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素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称，这里人文荟萃，文化繁荣，科举发达，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闽北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富庶的社会经济以及崇文重教的人文环境，使这里很好地保存了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元素。家族是中国宗法制度下，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基层组织。长期以来，家族在其内外部所展开的文化教育活动，即家族教育，充当着重要角色，它对家族人才的培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社会的道德教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教育功能是其他教育无法取代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此，本研究以闽北家族教育为切入点，采用当地的谱牒、地方志、文史文献等一手资料，运用文献法、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实地考察了文化积淀深厚的10个国家级、省级千年历史文化古镇，试图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梳理明清时期闽北家族教育的发展脉络，从宗族文化、家训文化、碑碣墓志、建筑文化、装饰文化、匾联文化、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探讨与闽北家族教育之间存在的种种关联性，并对闽北家族教育的特征、作用以及影响进行阐述，系统论述了闽北家族教育历史传承的状况，尝试辨别传统家族教育的良莠因素，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以期通过学习和借鉴前人有益经验和前人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格，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族精神，倡导奋发进取的社会精神，从而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当代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 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一）选题缘由

本研究以闽北家族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闽北家族教育的文化元素

素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称的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拥有深厚而特有的文化元素。著名哲学家杨时、游酢，传二程之学于闽，“程门立雪”至今脍炙人口。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赞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创建了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故选择闽北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特殊的意义。

2.闽北家族教育的经验借鉴

家族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家族内外部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对个体、家庭、家族、地方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道德教育的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族教育的功能是官方教育无法取代的，值得我们认真考察和研究。

3.闽北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

“一方面，教育对观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观念对教育的影响是弥漫性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2]教育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可见，教育既受已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努力摆脱其影响。二者的互相影响是潜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闽北家族教育较为发达，这里很好地保存了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元素。

（二）选题意义

1.方法意义：整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传统的历史学所提倡的运用典籍文献资料的方法，同时结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社会田野调查上的成就，并整合运用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改变田野调査研究明显不足、缺乏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研究的手段比较单一等研究现状，试图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来把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这有利于多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2.历史意义：借鉴家族教育的有益经验

本研究通过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挖掘、梳理，以闽北地区为研究背景，对家族教育的内容、特征、作用以及影响系统整理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闽北家族教育认识，力争获得家族教育的经验，得出对当今家庭教育有教益的一些结论，同时揭示闽北家族教育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一定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于历史并不是仅仅属于过去，它是以非直线的方式连接着现在，并且通向未来，面向未来。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让人们记住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读史明鉴”“读史明智”“以史为鉴”，是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发现自己的优势，正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从而更好地扬长补短，这样才能显现历史的强大功能。

3.现实意义：传承家族教育的优良传统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与分析。闽北家族教育重视启蒙教育、文化教育和品德教育，教育的内容回归现实并渗透、融入家族子弟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极力采取各种直观形式为族众营造科举仕宦的文化氛围，如象征家族荣耀的古民居中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种雕刻艺术形式对子弟进行“忠勇孝义”的熏陶和浸濡教育，才能被个体所接受，才可能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信念，并外化成个体惯常的道德言行，进而塑造族人的优秀品格。

闽北家族教育中许多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孝亲敬上”“忠信礼义”等传统美德，本研究对于个体作为家庭成员所应有的人伦德行（包括道德和伦理德行）、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有的社会德行（包括经商和为官德行）等进行确认和规范，这有益于对个体的自然亲情的尊重和个体文化的社会德行的确定。尤其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文明的弊端日益突出，道德观念出现新的迷惘的时代，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匡正的坐标，即来自老祖宗的祖训，老祖宗的教育以及儒家“大道归仁，仁者爱人”的学说。本研究希望能汲取闽北家族教育中有益的历史传承养分，以利于发扬家族文化精华和民族文化精华，有助于个体道德品质和人类社会道德的重建。

4.文化意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闽北是闽学的摇篮和发源地，拥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元素。闽北家族教育形式多样，寓意深刻。从宗族塾学、宗族文化、家训文化、碑碣墓志、建筑文化、装饰文化、匾联文化、民俗文化等内容可知，“朱子理学”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魅力非凡，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一直是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标识，更跨越了数千年时空，丰富了人类多元文化的内涵，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的瑰宝。本书通过对闽北家族教育的研究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守诚信、崇忠义、尚和合”的精髓理念，探寻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特质，以期推动家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传承、发展及创新。当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弘扬，不是盲目地复古，而是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古为今用与传承创新。因此，本研究应时而生，以闽北家族教育为切入点，其研究视角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更是未来的。在此研究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得到传承延续，更会在开放的交流对话中，绽放跨越时空的新思想和新智慧。犹如一首古老的民歌“天上有宝，日月星辰；地上有宝，湖海山林；国家有宝，忠臣良将；家中有宝，孝子贤孙”一样，从遥远的过去唱到现在。

5.学科意义：扩大家族教育的研究领域

近些年来，国内在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家族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极具研究价值。以往有关闽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在地域文化的研究，如朱子文化和闽学方面的单项研究，这类著作卷帙浩繁，而以探讨闽北家族教育作为专题的研究尚未多见。迄今为止，涉及闽北教育的研究，大致围绕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南宋时期闽北进士述略，或在研究宋代闽北地区进士兴盛的原因的问题时附带涉及有关教育的问题；二是涉及古代闽北教育、闽北书院教育研究、闽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闽北成人教育或重组闽北教育资源创建武夷大学的构想等方面的内容，都不是以家族教育为中心点来研究。尽管目前有一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闽北，如从闽北的饮食文化、傩舞文化、现代城市婚俗礼仪、朱氏宗族的族学、客家歌谣等方面进行研究，也只是涉及家族教育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学术界尚未对闽北家族教育展开较为整体、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这也是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研究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整理研究，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论述闽北宗族塾学、宗族文化、家训文化、历史遗存、碑碣墓志、匾联文化、装饰文化、匾联文化、民俗文化等内容，试图探讨它们与闽北家族教育之间存在的种种关联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在党明德先生所著《中国家族教育》一书的启发下，大胆尝试运用民俗学和民间资料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材料的运用是新颖的，具有注入新的元素，拓宽教育史学科研究领域思路的意义。

“由于师范院校本科教学计划的调整，教育史学科教学时数大幅度减少，不仅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而且对教育史研究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致使一些高校教育史研究队伍出现萎缩现象。”[3]本研究以中国教育史的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内容，希望本书不仅能对中国家族教育史学科研究乃至区域史研究有所裨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期待史学界的同仁们一起来做更深入、更细致、更广泛、更完善的后续研究。

二 文献综述与基本概念

（一）文献综述

1.家族教育研究现状

家族教育虽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司马迁《史记》中的“世家”。然而，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家族教育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自从学者们公认的对中国家族制度进行贯通性研究的第一部宗族简史，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及论文也相继问世。

（1）代表性综合类著作

有关家族的综合类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丁钢主编的《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对明清族商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从宗族教育入手，对晋商、徽商、闽粤和江浙商人进行专题研究，探讨宗族教育对宗族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一部家族史通论性的著作，主要运用历史的阶段分析方法，对中国家族制度的不同历史进行了分期梳理，阐述了家族制度与历史发展、政权及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其《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是对宋以后的家族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涉及祭祀习俗、婚姻习惯、家谱撰修等内容。常建华的《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宗族问题的学术专著，包括祠庙祭祖、乡约和族规，以及族论与族谱等问题研究。冯尔康、常建华等合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依据宗族发展史的标准将宗族分为典型宗族制时代（先秦）、世族宗族制时代（汉唐之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宋元间）、绅给宗族制时代（明清）、宗族异变时代（近现代）共五个发展阶段，并从宗族本身的内部结构以及其对社会适应力的问题进行阐述。

在综合类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党明德和何成主编的《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其以全新的视角、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国的家族教育，并对其发展概况进行全面梳理。该书清晰勾勒出中国古代家族教育的发展脉络，并且对古代家族中的幼儿、礼仪、女子等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探讨了选官和地域文化对家族教育的影响，分层次研究了帝王官宦、士绅工商、少数民族家族教育；并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家族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如眉山苏氏是宋代文化家族的典型代表，新城王氏是明清科举望族的典型代表，并指出宗族塾学和家训文化为家族教育的主要形式，礼仪教育是古代家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此外，本研究还运用民俗学和民间资料对古代家族教育进行论述。在中国家族教育学术史上，此研究为中国家族教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和依据。

在综合类著作中，家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陈支平的《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国内一个地域的家族社会的专著，书中广泛论述了家族问题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往较少探讨的家族文化。作者经过多年的社会调查，以福建地区为个案，结合地方志、族谱、碑文等多种文献资料，从家族制度的形成、家族内部管理及运行、家族的扩张与分裂、家族的祖先祭祀、宗教信仰、规范教育、文化娱乐，直至建筑形式等多个视角，全面阐述福建社会文化变迁情况。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曾高度评价此书是近年大陆家族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日后中外学者讨论近世华南家族与社会的历史，必须参考陈著精辟的研究，方能在丰富的民间文献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家族与其他社区文化活动的关系。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第四章中阐述徽州的宗族组织，包括族权、族长、家法、家谱、祠堂、族田等内容。赵富华的《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大量的典籍文献、文书档案和通过实地调查的访问资料为依据，深入研究徽州宗族的谱牒、祖墓、祠堂、族产、族规家法，并通过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和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的个案研究，使徽州宗族的研究论述更具体化和立体化。该书以徽州宗族为切入点，科学地总结出宗族的八大特点，对于其他各地乃至全国的宗族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因此，望族的研究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深入探讨了苏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市镇、农业等因素对当代望族发展及其家族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概括，旨在探讨它们与江南望族之间的种种关联性。吴氏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将上海地区的望族分为文化世族、豪门右族以及官宦世家三大类，指出著姓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造成，其兴盛得益于良好的教育、家风传承、良好品行、有选择的婚姻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善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历史真貌的专著。此书不仅深入考察宋代的公产、祭祀、谱牒、族塾义学、家法族规、宗祧继承等六项宗族组织制度，而且精细考察宋代的世家、宗室、强宗豪族、同居共财大家庭等四项宗族类型，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族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侯玉杰和冯美荣等人合著的《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以及李国均和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论著中，部分篇章也涉及了家族或宗族的教育问题。而常建华的《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涉及了族谱、族产、家学、族规以及宗族内部组织结构等问题。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专论家庭伦理关系。李建军的《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家族史个案研究的专著。唐力行的《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探讨宗族文化的专著。以上这些论著对家族教育研究均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

（2）论文方面成果较为丰富

学术界现有家族教育的论文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分为家族个案研究、某一时代的研究以及某一个地区的研究，同时，这三方面的研究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①家族个案的研究家族个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城王氏、流坑董氏、桐城张氏、眉山苏氏等名门望族的研究。其中，家族成功个案原因分析的文章，俯拾皆是。如马斗成、李希运的《眉山苏氏家族教育探析——以三苏时代为中心》（《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阐述眉山苏氏家族作为一个普通庶族地主家族，培养出了苏洵、苏轼、苏辙三人，并分析良好、成功、得法的以科举教育为主要教育目的家族教育是眉山苏氏家族崛起的重要因素。何成的《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学海》2002年第1期）阐述在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的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培养以文学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数十人，王氏子孙或以科举入仕，或以文学、荫补得官，皆赖于颇具特色、卓有成效的家族教育。其家族教育主要有伦理道德教育、科举应试教育、才艺教育等三种内容。曾佳佳、蒋明宏的《清代薛福成家族文化初探》（《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初探无锡城西薛福成家族诗礼传家、名人辈出的原因，在于薛氏家族的颇具活力的教育活动，如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价值与目的等别具一格。赵璐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东莱吕氏家族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论述良好的家族教育与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宋代东莱吕氏家族之所以能延续十几世而不坠，并在政坛和文坛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原因。该论文分两个时期详细论述了吕氏家族的教育的历程，较完整地呈现出吕氏家族教育的特点及其人文盛况。刘佳的《五凉时期敦煌索氏家族教育研究》（《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家族教育的角度对敦煌索氏加以论述，并认为索氏家族之所以千年不坠，与其优良的家学教育的传承密不可分。陈晓君、黄仁贤的《科考奇迹与林浦林氏家族教育考略》（《教育史研究》2010年第4期）探析明清时期福州仓山林浦林氏家族，以林瀚为首的“三代五尚书”和以林元美为首的“七科八进士”科举绵延、簪缨联翩的繁荣景象背后，得益于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将家训与乡俗教化融为一体的家族教育。赖燕波的《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教育探析》（《学术交流》2011年第1期）阐述查氏家族文化教育和科举教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和丰富多样的手段值得关注与研究。高险峰的《明清新安吕氏家族教育探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阐述新安吕氏以其颇具特色、卓有成效的家族教育而崛起为一个科举望族和文化世家：一方面是文学和理学教育；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教育。黄雅玲的《晚清定海黄氏家族教育探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以家族教育为视角，从定海黄氏家族教育的渊源与发展、内容与特色、成就与影响三方面探讨黄氏家族成为经学名门、簪缨望族的原因。蒋明宏、陈芳的《无锡荣氏家族教育传统及其近代转型》（《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年第4期》）认为，无锡荣氏家族从一个江南乡村普通家族转变为近代中国的实业巨族，与该家族富有特色的贾而兼儒的家族教育及其成功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魏运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徽州迁苏状元家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讲述清代素有“状元之乡”之称的苏州，共出状元26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该论文选择宦居徽州的中原士族“一门五进士”的桂林洪氏作为研究个案，从家族本身和苏州地域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洪氏一直保持着重视教育科举的家族文化传统，并通过宗族的鼓励和族商的支持，设祠堂、修家谱、置义庄、设义田，使家族教育发达，科第蝉联。

家族个案的研究还涉及其他方面内容的研究，如张发祥的《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抚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对流坑董氏以“读书、科举、仕宦”的教育目标以及以族产促科宦、以科宦固宗族的教育模式等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特点和社会作用。李浩的《桐城张氏家族教育传统试探》（《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从持家之道、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三方面来研究家族教育。张利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滨州杜氏家族个案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阐述明清时期滨州杜氏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杜氏“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人文盛况，主要与其颇深家学渊源密不可分，杜氏先辈极其重视家族文化建设，有“家训48则”传世至今。作者在查阅正史、碑史、方志、家谱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的方法，系统论述了杜氏家族的兴衰、发展，世系沿革，对家族的人口、科举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统计，并对家族中代表性人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成就进行了概括。

②某一时代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某一时代的家族教育研究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清等不同时期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卢丽琼的《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的兴盛》（《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4年第2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兴盛原因，指出巩固门第是家族教育得以兴盛的根本目的，选官选士制度对品学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世家大族对家族教育的重视。李必友的《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教育兴盛发达的原因以及所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如女性积极参与家族内部的文化教育，家族内世代相传的家学趋于繁荣，“家诫”“家训”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等，对后世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唐代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论唐代关中士族的家族教育》（《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家族教育作为私学的一种形式，在唐代并未衰微，仍有新的发展。该论文以关中士族的家学与家风为主线，侧重指出关中士族的家族教育强调文学教育的特点，并解释了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邓洪波的《中国古代家族书院简论》（《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简述自唐代以来，家族书院的兴起与演变、类型、基本特点。景遐东、曾羽霞的《汉唐时期江南顾氏家学家风发展与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阐述江南文化世家顾氏家族有着“忠直”“孝义”“尊礼”为主的门风，以及以经义、书画、文史、杂艺为主的家学传统。唐代，道家思想在其家族文化传承中显得尤为突出。顾氏家族变化轨迹，有其内外部原因，如家族的崇宗意识、多样化教育、时代变迁、文化好尚、家族迁徙等因素。

宋代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吕肖奂、张剑的《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指出科举制度不仅对两宋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且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尤其是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享有科举特权，这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赵龙的《宋代徽州程氏家族进士考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考察了徽州程氏自始迁祖程元谭始，不断繁衍，成为当地望族。其家族科举仕宦的成功，取决于当地的县学、私学的兴盛，家族女性成员良好的涵养，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家族经济条件的殷实等因素。

元代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彩云的《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阐述元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与传播，促使温州士大夫们加强宗族建设，如兴建祠堂、祭祀祖先、修撰族谱、兴置族产、救济族人等。

明清时期有关家族教育的成果，俯拾皆是。代表性的论文除了上述提及的何成的《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学海》2002年第1期）、张利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滨州杜氏家族个案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高险峰的《明清新安吕氏家族教育探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陈晓君和黄仁贤的《科考奇迹与林浦林氏家族教育考略》（《教育史研究》2010年第4期）、曾佳佳和蒋明宏的《清代薛福成家族文化初探》（《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黄雅玲的《晚清定海黄氏家族教育探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等成果之外，还有白宝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2期）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一概要的总结。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家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从宗法制度方面对明清家族进行深入的研究。郭培贵、蔡惠茹的《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阐述明代福建进士数虽从宋代在全国排名第一退居第五，但其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如人均一甲进士数、人均进士数、人均庶吉士数，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其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这表明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王燕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名门望族比较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以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黄河三角洲为切入点，分析探讨明清两代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滨州杜氏与惠民魏氏家族。通过比较两大家族的崛起到家族地位的确立和最终由盛而衰的原因可知，清末科宦家族与商贾家族在文化教育上、价值取向上以及发展轨迹的差异。毛晓阳的《清代科举宾兴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阐述随着清代“宾兴”[4]在各地的普遍设立，科举宾兴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一方面，人们认为宾兴施惠范围较之宋代范仲淹捐建宗族义庄更为广泛。有些家族甚至将原本用于宗族祭祀的族产捐为科举宾兴的资产；另一方面，宾兴资产由先前官府、儒学教官的直接控制，逐步变成由地方士绅推举代表、值年轮管的方式，这也为清代基层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场所。

③某一区域的研究按地理位置划分，通常以秦岭、淮河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北边属于北方，南边则为南方。

北方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杰的《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从家族传承、教育形式与地方师资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世家对地方教育发展所起作用及影响。于秀萍、童广俊和于长亮的《明清以来沧州的家族教育述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从沧州家族发展较为充分的明清时期对教育进行述略，沧州各家族为了使家族长盛不衰，提高或长久保持家族的地位与声望，均十分重视科举教育，并以各种方式鼓励弟子潜心向学，形成各自独特的家族教育理念，同时也为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由于南方地区的家族教育较为发达，其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家族、一个地区，而是对整个南方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南方地区家族教育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吴霓的《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 （《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钟春翔的《简析清代江南的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以上两篇论文研究的共同点是阐述明清时期家族教育包含了以读书入仕为目的和广泛性教育这两方面的内容，着力研究科举入仕教育。孙虎的《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另辟蹊径，考察了清代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家族，发现其用传统家族文学精神召唤起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这些家族以儒为业、重视家学、传承家族文学精神成为家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同时，母系教育融合了传统家学和外家文学资源，丰富了文学家族的“优良品性”内涵。此外，还有刘殊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台湾闽南移民家族教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对清代闽南移民台湾后的家族教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析，并综合阐述其构成、内容、教育成效与缺失以及清代闽南移民对台湾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此外，该论文还尝试从书院、义学以及科举世家的角度，分别对竹堑郑氏、坂桥林氏以及由泉州晋江移民台湾的张氏家族进行个案分析。

2.闽北教育研究现状

闽北教育研究现状，主要有宗族塾学或书院、科举进士、家族文学、中等职业、成人或大学教育以及涉及本书的部分内容，如饮食、歌谣、婚俗、礼仪、古民居以及建筑装饰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书院、宗族塾学方面研究成果，如吴昊的硕士学位论文《闽北书院教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分析闽北书院教育，清晰勾画出闽北书院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总结书院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揭示书院教育发展的规律。徐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论述从唐末五代开始，闽北书院到了南宋时期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理学对其影响甚大。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启蒙、求学阶段的成长过程与书院是密不可分的。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闽北度过，创设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与考亭书院。朱熹推行“门户开放”“问难论辩”“尊师爱生”的做法，以及书院富有特色的“联友带徒”的理学研究，以及“百家争鸣”的讲会制度等一系列独特的管理模式、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表明其在闽北书院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金银珍、牟娟所著的《书院·闽北》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要介绍闽北书院分布情况及发展脉络，从多视角、全方位的角度阐述闽北书院独有的特征，对代表性书院及与之相关的民风民俗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引证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广泛了解闽北书院历史和文化的窗口。胥文玲的《宗族塾学与闽北家族教育考略——基于古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教育评论》2014年第5期）论述闽北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宗族办学源远流长，家族先辈纷纷效仿古人竞相办学，延名师、设学田，并积极采取种种诱掖奖劝的措施，以期通过读书、应试、入仕的求学模式，改变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最终提升家族的声望和地位，常保家族长盛不衰。同时，宗族塾学不仅在家族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推动了传统村落教育事业的发展。

有关科举进士方面研究成果，如于冉冉的《南宋时期闽北进士述略》（《文教资料》2007年5月号上旬刊）和其硕士学位论文《南宋闽北进士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对南宋闽北进士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探溯其源流走向，揭示其不仅与书院讲学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与家族传统有着深厚渊源的内在关系。邱海松的《宋代闽北地区进士兴盛的原因》（《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和其硕士学位论文《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兴盛及其影响》（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认为科举活动的盛衰和及第人数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文风和教育程度的重要尺度。作者搜集了大量的福建省志、闽北诸多县志，阅读了相关的史书和一些专家研究福建文化的专著，并对大量的史料和材料进行考证、分析，对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兴盛概况、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概述，并认为宋代闽北地区进士兴盛与地理因素、刻书业繁荣、浓厚学风、劝学习俗、闽学兴起，以及发达的教育息息相关。

有关家族文学方面研究成果，如王小珍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崇安五夫里刘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刘子翚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主要论述宋代崇安五夫里闽北望族刘氏家族在闽北文化教育和理学发展进程中，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该论文运用传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既注重宏观把握，又注重微观辨析，着重考述了刘子翠之宦迹与归隐、交游、著述、讲学等活动，重点论述其文学成就、理学思想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有关中等职业、成人或大学教育方面研究成果，如刘庆华的硕士学位论文《闽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从一个中等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视角考察了闽北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深入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对闽北中等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龚建金的《闽北成人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对策》（《南平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闽北成人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张文铨的《关于重组闽北教育资源创建武夷大学的构想》（《南平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以闽北教育资源为切入点，提出重组创建武夷大学的几点构想。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本书部分内容的相关期刊文章或著作，如关于摩崖石刻的有：朱平安的《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基本特征及其解读方法》（《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和其著作《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武夷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胡静、游巍斌等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摩崖石刻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其他相关的还有张品端的《古代闽北教育散论》（《教育评论》1996年第2期）、李子的《考亭鱼宴和闽北饮食文化》（《福建乡土》2006年第2期）、姚锡芬和刘皿伟的《闽北客家歌谣初探》（《南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陈利华的《闽北现代城市婚俗礼义中的古俗考》（《南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孙永生的《闽北朱氏宗族的族学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以及陈婷的《闽北古民居建筑装饰文化初探》（《艺苑》2006年第4期）等文章。

3.家族传承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家族传承方面的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从其他角度进行传承的研究。

从家族教育传承角度研究，如胥文玲的《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元坑为个案》（《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和《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峡阳为个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分别以闽北千年古镇顺昌元坑镇和峡阳镇为个案，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辅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俗学的资料，探讨当地的谱牒、科举遗存、习俗以及民间歌谣等，试图从中了解有关家族教育历史传承的一般特点。其《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家族祠堂为例》（《福建论坛》2011年第12期）以家族祠堂为切入点，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阐释闽北祠堂的结构、隐喻、职能及祭祀先祖活动，试图探讨象征家族的祠堂与家族教育存在的关联性及历史传承状况。王莲花的硕士学位论文《蒙古族传统家庭教育及其传承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年）以最小社会单位蒙古族家庭为例，探讨蒙古族传统家庭教育起源、内容、教育方式及其传承的问题。

从文化传承角度研究，如王润平的《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方式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针对当代中国家庭从传统超核心亲属关系演变为现代核心家庭，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探索家庭传承的一条新的有效途径：由原来的全方位泛化、机械、依赖性传承转变为有限强化、有机、建构性传承，这对中国家庭的未来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产生积极深远意义。刘正发的博士学位论文《凉山彝族家支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指出凉山彝族家支文化包括家训文化、亲属称谓、祭祀祖先、神灵信仰、敦亲睦族、立身处世、人伦道德教育、神话传说故事以及科技人文知识等内容，阐述其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是独特的家支、文化和等级三个制度的长期并存且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该论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切入点，系统、深入分析、研究家支文化及其传承的问题。秦中应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湘西苗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研究——以湘西州凤凰县苗族为例》（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论述少数民族文化大多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该论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湘西苗族进行田野考察发现，苗族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以节日、宗教活动、仪式等为主要教育载体传承着，且教育传承方法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黄若天的硕士学位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研究——以〈黄四姐〉的传承模式为例》（湖北民族学院，2014年）以黄四姐为切入点，介绍其起源、发展及其民俗文化精髓，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内涵、意义、作用、形式、途径等，提出个体分级、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教育传承原则，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教育中发展。

从歌谣传承角度研究，如金冉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教育传承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2年）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主线，论述红色歌谣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并以举例的形式阐释其内涵、功能及当代教育价值。最后，从传承文化的角度将其与先进文化建设相结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永葆文化先进性的方面加以论述。莫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桂林童谣保护与教育传承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从多视角出发对桂林童谣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尝试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桂林童谣的路径。

总而言之，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比较注重从历史文献及家训中来研究家族教育，或注重对一个家族或者一类家族教育的研究，尤其在某个名门望族上。家族教育有对徽州地区、江南地区、沧州地区、闽南地区以及黄河三角洲等区域或侧重从某个时期进行研究。除了胥文玲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之外，学术界尚未直接涉及闽北地区。而闽北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方面的理学研究，对家族教育，特别是对家训文化、宗族文化、建筑文化、装饰文化、匾联文化、民俗文化等，远未展开充分的研究，而系统完整、全面综合的对闽北家族教育内容和历史传承的研究则更为少见，缺乏站在宏观层面的家族教育研究。目前学术界对闽北家族教育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1）田野调査研究明显不足。系统全面的田野调査研究明显不足，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十分有限。（2）缺乏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以往的研究缺乏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厚古薄今，对史迹源流研究比较充分，而对家族教育的特征、作用、影响的调査与研究不够深入系统。（3）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4）研究的手段比较单一。在当前的闽北家族研究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多从学科本位出发进行研究，如人类学者多采用田野调査法，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和文献的支撑。历史学者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缺乏一定的现实感和现场感。而社会学者多采用对策研究和现象的描述，缺乏从具象事实出发，寻求背后的缘由。由此可见，闽北家族教育研究若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将田野调査、文献研究、定量分析、信息系统处理等有机结合，创新范式，拓展视野，可满足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尽管如此，以上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本研究所深入展开讨论的相关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相关家族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视角重点放在闽北地区家族教育这个范围，力求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与分析，较为全面系统、详细地梳理闽北家族教育基本面貌、发展脉络、具体做法在家族活动的作用，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并试图论述闽北各项教育活动与家族教育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弥补目前学术界尚无对这一时期的家族教育系统完整研究的缺憾，丰富充实对闽北家族教育的认识。同时，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对于闽北家族教育进行深刻分析，从而完整地揭示本质，达到客观对待、正确认识这段教育历史的目的，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族精神，使其能够代代相传，并为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当今家庭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二）基本概念

为能更好明晰本研究主题，在此简要阐释闽北、家族、家族教育、传承、谱牒、家训等概念。厘清这些基本概念是本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1.闽北

闽北是福建北部的简称。据《南平地区志第一册·总述》记载，三国到唐代，闽北指的是建安郡；五代十国，闽北指的是两州（即建州和南剑州）；至唐代中期，福建合一府（建宁府）、五州（福州、泉州、建州、漳州、汀州5个州级行政机构）、二军（泉州的兴化军、建州的邵武军）为福建路，福建遂有“八闽”之称；从宋到清，闽北指的是三府（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新中国成立初期，闽北指的是以南平市为首府的南平专区，管辖了包括屏南、古田、沙县、尤溪、将乐、建宁、泰宁、三元、明溪、闽清等在内的21个县。199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南平市，其地理位置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东南面，闽江上游富屯溪建溪、沙溪的汇合处，是闽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管辖一区（延平区）、四市（武夷山、邵武、建阳、建瓯）、五县（浦城、顺昌、政和、光泽、松溪）。需要说明的是，闽北是北方汉族移民入闽开发的第一站，是福建省古村落发育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历史可追溯至汉晋时期，至今仍保存着大量明清古民居和古村落。在这些相对封闭的古村落中，各种古代传统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遗留，特别是明清流传下来的家族谱牒、祠堂、古民居、碑刻、匾额、楹联、民俗等，其中蕴含的大量家族传统文化并未为世人所重视。本书研究闽北家族教育，主要是通过多次实地考察闽北延平峡阳镇、南山镇大坝—凤池村、顺昌元坑镇谟武村、武夷山下梅村、兴田镇城村、五夫镇，以及邵武和平镇、浦城县水北街镇观前村、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以及建阳麻沙镇等千年历史文化古镇，从中发掘了大量教育思想和文化内涵。

2.家族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家族制度、家族社会的研究形成热潮以来，许多学者针对“家族”和“宗族”的概念及其含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本研究没有过于强调“家族”和“宗族”概念化的界定，更倾向于二者为同一概念的如下表述：徐扬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中认为：“家族与宗族是同一概念。家族又称宗族、户族、房头，又可称为族或宗，称家族成员为族人或宗人。”[5]家族，在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家庭的基础上，以婚姻为中心的血缘共同构成体，包括同一血缘的几代人。具体地说，受小农自然经济的局限和宗法伦理的影响，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子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已经分居、异财分裂或派生成诸多个体小家庭联系起来，按照一定的规范，累世聚居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形成一个个安居农业聚落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几百甚至数千的家族成员（称为族人、宗人）共同居住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如同一个村落，拥有共同的财产，如宗祠、义田或学田，以及隆重的先祖祭拜仪式、强烈的祖宗同源意识和谨守家规、家法意识以及维系家族血缘与群体感情的孝悌观念等。事实上，除了以上在某一区域内，千家一姓、聚族而居、家族势力控制基层社会的现象之外，还随处存在由于若干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错分布、相互依存的现象。基于这种一定地缘范围和家族血缘范围的现象，厦门大学著名学者陈支平教授采纳20世纪60年代傅衣凌先生在《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一文中提出的“乡族”一词，认为“乡族”这一概念，更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体现家族社会的基本特征。[6]所以本书在研究民俗文化这一章节，涉及民间信仰、民间习俗等内容时，家族的概念则具有乡族的含义。长期以来，家族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其内外部所展开的文化教育活动，充当了私学制度与封建官学的重要配角。由于它面对最为广大的社会成员，对于中国文化的传递与教育的推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宗族不只是血缘关系的简单组合，因为血缘关系只是宗族形成的先决条件，而人们有意识的组织活动，才是宗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总之，本研究对“家族”采取较为宽泛的定义，涵盖了家庭、家族（祢、祖、曾、高之祖以内子孙）、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以及乡族（若干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四个层次。简言之，本研究的家族涵盖以下三个层面，即从家庭的微观层面、家族和宗族的中观层面，以及乡族的宏观层面。

3.家族教育

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最早的教育环境是家庭，每一个人都是从这里起步。而家族是同一血缘的若干家庭的组合体。在传统社会，家族是启蒙教育、道德教育、技能教育、科举入仕文化教育和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家族教育是以本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不仅肩负培养家族人才，而且还担负着家族文化传承的重任。本研究的家族教育不仅包括一般以家训和族学为其主要形式的教育，而是尝试从理念层面（崇文重儒、励学敦品）、物态层面（古民居、历史遗存、三雕装饰、碑碣墓志）、礼俗层面（祭祖仪式、教育习俗、劝善民俗）等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与闽北家族教育之间存在的种种关联性，从整体上系统梳理闽北家族教育历史传承状况。本书所研究的家族教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有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教育，也包括以一族为单位的教育，乃至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宗聚落一村村民的教化教育。

4.传承

传承即传递接续，更替继承，沿袭创新，通常指承接好的方面内容。历史传承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关于传承方面的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阐述：一是从教育传统角度。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认为：“一个时期的教育传统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内部影响主要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因素。教育传统是指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并继承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7]刘家和也持相似的观点：“教育一直是贯穿古今的永恒主题，深深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传统是过去，可是并非是与现在无关的过去，也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延续到现在并对现在起着作用的有生命的过去。”[8]二是从文化传承角度。王润平认为：“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家族是一种终极关怀性质的存在，是一种早已沉淀到骨子里的当然文化，家族与中华文化之精神始终保持着血脉相通和历史感应，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得家族在当代条件下仍然有理由、有资格担当文化传承的使命。”[9]三是从民俗传承角度。钟敬文认为民俗的传承具有两种特征。其一，民俗的传承纵向性，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同时也是指在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其二，民俗的横向扩展性，指民俗文化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即传播过程，这决定了民俗文化的传承成为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10]本研究从以上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并尝试从教育、文化、民俗三个传承角度阐释闽北家族教育。当然，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宗聚落是闽北家族教育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

5.谱牒

在研究过程中，谱牒对于研究闽北各家族教育特点、内容、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依据作用。本研究的许多内容，如家规、家训、行状、墓志铭等都是通过谱牒获取而展开论述的，因此有必要对此概念进行阐释。《说文解字·话林》释：“谱，籍录也”“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谱牒，即家族谱书，通常又称族谱、家谱、宗谱、房谱、通谱、统谱、会谱、世谱、家乘、支谱，等等，以上名称虽然各异，但其内涵是大致相同，是通过这些“明世系、辨昭穆”的血缘世系的谱表或文书，记载家族世系以及先辈重要事迹的历史。具体地说，一部系统的谱牒犹如一部家族史，是一种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家族发展史，可谓是一家一族的“百科全书”，记录着家族的由来、姓氏源流、迁徙、生息、繁衍、发展、族规、族训、族诫、礼仪、风俗、社会变故、科举盛况以及历代人物所参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并对宗祠的来历、沿革等均有详明记载，内容丰富翔实，史料价值极高，蕴藏着大量有关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历史学以及地方志资料，因此谱牒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宋元丰五年（1082年）赐“进士及第”状元黄裳在《延陵南山吴氏大宗谱·序》所言：“谱牒之作由来尚矣。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无以昭统记，家无谱则无以考世系。”[11]梁启超也曾言：“族姓之谱，实为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它途可以得资料，实可谓史界瑰宝。”[12]为此，谱牒作为家族史册，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寻根溯源，延续血缘，凝聚宗亲的人文档案资料，对历史学、名族学、姓氏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正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之功用。

6.家训

《说文解字》释“训”为“说教也”，即有规劝告诫之意。家族不仅是农耕社会背景下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几千年来社会结构中最有活力的元素，传统家训就是顺应宗法制而产生的家族教育形式。家训又称家范、家规、族范或家诫，是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主要是指父祖辈对子孙后裔、族长对族众子弟的训示教诲之辞。家训一般通过多样化的文体形式，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以家书、谱牒等为载体而世代相传。传统家训是我国古代宗法专制社会中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以治家和教子或教化族人为基本内容及特点的文化现象，主要是把宗法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作为教育内容来规范族人行为，以及处理家族关系、做人的训诫。它是“中国历代先哲在立身、处事、为学等方面训诫后裔子孙的家庭教育实录”[13]。“家训是封建社会的家长用以垂训子孙后代、处理家族事务、规范家人行为的一种言行准则，主要包括家庭或家族中父祖辈教育子孙及族人，有关居家、读书、做人、做官的劝勉训诫之辞。”[14]本研究的家训是广义的概念，主要包括对话、书信两种形式。对话是指训诫者对被训诫者的言谈，如家言；书信主要指家训、故事、格言、家范、家诫、家禁、女诫、诗歌、家书、族规、家法等著述形式。[15]

7.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从隋唐至明清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到了明代，科举制度较为完善，依次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等级。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分别称“解元”“会元”“状元”。（1）院试，又称“童试”“童生试”。应试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童生，经考试合格后取得秀才（生员）资格，便可进入县学、州学、府学继续学习。（2）明清时期，乡试在京城和各省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因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闱，即考场的意思。考后有正榜和副榜公布的名单。其中正榜的叫举人，可授知县官职。（3）明清时期，会试在京城，时间与乡试一样，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但在春季举行，故称“春闱”。应考者是各省的举人、监生等，共录300名为贡士。（4）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通常在殿廷上皇帝对所有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录取分为一、二、三甲等第，统称进士。其中，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

三 研究条件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条件

1.研究资料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闽北人，从小潜移默化地受闽北文化的影响和熏染，对闽北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在收集原始资料上有较大便利，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此番工作的复杂与难度，尽可能多的搜集整理与本研究相关论文、著作及史料，以便对研究对象形成整体的认识。本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四种途径：（1）自2007年6月以来，笔者多次前往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料室以及闽北地区10个县市的图书馆、方志委、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收集与本研究选题有关的大量典籍文献、文书档案，查阅、搜集了《八闽通志》《福建教育志》《八闽纵横》《建宁府志》《建阳县志》《顺昌邑志》《名人传记》《闽北历史人物》以及民间文学（歌谣、传说、谚语）等资料。（2）通过网上检索、查看书目索引等方式收集了一定的二手的报刊、大量的期刊、论文以及购买一定数量的相关书籍资料。（3）利用田野调查法，笔者多次深入闽北地区10个千年历史文化古镇：延平峡阳镇和南山镇、顺昌的元坑镇谟武村、武夷山的兴田镇、五夫镇和下梅村、邵武的和平镇、浦城县水北街观前村、光泽县崇仁乡以及建阳的麻沙镇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五十多种、三百多卷家族谱牒，在纸笔记录的同时进行实地拍摄，其中古镇照片有569张，古籍谱牒照片有1138张。（4）笔者与当地居民进行口头访谈，重点访谈以下的当地“历史言说者”，获得当地的一手资料。

访谈人物一：南平市延平区峡阳镇的黄少建（文化站站长，主编《峡阳镇志》）；

访谈人物二：南平市延平区峡阳镇的应祥（耄耋老人，宋代状元应珍后裔，屏山书院的管理者）；

访谈人物三：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大坝—凤池村的吴泰球（吴卓后裔，主编《南山镇志）》；

访谈人物四：顺昌元坑镇谟武村的饶文英（谟武文苑的管理员，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顺昌县分卷·谟武村卷》）；

访谈人物五：邵武和平镇的黄学艺（黄峭后裔，和平镇金牌导游，是此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录像宣传片的主持人）；

访谈人物六：武夷山下梅村的邹全荣（武夷学院客座教授，主编《下梅文史资料集萃》，撰写下梅村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相关材料）；

访谈人物七：武夷山兴田镇的李奇春（建阳古汉城城村德育基地创办人之一）；

访谈人物八：武夷山五夫镇的姜立煌（紫阳书院的管理员，著有《朱熹在五夫》一书）。

总之，以上这些前期工作都为撰写本书提供了较好的素材。所有的这一切无不给笔者的创作带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灵感和动力源泉。

2.个人背景

在有关闽北家族教育的相关研究方面，笔者先后发表了以下数篇论文，如《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峡阳为个案》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上发表，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8年第10期全文转载，以及《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元坑为个案》 （《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家族祠堂为例》（《福建论坛》2011年第12期）、《略论闽北家族谱牒字辈排行诗的内容及功用》（《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宋代延陵南山吴氏家族教育述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闽北古民居及家族教育内涵考述》（《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明清闽北家训的教育思想及现代启示》（《东南学术》2014年第9期）、《宗族塾学与闽北家族教育考略——基于古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教育评论》2014年第5期）等，这表明笔者对闽北家族教育有了初步的探讨。如前所述，笔者多次前往闽北各县市的图书馆、方志委，收集大量典籍文献、文书档案，并实地考察了当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10个国家级、省级千年古镇，亲身感受承载一种悠久生活模式和家族辉煌的古民居，以及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历史遗存，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笔者在完成多次调研任务后感触颇深，收获也颇丰。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和实地考察，深刻体会到了闽北家族教育蕴含深厚思想内涵。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亲眼见到的实物遗存和亲耳听到的访问资料，运用文献法、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力争能深入考辨研究闽北家族的宗族塾学、祠堂、碑刻、行状、谱牒、族产、家训、古民居、匾额、楹联、历史遗存、建筑装饰、民俗文化等内容，旨在探讨它们与闽北家族教育的相关性，并为当代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本研究为历史研究，因此在探讨闽北家族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文献分析法。通过文献检索、网络搜索等方式查阅了大量与家族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期刊、论著等诸多研究成果。本研究尽可能采用当地的谱牒、文史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并借助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力求增强论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2.分析法

事物都有自己的原因和结果。本研究运用教育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方法对搜集的大量的福建省志、闽北诸多县志，阅读的相关的史书和一些专家研究福建文化的专著及大量的家族谱牒史料进行考证、分析、比较和概括，以期从结果来找原因，找出事物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和规律，旨在更客观地反映闽北家族教育的全貌。

3.田野调查法

本研究对闽北家族教育的基本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采用民俗学获取资料的主要手段田野调查法，结合大量的历史文献、文书档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闽北10个国家级、省级的千年历史文化古镇进行实地调查，并以搜集得到的实物遗存以及访问资料为依据，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探讨和梳理。本研究一些地方性知识，是与当地“历史言说者”面对面地言语交流所得，力争获得研究对象的完整意义以及对闽北家族教育进行全面性的分析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在所有实地考察的千年古镇中，唯有建阳麻沙镇不属于国家或省级的古镇，但由于其曾有“图书之府”之称，是宋代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从五代至清初，福建刻书业运用简朴的方法刻印的书籍流传全国，远播海外，大有建本图书独霸天下之势，且是宋代“四世九贤，一门九人”蔡氏九儒（蔡发、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蔡格、蔡模、蔡杭、蔡权）、理学家游酢故居以及游氏始祖游匹之墓的所在地。为此，笔者实地走访了麻沙镇，走访蔡氏祠堂以及坐落在麻沙镇长坪村富垅自然村钟山山麓的唐代游匹墓。墓旁至今立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墓碑一方，上刻“大（唐）游匹公虞氏夫人墓”。据史料记载，游匹是唐代中叶入闽，卜居建阳长坪，子孙繁衍，分布江西之赣州、庐陵、会昌、于都、兴国、瑞金等地，为福建北支游氏开基始祖，后人尊称五丈公。千百年来，游氏名家辈出，宋理学家、教育家游酢（游匹第九世孙）是游氏后裔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故有走访此地的意义。

据国家政策性文件可知，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价标准是：凡辖区内存有清朝以前年代建造或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总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镇）或2500平方米以上（村）的镇（村），传统文化、文物古迹和建筑遗产比较集中，能比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地方特色、传统风貌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而且在古镇中许多街道、民居都是清末和民国时代重修或改建的，这重建或改建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传承性。[16]故选择闽北这些千年古镇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特殊的意义。

四 研究创新

本研究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探讨闽北家族教育，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创新之一：目前，教育界对于家族教育历史缺乏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从历史传承这一视角进行家族教育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因此选择闽北家族教育历史传承进行研究，是一项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促进作用。

创新之二：本研究引用了大量的原始史料，特别是一些谱牒在此前国内几乎较少运用。本书通过对新史料的挖掘和组合，立足闽北地区，结合地域文化，分析家族教育的不同形式，阐述家族教育在闽北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影响及其历史传承，把握闽北家族教育的大致轮廓，从而填补了闽北家族教育研究的一些空白。

创新之三：本研究深深受益于傅衣凌的启示，运用田野调査法，对闽北10个千年古镇进行实地考察，并以闽北家族教育为研究对象，试图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并大胆尝试使用“泛家族”这个概念范畴，充分利用民俗学的资料，将闽北家族教育导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从宗族办学、家训文化等教育理念层面、历史遗存、碑碣墓志等物态层面，以及民间信仰、教育习俗、民间文学等礼仪民俗层面，多方位、多视角地阐述闽北家族教育，避免先前对家族教育单一性研究。本研究以中国教育史的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内容，不仅对中国家族教育史学科研究乃至区域史研究有所裨益，而且通过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来把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这样，在对家族教育研究成果的总结方面更具有综合性，对学术视野向纵深和宽广推进有所裨益。为此，本研究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便为相关研究增加创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