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晋乐府诗著录形态考论

从《乐府诗集》文献著录特点及魏文帝“西山一何高”的辨析，可以发现《乐府诗集》在歌辞著录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西山一何高”等经历过多次入乐，入乐曲调又有变化的歌辞来讲，仅凭郭茂倩现有著录情况，并不能反映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郭茂倩所依文献皆南朝以后的，这些文献在引用魏晋文献时，又主要依据荀勖的《荀氏录》，而《荀氏录》著录的只是荀勖整理“清商三调”歌诗过程中所选用的汉魏旧辞，因此，《乐府诗集》所能得知的只是这些汉魏旧辞在西晋时的表演情况，至于它们在曹魏时期的表演情况则无从知晓；第二，由于《荀氏录》的局限，郭茂倩对曹魏乐府诗的形态、表演及入乐情况只能作综合判断。判断的依据则又只能是南朝的一些文献，这就会发生错位现象，即歌辞的著录形态可能是据南朝以后的文献而来，但郭氏所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其在魏晋时期的入乐情况，容易造成歌辞形态与入乐时间的不一致。仍以《折杨柳行》为例，《乐府诗集》著录的《折杨柳行》是据《古今乐录》转引的，《折杨柳行》的歌辞形态及入乐时间都应是在西晋及南朝仍在传唱的，但郭茂倩在著录时却是作为“魏晋”时段的，这样就产生了错位。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们亟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歌辞的著录形态问题，一是歌辞的入乐时间问题。入乐问题容后探讨，本节先来探讨魏晋乐府诗的著录形态问题。

魏晋乐府诗在《乐府诗集》中著录为三种形态：一种不分解，一种分解，还有既分解，又附录“本辞”的形态，而本辞不分解。分解是入乐标志，学界已成共识，魏晋乐府诗以不分解形态最多见，这些乐府诗是否意味入乐？“本辞”源于何处？郭氏著录“本辞”的动机及用意何在？以下分作考论。

一 不分解形态的歌辞

魏晋乐府诗中的郊庙、燕射、鼓吹、舞曲、杂曲歌辞均不分解。除“杂曲歌辞”的入乐情况不能确定外，其余歌辞均入乐。且就现有音乐文献来看，它们最早见载于《宋书·乐志》，沈约编写《宋书》之时应能看到这些歌辞，将其收录。作为礼乐歌辞，其用途及表演基本固定，后世乐书只是转录，所以不分解的形态当是它们在魏晋时期的历史原貌。

不分解的歌辞当中亦包括相和歌辞。相和歌辞在《乐府诗集》当中的著录形态最为复杂，涵盖上文所说三种著录形态。其中不分解歌辞以相和曲为最多。《乐府诗集》对相和曲的著录是依据如下题解：

《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气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关山》，五曰《东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觐歌》，十曰《对酒》，十一曰《鸡鸣》，十二曰《乌生》，十三曰《平陵东》，十四曰《东门》，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辞，《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并魏武帝辞，《十五》文帝辞，《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并古辞是也。二曲无辞，《觐歌》《东门》是也。其辞《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觐歌》，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往古篇》。《东门》，张录云无辞，而武帝有《阳春篇》。或云歌瑟调古辞《东门行》‘入门怅欲悲’也。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鹍鸡》二曲亡。按《宋书·乐志》，《陌上桑》又有文帝《弃故乡》一曲，亦在瑟调。《东西门行》及《楚辞钞》‘今有人’、武帝‘驾虹蜺’二曲，皆张录所不载也。”

根据这段题解，再参以《宋书·乐志》，笔者将不分解相和歌辞的文献著录及入乐情况制成表1-5，以便于研究。

表1-5皆为确定入乐的歌辞，或入魏乐，或入晋乐，或于整个魏晋时期一直入乐。可以看出，分解不是判定歌辞入乐的唯一标志。

这些相和曲的收录是据《古今乐录》所转引的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又参考了《宋书·乐志》而来。《古今乐录》及张录目前只有后人辑本，文献价值逊于《宋书》，所以不妨来看《宋书》的记载情况。《宋书·乐志》相和歌辞的著录明显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上表中的部分曲辞；第二部分则标明“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其中记录的相和曲较少，著录形态为：歌辞前标注有题名、曲名、作者。可知上表中的相和曲皆非“三调歌诗”，自然也不可能被荀勖《荀氏录》收录。所以这些相和曲的曲目、曲辞的最早著录文献应是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王僧虔的《技录》，后来的《宋书》也作了收录，又见于《古今乐录》，通过这样的流传过程，才最终得见《乐府诗集》所著录的这种面貌。

另外要说明的是入乐时间及其标注问题。这些歌辞多为入乐歌辞，郭茂倩分别标为“魏乐所奏”“晋乐所奏”“魏晋乐所奏”。这个标注并不见于《宋书》，应是郭茂倩根据相关文献加上去的。逯钦立先生提出，《乐府诗集》于宋书所列相和曲，皆目为魏乐所奏，于《宋书》所列“三调”曲，皆目为晋乐所奏，这个论断基本符合上表所列曲目。唯魏文帝的《短歌行》“仰瞻”一曲虽是“三调”诗，但只标为“魏乐所奏”，似乎是个特例。

另有一些未标入乐时间及方式的歌辞，包括四首汉代古辞、曹丕《上留田行》《大墙上蒿行》，曹植《高树多悲风》及陆机的平调曲《鞠歌行》。从文献来源看，它们乃是王僧虔《技录》最早收录，经《古今乐录》转引而存留下来。至于其是否入乐，不妨以陆机的《鞠歌行》为例，《乐府诗集》解题曰：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荀氏录所载十二曲，传者五曲：武帝‘周西’‘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文帝‘秋风’‘别日’，并《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传：文帝‘功名’，明帝‘青青’，并《长歌行》，武帝‘吾年’，明帝‘双桐’，并《猛虎行》，‘燕赵’《君子行》，左延年‘苦哉’《从军行》，‘雉朝飞’《短歌行》是也。”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平调又有《鞠歌行》，今无歌者。”陆机《序》曰：“按汉宫阁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又东阿王诗‘连骑击壤’，或谓蹙鞠乎？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

综合两段话来看，陆机此辞最早见于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古今乐录》转引了王录，并对这首歌辞在南朝的传唱情况作了补充。《古今乐录》所云“今无歌者”应是就陈或梁、陈而言，因此这首歌辞在刘宋时期应该还入乐，其入乐时间应在晋、宋、齐这段时间。

总之，郭茂倩所著录的不分解歌辞，均有文献依据，应参照转引《张录》《王录》《宋书》《古今乐录》而来。歌辞虽不分解，但均为入乐歌辞。

二 分解形态的歌辞

《宋书·乐志》收录的“三调”歌诗全都分解。为便于研究，笔者也将其著录及入乐情况制成表1-6。

表1-6内的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宋书》记载荀勖“撰旧辞以施用”，因此最早的文献来源应是《荀氏录》，后经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沈约的《宋书·乐志》，再从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转录而来。据《宋书》记载这些“清商三调”歌诗都已分解，说明分解应是西晋时期荀勖撰旧词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留下的，分解可看作这些旧辞被荀勖再次施入晋乐的标志。

三 附录“本辞”的分解歌辞

《乐府诗集》中尚有于分解乐辞后附录本辞的形态。这些歌辞包括魏武帝《短歌行》“对酒当歌”等十首，均见于《宋书》。但《宋书》中唯见分解乐辞，并无“本辞”，“本辞”显系郭茂倩整理附列。由于这种著录体例是在承袭前代乐书基础上的创新，故研究者对乐辞、本辞的来源及二者之关系亦颇多关注。逯钦立先生《〈古诗纪〉补正凡例》认为，郭氏所录乐辞本之《宋书·乐志》，本辞则本之《文选》《玉台》等。法国汉学家桀溺则认为乐辞乃原创之辞，“本辞”为文人改作。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对逯氏观点加以修正，认为郭茂倩所录“本辞”有更可靠而广泛的文献基础，并提出“本辞”为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但其说仍有费解之处。第一，崔文分析《塘上行》“本辞”时指出，“本辞不遵套语转而适应全篇文意，则显示出强烈的主文意味，当在乐奏辞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是经过转录整理的歌辞文本”。据此，则《塘上行》乐奏辞产生在前，本辞为后人整理改作。这与桀溺的观点倒有几分相似，但与作者最后的结论却自相矛盾；第二，根据《乐府诗集》，汉魏时期的相和旧辞后又配入晋乐者多达三十九曲六十首，本辞也当有六十首，而郭茂倩仅列十曲“本辞”，数目悬殊，仍令人存疑。笔者以为，郭茂倩唯独列出十曲“本辞”的用意何在，有何标准，十曲本辞的独特性为何，这才应该是理解“本辞”的关键问题。

荀勖坚持作新律造晋歌，对后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郭茂倩眼光独到，特别重视荀勖“撰旧辞施用”的这部分歌诗，逐一详细注明其入乐情况，解题则详尽说明其依据的文献资料，并为其中十首晋乐所奏之辞列出“本辞”。要弄明白“本辞”的涵义，理清他选录本辞的用意和标准，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爬梳解析。以下我们从音乐、文本、文献校勘角度对“本辞”再作考察。

“本辞”所从乐曲的音乐特点表现为，此十曲皆属于相和歌辞，它们在《宋书》及《乐府诗集》中的著录顺序及乐类情况，详见表1-7。

由于体例不同，此十曲在《宋书》及《乐府诗集》中的著录顺序及标注方式稍有不同。《宋书·乐志》先列“清商三调（平、清、瑟调）歌诗”，后列大曲。《乐府诗集》分类更细，其“大曲”解题云“今依张永《元嘉正声伎录》分于诸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唯《满歌行》一首，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其曲调先后，亦准《伎录》为次云”。故“大曲”诸调分别标注为“瑟调”“楚调”“大曲”。《乐府诗集》又引王僧虔《技录》说：“《櫂歌行》在瑟调，《白头吟》在楚调。”可见，《乐府诗集》分别依据刘宋张永《伎录》、王僧虔《技录》等文献将大曲分于诸调。《乐府诗集》将此十曲标为“晋乐所奏”，即“荀勖撰旧词施用”。

综上所述，“本辞”所从乐曲皆为荀勖撰旧词施用者，郭茂倩关于十曲的音乐类别、调类、入乐时间的标注皆有详细的文献依据，比《宋书》的著录更为细致、准确。从入乐特征来看，乐辞分解，本辞不分解。这说明乐辞是经荀勖“撰旧辞施用”入晋乐之辞，本辞并非荀氏的入乐之辞，而是郭氏特意列出以与荀氏入晋乐之辞作对比者。

为进一步探究其附列“本辞”的标准和依据，我们从文献的角度对十曲乐辞和“本辞”及相关文献资料逐一加以比勘，分析乐辞与本辞之关系，探明附列本辞的来源依据，详见表1-8。

根据比勘分析，十曲乐辞较本辞皆有明显改动。两相对比，可见荀勖撰制时所作的加工痕迹，及魏晋时期乐辞入乐的发展脉络。这正可见出郭氏列出“本辞”的标准及用意。

郭氏所列“本辞”虽未必是直接采自《文选》《玉台新咏》等现存文献资料，而应该别有所据，但是肯定曾以这类现存资料或其同一版本系统的其他资料作参考，对所选录的本辞及乐奏辞做过周密细致的校勘整理工作。

不过，在《文选》《玉台新咏》等文献中明明还有同源诗章的乐奏辞，郭氏为何不据以列出“本辞”呢？下面，我们将未列“本辞”者与《文选》等加以比较，从另一角度探明郭氏附列本辞的标准和依据。

魏文帝《善哉行》“上山”在《乐府诗集》中标为“魏晋乐所奏”，且未列本辞，以之与《文选》卷二十七同题之作相较，仅有个别字词的差异，如：“猿猴”“岁月其驰”“转薄”，李善注《文选》作“猴猿”“岁月如驰”（六臣注本作“日月如驰”）、“回转”（同六臣注本）。乐辞与此相较，改动不大，故应不必另录本辞。

古辞《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晋乐所奏”，且与《玉台新咏》卷一古乐府诗《双白鹄》出自同源而异文甚多，似乎应该或者可以列出本辞，如古辞《白头吟》似取《玉台新咏》等所载《皑如山上雪》为本辞那样做。但是郭氏为何不取《双白鹄》作本辞呢？分析这个现象，恰恰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郭氏选录本辞的用意与标准，进一步揭示本辞的内涵。

《白头吟》和《皑如山上雪》同为五言之作。但是作为乐奏辞的《艳歌何尝行》大多数辞句虽为五言，却夹杂三句四言，带有明显的源自杂言古辞的痕迹。《艺文类聚》卷九十录古诗曰：“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五十五，逻迾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日摧颓。”虽系断简残编，却不难窥见其旧貌。而《玉台新咏》所载《双白鹄》为成熟五言之作，自然不可能是《艳歌何尝行》之本辞。而《艺文类聚》所载残断，又是类书所录，郭氏岂能选作本辞！

另外，《宋书》载武帝《秋胡行》“晨上”所附完整“又本”一篇，通篇复奏一遍。复奏形式在《宋志》和《乐府诗集》中集中见于“相和歌辞”的《塘上行》《秋胡行》《苦寒行》《西门行》《上留田行》《饮马长城窟行》等少数诗章，但绝大部分只是字或句的复奏迭唱。像这样通篇复奏的歌辞可以说仅见于此，这显然是后人模拟并发展前人复奏迭唱形式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本辞。据《宋书·乐志一》，荀勖之后屡有增益修订雅乐之举。惠帝时庾亮与谢尚曾“共为朝廷修雅乐”，东晋时，“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诏阮孚等增益之”。郭氏《短歌行》解题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可知《短歌行》本是可入宴乐之曲，可能因为丕作之辞过于伤感，故不宜采用罢了。《宋书·乐志》以王僧虔上表论“三调哥”也反复强调“夫钟悬之器，以雅为用”，“四悬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云云，可知清商三调皆关乎宴饮雅乐，此“又本”或即庾亮、阮孚们的手笔。

由此可见，未经明显改动便入晋乐的歌辞，不必列出本辞。本辞虽存只言片语、断简残编，也为郭氏所不取。

四 结论

郭茂倩编著《乐府诗集》，采取十分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当时所见文献作过周密细致的校勘整理工作，所录文献均有可靠的文献来源。他将魏晋乐府诗以不分解、分解及附列本辞三种不同的形态加以著录，客观而清晰地展现出魏晋乐府诗在不同时期与音乐的关系及构建痕迹，为我们考察魏晋乐府诗的入乐历史提供了可贵的文献依据。

魏晋乐府诗中不分解的歌辞形态包括郊庙、燕射、鼓吹、舞曲、杂曲以及部分相和曲，除杂曲歌辞的入乐情况无法确定，其余歌辞均为入乐歌辞，不分解形态当为这些歌辞的原始面貌。

分解歌辞皆为“清商三调”歌诗，最早的文献来源应是《荀氏录》，后经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沈约的《宋书·乐志》及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转录而来。分解应是西晋时期荀勖撰旧词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留下的，分解可看作再次入乐的标志。

附列“本辞”的歌辞只有十首，“本辞”即荀勖“撰旧辞”施用于清商三调时用作底本的旧歌诗，是不被用来入晋乐的。《乐府诗集》著录的分解乐辞与本辞之间存在着字词、语序、章法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此应是荀勖根据当时入乐的实际需要，对旧辞作了词语和句序的大幅度调整改撰的结果。为了揭示荀勖“撰旧辞”之历史真实面貌，力图还原乐府歌辞演化发展的历史脉络，郭茂倩专意列出“本辞”。由于许多古辞久已“不传”或“不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郭茂倩也许只能列出十首本辞。而另外两种情况郭氏同样不列本辞：一是汉乐府古辞或曹魏乐奏辞未作大改动就入晋乐者，自然不必列出本辞；二是断简残编也不予列出。

只是关于《满歌行》，其本辞除《乐府解题》所引只言片语，余无可比勘者，这种文献缺失的缺憾，我们也无从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