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彝文古籍概述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时代古老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彝族拥有载体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彝文文献。根据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纪要（摘录）提出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为了加强人类古文字遗产拯救、研究与保护，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主办，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6、7、8月在香港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会间邀请了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与讨论，最后于2009年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
此次研讨会涉及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是基于数十年来诸多专家学者既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评价意见与建议。阶段性评鉴结论：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啦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世界文字一个重要的起源。
课题组依据保护人类珍稀文字遗产的主旨精神，最值得总结的是遵循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形成了古文字的专项评鉴指标系统，以六个维度对彝文字进行定量与定性评鉴。
1．文字长度，即以文字生命力——起源点、终止点为评鉴系。
2．文字宽度，即以文字影响力——使用范围、地域范围、史料文献涉及范围为评鉴系。
3．文字厚度，即以文字文化力——数量、形制、内涵、外延、使用状况为评鉴系。
4．文字活度，即以文字传承力——使用功能、使用效率、更替兴衰等为评鉴系。
5．文字定度，即以文字稳定力——历史字形（型）、发音、字意变异度及固定方言区等为评鉴系。
6．文字值度，即以文字价值力——代表性、特殊性、珍稀性、传承性、优势性价值为评鉴系。
其他辅助评鉴方法采用了形（型）比对法，历史文献、论著文献、历史文物参考佐证法。
通过评鉴提出：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
（一）彝文古籍的载体
近现代流传于彝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书、骨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纸书包括抄本与木刻印刷本两种。
抄本：彝文文献抄本大多由毕摩（祭司）世代传抄流传，用纸多为土纸和棉纸，用毛笔或竹签从左至右直书。文体多属五言句，一般没有断句，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符号表示某段完结。有部分抄本是先用黑墨或红黏土研成的红墨在纸页上分划若干纵格，再将彝文直书在格内，据说此是简束书的遗式。
有的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有单色或多色。多色插图一般先用黑线勾画物体轮廓，再用黑、红、黄、白、蓝等彩色添色。插图有的是配合书本文字内容而绘，有的则与内容无关，仅作一种装饰。
彝文文献抄本用的开本五花八门，有整张、4开、8开、16开、32开及64开袖珍本等规格。装帧形制亦是多种多样，有百多页装订成册的，也有三五页即作一册的；有的是宽仅十几厘米，长却达数米的折装（梵夹装）册；有的装订一侧加木棍而成卷轴装册（如凉山文献）；有的一册为一完整内容，有的一册包括若干部内容。因此，册与册字数悬殊，多者数万字，少者几十字。滇东罗平县大河乡戈丫村毛金荣毕摩，将其所有用书分标题集抄成一册，有数百万字，重达7.5公斤，书名为《玄通大书》。彝文文献抄本的封面封底多用麻布、棉布或火草布，少部分为经过裱糊的纸格褙为之，然后再用宽于书本一倍多的布或绸缎，牛皮或羊皮或麂皮加于封底，展端订一小带子，平时便于卷包扎紧存放。装订多用麻线、棉线或丝线订成线装式，少部分用三个棉纸捻子装订。
彝文文献抄本均无“前言”“后记”，书名则根据全文内容，不加任何修饰，简短而朴实，准确地予以命名。绝大部分不署抄者姓名和年代，即使偶尔有之，所署年代一为当朝皇帝年号的汉音彝写，此种多见于清代抄本，另一为十二属相纪年。从现存并署有年号的抄本来看，仅少部分为明代，大部分则属清代。
木刻印刷本：迄今发现的彝文文献木刻本，仅有云南武定的《劝善经》（亦称《太上感应篇》）、《神威经》、《哎哺洁净经》，红河的《妮节审》（《道德经》），元江的《色尾处莫》（意为“做人之理”），四川凉山的《玛木特衣》（教育经典）和贵州的《摩史苏》（毕摩用书）。木刻本大都由彝族土司主持刻印，这七部木刻本中除《玛木特衣》可据所署刻印年代，确知系凉山彝族土司岭镇荣主刻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神威经》与《哎哺洁净经》两部合订成一册，为武定环州李氏土司主刻于属狗年，《摩史苏》为贵州威宁安氏土司主刻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外，其余三部具体刻印年代不祥，但均不早于明代。在彝文文献木刻本中，《劝善经》是字数较多，刻印较精而有代表性的一部。此书系用棉纸印制，用丝线装订成蝴蝶装本，全书59个印版（每版两页）共118页。页码依传统从左至右编排，于版心靠左（即页面页口）刻彝文序数，靠右（背页页口）刻印对应的汉文序数，形成一个印版即一个页码编号。边栏为单线栏，有的书页刻有9条行界而为一页10行，有的书页则无行界，没有一定的规律，估计是一书由多人分刻所致。该书为散文体，共22900字，统用圆圈（句号）断句，前3个印版（6页）为汉文《太上感应篇》的翻译，后56个印版为前译逐句解释。解释是按彝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借题发挥地进行说教，宣扬忠孝、行善、因果报应等观念。翻译准确，语言生动、简练，刻字秀倩，是翻译、彝语文写作、彝文书法所不可多得的典范。此书印行数量较大，旧时武定、禄劝、元谋等县彝族毕摩几乎人手一册。目前，不少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均收藏有此书。仅北京图书馆馆藏就有16本。此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和雕刻印刷年代，根据马学良先生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彝语词汇、语法结构、作品风格，以及彝文字等研究，判定其约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左右雕刻。
从目前收集到的《劝善经》印本来看，有两种规格，一为22厘米× 14厘米（以刻本边栏为据），一为25厘米× 20厘米。两种不同规格印本的彝文笔划粗细有别，又印纸虽同为绵纸，但厚薄等质地亦有差别。据此，《劝善经》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武定凤氏土司首次雕版印行，其后可能由于战乱等原因雕版散失，估计于清初武定万德那氏土司为表明其为凤氏后裔及宣扬其文治，依原板内容、版式，一字不改地重雕印行过。
彝文文献纸书本多由毕摩传抄、应用、保管，为表敬惜和防蛀防潮，平时一般供放于火塘上方楼梁上或神龛中，长年烟熏火烤而显得烟渍陈旧。
皮书：书写于畜、兽皮革上的彝文文献。据贵州威宁县民委介绍，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法国军人，曾于1872年从威宁彝村弄走了一份书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抄稿，该皮书还用红颜色勾画人物图案作为边饰。目前间或可见的皮书，仅是用作书本包皮的羊皮或麂皮上写有书名一类。
布书：目前能见到的所谓布书，仅是有些彝家堂梁挂红布和财门布上绘彝族八卦图的同时写有彝文，以及作为书本包皮的布面上写有彝文书名。
岩书：据红河州民研所师有福同志等撰《弥勒原始崖画的发现及其内涵》一文载
，在南盘江东侧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悬崖之间，1982年发现金子洞坡崖画，1983年发现高甸红岩崖画。1994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对上述两处崖画作实地考察时，又发现老虎山崖画。三处崖画画迹均系用手指或树枝蘸赤铁矿粉与动物血、植物汁等调配成紫红色绘制而成。其中金子洞坡画面长10米，高3米，绘有古朴粗糙的人物、太阳等图形，并于画面左上角有五个彝文大字，汉文直译为“默逃三岩度”，意译为：“默部（彝族古部落名）后裔阿哲逃难于三岩生存”。老虎山崖画则是在一岩石洞穴内，画面以人物、动物、供品及十四个彝文组合成整体，彝文可意译为“觅食求生洞穴居地摆献生神至上”。根据云南沧源、广西右江等崖画的图像、颜色、风格、内容比较，研究人员认为弥勒崖画更为原始，推断作画时间约在3000年以上，甚至更早。
瓦书：据报道大理、巍山有唐代的有彝文字瓦出土，一般民间则用石灰浆在板瓦凸面书彝文“福、禄、寿、喜”等字，用作正屋厦沿盖瓦，此类瓦书在武定、禄劝彝村偶有可见。
木牍：即书写在木牌上的彝文资料。此类木牍一为灵牌，云南弥勒县一带彝族多在木牌上用彝文写亡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作为灵牌供奉；二为咒牌，四川凉山彝族在举行驱鬼祭仪时，多在木牌上画鬼像，背面写有彝文咒语。
竹简：笔者曾于1985年得悉云南会泽县有彝族毕摩珍藏有彝文竹简，未待前往实地考察，却闻该毕摩所居彝村失火，彝文竹简连其他抄本遭火焚尽。其后在武定万德亲睹一副用于占卜抽签的陈旧竹简，一面分别刻有彝文序号，另一面则书写对应的彝文解语。
木刻：彝文木刻一为前述的彝文文献木刻印刷雕版，目前所见有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劝善经》印本雕版，以及云南元江县洼洷乡邑慈悲村村民何长安珍藏的《鱼尾处莫》印本雕版。《鱼尾处莫》印本雕版原有40块，现存25块，每块长18厘米，宽26厘米，正反两面均刻有彝文，每面分两页，现存部分共100页，总计1500余字。另一种是有些毕摩和彝族富户家里雕刻于正房板壁上，内容为尊敬祖先神灵，孝敬父母的彝文警句。再一种是雕刻于书案或书箱上的彝文，如禄劝县民委征集收藏有一个精工制作的彝文专用木书箱，长38厘米，宽26厘米，高27厘米，书箱正面及两个侧面均有阳刻彝文和图案。正面为一副对联，意译为“知识神哺育，才识神守护”；左侧图案为一白鹤傲立于蓝天白云下而远视着波涛滚滚的大海，旁边彝文题词意译为“知天白鹤”；右侧图案为一雄鹰伫立于古木枝头云端间，彝文题词意译为“通天黑鹰”。用生动简练的两幅图及对仗工整、语言精练的一副对联两句题词，就把彝族将知识与神灵齐观而敬重的虔诚之情，以及彝族崇拜鹰、鹤、雁，而在民族、民俗学里具有深层次的含义生动地表达出来。
金石铭文：铭刻于金石上的彝文文献。其中金属铭文主要是铜器铭文，现收藏于贵州大方县的罗甸水西铜钟最具代表性。此铜钟体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公斤。钟面铸有彝汉文合璧铭文，因汉文注明其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而被称为“成化铜钟”。彝文共230字，主要表述了彝族安氏土司建祠铸钟，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
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区都有发现。滇、黔两省彝区彝文石刻大都可推算或署有镌刻年代，而四川凉山一带的彝文石刻多不署镌刻年代，一般刻于大石头上且字数较少，刻工较粗糙。就目前尚存的石刻彝文文献来看，可分为摩崖、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几类。
摩崖：彝文摩崖多是彝族土司自颂历代兴隆之事。如著名的云南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刻石面长178厘米，宽70厘米，彝文从左至右直书，32行4个段落共563字。记述了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的罗婺部酋凤氏自其祖阿而至益振共十二代间的兴盛史。根据方志汉文史籍比照研究，此摩崖镌刻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又如云南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有一当地俗称“石城花园”的岩壁上，摩崖彝文120字，内容为武定县环州李氏土司自颂其家道兴隆事。旁有题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八首汉文七言绝句，署名“环州主人”或“环居主人”，彝文摩崖年代亦当为清康熙年间。再如贵州纳雍县治昆区坡其乡扯拨箐岩上的彝文摩崖，刻文石面高118厘米，宽62厘米，镌刻有彝文510字。记述了当地彝族卜氏，为“修路者寿长龄高，子孙延嗣”，在近邻的赞助下，于扯拨箐大河上建桥的经过。该摩崖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九甲申年（1764年）仲冬。
纪念碑：此类碑刻也是一般刻文面积较大，字数多，记述了一定的彝族史实。如现为贵州大方县文物所移藏的“妥阿哲记功碑”，残余刻文179字，记述了蜀汉建兴年间（223～237年），彝族酋首妥阿哲在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助征有功，受封爵禄之事。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妥阿哲）所立，上确有建兴年号”，或为后人所立，确切年代待考。立于贵州黄果树瀑布上游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彝族乡栏龙河岸的“栏龙河碑记”，碑面高70厘米，宽45厘米，刻有彝文589字，记述了为畅行交通、造福后代而建桥的经过和集资情况。署明此石桥为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年）五月初三开始兴工，到景定元年庚申年（1260年）十月初三竣工。立于贵州大方县马场区白布乡洛启坡的“新修千岁衢碑记”，为彝汉文合璧的开山修道纪念碑，碑面高176厘米，宽88厘米，彝文刻于碑左侧，共311字。汉文碑文署明“千岁衢”兴工于明嘉靖乙巳年（1545年）七月初二，竣工于丙午年（1546年）四月十七日，彝汉文同碑，彝文亦为彼时所刻。立于贵州大方县鸡场区和黔西县林泉区分界的大渡河北岸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是目前所见碑刻中彝文字数最多的一块。该碑高178厘米，宽73厘米，上刻彝文1972字，内容为叙述彝族默部（古代部落名）历史，以及建桥之德政，镌刻年代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纪念碑除石刻外，亦有用生黑漆将彝文写于石碑上的，如云南石林县赵龙村的“农民起义纪念碑”。此碑立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记述滇南彝、回、汉等民族联合反清起义，先后攻占路南、宜良县城，但由于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在清军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的经过。
乡规民约碑：云南武定县发窝乡大西邑村中，原立有一高约150厘米，宽约60厘米，用彝文刻述的乡规民约碑，内容为全村共同严格遵守公山封山规约，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占等。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被移作沟桥，后裂碎而不存。
墓碑：这是彝文碑刻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多见于滇、黔两省彝区，四川凉山彝区则少见。这与各地彝族葬俗有关，滇、黔两省彝族从明末清初以来多行土葬而立有墓碑，凉山彝族则一直行火葬，一般不立碑留名。据初步调查，贵州已发现彝文墓碑250多块；云南发现700多块，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即查明500多块，其中绝大部分在武定县境内。碑文有全为彝文及彝文、汉文合碑两种。如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贵州大方县长石区桥树村官坟坡的杨天一墓碑，高40厘米，宽92厘米，共刻有彝文518字；贵州毕节县林口区团结乡的李氏墓碑，正碑全为汉文，另有两块彝文碑作为副碑，立于汉文碑的左右，现存左副碑高180厘米，宽92厘米，刻有彝文987字，此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兴工，次年五月十八日完工；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十二日的毕节县林口区大渡乡的龙氏墓碑，系三碑四柱墓，正碑为彝文、汉文合璧，左右各有两块副碑，左副碑为彝文，右副碑为汉文，正碑有彝文83字，左副碑有彝文629字；云南武定县田心乡新华村彝族李氏祖坟墓碑为两块，右碑为汉文碑题，左碑为彝文墓志，共516字。墓碑刻彝文的墓，其墓门框或饰柱上大都同时刻有彝文对联。武定县万德墓碑上有彝汉文合璧的碑文，该石刻为“不求金玉重重富，但愿子孙个个贤”，彝文也是对译，彝汉文书法都写得很好。在那氏土司祖坟群中，有一残缺的墓门饰柱上的彝文对联意译为“传柞千万年，子孙代代昌”（横批已残）。发现于昭通县闸心场的彝汉文合璧陆米勒夫妇合葬墓碑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碑左侧为汉文，右侧为彝文墓志。讲述家族历史的墓碑还有镇雄彝汉文合璧的“千秋万代碑”“芒部阿普氏迁徙碑”及位于彝良县毛坪乡虎坵村营盘的“黄氏神祖碑”。
彝文墓碑的内容大多为详略不同的家谱或先祖创业经过、墓志等。以楚雄州境的彝文墓碑为例，多是从右至左直书，这与彝文文献传统抄写规格恰好相反。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墓，彝文多写为“迟本”（火葬墓），其后则均称为“银本”（土葬墓），于此可看出，古代彝族均行火葬，云南大部分彝族于明末清初接受汉族习俗，以后才逐步改火葬为土葬。
地界碑：此类碑刻数量较少，但滇、川、黔三省均有发现。如四川西昌市北山有彝族罗洪家开拓土地的石刻彝文地界碑多处；云南石林县北小村的彝文地界碑，刻明该村地域的四至；云南禄劝县云龙乡安则箐的山崖上有一方彝文摩崖界碑，用于武定、禄劝两县划界；武定县发窝乡罗矣更村后山坟地，则有一块坟地界碑，共有彝文137字，内容为该乡花园村彝族李、余家族，合用银子十五两买得该处为祖坟地，并刻明四至以某标志为界，该碑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初十日。
山神碑：此类碑发现数量亦较少，一般立于山神象征物的前面。如武定县东坡乡矣木古彝村后山供奉有一石虎，其基座前立一彝文山神碑，共30字，内容为石虎是该村山神，祈求虎神保佑全村人丁兴旺，六畜安宁，五谷丰登；又该县发窝乡康希德彝村，于该村后山山神树前供立一碑，除彝文碑文外，还于左右侧刻有彝文对联一副，其汉意左联为“祈求山神验”，右联为“保护子孙昌”，横批为“祷神如在”，彝文碑文共105字，内容与对联相对应。
印玺文：印玺的质料有木、铜两种。明末清初，在现今建水的临安府，进行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凡通过“毕摩”考试中举者，颁发毕摩铜铃，并于毕摩所用抄本上加盖临安府汉文府印和彝文府印，承认其有资格行使司祭之职。这种曾加盖有临安彝、汉文府印的彝文文献，目前在滇南一带偶有可见。征集于云南镇雄县彝村的三十余部彝文文献，大多抄写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封面及内页空白处加盖有彝文私印，一部分加盖的彝文印文汉意直译为“阿俄底得藏书印章”，该印长5.5厘米，宽2厘米，边栏为双栏；另一部分加盖的印文汉意直译为“彩髦枯纠司祭手印”，此印长6.3厘米，宽3.3厘米，印章四沿刻有装饰图案。这两枚彝文私印质料当是木质。发现于贵州威宁的一枚彝文“矣诺”印，有的学者将印文译为“印章交‘矣诺’用”，有的则释作“矣诺王手印”。现由云南昭通地区熊玉昆先生收藏的一枚彝文铜印，据其在《一枚彝文蛙钮铜印在昭通市发现》一文中说，是于1988年3月26日在昭通市怀远街向旧货摊主商购所得，系一位昭通籍农村妇女出卖于旧货摊，因无法追踪该妇女，对此印来源未得进行深入了解。此铜印体长4厘米，宽3.5厘米，高1.5厘米，印钮为青蛙呈蹲伏状。后来笔者在《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中见到作插图的该印印体、印文彩照，印文为七个阳刻彝文，从左至右直书，左行四字，右行三字，字里行间有格界。七个彝文印文直译义为“涛拉山里手辖印”，意译则应为“统辖堂郎印”，根据印文内容判断，当是西汉时代的遗物。
（二）命运多舛的彝文古籍的前世今生
古代彝族氏族部落社会的结构为“兹（酋长）、莫（谋臣）、呗（毕摩）、格（工匠）、鲁（平民）、者（奴隶）”六位一体，其中毕摩专司祭祀、传授传统文化知识、传抄彝文书籍。彝族氏族部落社会早期，部落首领即是毕摩，因此毕摩人数不可能很多，出自他们之手的同一内容彝文经籍数量亦不会很多。后来部落首领逐步变为世袭制，毕摩职司从首领权力中分化出来，毕摩成为专职且有了祖传制，并为部落“兹、莫、呗”三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之一。这时的毕摩，除了本人，还带领其子行使毕摩职司。到了元、明之际，封建统治阶级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封建羁縻政策，在少数民族上层中委以土官土司。始于元代而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在彝族中产生了一批土官，明初朝廷在云南任用的一百五十余家土官中，属于彝族的就有三十多家。在这一时期，彝族中不但有专司氏族公共祭祀的毕摩，各家土官土司亦有自己的专职毕摩，同时民间开始出现专司平民人户祭祀的毕摩。为适应彝族社会对毕摩的尊重和需求，毕摩由原来严格的祖传制变为开始兼有师传制，大毕摩在传带己子的同时亦传带人数不等的徒弟，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彝文私塾，以培养平民毕摩。如寻甸县矣卜罗土司所在地曾集中培养过毕摩，其地直到现在仍称毕摩村。封建王朝在推行土官土司制度初期，对少数民族进行汉文化教化的同时，尚能容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公开传播，因此，以贵州毕节安氏土司、滇东北禄劝凤氏土司、滇南临安纳楼普氏土司等为代表的彝族土官，在官府支持下，在州府或土司辖地内兴办彝文学校，举行会考。如前述临安知府在府衙设的科举考试中，分别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则考“毕摩”，考中者都视为上制文人。继后，在新平县鲁奎山和磨盘山也曾举办过类似的彝文学校和会考，考中者加封为“毕摩”。直到清末，在弥勒彝族中享有盛名的毕摩普正兴，因曾在弥勒县五山、虹溪、巡检和今华宁县的盘溪等地十余个村寨教授彝文，并传带出一批学有所成的毕摩，于光绪年间（1875～1908年）赴广西府（今泸西县城）应试，被封为“千总”（大毕摩），赐予两套官服，以示嘉奖。这种毕摩传带徒弟以世代承袭彝族传统文化的习制，一直沿袭到民国年间，但毕竟经过元明清三代王朝六百多年的“教化”，彝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日益普遍，在滇、黔、桂彝族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袭和普及之势已微。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彝区对彝族传统文化进行调查研究，看到其衰落之势，在叹惜之余，说服武定万德那氏土司，召集一批毕摩于土司府中翻译彝文文献，并招收十余名已具一定汉文水平的彝族青年学习彝文经典，以图彝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则时局所限，难以持久；二则毕竟时过境迁，人心不古。彝族传统文化盛世难再，只幸得翻译了几部文献，征集得千余册彝文文献，而参加彝文经典学习的青年，却无一人承袭毕摩衣钵。
元明时期，特别是明代，由于彝族社会中纸张的普遍使用，以及各地从事毕摩专职或兼职人数的增多，出现了彝族传统文化传播的盛世局面。除从事毕摩职业者需具备一套完整传统经典而相互传抄不已外，为具全面知识计，有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典籍也在被传抄、阅读、学习。具有较高水平的毕摩，在传抄、创作的同时，还将一些汉文典籍、口传故事翻译成彝文。各氏族均整理和续修谱牒，民间亦普遍用彝文记账、立约、通信等。土官土司为自己歌功颂德，勒文于金石而出现了贵州成化铜钟、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云南禄劝镌字岩摩崖等有代表性的彝文金石铭文。同时，为宣扬其文治之盛，出资并主持将伦理教化方面的彝文典籍雕版印刷，广为发行，从而出现了《劝善经》《神威经》《哎哺洁净经》《妮节审》《摩史苏》《色尾处莫》《玛木特衣》等木刻版本。到明末清初，滇、黔、桂彝族开始从汉俗改火葬为土葬，仿汉俗建墓立碑，效汉制用彝文铭刻碑文，从而普遍出现了彝文墓碑墓志铭文，诸如此类，这也是现今所见彝文文献多为明代以来的成因之一。
彝文文献绝大部分无抄写者更无撰者署名，也同样未注撰或抄的年代。明代虽如上述为彝族传统文化传播的盛世，但除续修的谱牒、金石铭文、汉文古籍及故事译作等彝文文献为明代形成，绝大部分的彝文文献，特别是毕摩用于各种祭祀的经籍，均不是初次撰写成书于明代，而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格式，从其他书写原料上传抄于纸张上进而形成大批纸书，故大多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明代。如发现于贵州的彝族举奢哲著的《彝族诗文论》，根据彝族谱系父子连名制考证，该文艺理论著作成书年代约为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一时期，还有彝族女诗人阿买妮著的《彝语诗律论》、布麦阿纽的《论彝族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彝族诗话》等文艺理论著作，据考证成书年代不晚于宋代。由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彝文文献从三千多年前的弥勒金子洞坡岩书，到汉代的彝文铜印，蜀汉时的“妥阿哲记功碑”，魏晋南北朝时的《彝族诗文论》，唐代的“木夹书刻夷字”，宋代的《彝语诗律论》、《彝族诗话》、“拦龙河碑记”，元代的纸书彝文文献等，不绝如缕地叠加式流传下来，因此，那种认为彝文文献形成于明清的论断，未免显得太片面。
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中，彝文书籍不断形成、流传的同时，自然与人为的摧残也紧密相随。旧时彝族住房大都为垛木、厦片、土掌等木结构房屋，彝族居家失火是司空见惯的事；或因保管不善，书籍被烟熏、鼠咬、虫蛀；或因战乱、仇杀、土匪劫洗而将彝族村寨整村整寨地焚烧而夷为平地的事，各地都曾遭受过。在这不断的天灾人祸中，仅彝文文献就不知有多少先后被焚化于火海。
彝族毕摩不管是家传传己子或师传传弟子，每个毕摩学成，为师者均要传抄一套完整的彝文经籍给从师者作出师后用书，而为师的毕摩一旦去世，其原来用书需焚祭给他，生为毕摩，死后仍需掌毕摩之职。这种世代焚祭彝书于毕摩的习俗，使无以计数的彝文文献被毕摩带回到祖先那里去了。
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之日，也是进行改土归流开始之时。云南的改土归流，最早始于元代，中庆路总管开始委大理段氏时世守善阐府高氏后裔高善龙任之，不久后改命张立道任之，改土官为流官，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但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改土归流，从明朝中期到清初是高潮。改土归流既然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受到少数民族封建领主的反抗，与之对应的则是朝廷的进剿镇压，于是血与火伴随始终。如以云南武定府为代表的乌蒙诸地改流：自明嘉靖七年（1528年）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经过了七次大的反复，历时2个世纪。如此反复反抗与残酷镇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彝族人民深受其害，家园毁尽，流离失所，并由此形成时至现今彝族都居于山区半山区的居住格局。其时仅彝文书籍一项，不难想象有多少被焚于战火中。与此同时，彝族社会“兹、莫、呗”三位一体的上层建筑随之解体消失，大多数毕摩从此失去了其世代依附的权力，政治与经济地位跌入平民阶层，他们在长事农牧的同时，所幸未放弃毕摩的职业，彝族传统文化赖他们仍得以艰难地继续传播和承袭。
（三）彝文古籍的特点
1．彝文古籍体现学科的综合性。
（1）史诗不分，史诗合一。史的诗化，诗的史化，史即是诗，诗即是史，以诗咏史，以史为诗。换句话说，文史不分，文史合一，文即史，史即文。
（2）人神不分，人神合一。人的神化，先人后神，神的人化，先神后人。
（3）因政教不分、政教合一，导致巫史不分，巫史合一，巫中带史，史中带巫，宗教迷雾下掩盖着历史科技。如所谓的“鬼主制”，部落酋长既是君长、头人，又是宗教领袖、祭师、智者，因盛行祖先崇拜，祭祖灵（巫）通过祭祖颂扬祖先业绩（史），被误认为是祭鬼，所以误称为大小“鬼主”，以讹传讹。
（4）学科不分，多学科合一。例如《指路经》既是宗教用书，又是历史书（有祖先迁徙的历史路线）；既是地理书（有若干古地名），又是文学书（描写沿途秀丽的山川景色）。
2．彝文古籍内容的丰富性、广泛性。涵盖历史、政治、哲学、法律、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3．彝文古籍载体的多样性。以纸书为主（含抄本、木刻本），古代有皮书、布书、骨书、木牍、竹筒、金石铭刻、印玺，体裁丰富多彩。
4．彝文古籍的民族性、地域性。具有民族的特征、民族风格、民族内容、民族语言表达方式、民族文字撰写，反映的地域是民族生活的地区。
5．彝文古籍内容的重要性。彝族是一个重视和善于追根溯源的民族，对彝族族源的产生、繁衍、迁徙、发展、变迁、分化、融合以及家族、家支、支系的谱牒对古代西南边疆历史、地理、民族民间信仰等均有不可取代的重要的作用。
6．彝文古籍传承方式的独特性。以毕摩和毕摩经籍（彝文古籍）为代表。
毕摩系彝语音译，“毕”是吟诵，念诵；“摩”，耄耋。毕摩意即老先生、老知识分子，是专指有学识、有修养的老者。由于时代、地域、支系不同及汉字音译的原因，有关“毕摩”的称谓达十余种，现统一译作“毕摩”。
毕摩是彝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身兼数职，在不同场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他们是祭师，祭仪的主持者，是人与神的中介；占卜时是“贞人”；咒鬼时是“巫师”；佐政时是辅助君长的“军师”；记史和记氏族谱牒时是“史官”；传授彝文古籍时是“老师”；在民间是原生态“歌手”；调解民事时是“德古”式的“律师”，判案的“法官”；又是“神药两解”的“中医”。毕摩是彝文古籍的集大成者，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彝文古籍反映的是宗教色彩掩盖下的人文科学，在毕摩们的创造和传承中，不同规模、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生动有趣、繁杂的宗教祭经里隐藏着百科全书。
彝文古籍传承的场地是祭坛。祭坛实际上是叙述家谱、先民迁徙史、创业史的史坛，祭坛是以赋、比、兴五言古歌和诗词娱神的文坛，祭坛是祭丧舞、祭祀舞、喜庆舞、祭祀性神鼓舞、花鼓舞、铜鼓舞与神灵共舞的舞坛，祭坛是铃声伴奏下毕摩抑扬顿挫、诵经朗朗的歌坛，祭坛是讲述伦理道德、传承人生礼仪、颂扬祖先业绩的人生论坛。毕摩是史官，是经师，他们是彝文古籍的创造者、传承者、保护者。
7．彝文古籍的局限性。未注明成书年代、未署作者名，有的记载传抄者，有的也没记录传抄者，同时限于大山的阻隔，视野还不够开阔。所以，既有开放性，也有封闭性，彝文古籍传承有局限性，宣传工作也不到位。
（四）彝文古籍翻译整理与出版
有关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最早见于明清时期。如清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安国泰为明朝贵州水西土司，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袭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卒。明代还设有四夷馆，其中有《华夷夷语》的夷语翻译，同期还出现了彝翻汉、汉翻彝的文献翻译和整理。如明代彝文木刻本《劝善经》、手抄本《西游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唐王游地府》《二十四孝》等。
国外也有彝文古籍流传，被翻译成外文。据法国人Dolon在其《最原始的野蛮人》一书中介绍，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000多本彝文古籍流落到世界各地。1852年开始，法国人把彝文《宇宙源流》译成法文，1898年用法文、彝文对照的形式出版。民国时期丁文江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爨文丛刻》，这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的文本。
1955～1966年，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了《德施氏史略》《德布史略》《水西安氏谱》《母系史》《猿猴做斋记》《奴仆纪略》《人类史详论》《德布氏谱》《天仙世纪》《安氏远祖考》《寻药找医》《精灵论》《笃慕史记》等复写本各1卷，《洪水前后轶事》《阿者后裔迁移考》《水西制度》《水西地理城池考》《吴三桂入黔记》《泸祖论》《洪水泛滥史》等油印本各1卷，《西南彝志》油印本26卷。
改革开放后，彝文古籍整理出版有了长足发展，云南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古籍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也有出版）。如《宇宙人文论》（1978年）、《夷僰榷濮》（彝祖六祖史）（1982年）、《供牲献药经》（1986年）、《玛木特衣》（1988年）、《彝族诗文论》（1985年）。还有《彝族创世志》（1991年），该书由《谱牒志》（二卷）、《艺文志》（一卷）组成；《彝文〈指路经〉译集》（1993年），该书共收录了云南、贵州、四川等18个县的彝文指路经。
云南地区出版有《彝族氏族部落史》（1992年）、《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1999年）、《中国彝族谱牒选编·楚雄分卷》（2007年）、《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大理卷》（2008年）、《中国彝族谱牒选编·云南卷》（上下册，2009年），近年来大小凉山若干谱牒也已面世。《阿哲毕摩经选译》（2006年）、《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系列丛书100卷，2008年开始出版，即将出齐）。未编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的还有《彝族叙事长诗》（1984年）、《查诗拉书》（1987年）、《裴妥梅尼——苏颇（祖神源流）》（1988年）、《彝族爱情叙事长诗》（1991年）、《裴妥梅尼——苏嫫（祖神源流）》（1991年）、《万物的起源》（1998年）、《尼迷诗》（1998年）、《吾查们查》（1999年）、《彝族礼法经》（1999年）、《彝族古代毕摩绘画》（2003年）、《彝族原始宗教绘画》（2005年）等。
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贵州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彝族源流》（1～27卷）、《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爨文丛刻》（上、中、下）、《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论彝诗体例》、《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集）、《益那悲歌》、《物始纪略》（第一、二、三集）、《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阿买恳》、《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
2006～2009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文典籍译丛》，四川报业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3辑。1、2辑涵盖历史、文学，即第一卷《勒俄特依》、第二卷《物种起源》、第三卷《玛木特衣》、第四卷《彝族尔比选》、第五卷《妈妈的女儿》、第六卷《幺表妹》、第七卷《甘嫫阿妞》、第八卷《姿子妮乍》、第九卷《彝族克智选》、第十卷《彝族过年歌》、第十一卷《彝族挽歌选》。2009年出版第3辑，以民间信仰为主：《魂路魂经》《请魂祭神经》《护土点丁经》《毕祖护法经》《护法快神经》《唤醒护法神鹰经》《转塘申冤经》《堵孽赎魂经》《死因病由经》《活祭引魂经》《招引亡灵经》《献药疗疾经》《祛污除秽经》《痢疾起源经》《防痢经》《拽灵重祭经》《祓除火秽经》《扫除尸秽经》。以上所列只是近年整理出版的一部分。
（五）彝文古籍的内容和分类
纵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文文献，根据接触的资料与现存可见的书目，按其包罗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类别。
1．宗教类
为彝族原始宗教各种形式祭祀活动中由毕摩按程序诵念和查对的经典。在彝文文献中，宗教类经典占有绝大部分，数量多且内容繁杂，其中往往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较为明显的如《献药供牲经》，用于祭奠亡灵中给亡者献药献牺牲时诵念，但其中有关人体生理及医药的知识占了较大篇幅；《指路经》亦是祭奠亡者时为亡灵指引回归祖先发祥地的路线，使其与祖先灵魂永远同聚，但实际上这又是一部彝族各氏族历史上迁徙的地理书。宗教类彝文文献按其祭祀仪式和目的，大至可划分为下列几类内容。
（1）祭祖经书：彝族老人去世即行祭奠仪式，过三五代或七八代后，宗族阖族举行七天七夜或九天九夜的祭祖大典，为未曾超度的先人亡灵进行超度祭仪，让其升天成为神灵。祭祖大典有多场不同形式的祭仪，毕摩需诵念三十余部经书，如《作斋经》《清净祖灵经》《作斋供牲经》《启封祖灵岩洞经》《迎供新祖筒经》《迎汲福禄水经》《祈福禄经》《作斋膀卜经》等。
（2）祭奠经书：为亡者殡葬祭奠仪式诵念的各种经书。如《献水经》《作祭经》《作祭献药供牲经》《哭灵经》《合祖妣灵牌经》《指路经》等。
（3）祭神经书：用于祖先神灵、天地、日月、山水、五谷六畜等神灵的祭献经书。如《颂天祭地经》《祭献祖神经》《祭献水神经》《祭献山神经》《祭北斗经》《祭献五谷神灵经》等。
（4）消灾除祸经书：祓除不祥、消灾除秽祭仪中诵念的经书。此种经书分大百解与小百解两种，如《百解经》《解冤经》《解罪经》《房屋洁净经》《解咒经》《化解灾星经》《解除邪秽经》等。
（5）驱魔送鬼经：驱除鬼怪妖魔祭仪中诵念的经书。如《驱除病魔经》《驱白虎精经》《送鬼经》《寻魔除妖经》等。
（6）诅咒盟誓经书：诅咒仇人、盟誓祭仪中诵念的经书。如《诅咒仇人经》《反咒经》《破狱经》《结盟发誓经》等。
（7）招魂经书：召唤人、畜、五谷灵魂祭仪中诵念的经书。如《招魂经》《招亡者灵魂经》《招五谷魂经》《招六畜魂经》等。
（8）祈福经：祈祷福禄，求神保佑，许愿还愿祭仪中诵念的经书。如《祈福经》《播福禄经》《酬愿经》等。
（9）占卜经书：各种形式的占卜问课祭仪中诵念或查对，以及推算年时好坏、时辰凶吉、人生命运的经书。《鸡卦经》《猪膀卦经》《占病经》《占各兆凶吉经》《签卦经》《算命经》《占云书》《占梦书》等。
（10）祭祀神座图谱：各种祭仪中神枝（树枝）规格、形状、排列示意图。如《斋场布局图》《作斋分场神座图》《作祭神座图》《指路神座图》等。
2．历史类
记载彝族氏族迁徙、繁衍分支，与其他民族交往等历史。历史类还包括彝族历史人物传记、摩崖石刻内容、墓志等彝文文献。如《西南夷志》《彝族古代六祖史》《北方尼恒氏族史》《德勒氏族史》《古侯曲涅史》《尼苏夺吉》《笃慕传》《君长阿基传》《罗婺贤代铭》《普曲浩庚》《吴三桂》等。
3．谱牒
记述各氏族谱系的彝文文献。如《笃慕切苏》（笃慕世系）、《毕摩叙谱经》、《乍氏源流》、《普德氏族谱系》、《强宗氏族谱系》、《凤氏姻亲史》等等。除此尚有为数较多的墓碑，大多铭刻有墓主的谱系。
4．神话类
记载各种神话传说及古代彝族英雄故事的彝文文献。如《洪水泛滥》《英雄支格阿龙》《丁郎的故事》《呗阿三小伙与基红赛姑娘的故事》等。
5．哲学类
记载彝族先民通过观察和认识世界，对天地万物起源的理解，反映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彝文文献。如《宇宙人文论》《开天辟地》《阴阳经》《物始篇》《人类的起源》《阿黑希尼莫》《毕摩答辩经》等。
6．伦理类
论述伦理道德准则的彝文文献。如《劝善经》、《玛木特衣》（教育经典）、《人生哲理篇》、《色尾处莫》（做人之理）、《彝汉天地》、《彝汉教典》、《颇莫仆拔赫》（孝敬父母篇）、《诺及赛卓》（礼仪篇）、《彝族礼法经》等。
7．天文律历类
记录日月星辰分布及运行现象、年月日辰推算法的彝文文献。如《历算书》、《观察二十八宿书》、《尼梯希莫查》（测天量地书）、《天文起源》（彝族十兽历）、《观天断阴晴书》等。
8．地理类
记述彝族先民迁徙路途所经高山、河流，曾经居住耕种地名等的彝文文献。如《指路经》《六祖分布地理概况》《彝汉城池志》《氏族辖地书》等。
9．文学及论著类
彝文文献多为五言句，其中文学作品讲究格律押韵，多用譬喻、对偶和排比等修辞方法，富于想象，艺术感染力极强。如《阿诗玛》《妈妈的女儿》《古歌集》《史曲》《婚嫁歌》等。除此还有墓碑对联和年节家居对联。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在一彝族毕摩家正屋门上见过一幅印象很深的春联，上联汉意为“屋后林中春鸟鸣声声”，下联为“房前地里菜花黄灿灿”，横批为“春到彝山”。文学论著如前述及的《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彝诗例话》等。
10．医药类
记载各种治病药物验方及各种病症诊断的彝文文献。如《元阳彝医书》《双柏彝药书》《彝药志》《启谷署》《找药书》《医病好药书》《造药治病书》《儿科生理书》《看人辰书》《献药经》等。
11．农牧生产类
农牧生产类彝文文献语言朴实，论述简单明了。如《五谷书》《稼穑书》《养羊书》《养牛马书》《农牧谚语》等。
12．军事类
彝文文献中此类较少，主要记述练兵马的一些经过，至于战争记述，多在历史类中可见。练兵马的如《兵马战书》《兵战书》《乌撤兵马记》《布默战史》等。
13．契约、账簿、通告类
用彝文写就的房产田地契约。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收集到六份田契，分别为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十五年（1770年），清嘉庆七年（1802年）、十五年（1810年）、十九年（1814年）、二十年（1815年）所立。账簿记载的大多是氏族祭祖大典时的粮款收支、殡葬中亲友所助粮款及供献的牺牲、婚嫁喜庆中亲友所送的彩礼等。通告则如发现于云南石屏县的清代云南总督府于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布的《为严禁扰累苗民以安边境事通告》，此通告左侧为彝文11行495字，右侧为汉文17行885字。
14．译著类
翻译、注释汉文典籍的彝文文献。如《劝善经》（太上感应篇）、《西游记》、《唐王游地府》、《包丞相的故事》、《天女散花》、《七仙女下凡》等。
15．文字类
毕摩为传授徒弟，将其所识彝文按同音排列收集的单字集。如发现于红河的三部单字集，分别集录有彝文常用单字六千多字、五千多字、两千五百多字；还有《昆明西山彝文单字集注》等，有的已具有彝文字典的雏形。近年出版有《彝文字集》《滇川黔桂字典》《彝汉字典》等。
16．美术绘画类
彝族有不少毕摩绘画插图散藏于民间签卜书中，过去未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有关人员收集、整理，汇编成册，成为彝族绘画艺术的一大亮点。如《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彝族原始宗教绘画》《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等。
17．音乐曲谱类
禄劝、武定发现《明代笛子曲调工尺谱》（土司音乐）。
彝文文献内容丰富，但如前述，由于受彝族特定社会历史发展背景的制约，彝文文献尚未完全形成各具鲜明特色学科的专门著作，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为一体的繁杂阶段。因此，以上的分类大部分是按总体内容的概括性分类，由此即可窥见神雾笼罩之下多学科科学知识的面目。至于彝文文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价值，诚如杨成志先生曾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讽诵起来，也极合节奏，纯是一种古诗词的上品！关于精神的经典，其中神名一个一个地列举出来，没有倒置或分歧之弊……至其字画的古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古文字学家的参考品。”这里，杨先生不但对彝文文献的文学艺术特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注意到了古彝文在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作用，这是具有卓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