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无疑给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思路。肇始于经济学传统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立足于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们的行为和举动遵循着一种“趋利避害”的理性态度（曼昆，2003: 4～6），由此建立了诸如博弈论模型（Axelrod,1984）、搭便车理论模型（奥尔森，1996）等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科学结构化的正式（formal）模型。尽管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学科往往质疑经济学传统下的关于人们理性行为和理性取向的假定，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过去的几十年中坚持理性选择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和相关论著的数量有了长足的增长。

但是在社会学领域中，对于理性选择范式的接受程度还没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迅速。例如，在政治学研究中早已经形成了所谓的理性选择的政治学理论以及资源动员模型（赵鼎新，2006: 157～202）。与之相比，在社会学领域内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探讨社会学家关心的论题这一视角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Hechter & Kanazawa, 1997: 191-21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验研究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从理论渊源上来看，社会学领域中的理性选择却不是一个新视角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其专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就观点鲜明地提出利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可以研究很多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社会学领域内的论题。他认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总和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从这些假定可以推出与经济分析有关的许多原理”（贝克尔，1995: 8）。正是立足于这一论断，贝克尔尝试分析了家庭以及歧视等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主题，并由此揭开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序幕。实际上，不仅仅是贝克尔，经济学创始者之一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曾经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社会现象，并提出了理性人的活动联合起来构成对他人的利他行为这一颇具社会学意义的命题。甚至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的韦伯也对理性人的模型假设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一定意义上将理性人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中。

可见，从理性的个体假设出发的理性选择视角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存在的。但是直到最近十几年，理性选择理论的社会学应用才逐渐在社会学的实质研究（substantive studies）中崭露头角。例如，迈克尔·海克特（Michael Hechter）、小智金泽（Satoshi Kanazawa）（Hechter & Kanazawa, 1997:191-214）认为近几十年来理性选择范式在社会学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既体现在社会学学科的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在相关的实质研究领域中。就前者而言，包括《理性与社会》（Rationality and Society）期刊的创立、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学会相关理性选择研究分会的建立；就后者而言，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在犯罪、正式组织以及劳动力市场等传统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应用，也在诸如宗教、家庭以及性别研究等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这些都凸现出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范式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本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整体宏观的社会学学术背景之下来探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兴起之后所带来的研究范式的转型。

二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宗教现象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主题之一。随着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扩张、启蒙思想传统的逐步深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现代化过程引起宗教衰亡”的世俗化论题。结合全球化以及现代化等宏观的研究主题，不同的学者对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宗教发展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1991）论述了现代化带来的多元化（pluralism）对宗教的“看似有理性”（plausibility）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布雷恩·威尔逊（Bryan Wilson）（池田大作、威尔逊，1991）强调了现代性的权威转移、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理性原则的普遍化对宗教世俗化的促进作用。斯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Bruce, 1990: 477, 1985:592-603）分析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个人主义以及理性化因素对于宗教赖以生存的组织基础以及个体传统的信念价值所起的瓦解作用。可以说，世俗化问题成为20世纪下半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性论题。也就是说，宗教的世俗化变迁成为不同学者共享的一套研究规则。正是因为如此，中观层面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便主要围绕“宗教何时以及如何死亡”展开。

但是，宗教社会学本身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新近发展却对世俗化这一权威命题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从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对美国宗教现象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大讨论。沃纳（Stephen R. Warner）（Warner, 1993: 1044-1093）的代表性论文《在美国社会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向新范式的努力》（Work in Progres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开宗明义地强调了美国的宗教发展经验相对于欧洲经验来讲具有研究范式层面上的意义。其中，他论述道，宗教社会学的传统范式是一种欧洲范式，即一种世俗化范式。按照沃纳的主张，世俗化论题不能够再看作是一个学科内部具有统一化的权威性、范式性的论题，而应当成为一个针对欧洲社会的“地方性”（local）的论题。美国的宗教经验同样有潜力成长为一种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与沃纳的主张近乎同时，经济学家劳伦斯·依阿纳康奈（Laurence R. Iannaccone）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对于解释宗教现象所具有的优势，并且主张建立一套立足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来为宗教社会学原来分散无章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统一化的系统。华人社会学家杨凤岗（Yang,2006: 93-122）进而将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宗教市场模型看作是对宗教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新的分析范式。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教社会学的新近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呈现理性选择范式在经验研究上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在分析视角上为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局面，甚至在根本上将理性选择变成了“科学的”宗教研究（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的代名词。这样，理性选择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内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强势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对旧有的研究论题还是对新的宗教现象，宗教社会学的学者们逐渐习惯并倾向于从一种宗教供求和个人理性决策的角度进行分析、讨论。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的大讨论，引起这场范式转型讨论的是以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罗杰·芬克（Roger Finke）（Finke & Stark,1988:41-49,2000）以及依阿纳康奈（Iannaccone, 1988: S241-S268,1990: 297-314, 1994: 1180-1211）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在这一范式下，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的基本点是：个人行动背后具有理性动因以及某种程度上人们的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之间具有可类比性（comparability）。这也就是假设人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同样采取了一种理性的计算态度，去选择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宗教活动类型。从宗教产品的需求者方面出发，斯塔克等人将信徒追逐的宗教产品定义为一种补偿物（compensator），即来世进行兑现的产品（斯塔克、班布里奇，2006: 6～7）。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克等美国学者的理性假定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利害权衡，他们也认识到信徒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会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往往会极大地限制最优化选择，从而使人们转而寻求次优选择（斯塔克、班布里奇，2006: 7）。从供应者的角度来看，理性选择范式强调了宗教现象与市场现象之间的类比，主张人们在宗教活动中的理性行为带来了宏观层面上的一种市场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不同宗教生产者（宗教场所、教会等）彼此之间处于一种为了吸引潜在的信徒而形成的“竞争（competition）关系”，他们力图做到自身产品（相关的宗教教义等）的销售量（例如信徒的数量）最大化。

基于供给和需求两方的视角，达仁·舍凯特（Darren E. Sherkat）和克里斯托佛·艾利森（Christopher G. Ellison）（Sherkat & Ellison, 1999:363-394）将理性选择范式的研究成果归纳为六点：宗教资本（religious capital）、宗教选择（religious choice）和宗教倾向（religious propensity）、个体宗教选择的社会影响、教派（sect）和教会（church）的循环发展、教会组织入会的严格规定和自身发展潜力之间的关系、宗教多元化和宗教性的关系。具体而言，宗教资本研究意味着个人对于教义的熟悉、对于宗教的虔诚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而存在，而信徒所寻求的是用最优化的手段来投资这种宗教资本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宗教选择和宗教倾向则力求凸现出宗教信徒的宗教选择行为和那种对宗教收益的理性化考虑之间的相关性；个体宗教选择的社会影响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社会性的因素转化为理性的个体在进行宗教行为时所需要考察的关键变量。从本质上讲，这三个命题主要涉及的是理性人的选择及其后果问题。而教派和教会的循环发展、教会组织入会的严格规定和自身发展潜力的关系、宗教多元化和宗教性的关系这三个命题则关注理性化的行动所具有的宏观社会效果。其中，教派和教会的循环发展力图展现出个体对宗教收益权衡、教会规模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的张力（tension）程度之间的关系；教会组织入会的严格规定和自身发展潜力之间的关系借鉴了搭便车（free riding）理论，分析宗教组织的入会严格程度对抑制搭便车者所具有的正面作用；宗教多元化和宗教性的关系则利用市场化的类比，揭示了多元化的竞争环境对于宗教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宗教管制与宗教发展水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