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概述
一 云南考古证明云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几个石头，人与猿揖别”，从猿到人。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人类繁衍生活。据报载：1984年澄江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动物化石，共有两百余件珍稀动植物化石和遗迹化石，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区域，被中国科学院称为“地球历史早期生物演化实例的世界第三大奇迹”。
距今800万年的禄丰腊玛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一种稳定的从猿向人演化过程中的类种，具有接近早期直立人的很多特征，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树栖生活，从树上走到了地上，并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繁衍，不断发展进化，向着早期直立人方向缓慢地前进。国外报刊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人类起源的钥匙掌握在中国”。
2006年经有关学科确定把元谋古猿定名为蝴蝶禄丰古猿。禄丰、元谋古猿的发现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专家初步分析认为：云南特别是禄丰可能是晚新生代古猿的“避难所”。
1965年在元谋盆地上那蚌村西北山上发现的2颗外形类似人牙的化石，经科学鉴定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和“蓝田人”“北京人”同属直立人，与“丽江人”这些晚期智人在人种上有承袭关系。“元谋人”可能是现代的黄种人分支中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祖先。
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人类历史发展从70万年前北京猿人向前整整推进了100万年。元谋，这个彝州的无名小县，因“元谋人”的发现，而从此被写入了人类历史教科书。
可是近年来有一种说法，根据“DNA的秘密：北京猿人不是华夏祖先。全球科学家参与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源于东非，汉族和藏、苗等少数民族本出同源。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源于东非，经过南非进入中国。这支南亚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及体内基因突变，逐渐化成为各个民族”。
还有一些学者说的更具体，中国人的祖先是从10万年前东非的一个老祖母那里传出来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目前没有定论，可备一说，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南近60年的考古情况。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0年，云南省考古发掘从未间断，成果丰硕。考古调查、发掘所获各类文物已近30万件，云南考古学因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而自成体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为研究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提供了无言的证据。
（一）云南是古猿的故乡
据李昆声、胡习珍《云南考古60年》
报道：云南多地发现许多古猿化石，其中有开远市（小龙潭）、禄丰县（石灰坝）、保山市（羊邑）、马关县（仙人洞）、广南县（硝洞）、西畴县（马桑洞）。
1956年2月，在开远市小龙潭褐煤层中首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开远古猿臼齿化石标本。
1975年5月，在禄丰石灰坝褐煤堆积物中发现距今800万年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
1988年3月14日，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古猿化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上新世地层中出土的唯一一具古猿头骨化石。1992年，姜础在元谋县班果乡雷老村采集到一批古猿和哺乳动物化石标本。至此，在元谋各化石产地发现古猿头骨化石1具、上下颌骨20余件、牙齿化石2000余枚，其中在元谋雷老发现1件下颌骨的事件被评为200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云南各地古猿标本的发现和发掘，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古猿标本最重要的发现。中国是腊玛古猿标本最集中、数量最多，且是唯一发现头骨的国家。贾兰坡院士说：“在元谋县物茂区凹鲊乡的竹棚村豹子洞箐、蝴蝶梁子和小河村发现古猿化石群，后来在上述地点西南附近处又发现出土了相似的猿类化石的雷老地点，从而更加增加了我对人类起源于南亚的信心……云南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
（二）“人与猿揖别”——旧石器时代考古
在云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又称新人）化石有西畴人、丽江人、距今1.8万～3万年的昆明人、1万～5万年的蒙自人。
昆明人化石产地位于昆明市呈贡县大渔乡龙潭山。
蒙自人系1989年发现于蒙自县红寨乡杨干寨马鹿洞内。
2003年7～9月，发现宜良县九乡张口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年代距今超过11万年。据铀系法测定，该遗址最早的时代超过30万年。
1998年云南考古发现了富源大河遗址。由此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
2005年发掘兰坪玉水坪遗址，其标本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1万年前，甚至更早。这是怒江州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迄今为止，在云南省元谋、丘北、石林、宜良、江川、马关、丽江、昆明、呈贡、罗平、保山、施甸、嵩明、寻甸、镇康、耿马、河口等市县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和旧石器。其中，有的遗址或地点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标本。
昆明动物研究所最新研究表明，距今2万年前有一条源自中国南部向西延展到印度东北部和喜马拉雅以南地区（尼泊尔和锡金）的内陆史前人群迁徙路线。
云南发现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材料以及众多的旧石器地点表明：云南是我国早期人类繁衍、生息、劳动的地方。有了人类，我们就有了历史。元谋人与其所制造的工具旧石器表明，云南的历史应从170万年前写起，同时也再次证明“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
（三）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石器时代是以发明农业、饲养家畜、制陶术和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在云南有着广泛的分布。目前，共发现近400处遗址和地点。遗址的自然环境有河湖台地、贝丘遗址和洞穴遗址3种。
禄丰县发现的数十件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其文化面貌与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有肩有段石器完全一致，同属一个文化类型。
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范围，东北界已达宣威市（20世纪80年代发现宣威格宜区启文乡尖角洞洞穴遗址属于这一文化）。
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大关县、绥江县等地。
滇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麻栗坡、富宁、马关、广南、砚山、文山、金平、西畴等县。
滇南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曼蚌囡类型为代表，分布在西双版纳景洪、勐腊、勐海和普洱、孟连、澜沧、思茅、宁洱等地。
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大墩子类型为代表，与楚雄州元谋县、永仁县、禄丰县、姚安县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面貌一致，而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最典型。
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大理市的马龙类型为代表。
在原始艺术方面，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先后在沧源、耿马、福贡、元江、石林、弥勒、邱北、宜良、西畴、麻栗坡、大理、香格里拉、玉龙、漾濞等30余个地点，发现1600多幅崖画图像。其中原始崖画最为集中、图像最多者首推沧源县，共发现可辨认图像1063个，其中有执弩、执矛、牵牛、舞蹈等人物785个。
在云南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滇池周围、耿马石佛洞、曲靖马槽洞、昌宁达丙等地方发现新石器时代炭化稻谷。因此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云南是亚洲栽培稻谷的起源地。这些史前稻谷的发现，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反映出云南古代民族成分比较复杂，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四）青铜时代考古
云南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1957年剑川县挖掘河道时发现该遗址，共出土千余件文物，其中陶器的数量较多，石器有169件，比较重要的是发现14件铜器，其中有10件是锡青铜。2008年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海门口进行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19世纪，距今约3800年，这里出现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从发掘出的50件铜器来看，这是云南迄今出土青铜器最早的古文化，可以说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表明云南在夏代即已进入青铜时代。
云南青铜文化成熟阶段的分布，目前可以划分为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红河流域地区和怒江、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等5种不同的类型。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分布以滇池为中心，在昆明市晋宁、呈贡及玉溪市江川等20多个县市的40多个地点发现万余件青铜器。
至1996年先后4次发掘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可以作为滇池地区青铜器文化的典型代表。石寨山古墓群是滇国贵族墓地，共发掘50座墓葬，出土器物4000多件。其中6号墓为一代滇王之墓，出土刻有篆书“滇王之印”金印一枚，重90克，黄金纯度为95%。墓内出土的青铜鼓、贮贝器、葫芦笙、枕、伞、啄、狼牙棒、扣饰等文物，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判断系少数民族先民的文化遗物。
1972年所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大大地丰富了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加深了我们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共发掘85座古墓，出土各类文物4000多件，其中青铜器1000余件。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重要的墓葬还有呈贡天子庙古墓群。
1964年发掘的安宁太极山古墓群，也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墓葬较集中的地点，共发现17座墓。
1974年和1979年分别两次发掘了呈贡石碑村古墓群，收获很大，得到一批重要资料（子君彝村修路时也出土了青铜器，现还保留有汉墓）。
2006～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共同对澄江金莲山古墓群进行了两次发掘。2006年发现的金莲山墓葬群，分布面积4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在1000座左右，墓葬遗骸达数千具，是迄今为止滇青铜文化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群。研究人员初步推断该墓葬群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平民墓葬群，对研究古滇文明具有重大价值。
1977～1982年对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进行了7次发掘，在7米多高的巨大封土堆上，墓葬层层叠压，最下层，也是最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共128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文物共200多件，较重要的有铜鼓、釜、扣饰、矛、戈、剑及陶鼎等器物。
近年滇文化考古成绩最大的要数羊甫头考古。据2003年《羊甫头文物精粹》介绍，昆明羊甫头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1998～1999年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西汉至东汉时期墓葬810座，出土各种文物4000多件。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中型墓葬葬具有一椁一棺。葬式有5种：合葬、解肢葬、叠葬、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陶器、漆木器次之，还有少量金银器、玉石器，种类有兵器、生产工具、纺织工具、生活用具、乐器等。陶器及保存完整的漆木器出土，则是其他墓地所罕见。漆器包括各种兵器的木柄和木雕漆器。木雕漆器在人面形或动物形头部后均雕形器（阳具），属生殖崇拜的遗迹，极具特色。羊甫头墓地是最近几年滇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出土文物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分期根据器物群和C14（碳14）年依据，可以分为4期，时代从战国至东汉时期。
楚雄万家坝古墓群是介于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两类青铜器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墓葬群。万家坝共发现79座古墓，1975年年底至1976年年初经云南省博物馆正式发掘，出土文物1245件，最重要的是发现5面属于春秋时期的铜鼓，还有一些青铜农具，数量多达百余件，在我国青铜时代墓葬中甚为罕见。
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分布，以洱海为中心，在大理等10多个县市都发现过这一类型的青铜器。洱海地区青铜文化以1964年在祥云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木椁棺墓最为著名，祥云大那波出土的巨大铜棺重达257千克，由7块铜板斗合成，铜棺上遍铸动物和其他花纹。这样巨大的铜棺，在国内青铜时代文物中极为罕见。
根据迄今已掌握的考古材料表明洱海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比滇池地区要早。洱海地区青铜文化始于商代，盛于战国、西汉初期，衰落于西汉晚期。
在澜沧江、怒江中游的昌宁、施甸、龙陵、腾冲、云县、双江、凤庆等地，存在一种以靴形铜弯刀、牛纹编钟、案、盒为特点的青铜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遗存就是昌宁坟岭岗墓地。
红河流域地区青铜文化分布在石屏、河口、金平、红河、建水、屏边、元阳、蒙自等县。
历经60个春秋，云南文物科研工作者在楚雄、禄丰、牟定、祥云、弥渡、昌宁、腾冲、永胜、文山、广南、邱北、曲靖、昆明等市县先后征集和发掘万家坝型铜鼓62面。可以看出，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西起腾冲，东至曲靖，西北起永胜，东南达广西。
在晋宁、江川、呈贡、云县、腾冲、元江、麻栗坡、文山、广南、威信、昆明等县市共发现50面石寨山型铜鼓。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科学发掘34面。
云南青铜时代从公元前12世纪商代晚期开始，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战国晚期及西汉早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早于汉武帝“开发西南”，早于“受汉文化、中原文化影响”，至公元1世纪初西汉晚期衰落（以上遗址大部分在彝语支先民分布区域）。
（五）铁器时代考古——文字和铁的使用是文明的标志
云南从东汉进入铁器时代。在此之前，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云南正式被纳入汉朝版图。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从东汉至隋朝，云南出土文物反映了中原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还发掘了旧冲子皮坡冶+炼遗址，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东汉冶炼遗址。
这一时期在艺术考古方面主要是发现一批画像石和画像砖，其内容有：各种几何花纹、“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耕牛、“伏羲女娲”、“车骑出行”、动物、舞蹈纹等。
（六）唐宋（南诏大理国）考古——地方民族政权辉煌的历史文化
唐宋时期，云南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60多年来，南诏大理文物考古收获巨大。
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的建筑遗址有太和城、龙口城、羊苴咩城、龙圩图山城、古城村城、邓川城、白崖城、大厘城。南诏大理国文物最重要的发现还有一批石窟寺造像，其中有剑川石钟山石窟，位于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的沙溪乡。
20世纪90年代又在大理市挖色乡高兴村发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窟2区23窟。这一时期的石窟艺术有安宁法华寺石窟、晋宁北方天王摩崖造像和禄劝县密达拉北方天王、大黑天神摩崖造像，由于南诏国的统治区域曾达到四川，20世纪80年代还在四川省昭觉县弯长乡博什瓦黑发现“南诏王出猎”等石刻造像。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重要碑刻有《南诏德化碑》和《大理国三十七部会盟碑》，这些都与彝族有密切的关系。
（七）元明考古
云南从唐（南诏国）宋（大理国）时期盛行的火葬习俗，到元明时期仍是最主要的葬俗。直至清代初朝廷明令禁止火葬，清代大部分城镇坝区才改为以土葬棺埋为主。依据现有的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元明时期云南火葬墓分布在近40个县市。
云南元明时期还发现一批烧制青花瓷的窑址和一大批青花瓷及残片。这一时期云南各地窑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片数以万计，完整瓷器约200多件。
此外，在昆明、禄丰、剑川、通海、建水、石屏、巍山、勐腊、沾益、陆良等市县发现的150多件“青花荷叶盖罐”，分成5种类型，器身遍布花纹，美丽繁缛，艺术价值极高。
除了专业考古外，近年在滇范围，宋代的自杞国范围，发现民间有大批石器、陶器、青铜器出土或收藏。以上考古资料说明云南并不是蛮荒之地，其古代文明可比中原，其文明的创造者之一就是土著彝语支民族，有夷人口传古典英雄史诗《铜鼓王》和彝文文献记载为证，彝文文献中亦有关于青铜文化方面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