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晚年失误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龚云

龚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

【摘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失误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既不能否认毛泽东晚年有严重失误的客观事实，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就否定毛泽东。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毛泽东晚年失误有复杂的原因，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从客观原因来讲，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走了弯路，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经验不足。从主观原因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偏差；夸大主观意志作用，强调通过政治运动治国；急于求成；农民消极思想；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分歧，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党内矛盾。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要辩证地看待。从历史发展看，毛泽东晚年失误也是一种财富，在正确吸取教训后，可以转化为成功的阶梯。

【关键词】毛泽东 失误 客观 全面 辩证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上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失误，更是一个焦点问题。有的人不承认毛泽东晚年存在失误，特别是严重失误；有的人借毛泽东晚年失误，提出重新评价毛泽东，甚至否定毛泽东的一生。显然，这两种态度和认识都是错误的，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也对党和国家事业不利。本文提出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晚年失误，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一 毛泽东晚年存在严重失误，是一个客观事实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毛泽东自己就承认犯了错误。1961年他对卫士讲：“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34]

我们在肯定毛泽东晚年失误良好主观动机时，也必须承认其不良严重后果，要采取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方法，不能把错误说成功，错误就是错误，功就是功。对待毛泽东晚年失误，不能回避，不能为尊者讳、贤者讳。毛泽东的失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伤害了不少中国人。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即使辩护，也必须承认这个惨痛的事实。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

从纵向来看，1957～1966年，由于毛泽东的严重失误，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经济效益最差、经济波动最明显的时期，经济增长率降至5.4%； 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力量与中国现代化的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35]。研究成果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损失和人力资本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没有这次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能够取得的成绩，远比197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好得多。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 ～9.0%的模拟结果。[36]有西方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为，“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更是“耗费了中国本应用来发展国家的宝贵时光”[37]。由于毛泽东晚年失误对教育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停止研究生招生[38]，由此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39]。

横向来比较，毛泽东晚年失误耽误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大潮、错过了发展时机。日本、韩国就是在20世纪60 ～70年代崛起的。1950年各国GDP占世界比重数值，中国比日本高，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点要高于日本。但1950～1978年，日本GDP占世界比重数值迅速持续上升，从1950年的3.0%上升到1973年的近7.8%，随后基本保持不变。而中国的经济总量比重出现了“大起大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GDP占世界比重一度由4.5%上升到近5.9%，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差不多。但“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挫折，GDP占世界比重急剧下降到1962年的4.0%左右，日本则依然持续上升，在1961年左右，日本GDP占世界比重超过了中国，并在以后均不同程度地高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人均GDP， 1950～1978年，大陆和台湾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在持续扩大。正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台湾和大陆人均GDP从1958年的2倍左右扩大到了5倍左右[40]。

毛泽东相信政治运动，更多地依靠政治运动治国，利用政治运动对党和政府进行周期性的整顿。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20世纪50年代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高潮期，10年期间先后发动了31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41]由于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管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多么良好，每次政治运动特别是错误发动的政治运动，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各类人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万人，全国因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株连的达1亿人以上[42]。

因此，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对党、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毛泽东晚年失误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悲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个残酷的历史事实。

二 全面客观地分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失误有复杂的原因，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

从客观原因来讲，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走了弯路，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经验不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苏联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中国毕竟在基本国情方面不同于苏联。因此出现失误，乃至走弯路是不可避免的。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自我批评道：“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43]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自我批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三种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44]

从主观上来讲，毛泽东犯严重失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理解上产生了偏差。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毛泽东存在一些不正确认识。毛泽东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某些方面采取了教条化态度，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曾经过分相信，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过于恐惧。结果把不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也纳入社会主义认识体系，把不少积极的因素归置于资本主义名下。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历史的局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公平优先，并且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他深信社会主义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公平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而这正是中国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缺乏的。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常常无从发挥。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人们觉悟不高，所以一再发动社会主义教育，一再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结果成效仍不大。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认为：“解放后的新中国从理论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都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小农家庭生产抱有一定的成见。……新政权迅速地确立了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的制度，把粮食和棉布市场置于‘统购统销’政策之下，不断地将控制扩大到农村生产，先是定产定购，继而把所有农户集体化。生产队接管了家庭的经济决策权，而国家政权又以极其详细的生产和征购指令来指挥生产队。”[45]

第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强调通过政治运动治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强调发挥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看到了上层建筑和精神力量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注重发挥先进生产关系和人的精神作用。这也是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捷径。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可以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注重先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通过先进的生产关系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人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认为社越大，优越性越大；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46]。但毛泽东忽视了先进生产关系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夸大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农民的道德觉悟估计过高。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紧张，制造了不少矛盾，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忽视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

第三，急于求成思想。邓小平曾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47]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浓重的诗人，也是一个追求完美发展的政治家，他晚年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急。他曾经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谈到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48]

1958年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49]1958年8月初，他在会见赫鲁晓夫时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和修改中提出：“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证明，我国人民将在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是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繁荣昌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0]

毛泽东不希望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和苏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使中国人民过上理想的生活，急于实现他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常常用理想中的标准去看待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急于改变这些不足。

第四，农民消极思想。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不可否认，毛泽东身上也带有农民的消极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多次说过自己是个农民，农民的生活习惯永远改变不了，也不想改变。毛泽东不仅生活习惯上像农民，更主要的是农民的消极思想对他有影响。胡乔木认为“毛泽东确有一些农民思想”[51]。这一方面使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民的意愿、要求和利益，所以他才能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但另一方面，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家长制思想也是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第五，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分歧，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党内矛盾。“我们党长期生活在农村。毛泽东同志和许多领导干部熟悉农业、手工业小生产，不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熟悉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时，往往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扩大化和绝对化，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52]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毛泽东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常常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待，如他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对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不同意见，与刘少奇关于农村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都采取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的处理办法，极大地影响了党内正确意见的表达。

毛泽东对国内外矛盾存在过火反映，把党内正常矛盾当做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日积月深，导致他认为党的上层出现了“复辟”。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53]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考量。

三 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晚年失误

从历史发展看，毛泽东晚年失误也是一种财富，在正确汲取教训后，可以转化为成功的阶梯。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寻找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不变色的有效途径中出现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严肃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恩格斯曾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54]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探索中错误难免，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55]80多年前的共产党人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应有的态度。

毛泽东自己说过：“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56]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汲取教训，需要转化，失败本身不是成功之母。

必须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对于毛泽东在探索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必须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从暴露、控诉、攻击的目的出发，把毛泽东的一生描绘成错误的堆积。这是十分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必须坚持。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57]

历史地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造成的，更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58]对于毛泽东一定时期犯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把毛泽东所进行的艰苦探索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9]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性质，是属于一个革命家的错误，主观上是想为中国人民探寻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就拿他晚年最大的失误——“文化大革命”来说，他的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真诚地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克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探寻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60]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也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61]

对待毛泽东的失误，正确的态度就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62]

毛泽东探索的教训也是财富，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探索中的错误。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63]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提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64]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中指出：“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65]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中指出：“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66]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67]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讲话中指出：“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68]

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仅关系到对他个人的评价，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民曾经和正在走过的道路。对于毛泽东晚年探索的曲折，我们应该抱以理解、同情的态度，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毛泽东，我们应该永远尊重。诚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9]

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既要正确的认识，更要汲取教训，这样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70]“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件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71]美国学者哈里·哈丁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72]

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巨大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从他一生来看，仍然应该坚持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断：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