，将会帮助亚历山大大帝向东远征3000英里之外的异邦，兵锋直指印度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