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利益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一 引言
随着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公共品需求日趋差异化和动态化，如何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动态有效性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公共品供给的经典理论研究来看，一是沿着公共品供给市场失灵的思路，强调公共品政府供给的有效性 (Samuelson, 1954; Musgrave, 1962)；二是基于公共品需求选择的角度，强调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Buchanan, 1962)；三是对公共品供给政府失灵的分析，形成了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 (科斯，1974；德姆赛茨，1967; Tiebout, 1956; Mcquire, 1969; Ostrom, 1990)。但上述理论研究忽视了公共品供给的动态学因素，这导致了公共品有效供给缺乏公私利益选择的价值基础，游离于抽象分析的数理工具之外，因为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消费者，对公共利益的认知和评价不同，进而影响公共品的真实需求。由此看来，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动态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府干预和政府失灵的权衡，更要体现公共品供给与公私利益选择的伦理价值，因此，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公私利益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的思想逻辑，这样既是对上述理论的补充，又是构建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对公共品政府供给有效性的政策思考。
二 前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思想试验
由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存在广泛的外部性，这意味着纯私人品与公共品可能相互转化，其背后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价值判断，那么，如何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激励相容？对此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古希腊时代的公共品供给观，它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充满城邦生活经验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的公共品国家分配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公共品国家供给观。
柏拉图认为，在财产私有的经济制度下，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是零和或负和博弈，产生诸如收入不平等、人们之间纠纷等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正义，因此他构建了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幸福国家模型，强调国家供给的有效性，其前提条件是构建生产与生活资料公有化的经济秩序，这样就“对于一切事物之意见，人人相同，而各人之所为，有一公共之目的”。
由于资源公有，个体偏好表现出同质性，国家目标便成为唯一的公共利益，这样，公共品供给一切由国家分配，形成国家正义的“大同社会”。可是，一旦失去个体利益选择的微观激励，公共利益必然演化为强者的博弈，失去社会公正的基础，也会失去公共利益可持续性的动力。显然，柏拉图的公共品国家分配观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认同“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且分析了公共利益供给不足的原因，但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中，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参与相容性，人类的自爱出于天赋，其本性也是一个政治动物，具有辨认善恶和正义的能力，可是公私利益的相容性必须“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在体制过度统一的城邦中，不但这种自爱爱人的愉快不可复得，还有另两种品德也将显然跟着消失”。这种体制才能激发个人的公共偏好，从而实现公共品国家供给的有效性，这与柏拉图的国家分配观不同。
休谟 (David Hume) 认为政府具有供给公共品的组织优势，譬如“两个邻人可以同意排去他们所共有的一片草地中的积水……但是要使一千人同意那样一种行为，乃是很困难的，而且的确是不可能的；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这段论述表明：(1) 由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存在公共品供给“搭便车”现象；(2) 公共品私人供给与消费者规模负相关，如排除草地积水的受益者从两人到一千人，排水更加困难。这开启了曼瑟·奥尔森的公共品小集团供给理论。(3) 在公共品私人供给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解决个人“搭便车”行为，实现公共品供给有效性。但如何解开政府供给的“黑箱”以及对政府供给的有效规制，首先需要人性假设的同一，这在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里找到了答案，而公共选择理论则进一步给予模型化。
然而源于自然法的一个思想怪胎是法国思想家卢梭 (J. J. Rousseau)，他因袭重农学派开明专制主义思想，糅合了浪漫主义的因素。他认为，当国家是人们财产的主人时，便消除了社会不平等，于是国家利益代表一切公共利益，问题是，失去了个体利益选择的基础，公共利益也可能变成了沙滩上的建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们基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差异化选择提出了如何实现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价值判断，为后世公共品供给理论的形成和转换提供了先行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三 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思想的形成
亚当·斯密是古典时期经济思想家的代表，“《国富论》提供了解救劳动者，摆脱霍布斯世界苦难的公式”。与“霍布斯丛林”世界下的个体自私本性相反，亚当·斯密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性假设，个体不仅具有自爱自利的本性，而且具有谨慎、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因为个体之间交换的通义是先将自己拥有的产品交付他人然后才能获取自身利益，也就是说，利他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手段，这导致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选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种“非意图结果”表明：只有形成为己利他相容性的自发经济秩序，才能实现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
从亚当·斯密的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体系来看，一是论证了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它包括三方面内容：(1) 消除垄断，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共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如何促进公众赞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斯密指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2) 满足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社会保护政策创新，斯密认为：“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对于社会保护政策有效性的衡量，不仅要以个人收入和财富增长为指标，而且包括个人的自尊、机会和权利集合的扩大。(3) 城乡均衡发展的公共政策，他分析了农业改良以及土地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扩展公共利益。
二是提出了公共品供给动态学思想。首先，斯密的分析表明，公共品是私人品不断分工的累积结果，特别是市场制度的演进既扩大了商品供给集合，又扩大了私人品和公共品供给的总交集，导致了私人品和公共品相互转化，由此得出政府并非是公共品的全能供给者。其次，政府集中供给的必要条件在于公共品的公益性质，即这类公共品存在广泛的公共需求，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个人收益，且个人供给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时政府必须承担供给责任，如国防、司法、人民教育等。从公共品供给的受益范围来看，地方比中央更了解当地居民偏好，能比中央更容易实现帕雷托有效供给，这为以后的公共品分权供给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主张对公共品政府供给有效性的监督。亚当·斯密指出，在一个精英崇拜的社会，其道德风险将会造成公共品政府供给的两个不利后果，其一是政府公共支出膨胀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其二是出现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因此，从公共利益出发，斯密认为设立监督机构有利于政府平衡预算，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
总之，亚当·斯密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角度论证了公共品供给有效性在于形成竞争性市场秩序，提供了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思想参照系，他对于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系统论述，意味着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经济思想的形成。
四 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思想的经典转换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人类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育初期，古典时期的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思想并未完全产生理性的制度安排，伴随非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其不平衡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亚当·斯密文本的“商业社会悖论”转化为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受柏拉图“理想国”模型的启发，空想社会主义者秉承整体主义的信念，设计了一系列取消个体利益进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美好蓝图。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建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经济，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扬弃，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公共品分配观。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演变为社会共同需要的全能供给者。从社会需要角度出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公共品社会分配观，在社会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公共消费、社会共同需要优于个体选择，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给结构将会呈现如下变化：“行政管理费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因为只有增加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品供给，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经济发展目标来看，亚当·斯密论证公共品供给在于扩大个人“可行能力集”，马克思主张公共品分配在于满足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共同需要，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五 述评性结论
从前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思想的滥觞到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转换，思想家们对公私利益选择的思考产生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观，这是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思想来源，也是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基础，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思想试验证明，实现公共品供给动态有效性的前提在于建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而公共利益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公共参与性、开放性、多元化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价值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伴随着个体供给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公共品供给技术和自然约束日益弹性化的条件下，公共品供给制度约束刚性化日益明显，政府只有因应个体选择，才能走出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