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闽北家族教育的历史发展
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素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称。朱熹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创建了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这里便很好地保存了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元素。[17]王豫生在《福建教育史》中指出：“研究一个地区的家族教育，自然离不开历史渊源、特定的地理、社会与人文环境，它们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的教育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对民俗民风，对人们的气质性格、品德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数量和分布都产生一定的影响。”[18]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此，本章对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概述，对其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母教在闽北家族教育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第一小节 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历程概述
闽北家族教育分为西晋的萌芽阶段，隋唐、五代的发展阶段，宋代的兴盛发达阶段以及元明清的持续发展阶段。
一 闽北家族教育萌芽阶段——西晋
秦汉以前，闽北为闽越族散居之地，处于断发文身崖葬的阶段。此时，闽北文化教育尚未开发，而中原已出现《诗三百》这样的不朽作品。闽北古代家族教育在西晋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晋代（281-420年），战乱频发，灾害连连，北方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八大姓”氏族纷纷南渡江淮一带，散处闽西北各地，和当地土著人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山区。中原一些名门望族大量迁移入闽始自西晋的永嘉年间，形成第一次高潮。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危京，光州（今河南）人，任建安（今建瓯）郡太守时，有一批中州人为了逃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定居，他们中的一批名门望族极其重视教育，为教育家族子弟兴办学堂，这是古代闽北家族教育的萌生。[19]这一史实在以下史料得以印证。民国《建瓯县志》卷十九《礼俗志》记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江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20]景泰《建阳县志》也记载了这段历史：“晋永嘉间，光州危京官建州十有六年……其乡避兵之民，率从之来，至是，遂占籍焉。故建宁士人知尚文学，实自危始。”从西晋到隋朝，是中原士族崇尚门阀的时代，随着中原士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与技术，闽越土著文明逐渐衰亡，至南朝时已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中原士民往往以簪缨世族自居，十分重视家族血缘的关系。
二 闽北家族教育发展阶段——隋唐、五代
自唐“安史之乱”后，为逃避战乱，中原一些名门望族又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入闽，形成第二次南迁高潮。由于唐代福建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加之社会安定，山青水秀的良好自然条件不断地吸引大量中原士民南下，避乱入闽的士大夫在此安家落户甚多，使闽北成为中原文化南移福建的重要走廊。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任吴兴（今浦城）县令时，在赞叹浦城风景诗序中写道：“叶饶冬荣，花有夏色，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可见此时的闽北已不再是东汉许靖避难途经闽越时所描述的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许多在闽仕宦者往往带领家眷、族属留居此地，在当地落籍，如宋代著名诗人杨亿、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的先祖，经过后代不断繁衍生息，终于成为福建著名的名门望族。
据明弘治《八闽通志·风俗》记载可知，自唐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富商、巨贾多避乱于闽北，他们中大多数都想通过教育，让子弟科举入仕，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光耀门楣，永葆家族长盛不衰。因此一些家族大力兴办族学。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记载，唐乾符间（875-879年），兵部尚书熊秘领兵入守温陵（泉州），后卜居建阳莒口，在建阳崇泰里（后人称其为“熊墩”），建“鳌峰书院”讲学，以教子弟。[21]建阳麻沙刘氏开国公刘翱，系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入闽的刘楚之长子，建“樟堂书院”讲学，以及崇安五夫刘氏、柳氏和胡氏等家族也纷纷效仿，兴办家族书院。据沙剑萍《紫云黄氏的开山祖黄峭》中记载，邵武和平的黄峭，字仁静，号青风，唐昭宗时为工部尚书。唐亡，回乡隐居，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在家乡创和平书院。据《黄氏宗谱·峭祖行录》记载可知，黄峭为能“诱掖后进，戒诸子养晦韬光，毋昧时而躁进”，聘请宿儒，讲授诗书，风气所及，和平以读书者众著称。再如延陵南山吴氏始祖吴卓，系唐咸通元年进士，银青光禄大夫，为官清廉、莅政有声。从吴氏祠堂现存的崇寿寺碑可知，后梁朱温皇帝封王审知为闽王时，吴卓一家隐居延平橘溪（今南山镇），舍田创办崇寿寺家族书院，供家族子孙读书。以上史料显示了闽北家族教育已发展到更高形式这一信息，个别家族已出现了家族书院（详见本章第二节）。由此可见，闽北宗族办学有了较快发展。此时，地方官员亦开始重视教育，唐咸通年间建州刺史李频，在任十多年中，广农林、兴土木、治恶习，积极鼓励州人办学，时常教州人知学，用儒学诗书，理教学士，于州人出仕颇有贡献。另一位建州刺史陆长源，明法令，均赋役，课农桑，修城郭，设学校，立市廛，兴廉举孝，劝礼耆艾，可见其也注重发展教育。此外，累官太常博士（中央管教育的行政长官）的叶京也敦促家乡兴教育，办学馆。这时，闽北人以不学为耻，一时学风大振。同时，大批入闽的文人学者对闽北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温封为闽王。在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闽国（893-945年）期间，中原一些名门望族又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入闽，形成第三次南迁高潮。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三三中的《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880-881年）之乱，光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士家。”黄仲昭在《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志》引《建安志》亦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这一次中原士民大规模入闽，对福建的开发、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聚族而居传统的形成影响尤甚。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并大力促进社会生产与经济开发。同时，王氏政权注重搜罗人才，礼贤下士，发展文化。因此，偏远的福建便成为许多士子和文人学者的最好避难所。当时中原有名的文人学者，如郑戬、郑璘、李洵、韩渥、王涤、王倜、王拯、杨休、杨赞图、杨承体、归傅懿等皆避乱入闽，从以下诸多史料可见一斑，如《全唐诗》云：“时中原人士杨承体、郑璘、韩渥、归傅懿、杨赞图、郑戬等皆避乱入闽。”再如黄滔的《黄御史集》云：“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裒、向，甲乙升第，岩廊韫望，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王审知），依刘表起襄汉，其地也。”[22]黄子稜，累官至侍御史，自洛阳入闽，卜居建阳，创建考亭。南宋名臣李纲之父李夔由江南入闽，卜居邵武。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之七世祖胡夔、翁彦徇以及周德琰及子随游、刘、翁诸姓入闽，均居崇安，还有邓琥掌兵邵武，家光泽，等等。[23]毋庸置疑，他们在闽北文化教育的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诚如清代陈衍在《补订八闽诗录》叙中云：“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24]
据史料记载，闽北各家族相继出现了诸多进士，如唐代的有叶氏的叶京、余氏的余镐（建阳人），游氏的游恭（建安人）；五代的有廖氏的廖澄（顺昌人）、江氏的江文蔚（建安人）、阮氏的阮思道（建阳人）、杨氏的杨徽元（浦城人）、张氏的张霭（崇安人）等，这是旧时闽北家族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 闽北家族教育兴盛发达阶段——宋代
在古代，福建曾是相当落后的蛮夷之区，直至唐朝仍被众多中原人士视为“不知学，难以德服”的蛮荒之地，然而时至宋代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竞相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从北宋始，闽北地区的教育文化异常发达，郡内“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弦诵之声不绝于闻”，东南邹鲁，可谓盛极一时，形成耕读齐家，书声樵歌，安康平和的环境。宋代全国共有7607名进士，仅闽北的建阳就有108人，此比例位居全国之首。至宋后，从祀孔庙者44人中，福建有13人，而闽北有真德秀、胡安国、游酢、李侗、罗从彦、朱熹、李纲、蔡沈等8人，这些足以说明宋代闽北家族教育之兴盛。福建的繁荣在宋代首推闽北，虽能直接说明这一历史时期的家族教育状况的材料所限，但由于教育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连，并相适应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仍有可能从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的变化中去间接地了解家族教育。下面主要叙述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旨在间接反映当时的教育状况。
（一）政治基础
宋代总结了唐末五代群雄割据的教训，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采取了崇文重儒政策。具体表现在重视科举考试、兴学运动以及提倡理学思想等方面。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代广为流传的一首《劝学诗》简略概述了中国古代“读书有用论”，并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统治者的重文政策：“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与荣华富贵直接联系起来，对读书人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它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但却促进了科举教育的发展，文教之风的熏染，也有助于家族文化教育功能的培育和发挥，为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
延平建学独先于天下。明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地理·风俗》记载，邹鲁之邦的延平。府民俭啬而颇具尚气，义质直而不为奸诈。宋天圣年间，郡守曹修古于西山创建学馆，为诸郡倡。庆历三年始诏天下修学校，置师儒之官，而延平有学已办20年之久。郡内“家乐教子，朝诵暮弦，洋洋盈耳”，可见闽北的教育文化已异常发达。州学旧址（现位于南平剑津中学校内）的宋碑亭至今竖立着《旧州学碑记》，又名《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的石碑，亭柱“独先天下兴州学，屹立西山励后贤”的楹联，昭示着曾有的辉煌。据碑文记载，州学不仅有殿、阁、堂、庑、学舍、书斋，礼殿、射圃、庖厨、仓廪等附属设施一应俱有。学田一年可得九百多石米，以供二百名左右生员常年食用。州学的创办，闽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以及各类专才。
中国自古就有民间办学的传统。如前所述，唐代已出现近似书院的草堂、精舍、书堂、书室、书斋。宋代，尤其是南宋，由于教育家朱熹在福建讲学和办学，书院这种独特的民间办学形式遍及全国，为福建培养了大量人才。在科举考试中，福建士子的出众表现，让人钦佩不已。美国学者贾志扬（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历史系教授）依据全国地方志统计，两宋近三百年间，全国进士及第者合计28933名，福建占7144名，全国排名第一，其进士数竟占全国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以上，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闽北文化极其发达，台湾学者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统计，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个状元，8个宰相。[25]这样，一向受中原地区忽视的蛮荒之地福建，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遥远地区一跃成为人文荟萃、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犹如群星灿烂，成就辉煌，各领一代风骚。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建安人徐奭殿试第一，成为福建第一个状元。景祐年间，崇安人柳永，成为北宋初年第一位慢词大词人，“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风靡全国。景祐五年（1038年），浦城人章得象登上相位，成为宋代福建省第一个出任宰相之人，其后又有邵武李纲、黄潜善等出任宰相。据统计南平历史上出过17位宰相。元丰五年（1082年），浦城人何去非成为全国第一位武学博士。乾道九年（1173年），建安人袁枢所著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国内第一部纪事本末史体。淳祐七年（1247年），建阳人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成为世界第一部法医专著，被译为7国文字，广为流传。以闽北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论，借用唐王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名句来形容，不失为实至名归。
（二）经济基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经过几次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入闽，人丁日盛，加之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较繁荣。从《宋史·地理志·福建路》的“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饶确之地、耕褥殆尽”[26]以及宋元丰年间，福建的官民田为110914顷以上等史料记载可知，闽北土地开发已相当普遍而深入。方勺在《泊宅篇》中描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宋代福建人民修筑了大量阪坝，其中浦城520座，冬耕种麦，一年二收，还有种蔗煮糖以及盛产荔枝、龙眼，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闽茶不仅年产约占全国百分之六，约98万斤，乾道年间增至1003785斤，且闽北茶质较优，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建安凤凰山麓建御焙，称“北苑”。建州有茶焙1333所，其中官焙32所，在全国70个产茶郡中，只有建州出茶有焙，制出“龙凤团”茶为贡品，仅岁贡片茶一项在大观年间就达21.6万斤，故有“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之说。此外，闽北宋初产盐1100万斤，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2656万斤，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九以上。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饮誉中外的闽北鹧鸪斑、银兔毫、油滴等黑釉瓷产品均被列为宫廷用品，而“建窑”成为全国八大名窑之一。此时，全国的经济以福建为重点，而福建又以闽北为中心。
此时闽北矿冶业也进入鼎盛时期，在国内居重要位置。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载，全国冶铁场25个，福建占16个，均在闽北。铜场35个，福建有25个，闽北占20个，占百分之八十。据《福建古代史》记载，宋初福建路的矿产数目中，铅居全国第二位，金、银居全国第三位，铜、铁居全国第五位，至道光年间，建州“丰国监”为宋初四大钱监之一。福建境内山多，山高，溪流多滩，一向以交通不便称著，这是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尤其在南宋，全国经济中心移至东南，由于朝廷的重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福建的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首先是驿运大备，每30里设有驿，驿间设有铺，铺设有马递、步递、急递，以福州为枢纽，北入浙，南通粤，西北入赣浙，供给膳食，非通途则设有馆，还有以庵代驿的辅助办法。据《福建地方通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的人口56760人，共8600户。隋朝时64584人，共12420户。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时290633人，达83252户。宋崇宁元年（1102年）时2335870人，达1061759户，可见在唐宋362年间人口数字增加八倍多，从西晋至唐朝460年间人口增加五倍多，从唐朝到元代550年间则增加21倍以上，可见福建地区的人口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自汉中原人南迁以来，由于福建远离中原，兵祸较少，被视为避战乱者的乐园，中原人陆续南迁，多经浙江入浦城、崇安、光泽，后沿建溪、富屯溪、闽江向福州、泉州推进，这对闽北经济、文化发展起着巨大作用。至宋，建宁府为南宋大儒朱熹居住地，一些学者为求学，亦从外地迁居于此。宋庆元四年（1198年），邵武军户数达14.2万户，比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增加5.4万户。至咸丰七年（1271年）又增加7.8万户，达21.1万户，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以上，超过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邵武军人口密度已赶上位于沿海平源、路治所在地的福州和重要港市泉州。由此可见，闽北人口鼎盛和经济发展都为闽北家族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三）文化基础
1.名贤过化
福建在北宋，远离北方的金人，社会比较安定，成为朝廷的后方、疏散地和重要财政支柱，所以福建受到重视，朝廷选任一些名人，如张浚、辛弃疾、真德秀、叶适、陈傅良、蔡襄等到福建做地方长官，对福建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散落在武夷山水之间的诸多历代名儒显宦手迹的摩崖石刻则是最好的历史印证。朱熹的“逝者如斯”、六曲溪南响声岩上多处游记题刻以及九曲十八弯处的《棹歌》的赞景题刻等。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的“泰宁邹应博景仁，浦城周伯圭玉成，戈阳陈裴忱父，嘉定甲午二月己未同游”的题刻。据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记载，邹应博，字景仁，是泰宁县著名学者邹应龙之弟，儒士。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汀州太守曾盘的“泛舟来游”的题刻以及在武夷山四曲试剑石上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孝宗朝名将留正之孙，为人有才略，抱匡世之志，官至秘阁校理直学士的留元纲的游记题刻等，以上这些摩崖石刻充分体现闽北是一个人杰地灵、名贤过化之地。
2.理学影响
闽北是理学的摇篮和发源地，素有“海滨邹鲁”“东南邹鲁”“理学名邦”之称。北宋时期闽北的教育比唐、五代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与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在游氏谱牒中记载，游酢、杨时千里迢迢诚恳求教，敬师之至，“程门立雪”成为在读书人中广为流传的成语典故：北宋元丰三年（1081年），游、杨师事程颐于洛，一日二子侍侧，先生瞑目，二子不敢去，及出，门外雪深三尺。据游梦熊修主修的《南平西芹游氏族谱》记载，随着名儒游酢、杨时传河南二程之学于闽，不负“吾道南矣”之重望，在闽北各地讲学。还有“延平四贤”的杨时（文靖）、罗从彦（文质）、李侗（文靖）、朱熹（文公）倡明道学之教化，以及一批儒学名流承前启后，上承河洛之学，在闽北的延平、建阳、武夷山等地“穷首皓经，齐声倡儒”，使闽北成为闻名遐迩的“理学名邦”，至今仍存有“四贤祠”“罗从彦墓”“李侗墓”“延平书院”“游定夫祠”“游定夫书院”等历史遗存。清康熙四十年（1706年），清帝为“延平四贤”等一批闽北籍的宋儒，御笔亲书祠额，褒奖有加。康熙五十年（1711年），朱熹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上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值得一提的是延平南山吴氏的“藏春峡书院”。此书院是南山吴氏第七世孙，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吴辅在南剑州剑浦城东一峡谷处，购得一块风景胜地，供子弟读书。“藏春峡书院”开拓了藏春峡文化，成为延平理学先驱。吴氏家族重视教育的家传对当地的文教产生深远的影响。此书院最初为时称“双璧”吴仪、吴熙的读书处，后逐渐成为延平文人经常汇集优游论学、吟诗唱和的活动胜境。延平状元黄裳、太学博士陈瓘、闽学奠基人杨时、罗从彦、李侗、南剑州守王潮、王汝舟经常在此谈道、论学，在地方文献史料中留下大量的诗文、奏疏均是有力的佐证。如陈瓘在《藏春峡》诗中写道：“花落花开蝶自忙，琴间书礼日偏长。我来不为看桃李，只爱幽兰静更香。”陈瓘用幽兰的芬芳喻两人之间志趣相投，情意至深。“藏春峡之峡，访咏归之堂，如东山、舞雩之未远也……”[27]在此把藏春峡与圣哲的活动相提并论，足见藏春峡在当地历史上不凡的地位。藏春峡书院是北宋南剑州文化发祥地，不仅对南剑州文风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延平四贤”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春峡书院的发达与理学的产生有着密切关系。吴氏家族两代人与杨时交游甚笃。杨时不仅为吴辅的《怡轩诗文集》一书撰序，而且有赠予吴熙、吴仪的有关藏春峡诗文遗篇，其曾在《偶咏讽东山不起》诗中以“幽人长往不知还，将谓云心遇石根。见说东风桃李好，也随蝴蝶过花园”规劝吴仪、吴熙离隐出仕，奉命赴召，然而他俩淡泊明志，依然隐居。藏春峡书院培育延平无数有才之士，罗从彦就是其中一个。吴仪与杨时、黄裳交游甚密，罗从彦一度在其门下求学。据《吴氏谱牒传记》记载：“一时名儒，如龟山（杨时）、了斋（陈了斋）皆有吟咏，先生以学教授，从游者数千人，而豫章仲素（罗从彦）在焉。”罗从彦幼年时就在藏春峡接受吴仪的教育，认为读书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这与吴仪所倡导的避世隐居，静以成学有着直接的师承渊源关系。罗从彦后经吴仪推荐从学于杨时。两者的师生关系正如胡纶《藏春峡》诗云：“龟山励志雪深尺，南归不倦持正宗。雅与兄弟有夙好……豫章渊源因自有，又臻杨程雨化功。”后李侗又成为罗从彦的学生，其不仅是吴仪的再传弟子，而且是吴仪侄儿吴觏的女婿，与吴仪有姻亲关系。吴觏之子吴方庆与其妹夫李侗以及沙县鸿胪寺主簿邓肃经常在一起吟咏啸歌，且杨时、罗从彦、李侗以及地方名人逸士都尊称吴辅、吴仪、吴熙为三先生。纵观历史发展脉络不难看出藏春峡书院对理学名家“延平四贤”的熏陶和影响之深远，同时对延平的“荐绅扃户简出，淡素不改生平”良好民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65岁的吴辅卸甲归田，在橘溪钓台旁营治醉吟轩，以为咏诗论学之场所。吴辅时常召集乡里名流学士在此讲经论道，这对当地良好文风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诚如杨时在《吴辅诗文集序》中高度赞誉的：吴辅有高人逸士之风，其流风余韵，足以遗其子孙，化其乡人。[28]
闽北理学家们以教育为己任，竭力推行民间自由讲学和书院教育制度。宋初，闽北已出现了屏山书院（崇安五夫里）、霄峰精舍（建阳洛田里）、云根书院（政和黄熊山麓）、星溪书院（政和正拜山麓）等一批早期理学家创办的书院。闽北文化积淀深厚，说到理学不能不浓墨重彩地描述与之密切相关之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朱熹生于福建尤溪，从14岁迁至闽北，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闽北求学、著述、讲学、传道，长达五十多年，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宋代理学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闽学兴起最晚，然而游酢、杨时“程门立雪”后，由杨时而罗从彦，由罗从彦而李侗，由李侗而朱熹。换言之，朱熹集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洛学（以程颢和程颐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之大成者，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为中国古代文化作出突出贡献。朱熹于乾道六年（1170年）创建寒泉精舍，于淳熙二年（1175年）创建云俗语晦庵草堂，从学于此两所书院的门人，如今可考者有22人。这是朱子理学逐渐形成体系的孕育期。南宋闽北群星璀璨的书院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首推考亭书院。考亭书院是朱熹继淳熙十年（1183年）在九曲溪畔隐屏峰下创办，其武夷精舍之后，诸贤儒相继星拱，其间武夷山还有蔡氏之泳归堂、真氏书屋、詹氏书斋、游氏水云寮、叶氏石鼓书堂、洪氏洪源书院、陈氏蔡岩小隐堂等书院。朱熹于绍熙三年（1192年）创建第四所书院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其创立了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亭学派”，闽学由此而极盛，考亭书院曾一度成为全国教育与学术讨论中心，四方学者云集至此，培养一批又一批儒学门人，最著名的有黄干、陈淳、蔡沈、李燔、黄颢、廖德明等164门人。建阳被誉为“南闽阙里”。熊禾曾在《重修武夷书院疏》赞誉“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人未有如文公之尊”。此联道出武夷山的风光和朱熹在历史上的重要人文地位。“北孔南朱”的文化格局，朱子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最主要的著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它们标志着朱子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朱熹所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嘉定五年（1212年）被列为国学，后被元仁宗宣布作为科举取士“圣典”，其学说被尊崇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思想文化“朱子理学”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安邦定国理论，在宋代至清代七百多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其深深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闽北古民居中现存大量的朱熹墨迹，如邵武大埠岗谢宅和延平李桐祠堂的“文明气象”、松溪城关九曲巷叶氏大夫第的“静神养气”、建阳书坊村楠木厅陈宅民居的“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等砖雕装饰，随处可见的“诗书传家、克振家声”“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水源木本，祖德并天兴万代；春祭秋尝，历本照章永传世”等楹联，以及樟湖镇香山村之东南峡谷岩壁上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石刻得到充分印证。
在朱熹的带动下，闽北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建阳一地就相继建立云庄、同文、潭溪、庐峰、西山、义宁等书院17所”。[29]闽北各县都有朱熹的弟子门人，以书院为基地，纷纷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他们为地方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给闽北教育带来了生机，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迅速向前发展。此外，建阳理学家蔡沈所著的《书经集传》以及被世人称为“胡氏五贤”之一的崇安理学家胡安国所著的《春秋传》均被明、清定为科举考试的专用书和标准注本，这对后世影响较大。故宋代福建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理学的教育，其发达和繁荣与理学的繁荣密切相关。
（四）刻书业的发达
南宋闽北教育迅速发展的另一外部原因，在于建阳麻沙是宋代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被誉为“图书之府”。建阳刻书业开始于五代，兴盛于宋代，绵亘于清初，前后达千年之久。“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本行天下”。建阳、建安两处刻书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一举而跃居全国之冠。地处深山古代交通不便的闽北，何以能成为全国刻书中心并能产生为世所瞩目的文化？由于福建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诚如朱熹所言：“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且建阳地处闽北山区，林木生产茂盛，茂林修竹，为造纸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当时的造纸业在闽北最为发达，竹纸成为朝廷奏本用纸。坐落在建阳市书坊乡书坊村的书林门，与积墨池同被视为书坊刻书业繁荣兴盛的历史见证，至今城门仍镶砌“书林门”和“邹鲁渊源”的楷书大字。现藏建瓯琼溪江氏的一套完整木质刻版家谱以及建阳市博物馆的麻沙蔡氏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刻的338片《蔡氏九儒书》，扉页版文最上角刻有“光绪丙戌秋重镌”，正中间是“潭阳蔡氏九儒书”，最下角为“庐峰书院藏板”的字样，无不昭示曾有的历史和辉煌。同样，从朱熹在《嘉禾（建阳）县学藏书记》“麻沙所刻书籍，无远不至”的描述也得以印证。可见建阳刻书业在朱子理学的传播媒介上铺设了一条坦途，不仅为闽北地区先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为闽学人物的学术成果和建本图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使闽北地区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毋庸置疑，印刷技术的进步带来丰富的藏书，文化传播趋于活跃也为家族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见，南宋时期偏安一隅的局势使地处东南的福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不仅给闽北教育带来了生机，推动了教育事业迅速向前发展，也为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物质条件。
四 闽北家族教育持续发展阶段——元、明、清
元、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已逊于福建沿海，但印刷业、制茶业、造纸业在全省、全国仍有相当影响。入元后，朝廷在武夷山设御茶园，年贡茶总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明末清初，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后移驻建宁府，旋即迁延平，闽北曾一度成为明末政治中心。清代，闽北土纸产量居福建省之冠，这样发达的经济对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闽北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浦城杨载诗列为元诗歌四大家之一。建阳游艺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天文科普读物《天经或向》。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建安“雄大繁华”。明清两代闽北就有举人328人，进士71人，状元3人。如前所述，闽北各家族涌现的名人，有的至今仍有着广泛影响，这与闽北历来重视教育的传统密不可分。
当然，闽北家族教育的思想与当时的文教政策息息相关。明代君主专制集权空前加强，同时强制推行一套与此政治要求相应的极端专制的文教政策，全面强化宋以来已经形成的独尊儒术的局面，进一步把尊经崇儒定为国策，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命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而且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洪武二年朱元璋发布诏书，告知天下，其为治之要，教化为先。同年，又提出“以德为本，文艺次之”，这强化了科举制度，提高进士的地位，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规定。明代初期的福建曾一度出现田园诗般的和平景象。如建宁府，“明兴以来，士风渐复，民俗渐淳”。[30]这为宗族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明代闽北家族教育除了书院、私塾等有发展之外，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办学形式“义学”和“社学”，旨在推广文教，凡义学学子均是免费就读。闽北开始效仿古人延请名师、设书田、资助家族贫困子弟的做法，以培养家族子弟人才。
清代的政治和文教政策都是明代的延续和发展，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推崇程朱理学，尤其在乾隆时期更是对其推崇备至。康熙二十六年御书“学达性天”赐予崇安武彝书院；二十九年又书“大儒世泽”以及“诚意正心传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赐予建阳考亭书院；四十五年又书“奥学情节”“程氏正宗”“静中气象”赐予道南祠、龟山祠和延平祠；五十一年特下圣旨将朱熹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庙。康熙在科举上进一步强化八股取士，认为“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总之，明清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文教政策自然影响和控制社会思想，也同样影响和控制闽北家族教育的思想。[31]
朱熹的教育思想自然也成为影响和控制明清闽北家族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首先，朱熹“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的教育思想。此楹联在闽北明清古民居内随处可见。如延平峡阳应氏的“藏修俱说礼敦诗，千古薪传留诗礼”、建瓯徐地李氏的“忠贞保国声名万世永显；诗书传家德泽千年弘扬”、邵武和平坎头廖氏的“诗书不坠，礼乐传家”“昔我先人世笃忠孝，冀尔后嗣代传诗礼”“传家诗礼书香远，继世箕裘善庆长”等诸多楹联均体现此思想。朱熹的《四季题壁》中的“晓起坐书斋”“昼坐不知暑”“夜眠不成寐，起阅案前书”等诗句，均是其苦读求学、读书入仕的最好写照。武夷山五夫镇的紫阳楼书院至今悬挂有朱熹四句至理名言：“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其次，朱熹千古传颂的七言绝句诗《观书有感》哲理诗句，指出读书要追根溯源，寻找知识源泉，才能融会贯通，学有所成。他的这一思想在紫阳书院后，源源长流的清水旁的亲笔题刻的“灵泉”二字，得到充分的印证。建阳书坊陈氏的“楠木厅”的天井墙上砖雕刻有“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得清如许”字样。后者典出朱熹的借景喻理的名诗：“问渠哪得清如许”。陈氏家族先辈向族众传授为学之要：不断认真学习新知，才能达到新的境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家训》从家庭亲睦、重德修身等诸多方面进行精辟论述。在孝悌方面，阐述了“子贵孝、兄贵友、弟贵恭”的观点，在强调子女应对父母尽孝道的同时，还要杜绝不孝之事发生，如斗殴、赌博、懒惰等。兄弟乃同气连枝，应恭敬友爱、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家训告诫兄弟切不可为一些小事而大动干戈，反目成仇，乃至骨肉相残。重德修身是其家训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其极其尊重有德行的人，对不肖之人，即使年长，也应避而远之。由此可见，除了倡导重德修身之外，朱熹还倡导“以德为首”的教育思想，在家训中充分体现“诗书不可不读，理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的思想。朱熹的思想对闽北家族教育起着深刻的熏陶和浸濡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代闽北许多家族教育的理念与之是同出一源，一脉相承。
闽北家族教育的内容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宅第、家族祠堂等古建筑中，仍存有大量明清时代的劝学楹联，它们同样透露着家族重视教育的信息，体现家族充分利用这一直观形式，劝勉子弟积极向学。闽北大多家族除了延续以往并大力发展族学之外，纷纷设有学田，以确保族中子弟就学、应试及登科的奖励资金的稳定。他们不仅采取形式各样的物质手段奖掖后学，还有许多精神奖励学有所成者，如在村头或祠堂前立科举、功名牌坊或竖桅杆，以直观形象强化读书入仕者的特权，以期激励子弟向学。同时，兴修祠堂、祭祖扫墓、续修谱牒、沿用昭穆及传统的祭祖仪式等活动也是明清时代闽北家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闽北家族教育中得到严格的传承。
第二小节 闽北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闽北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是福建文明的摇篮。闽北人文荟萃、民风淳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至今，境内文化发达，名人志士灿若星辰，这与闽北重视家族教育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闽北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由唐宋至明清久盛不衰。自宋以来，闽北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发达的经济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先辈深谙“兴门第不如兴学第，振书声而后振家声”的道理，家族先辈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文化精神方面的活动，考虑家族内部发展以及培养家族子弟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家族子弟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以及礼仪习俗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基础，家族教育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族人的道德、文化素质以及家族的延续，甚至认为人才辈出是家族不坠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出路。为此，重视子弟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在素有“理学之邦”的闽北历史上，具有最突出、最充分的体现，且具有极强的承传性。家族教育是闽北先民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这既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对中国家教文化传统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为此，多数家族积极劝导、激励子弟向学，以体现重学、劝学等观念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族规、家训、劝学楹联，甚至在建筑砖木雕饰上以直观的多种艺术形式。
一 劝学家训
家训是闽北家族劝勉子弟向学的一种重要形式。谚语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闽北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从现存谱牒中的家训可见一斑。如建阳倪氏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家训“崇学”纲目中规定：“子弟青云直上，深渊之下，皆源于教诲，凡子弟秀丽可教者，若玉之不琢，木之未绳，振作则为龙，掷则为虫。纵观古人家有塾必定延请名师而教之，谓之义馆；置田以养，谓之义田；有好读书，家贫无以资费者，推以给之，谓之义财；应效仿古人延请名师、设书田、资助家族贫困子弟的做法，以培养人才。”[32]邵武黄氏在家训“隆师道”纲目中规定：“师道为教化之本，隆师重道，正以崇其教也，若不尊崇，不唯教化不行，而且有亵渎之嫌，何得漫言传道。”[33]溪山叶氏在家训“延师训”中规定：“凡子弟须善训诲。毋使放荡，如资质可进者，延明师教以举业成才，有家贫不能延师者，亲房量力资补可也。”[34]从建阳熊氏设有“课读书”纲目可知，熊氏极其重视子弟教育，三代以来国学共之，乡学之党庠序随在、设立四馆六学，四大书院，其教育子弟场所之多，无非是广教家族子弟陶淑人才，并提出众多子弟虽非上智亦非属于下愚，皆需教育的这一重要思想。为父兄者诱掖奖劝、延良师。尤其“才质沉潜刚克、高明殷勤”的子弟应从小培植。[35]在宗法社会里族规家训具有强制性，家族成员必须严格遵从与恪守。
二 劝学楹联
楹联是闽北家族劝勉子弟向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闽北地区普遍流行的一则谚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以及朱熹“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的楹联随处可见。在闽北现存的谱牒和古民居、家族祠堂中，仍有大量的劝学楹联也同样透视着崇文重教的文化信息。如“文章华国，诗书传家”“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奋读书”（峡阳范氏高平堂）、“诗书继世名耀祖，勤俭持家业先祖”（政和镇前马氏宗祠）、“继先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路正路唯读唯耕”（政和澄源村许氏宗祠）、“诗书不坠，礼乐传家”“忠孝传家，诗书启后”（邵武和平坎头廖氏宗祠）、“传家诗礼书香远，继世箕裘善庆长”“笃根本敦伦常方为礼，田勤耕书苦读休让圣”（邵武和平黄峭公祠）、“藏修俱说礼敦诗，千古薪传留诗礼”（建阳溪山叶氏宗祠）、“上国西曾观礼乐，兴朝今更羡文章”“衍祖宗一脉相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孝友承先德，诗书裕后昆”“和能生瑞气、书可振家声”“忠孝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翼孙谋”（延平南山游定夫祠）、“要好儿孙须从尊祖敬宗起，欲光门第还是读书积德来”“赖祖宗积德，累仁以有今日；愿子孙立名，砥行勿坠先猷”（延平彭城刘氏五忠祠）、“忠教承先德，诗书启后贤”（光泽百岭邓氏宗祠）、“入贤门孝悌敬让，思祖德礼乐诗书”（建阳溪山叶氏宗祠）等。闽北各家族借助直观形式，让家族子弟时常触目所及，潜移默化地从这些大量劝学楹联中渗透劝学思想。以上这些随处可见的楹联不仅洋溢着闽北先民对教育的崇尚，也体现了闽北久远以来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这是闽北族群卓尔不群、极具活力的重要保证。
三 劝学措施
闽北家族先辈非常重视后辈的教育，纷纷效仿古人竞相办学、延请名师、创设学田以及采取种种诱掖奖劝的措施，以期通过“读书、应试、入仕”的求学模式，改变家族的命运，提高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使家族长盛不衰。据清代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载，邵武人才辈出得益于当地自古就有设置“书灯田”这一重学之风俗，通常在祖父分产开始，留田若干亩，为子孙读书之用。可见，为使家族得以延续，许多家族设立专供办学的学田，以保证族中子弟就学、应试及登科第的奖励等资金稳定。家族先辈根据众多子侄的才华而区别对待，采取各种手段支持和奖励后生向学，鼓励他们修完“举子业”，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潜质的子侄，要么亲自督导，亲自教授，要么延请名师。另一个资助的重点是参加科举考试者，还有积极奖励学有所成者。如果子孙入仕为官，家族则在村头或祠堂前立科举功名牌坊，或竖旗杆等形式以直观形式激励子弟向学。
四 营造良好读书环境
闽北家族先辈想方设法为子弟营造良好读书环境，如重视家族藏书、购置考试处所、选择读书胜地、营造书香氛围以及强化科举环境的途径，极力为家族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便于他们能潜心向学，获取功名。
（一）重视家族藏书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古训，深刻地反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家族长久兴旺的关系。[36]丰富的家族藏书，也是促成家族长久兴旺的手段之一，闽北重视教育还表现在热衷于家族藏书，这对家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在现存的谱牒中记载较少，下面运用民俗学的资料来进一步证实。宋代闽北有些家族已有重学藏书的做法。崇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载有《胡寅桀黠难制》的传说故事：胡寅，字明仲，系绍圣四年进士胡安国之侄，其小时候桀黠难制，在乡里动辄打人，累教不听，后安国将其闭之空阁，置书数千卷于其上，认为此举可“以移其心”，过了数年，胡寅不遗一卷皆能成诵，后中宣和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著有《斐然集》三十卷。从故事中的“置书数千卷”可见，胡氏家族的藏书丰富，且对族人学习成长的起到巨大的影响，是读书变化气质的一个教育成功的典型例子。再如清代浦城郡守祝昌泰，酷爱诗文，专心文献，搜集当地先贤遗著110卷，并藏书万卷，为子弟营造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类似的还有邵武大埠岗《江氏族谱》《时轩公六十寿序》记载的，江敦御的“毓秀”园，藏书甚富。其延名师造就诸子弟；浦城徐墩季氏也为家族子弟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场所，在自家宗祠收藏大量书籍，确保族内有志向者有书可读。诚如《季氏支谱》记载：“季氏宗祠创自前人，幸有上栋下宇，尔室成藉，后辈尤修饰改良。愿后人学稼之外，有睱日读书励节，克振家声。”[37]
（二）购置考试处所
闽北有些名门望族极其重视教育，经常组织超地域的家族设施，其意义除了联络血缘关系外，大多与士绅阶层的政治活动及科举事业有关。如购置考试处所，为家族那些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者提供便利，并缓解考试途中往返奔驰的劳苦之状。如浦城祖氏永庚公派下子孙，在芝城宣化坊左龙门旁购置“六拼五直”的房屋一栋，共计屋13间，前后两口井，有空坪一块，此屋名“读书寓”，给家族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以便子弟全力以赴积极备考。同时，化公派下子孙，于康熙年间用家族公积银（族产），在此购置“四拼三直”的房屋一栋，大厅后堂各一间，左右各两厢房、两厨房、两天井，此屋名“考试寓”，其主要功能是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据和平廖氏宗谱记载，廖氏始祖于迁锦里之年在邵郡购买“试馆所”，亦称“建贡院”，廖氏家族后代贤达子孙为承先志重建此院。该试馆所成为家族内举人士子的居停场所，为族人应试提供诸多方便。家族组织对于科举入仕的重视以及多方面的关照支持可见一斑。
（三）选择读书胜地
闽北许多家族子弟的读书处都是依山伴水、自然风光极美的清静幽雅绝佳胜地。以光泽为例，无论是何氏家族的“眠琴绿荫亭”、上官氏家族的“铸人草堂”，还是李氏家族的帽山“梅树湾”（李巽）和“半空烟雨亭”（李方子）、高氏家族的“四照天”、黄氏家族的新甸“环山阁”（黄伯珪）等等，它们不啻为家族子弟提供了读书吟咏、构思写作的好场所，在培养家族人才的同时也繁荣当地人文景观。再如光泽高氏的家塾“绣草庐”（内阁中书高澍然幼年读书处），植树种花，既取其景，又用其意。科举时代各省乡试在八月，正是桂花飘香时节。这浓郁的桂花香味，可大大激发家族子弟蟾宫折桂的思绪，进而更加发愤读书。而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梅花的凌寒斗雪都是激励家族子弟保持高洁道德操守的和坚贞不屈的意志的最好象征。
延平南山吴氏“藏春峡书院”也是家族先辈选择绝佳胜地读书处的显例。南山吴氏第七世孙，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吴辅在南剑州剑浦城东一里许的一处峡谷购得一块风景胜地，供子弟读书，名为“藏春峡书院”。此书院是时称“双璧”的吴仪、吴熙的读书处。藏春峡取意于古诗“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此书院中有梅、兰、竹、菊、清泉、美石，景致十分优雅。从以下史料可进一步得到证实。如《南平县志》描述：“藏春峡，剑溪之东，宋吴仪读书处，两山环峙，繁花杂卉生其间，四时皆和。旁侧有咏归堂、暗香亭、虚心亭、老圃亭、容照岩等，废址犹存。”[38]吴氏后裔吴一鸣所撰的《藏春先生行传》记载：“吴辅之子吴仪，字国华，卜居城东离城一里许，得一幽谷曰‘藏春峡’。藏春峡中建一堂，名‘咏归堂’，堂之下和东亭四周果蔬数畦，附近建有三座圆笠式亭子，名‘老圃亭’；南植梅数株，名‘暗香亭’，北植紫竹数竿，名‘虚心亭’。南缘溪边岩石嶙峋，石中有洞可容数人，在百花岩之侧，清光一穴可照，名‘容照岩’。”[39]这一史实在黄裳《茶苑》诗“英道南牙非北苑，须知山脉是东溪。旋煎石鼎供清话，容照岩前日未西”[40]中也得到了印证。吴仪、吴熙深受吴氏家族隐德文化传统的影响，遁世隐居、不乐仕宦，在藏春峡书院实践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养高恬退、读书治学的理想，开拓了藏春峡文化，成为延平理学先驱。
（四）营造书香氛围
闽北各家族对子弟的教育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家族的书房楹联、书画透着劝学重教的思想。邵武和平廖氏在功成名就之后，始建儒气十足的“大夫第”。“大夫第”第一进无厅堂而是两侧的廊楼，实为“课子楼”的书房，专供子弟们研读诗书。“课子楼”的月梁上刻有的“凭云”对“听雨”，“吟风”对“待月”的篆书，不仅有大量精美的花草图案雕饰，还有“一帘花影云拖地，半户书声月在天”（光长法师）、“墨池香蔼花间露，茗鼎烟浮竹外云”“人到仙源花是路，星临汉渚鹊为梁”等楹联。类似的还有东门的“李氏大夫第”的“课子楼”的“风光月霁襟怀，海阔天高气象”的木刻楹联，这些不仅展示了家族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为子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书香环境。再如建瓯“博士府”，系建宁府朱熹嫡长九世孙，翰林院五经博士朱梃的宅第，府内四壁挂有朱熹墨迹《四季诗》“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中空疑有神”的拓片等，均极力营造书香文化氛围。
（五）强化科举环境
在环境的塑造方面，闽北各家族有意识地为子弟大力营造、强化科举仕宦的文化氛围。这在古民居的建筑砖雕的图案上得到充分展示。如城村李氏的“麒麟吐玉书”，下梅邹氏的“文丞”“武尉”“一品清廉”“一鹭登科”“鲤鱼跳龙门”“品升一级”“独占鳌头”等砖木雕图案。家族子弟一旦入仕为官，则可大兴土木，盖宅第、盖土库、竖桅杆、立牌坊，建廊桥、下马亭或下马石等这些象征家族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的直观形式，激励子弟向学。
闽北古建筑中许多的装饰物的匾额，也聚积了厚重的家族文化，以其直观形象营造、强化科举环境，对家族子弟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昭示先辈辉煌，以期激励后人。如峡阳镇古老的土库里的“文魁”“武魁”、槎溪村邓氏祠堂的“大夫第”、建阳麻沙镇蔡氏宗祠的“紫阳羽翼”、光泽龚氏“大夫第”的“叠选词林”“一科双拔”“同榜三魁”“儒林郎”、建瓯房道镇漈村杨氏宗祠的“七代尚书第，四朝元老家”等高悬牌楼之上的匾额，以示皇上覃恩，兼可光耀门楣，并起到激励后人等作用。从另一侧面也充分体现了闽北家族人才辈出。
第三小节 母教在闽北家族教育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素有重视母教的优良传统，母教在家族教育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如春秋时期鲁国的敬姜、“亚圣”孟子之母等，都是历史上著名教子有方的良母。家族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单位。在家族这个社会组织里，以情感为纽带的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最易于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校、社会教育尚未普及发达的传统社会，家族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男主外，女主内”社会里，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孩子幼年时所交往接触最多者，莫过于母亲，其习德、启智“唯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41]。诚如《中国家族教育》在前言中指出的：“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首位老师是母亲，最早的教育环境是家族，每一个人都是从这里起步。”[42]为此，闽北先辈对女性的要求相对比较严格。如浦城李氏家族要求“诸妇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娣姒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必以烛，无喋言，无多言，无外事。服饰毋华靡，但唯雅洁，尤不许饮酒”。李氏家族尤其反对妇女主持家政，干预外庭之事，“女子之出闺中，唯以孝顺贞洁为上”，“盖妇女以治内为事，所谓无非无议，酒食是仪，无父母绍罹是也。若干预外政，凌驾夫子，岂非晨鸣之牝鸡，长舌之鸱鹗乎？家道亦从而不振矣。戒之！戒之！”[43]这在闽北广为流传的“教子婴孩，教妇先来”的民谚得以印证。
在闽北家族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谱牒中有关母教成功典范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杰出女性大都品性严谨方正，勤俭持家，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启发与教导子弟，并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规范子弟，以各种方法课督子弟，极力使他们成为品学兼优以及社会认可的人。这些女性不仅是家务的主要操持者，在注重自身德守的同时，肩负着后代德才教育的重任。尤其那些圣贤豪杰秉承母教慈训而卓然有所成就者，母教对他们的启蒙教育、刻苦自励精神的培养、学业有成以及良好品德的形成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这些女性在家族子弟和族众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闽北家族教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本研究从现存的谱牒、县志、姓氏志、墓志铭等相关文献中得以佐证。
一 重视子弟的启蒙教育
《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体现了人们认识到母亲在抚养与教育过程中难以替代的作用。为此，闽北家族教育极其重视母教的影响与作用。在闽北家族教育中，许多母亲重视子弟的启蒙教育，这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如清道光年间的光泽何秋涛进士就是一个显例。据清《光泽县志》和《何氏宗谱》载，官至刑部主事的何秋涛一生“品行端正，言规行矩，不谈人过”，幼年所学的四书五经，皆由母亲亲口传授，这对其早年品德及启蒙教育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其母上官紫风，字灵仙，系当地有名女诗人，其生性庄静慧敏，好读古书，深通儒家经义，著有十二卷《八角楼诗集》和四卷《岐园标准雅诗余》。何秋涛在母亲的影响、良好的家风熏陶以及自身励志苦读下，“少负异秉，过目成诵”的他博览传记，学乃大进，其才华横溢，学术成就斐然，著述颇丰，如《王会篇笺》《水经注考》等。而使其在史学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他的《朔方备乘》。这是一部研究中国西北史地学的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详尽记述了自唐朝到清道光年间中俄关系的专著，这不仅备受当时史学家和学者的推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秋涛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学术成就，其母上官紫风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
二 激励子弟的向学措施
在闽北家族教育中，许多母亲采取激励劝学方法，对子弟刻苦自励精神的培养及子弟的成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光泽城东关头出了个探花，名叫李玉珍，字方子。起初，玉珍生性顽皮，无心向学，上课时常偷溜出去捉蜻蜓、捕麻雀，其母效仿“岳母刺字”的做法，在其背上刺字，并时常督促其努力学习，同时为其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捐资兴建学堂于文昌村云岩之下（后为云岩书院）。其母这种别具一格的激励劝学方法竟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李玉珍静下心来，励志奋发，终于高中探花。由于从小深受母亲的影响，为官之后，光泽时常闹水灾，他积极修筑河坝，并开荒山变良田，颇有政绩，为当地人们所称赞。再如《西峡应氏宗谱》记载，宋代状元应珍，其母林夫人治家严谨，教子有方，平时注意身教，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含辛茹苦督促应珍入仕。《林氏墓表》赞其为“立性端方，孝于舅姑，仁于宗族”“教子以忠”。受良好母教家风之熏陶和影响，应珍之子阶、仁、杰、伉皆举进士。可见，林夫人不仅对其子应珍的成长影响较大，而且使应氏后人也从中吸取了励志苦学、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并成为维系家族昌盛不衰的永久动力。
闽北民间广为流传着教子有方的传说故事。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五夫里人，7岁就会作诗，中绍圣四年进士，试官定第一，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时有人称赞他如大冬严寒，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这与其母从小严格教育密不可分。传说其母很早就将胡安国送到私塾读书。因路途较远，故让其住下，并约法三章无事不可随意回家，即便偶尔回家，第二天亲自送回，故亲戚们常常劝其说：“孩儿年少体弱，要多休息几天”。胡安国才学出众，可是赴考未中，许多人都为之惋惜。其母独喜，唯恐其成名甚早，易生怠惰之习和傲慢之气，并激励其说：“我儿学识短浅，使早窃名第，必惰且骄矣，难以有远大前程！”从此安国更加刻苦学习，绍圣四年登第，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后潜心研究《春秋》二十余年，著有《春秋传》三十卷。可见，母亲的劝诫和激励教育无疑对子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再如清末延平九娘，家境贫寒，常年做女红，为培养两位年幼之子，仿照古人“画荻和丸”之法，[44]激励子弟向学，后其一子成为秀才，一子考取举人，其事迹经咸丰年御史沈葆桢上报朝廷，而得到嘉奖。可见，母亲对子弟刻苦自励精神的培养与成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注重子弟的品德教育
在闽北家族教育中，母亲良好的品德修养对子弟优良品德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在闽北家族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据收集的谱牒可知，早在五代时家族教育中就有成功母教的记载。据《寻根浦城》的《章瑞叔墓志铭》得知，其妻沈氏，系子钧之祖母。章瑞叔能“奋羁旅起家，阖门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得益夫人之力也。其经理家事，无巨细，皆有节法，丰而不侈，俭而不陋。这对家族子孙都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其针对仕进者以攀附为荣现象，常告诫其子：“宜安素分，远权门，盗贼且起，无远官以贻吾忧”，以致“诸子仕者谨奉其戒，卒无患”。
通常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首位老师是母亲，所以母亲的品德修养对子弟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闽北许多母亲深明大义，诲子以正，积极促使子弟优良为官品德的形成。如吴氏家谱的《宋故叶氏墓志铭》记载：“叶氏夫人自少静寡言，处身唯谨，事舅姑有礼，时常周济族人。其子吴常，及进士第，衣锦还乡，乡人莫不荣之，而夫人淡然有如平居。”叶氏深明大义，教子有方，尤其注重子弟的为官品德教育。吴常出任邵武军司法，又权狱官，夫人每教以恕，闻其议法平允及考鞠不苟则喜，或无所贷，则终日不乐，其天性笃于仁爱如此。可见“居官号称良吏”的吴常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且仕途有所建树与其母对其一以贯之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据《顺昌邑志》的《人物志·名臣篇》记载，廖中，明代顺昌莒口都莒浔里人（今埔上镇口前村），出身于“诗礼传家”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母教对其优良品德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少年时即考入邑庠，好学且勤敏，从其所作的《芹泮春灯》诗句“清漪半壁泛芹英，化雨时敷正发荣。万簌寂然天宇静，绕池灯火读书声”，[45]可知其常常秉灯读书至深夜，终于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及第，因此省提学佥事游明、顺昌县主簿吴宜以及顺昌知县马性鲁分别于廖中家乡莒口为其竖立“梯云坊”“得隽坊”“进士坊”等牌坊，以示奖掖与激励后人。就在廖中即将为官时，其母千叮咛万嘱咐要“从善守官，无忝祖德”。正是在母亲的教诲下，廖中为官二十四年，确实做到了“处事勤快，断狱明决”，其勤慎效职，廉洁守身，先后得到皇帝六道嘉奖封赠圣旨，足以荣耀家族。显然，这与母亲平时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再如现存南山吴氏祠堂内的《诰封宜人游母吴氏墓碑铭》载，游居敬之母太宜人吴氏“生而端正，少娴姆训。素行贞淑，治家勤俭”。在襄助丈夫方面能做到：待夫以敬……默翁勤问学，太宜人必鸡鸣而起；时脱簪珥易异书，助默翁学。故默翁益肆力于学……离乡井岁余，而家政甚整。默翁得无内顾忧……默翁贡选睢宁知县，为政严明方正，法行而慧溥，民德而颂之。故默翁之能，亦内助有太宜人尔。不仅如此，吴氏还时常激励家族子孙要有励志苦学精神、为官清廉。其子游居敬好学与母亲从小一贯“严政为教，无纳嬉戏”的教诲不无关系。“颖敏迥异”的他虽“方童儒试，即高等；游邑庠，无事警督，嗜业罔倦”。可其母还是朝夕不停告诫：“勿荒、勿逸、勿泛与，以慎而身，以昌而学，以亢而宗……”游居敬为官执法严明，绝不容私。这与母亲“诲子以正”的教育也有极大关系。嘉庆壬辰，游居敬登进士及第，为翰林庶吉士。吴氏祝贺曰：“儿幸矣！愿儿益勤益慎，以永有终誉。”吴氏临终之际，告诫劝导子孙要“以善自持行”。吴氏作为成功的母教典范在游氏家族教育方面起着积极的辐射作用，以致游氏后裔族内长老，在教育子孙时常引用吴氏教子之言，曰：“尔曹弗他效，效吾游族宋儒定夫公足矣。”[46]
此外，闽北有些母亲不仅在子弟长大成人、步入仕途之后施加积极正面的影响，而且即便子弟仕途受挫，也不以为忧，反劝导子弟要具备德义的优良品质。据文史资料记载，崇安五夫的胡安国在荆州为官时，因直言累次忤逆太守，其母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劝导鼓励：“人贵德义耳，不贵盛气凌人。”安国更加自勉自励，有所建树，后追封为建宁伯，其家祠至今悬挂清康熙四十四年御书褒扬胡安国“霜松雪柏”的匾额。胡安国母亲不失为一位教子有方、刚强正直的女性，不为名缰利锁所累，超凡脱俗，给子弟以精神抚慰和支撑。光绪十五年（1889年），邑人朱敬熙秉承母训，独资修建余庆桥、垂裕桥的事迹均属于此类范畴。
四 注重母教的辐射教育
在闽北家族教育中，有些母亲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在家族具有影响力，而且在当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其行为对族众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建瓯城关铁井栏章氏祠堂尚存的一块清光绪丁丑年所刻的《重修练氏夫人祠记》石碑详尽记载了练氏夫人的德行，尤其是其“以一言全閤郡之生”的保城史迹。[47]练氏，名隽，五代时浦城人，为闽王王审知部将章仔均之妻。其静教而庄，动循厥常，女士之良，愿舍私思以全大义，保全建州城，救活一城生灵，被誉为“全城之母”“芝城之母”。这不仅对章氏子弟优良品德的形成起着积极促进作用，也是母教成功典范的良好素材。时至今日，每逢清明建瓯家家户户门口挂着柳枝，以示纪念这一伟大的女性。有些家族女性同样承担社会责任，从事社会生产，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公共事务。如嘉庆年间，浦城祝振宏在《我的祖父祝东孙》中写道，其曾祖母祝徐氏独自出资五万多两白银修筑城墙。官民欲修城墙，筹谋十年未果之事，最后由性格刚毅、深明大义的女性完成。此壮举不仅轰动乡里，还惊动了朝廷。嘉庆帝为表彰其德，御赐“深明大义”匾额。闽浙总督汪志伊也亲自撰文予以表彰。虽十多里的城墙现仅存“龙潭门”和“登瀛门”两处遗迹，但旧城墙上依稀可见“祝徐氏捐修全城”等字迹。祝徐氏名垂青史，其“急公好义”“深明大义”的优良品质，对族中子弟和当地民风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有些家族贤明女性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相夫教子，对子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对族众都有示范作用。如谱牒《宋故夫人魏氏墓志铭》记载：建宁浦城知丞吴洤之妻魏氏“事太夫人如事府君，迨娣姒如待其伯娣一焉，雍雍愉愉，内外无间言”，可见其孝敬长辈，能在翁姑、妯娌等家族内部关系中和谐相处，以维持和促进家族之兴旺。从碑文“肃而柔，辨而和，德充于容，行顾于言”可知，魏氏不仅用自己的言行和美德影响着子女和族人，而作为贤内助的她照料家族中的一切事务，在社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治居第，生产规模措指，有伟男子不及者”，正是魏氏具有传统妇女的美德，才使吴洤得以“排斥家务，方洋天子学，与英俊角”，于是在绍兴二年进士及第。吴洤常感叹曰：“非夫人助不至是。”[48]魏氏在襄助丈夫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母教的作用，以自己异乎寻常的勤劳美德，潜移默化地教育自己的子女，从小影响他们，并时常激励家族子孙要有励志苦学精神，尤其在吴洤死后，常戒其孤：“门户吾任之，不足溷女，力学收名声，可以伸乃父不达之志。”正是由于魏氏的威望，且在“吴氏排行最长，举族敬惮之”，族人以其为榜样，纷纷效仿。从“妇者师其孝，妻者师其敬，母者师其义”碑文中得到充分印证，此外，从“族人有为不善者辄相劝，唯恐其闻焉，是故其没也……”[49]可见，魏氏在吴氏家族的影响是全面的，正是其正身率下的示范作用，对族众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 良好母教的家风传承
在闽北家族教育中，许多良好母教的风气代代传承，促进家族长盛不衰。有的母亲幼承严格家教，出嫁后仍能秉守家训，并以良好家风来教育、培养、影响后代，以下史料记载虽有溢美之词，但对子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如邵武水北镇故县出土的《宋中奉大夫知郡太学博士黄公圹》的墓志铭记载：黄涣之妻李氏，天姿明淑，谨于礼范，以其美仪令德和勤俭美德，潜移默化影响子弟。教二女自幼仪妇道以至蚕缫 藻之事，朝夕婉娩，品节有伦，与公相敬如宾，以致“既早世，公追念贤助，晚而不替”。延平篁路罗氏的《神继公暨尤氏妣行实》记载，尤氏，罗从彦之母，为人端肃，治家兹谨，守礼睦邻，和易无忤。幼承闺训，通晓文墨，吟诗作对，尤擅画茶，有闺中女学士之称。赞夫训子成名，有孟母之贤，称儒门名配。可见，尤氏秉守家训，日以勤俭，举动有度，相夫以礼，亦容亦德，宜室宜家，这对子弟来说，无疑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闽北家族教育中这些女性尤其重视言传身教、正身率下的教育，并竭尽全力以自身的美德和言行给子女施加积极正面的影响。
在政和杨源乡坂桥村苏坑自然村陈氏家族里，其后裔陈孝恩至今仍保存明武宗朱厚照褒扬陈桓父母教子有方的《奉天敕命》诏书。这承载家族曾有的辉煌和荣耀的诏书也显示着母教的作用。诏书颂赞其父陈伯琼“淳朴无华，安恬有守，敦行孝友，仪刑著于家庭”，表封其母刘氏为“太安人”。在诰封中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赞誉太安人相夫教子的非凡贡献：“教养兼隆，母德不殊于父”“善人良配，俭勤兼至，慈孝凤全”。据《坂头陈氏宗谱》载，陈桓，系坂头村陈氏十世祖，明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及第。自幼勤勉好学，常以圣贤自励，牢记母亲“善遗后者，不羡淫金之富”[50]的教诲和训导，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立完善的人格和良好素质。在这种良好家风的影响下，陈桓极其重视家族教育，嘱咐其兄陈相撰写地方方言《六音词典》（现由坂桥村苏坑自然村陈文义保存）。有趣的是，当地所有方言，都能在此词典中找到相应的字。这对当时认字不多的人而言，实为方便。不仅如此，官至九江兵备副使的陈桓为官清廉自守，勤政爱民，政绩斐然。曾向朝廷上《民情书》，详述政和“地高田瘠”“田少收薄”之实情，吁请免征税收，以宽民力，以安地方。宰相李默赞誉其为“激浊扬清德政留宦迹，廉顽立儒高风千载仰贤名”。正是这良好的母教家风代代传承，其孙陈文礼也时常牢记母亲训诫：“读书明理，出仕为官应为民而不为名利”“德才不备，误政害民，不可妄出。”其母深谙“德才具备方可为官，造福于民”之理，在文礼即将任直隶知县之际，自设三则疑案考察文礼的德才，满意后方让其出任，并反复告诫曰：“七品正堂，官虽不大，但系一县之长，民者父母也。若无爱民之心，理政之才，日后断案不公，是非不辨，则贻国害民。”
六 寡母抚孤的母教典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闽北家族教育中不乏“寡母抚孤”的感人成功母教典范。所谓“寡母抚孤”指的是子弟幼年丧父，寡母独自支撑家庭，不辱泉下，育子成人。[51]在这种家庭中，即便家境窘迫，母亲仍然坚持重视子弟教育，并把希望寄托在幼小的下一代身上，更期望把子女抚育成人、培养成才。据《济阳庐峰蔡氏族谱》中《蔡公述经绍先公夫人何氏孺人传》载，何氏，讳如兰，其像赞曰“懿与贤媛，金玉其质，徽音事庭，观瞻阃范”，[52]其夫蔡述经死后，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困顿，以缝衣度日。何氏孺人是清举人济亨公之次女，知书达理，贤明有礼，博学多识，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尽管家庭贫困，孤子无法就学，但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每夜必躬自教授其子。同时，何氏十分重视先辈遗训中的“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品德教育，时常教育儿子应“忠于君、孝于亲、睦邻里、重节义”，要刻苦学习，不忘祖先功绩。在“生活苦，食不济”艰难度日的情况下，其子古初能主动退还多找的钱，这是十分可贵的，与母亲平时的品德教育是分不开的。年仅十二岁的古初，极其懂事，写下如此感人至深的诗句：“娘亲勤针黹，孤儿读不息。更深夜半冷，母子两相依。母泪湿襟衽，呼儿且栖栖。儿说我不倦，娘亲莫哭泣。十年八载后，是儿报亲时。”[53]从诗句“孤儿读不息、儿说我不倦”可知，母亲督导、教诲子弟的形象给古初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他感慨万千，并从母教慈训中吸取刻苦自励、奋斗不止的内在力量，这往往成为子弟在逆境中发愤读书的原动力。此外，在闽北竖立的诸多牌坊中不乏“寡母抚孤”的经典事例。这不仅是家族的一种荣耀，更是母教成功的历史见证。据《建瓯姓氏志》载，建瓯巧溪村村尾“节孝”牌坊，建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横匾刻有“旌表儒士饶延侨之妻太学生登麒之母夏氏节孝坊”的字样，旁联是“映日贞心光照史乘，凌霜劲节扶植纲常”。此牌坊系清五品太学饶登麒奉旨为其母夏氏所立。饶登麒少年丧父，家境窘迫，其母夏氏孤身一人，“力女红以资之”，并殷殷教其曰“毋以家贫而坠学”，不断激励其刻苦攻读，最终科举及第。总之，这些女性在家中男性缺席的情况下，担当起教育、督导子弟成才的重要责任。
本章对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历程，西晋的萌芽阶段、隋唐和五代的发展阶段、宋代的兴盛发达阶段以及元明清的持续发展阶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综上所述，闽北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在素有“理学之邦”的闽北历史上，具有最突出、最充分的体现，且具有极强的承传性。各家族积极劝导、激励子弟向学，以体现重学、劝学等观念，如族规家训、劝学楹联甚至古建筑砖木雕饰等多种形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闽北家族教育的历史发展中，母教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闽北历史上涌现许多具有诸多优良品质的女性。通常，她们幼承庭训，恪守闺训，深居闺阁，品行端庄、言行得体、温柔贞淑、擅长女红与育儿理家等。在日常生活中，她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教育子弟，尤其是启蒙教育对子弟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显然“传统家教文化始于人生之初，伴随人的一生，具有初始性、深刻性、长期性特点”[54]。传统家教文化是以家庭教育为载体，通过家庭日常生活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在这具有初始性的教育中，以上这些家族杰出女性，无论是在协调家族内外人际关系，还是相夫教子方面，或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她们都能够始终如一地以自己的优良品性或文化知识影响子弟，在家族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她们也成为相夫教子和家族兴旺的有力支柱和家庭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那些才德出众的佼佼者，她们不断追求子弟精神的超越和完美的理想人格，她们与孩子乃至与家族子弟之间已形成的一种良性互动作用。为此，闽北许多圣贤豪杰秉承母教慈训而卓然有所成就，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为官清廉、刻苦自励的进取精神正是母教对他们实施正面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他们从母教慈训中汲取奋斗不止的力量，无论是精神，还是志趣都是一脉相承，而且成为丕振家声、维持家族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