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以毛泽东1956年的“思想理论遗产”为视角

贺新元

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摘要】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如何确保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有效合理解决，就是要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是要统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在1956年产生的思想理论为视角，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寻找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共同点和契合点。

【关键词】毛泽东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关系

一

党的十八大前后，国内国际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有些人任意或有目的性地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用毛泽东来否定邓小平，用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对此，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集中而明确地进行了回应：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4]

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及改革开放后对它的继承与发展。对此，邓小平的两句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上的钥匙。第一句话：“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第二句话：“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75]而就思想理论的发展逻辑而言，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思想理论又是重中之重。

1956年，毛泽东根据国情和“以苏为鉴”提出不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创性思想理论，虽然后来因国内国际环境与条件的骤变和领导人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而成为了一笔可贵的“遗产”，但其正确的思想理论却被后继者在改革开放中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思想逻辑与历史承继上，梳理与思考毛泽东在1956年留下的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二是做了但“没有做好的”，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有所发展，并都继续发展了的思想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承继这一份宝贵的“思想理论遗产”，更好地搞清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关系。

二

无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创新上，还是在社会发展实践上，1956年都算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和转折点。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大好。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1956年，“一五”计划的任务提前完成。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1956年达到1252亿元；1952年工业生产值为119.8亿元，1956年达到642亿元。从国民收入来看，以1952年为基期，1953～1956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0.3%。[76]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1956年还是个“多事之秋”之年。依笔者认为，1956年不仅是毛泽东和其他第一代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开局之年，而且是建设史上最有作为的一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上发展较快、政治上较为民主、文化思想上较为活跃。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平静的一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在：一是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科学论断，确定从今以后我国主要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换决定着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三是国内出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急与经济建设的冒进等现象导致1956年出现全国性工人罢工、学生罢学、农民退社等问题。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先后有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揭开斯大林个人迷信盖子的秘密报告事件，紧接着同年6月和10月相继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1956年国内国际局势的这些深刻变化，一方面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转轨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对比苏联模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局势的变化对毛泽东后来思想的转变影响也很大。从1957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发生变化，“左”逐渐成为这20年的主旋律，1956年提出的许多正确思想理论没有落实到实践中，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被自我反对，有些正确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因“左”的干扰而没有很好地执行。但不可置疑的是，毛泽东确实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生机勃勃的探索并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思想理论遗产”。这些“思想理论遗产”主要集中体现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八大政治报告决议》（1956年9月27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77]（1957年2月27日）等一系列文献中。

被搁置在文献中的那些“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和“没有做好的”的正确思想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恢复与发展。

三

从“思想理论遗产”与继承发展的关系来讲，这些思想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正确思想理论，在改革开放中被“做起来”且得到发展；“没有做好的”经实践证明正确的思想理论，在改革开放中“做好了”且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立足国情，“以苏为鉴”，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因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78]。1956年，非长久之计的“照抄苏联”的做法到了改变的时刻。毛泽东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79]“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80]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主题，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这与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有着直接关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曾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解放”。毛泽东说，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也认为，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81]这种“思想解放”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心情舒畅”了。毛泽东曾经谈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82]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地“以苏为鉴”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苏为鉴”就成为最初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其具体思想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3]

对于《论十大关系》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84]这里的“原则和苏联相同”，应该主要是指与苏联一样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85]“方法有所不同”应该是指要走出一条与苏联不一样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虽然没有提中国特色，但他论证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定带有中国特点这个思想，他说：“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86]。有所不同的方法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

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经济建设是毛泽东最先涉及的领域。为了了解国情，毛泽东从1955年底开始下去调研，由京汉、粤汉线南下，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主要就农业问题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回京后，他利用近两个月（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时间对工业问题进行调研，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到4月下旬，毛泽东初步形成了经济问题上“以苏为鉴”的思想：一是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二是在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做好工业布局。三是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建设好国防，提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87]四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五是在国家、集体与农民、工人等个人关系上，要注意统筹兼顾，不能损害农民、工人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88]六是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企业一定的独立性，给生产者个人一定的利益。七是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只要社会有需要”，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发展私营经济。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指出，地下工厂、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9]“今天社会上产品不足，拿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的不足，没有坏处。既然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也可以有国家领导下的私营企业。”[90]毛泽东还认为，“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是长远的将来的事，不是眼前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做到的事”[91]。毛泽东关于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思想“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92]。

政治建设道路。毛泽东在政治建设上的主要思想体现：一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我国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团结。二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要注意吸取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错误，正确估计反革命的存在与数量，在社会上做到少捉少杀；在机关，学校、部队里要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三是在是非关系上，强调仍然要采取延安时期对犯错误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一看二帮，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四是在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需要，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指导方针，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这八个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是在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上，孕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提出要探索建立中央集体领导机制，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六是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1956年4月，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毛泽东指出：“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93]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报告和决议，用专门篇幅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比如：由于官僚主义严重妨碍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展，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因此必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要用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方法，去反对官僚主义。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主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为了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毛泽东非常关注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亲自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要求“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94]他还从维护宪法的高度，严厉批评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为，警告这些人：“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95]。对于斯大林破坏法制之举，他表示非常不满，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96]

思想文化建设道路。毛泽东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探索主要体现在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2月1日关于是否向苏联共产党有关方面反映苏联学者在中国参观时讲的一些话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97]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98]但这一方针在落实过程中却遭遇到不是放弃就是未很好执行的命运。这一方针从1956年提出，在1957年上半年还被毛泽东强调要作为“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99]但从1957年下半年之后实际上长期名存实亡。

毛泽东在1956年“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成果，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起了思想先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并成为它的先声。

1978年以来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建设上，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工业布局上，经历经济开放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企业自主权上，进行了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所有制上，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等等。随着经济大发展，政治建设有了新突破。在民族关系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法制化，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倾斜政策；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增加“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由八个字扩展到十六个字；在执政党建设上，党内民主在深化，反腐倡廉建设越来越制度化法制化，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越来越成熟。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表现。在“双百”方针上，邓小平1975年和1977年复出时，多次强调要恢复这一方针。1979年10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00]改革行进到今天，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不断创新的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大繁荣大发展阶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点了题也破了题。毛泽东通过总结7年执政经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苏联迷信”提出了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就已经察觉到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非常危险的。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我国经验，全面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注意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01]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点题与破题体现出几个重要特征：一是自主性，中国要独立自主而不是依附性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二是自觉性，中国要自觉地认识本国国情而不是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的道路；三是自信性，中国要始终充满自信而不是以贾桂式（奴才式）自卑的态度开辟自己的道路。[102]尽管毛泽东没有能够在他有生之年真正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但这些思想给后继者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并成为今后继续探索的重要思想财富。

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正式给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命名。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3]从改革开放时期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来看，十二大、十三大都是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十五大都是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表述的变化体现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是在不断认识和不断总结中不断升华与不断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进行了概括，十八大报告根据世情、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在十七大报告的概括上进行了深化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黑体字是十八大报告新加的内容）[1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四

根据前面分析，把毛泽东在1956年的理论贡献视作一把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最好的钥匙，一点也不为过。

历史严肃地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是在前代继承下来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生产力和文化）的基础上拾级而上地发展，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革命，没有无缘无故的发展。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凝滞地看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态度。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5]可以看出，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06]之后，又指出：“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107]习近平2008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108]这就是党的主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胡绳1993年撰文说：“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109]这段话阐明了1956年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一种紧密的历史延续性。这是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毛泽东在1956年的理论探索及之后的实践操作，不管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探索上，1956年取得的成就最为集中、最为丰富。但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历史条件及其深刻变化和其本人的认识局限性，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或没有做好，或被自己所反对（当然多数是反对错了），有些也没有来得及运用到实践当中。从1957年下半年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惨重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后继者把毛泽东1956年的思想理论当做宝贵遗产，并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与此同时，把1956年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理论与实践作为教训、无价之宝，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不能再走如此老路，而要开辟新路。留下遗产，继承遗产，改革老路，开辟新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历史图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