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成果。

在本课题结题出版之际，围绕这个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研究方法及成果的价值等作简要介绍和说明。

一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课题原定名为“彝文古籍中的西南边疆历史研究”，后更名为“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顾名思义涉及彝文古籍，但不是仅研究彝族史；涉及西南边疆档案史籍，但不是完整的西南边疆史；重点是研究彝文文献中涉及的西南边疆档案史籍，从纵向、横向来研究比较两者之间的联系，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证史之有，补史之缺，正史之误”。当前懂彝文的人不一定懂西南边疆历史，懂西南边疆历史的不一定懂彝文，本课题作者正好同时具有彝汉文的优势，从具体的彝文古籍中记载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来探讨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并补充西南边疆档案史籍，揭示西南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多彩，很早就以成熟的文字记述西南边疆史。在中国，除汉文史籍外，难得有用民族文字记载的民族古代史籍，因此早就引起前辈学者丁文江、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及治史学家马长寿、方国瑜等先生的关注和引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还有许多史籍鲜为人知，甚至连本民族的人都不知道有没有彝文古籍，更不知其记载的内容，在“彝文宗教迷信论”影响下，不能正确认识其价值而使其被淹没。所以一提起西南民族史，无非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始，对司马迁记载确信不疑，至于司马迁所写的这些部落番号与今日民族有何关系，数以十计百计的君长具体是哪些人，都不得而知，对司马迁从未记录的历史就更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汉文史书没有记载的并不等于实际历史不存在，而彝文文献恰恰可以“补史之缺”。

二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

1．以时间来说，以秦汉时期为主。因为秦汉时期史书、地方志关于西南边疆的资料极少，彝文古籍可以弥补这一空白。西南边疆的历史自唐以来汉文史籍不少，但只是封建王朝的一面之词，难免有偏见，而这一时期彝文古籍较多，可以“证史之误”。

2．以地域来说，以滇东北、川南、黔西北为主，以云南为重点。因为当时贵州还未设省，昭通也时而划四川，时而划云南，都是古代巴蜀、滇国、夜郎交会之地，特别是昭通、曲靖地区，古代是云南边疆和内地的通道，中原王朝、主流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爨文化、彝文化）的交会点，也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和重点，战争相对频繁，史料也相对丰富。

3．以所用的彝文古籍来说，以云贵（东部方言）的史籍为主线索，以原著译本（或称原始文本）为主，并吸收研究论著（或称研究文本）。史料充分、内容丰富，本成果只是历史文化层中的一个侧面，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叶以知秋。

4．以内容来说，从彝文古籍记载的古人名、古地名、古史、古部落氏族君长谱的若干零散的史籍，试图证实司马迁记录的西南夷君长以十数百数的存在，“证史之有”。

5．以体例来说它不是完整的彝族史、完整的地方史、完整的民族史，而是特定区域、特定部族在特定朝代中散落的片断记忆；它也不是专门论证或考证某段历史，所以不完整、不全面、不系统，但可作为某一时、一史、一事的记录。

6．在族群上以与彝语支民族先民有关的“西南夷”为背景，以彝族为主线。

7．以叙事者角度来说，本书作者用彝语、彝文古籍、彝人的角度来审视，难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属开创性工作，是一个良好开端，其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三 本课题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1．利用“五古”[古夷（彝）语、古夷（彝）文、古人名、古地名、古史] 研究西南边疆档案史料，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西南边疆档案史料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用民族语考释有关古代本土和周边的地名、人名。对西南边疆地域名称和历史人物研究有学术价值，有创新之处，可“补史之缺”。

2．本成果也可算彝文汉译版的西南边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通过彝文史料研究当时的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丰富、充实西南边疆档案史料的作用。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或一体多元的格局，揭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进一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3．本成果的借鉴作用在于，民族研究既要从微观——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家谱的个案研究入手，又要从宏观的整体来看，放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地域、一个共同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即把历史文化研究放在西南夷、云贵高原、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背景下研究，不是孤立的“见木不见林，见林不见森”。

4．运用多种综合手段，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运用彝文古籍、金石资料、碑刻、田野考察、民族考古互补，即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族文献学相结合，彝汉文献对照的方法，大到对一个民族、一个语支、中华民族整体宏观的审视，小到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件史实的记录。

5．因为族谱、地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民族史、地方史有一定帮助。运用彝族谱牒来研究西南边疆档案史料是一个创新的方法，提供了将民族文献与汉文文献相结合来研究地方史的一种思路、一种模式、一种创新，优势互补。它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脱离实际空对空的纯理论，而是用活生生的沿袭至今的祖先崇拜的遗迹——家谱、支系谱、族谱的传承，用一代代父子连名的部落酋长谱、君长谱、祖妣谱及他们对管辖区域的经营来印证西南夷的活动区域范围。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验证史籍的真实性、可靠性。家谱与正史、方志一样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用民族语解释地名，可以起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效。

6．本书为了节省篇幅及便于对比，有条理又直观，将许多零散的史料梳理、综合、简化，将其制成表格，好像“压缩饼干”使人一目了然。为了增加直观性、趣味性、可读性，选了一部分图像、地图、实物照片以充实成果。

四 本成果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1．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适于生物以及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各民族先民们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并不是蛮荒之地。

2．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其中彝语支民族先民是开发西南边疆的主体民族之一。各民族有共同的渊源，共同传说是从葫芦里出来或洪水后兄妹结婚而繁衍出各民族。通过彝文、汉文秦简的对比，说明民族间自古就有文化交流，同源异流，进一步证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理论。这里须要特别强调的是，纵观彝文古籍，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历来是彝族的主流，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当今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3．彝文史料记载的不单是彝族史，也是彝语支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西南边疆民族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该成果首次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中的彝文史料做了系统研究，充分运用近年出版的大批彝文古籍翻译系列丛书中的史料，有理有据，观点鲜明，不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真实、可信、可靠，对丰富西南民族史，丰富西南地方史，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具有开创性，将掩埋在浩瀚的民族文字典籍中的宝贵史料挖掘、提炼出来，对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5．首次总结出彝文古籍的四大特点：

（1）史诗不分，史诗合一。史的诗化，诗的史化，史即是诗，诗即是史，以诗咏史，以史为诗。换句话说，文史不分，文史合一，文即史，史即文。

（2）人神不分，人神合一。人的神化，先人后神，神的人化，先神后人。

（3）因政教不分、政教合一，导致巫史不分，巫史合一，巫中带史，史中带巫，宗教迷雾下掩盖着历史科技。如所谓的“鬼主制”，部落酋长既是君长、头人，又是宗教领袖、祭师、智者。因盛行祖先崇拜，祭祖灵（巫）通过祭祖颂扬祖先业绩（史），被误认为是祭鬼，所以误称为大小“鬼主”，以讹传讹。

（4）学科不分，多学科合一。例如《指路经》既是宗教用书，又是历史书（有祖先迁徙的历史路线）；既是地理书（有若干古地名），又是文学书（描写沿途山川景色）。

6．首次探讨古滇国的创建者。

7．首次探讨远逝的宋代自杞古国。

8．首次为元明清女土官立传。

9．首次用民族文献、民族语言解释西南边疆历史地名，如对滇、昆明、靡莫、夜郎、牂牁等若干地名、部族名作出合理解释。如云南通海县秀山公园大门牌坊上有“尼郎胜景”四字，但绝大多数人不知“尼郎”为何意，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它是汉字记夷音，“尼”为夷人自称，“郎”为山川、河谷、田坝，说明云南通海坝子曾经是夷人住过的地方。

10．用碑刻中的珍贵史料等来印证历史。如“寻甸安氏族谱碑”、“镌字岩彝文摩崖石刻”、乾隆五年（1740年）发布的“为严禁扰累苗民以安边境事”的彝汉文对译布告等，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本书涉及面广，对提到的每个观点、问题不可能都说得清楚，有的需专文、专著来论述。由于本书中人名、地名较多，且多译自彝语，所引用文献译者不同故译名不尽统一。特此说明，敬请谅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理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1981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子孙后代的工作。”

国发〔1984〕30号文件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在人力、财务、物力方面给予支持；要为从事整理民族古籍的专门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中说：“少数民族古籍范围广，种类多，现懂民族古籍的人已不多，且有的年事已高，在工作中要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把抢救、整理民族古籍的工作搞好。其他省、直辖市也应做好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1984年11月发的有关文件中也指出：“我省少数民族古籍范围较广，价值很高，是探索云南历史、文化渊源和其他科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紧做好抢救、整理工作。”

我们深信，有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支持，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将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