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萨老城区的成形

1642年，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支持下，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拉萨重新成为西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在五世至八世达赖喇嘛时期的一百多年内，拉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就清中央政府而言，这一时期形成了治理西藏的机制，逐渐完成了从间接治理到直接治理、从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的转变，不仅建立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的行政制度，建立了噶厦体制和摄政制度，也建造了大量的寺庙、贵族宅邸、普通民宅、商铺、园林等，使拉萨城的格局和规模基本定形。这一时期建造的流传后世的伟大建筑包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布达拉宫、六世及后世达赖喇嘛相继建造的宗角禄康园林、七世及后世达赖喇嘛持续修建的罗布林卡等，除此之外还有遍布拉萨城的大量民居、寺庙和商铺，拉萨成为西藏综合性的中心城市，其规模和发展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老城区不仅保持着行政、文化、经济中心的职能，而且由于各种活动的累积性集聚，这里也成为街巷密集、拉萨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一带形成了拉萨中心城区，并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之间、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之间形成了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轴线，人口集中分布在在中心城区和轴线附近。

一 17～19世纪的建设

15世纪初，乃邬宗宗本把在哲蚌寺的“朵康恩莫”别墅献给二世达赖喇嘛、当时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根敦嘉措，这座别墅后来更名为“甘丹颇章”（意为极乐天宫）。从二世到五世达赖喇嘛都曾在此居住和办公。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其本人也由哲蚌寺移居到拉萨城内，拉萨由此进入相对稳定的建设和发展时期，城市规模逐渐扩大。

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命第巴索朗热登重建布达拉宫，历时八年建成白宫，从此历世达赖喇嘛都在这里居住和办公。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悉桑结嘉措开始修建红宫和灵塔，至1693年完工，并立无字碑以示纪念。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随着传召法会的定期举行和长时期的社会安定，拉萨成为蒙藏两族信仰的中心，礼拜熬茶者络绎不绝，为朝圣者提供服务的设施和行业相继建立，为朝圣者和周围寺院提供生活用品和服务的手工业者在拉萨集聚起来，为朝圣者随身携带货物提供交易方便的市场也逐渐形成。大昭寺周边的各类建筑逐渐增多，拉萨老城区扩大到西至琉璃桥、东至清真寺、南至日松贡布、北到木如寺的范围内，还出现了市政管理机关，拉萨老城区的面貌大体形成。

六世达赖喇嘛和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分别修建了著名的园林宗角禄康（龙王潭，西藏和平解放后曾改名解放公园）和罗布林卡（西藏和平解放后曾改名人民公园）。其中宗角禄康利用修建布达拉宫时的取土坑地，依布达拉的山势而建，成为与布达拉宫刚柔并济、山水交映的一座美丽园林；罗布林卡在布达拉宫以西约2公里处，初建于18世纪中期，亭台楼阁富丽优美，是拉萨城最美的园林。自七世达赖喇嘛起，历时达赖均在每年春夏在此居住和办公，因而被称为夏宫。

雍正五年（1727年）的七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政府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衙门，督办西藏事务，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驻藏大臣衙门府最初设在大昭寺东北方向的冲赛康，雍正十一年（1733年）移至色拉寺与大昭寺之间、拉萨城北3.5公里处的札什，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转到大昭寺以北、小昭寺西南角附近，固始汗和颇罗鼐家族的旧宅甘丹康萨。同治二年（1863年）驻藏大臣警卫队用老城内的桑珠康萨大院，与多仁家族在大昭寺西南鲁布一带的宅邸梅朵吉采园林相交换，在梅朵吉采内新修了驻藏大臣衙门府及兵营，门口立有石狮子，因而衙门府所在的街道被称为朵森格路，即石狮子路，街名沿用至今。

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之后，清政府在拉萨设立噶厦政府，授权七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噶厦政府在拉萨设置了朗孜厦列空机构和雪列空机构，分别管理大昭寺、宇拓桥以东地区，以及布达拉宫、宇拓桥以西及近郊地区的事务。

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在西藏实施摄政制度，即在前一辈达赖喇嘛圆寂至后一辈达赖喇嘛亲政之前，任命一位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德穆活佛、策门林活佛、热振活佛、贡德林活佛都曾出任过摄政王，18～19世纪他们在拉萨大规模地修建家庙策墨林、贡德林、喜德林、丹杰林“四大林”。

除四大林外，清代在拉萨城内还新建了四座日松佛殿及密宗上院寺、密宗下院寺、大小清真寺、关帝庙等寺庙，各大寺院还在拉萨城内建造房屋以供出租。许多贵族官员和地方首领也纷纷移居拉萨，在八廓街附近建造府邸。宗教活动和人口聚集所增加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一些内地及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的客商，形成了城东的铁崩岗市场和翁堆兴卡市场，城北的吉崩岗市场和冲赛康市场，城西的夏萨岗市场和萨泼岗市场，老城区内的工商业活动进一步活跃。

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活动的发展，拉萨城区人口不断增长。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前半期的乾隆和嘉庆年间，拉萨城区人口在3.5万～4万人之间。根据清代《西藏志》统计，乾隆二年（1737年）拉萨市区人口为23488人，加上寺庙僧侣共为36688人。在1811年嘉庆敕修的《重修大清一统志》中，统计出拉萨城区人口为22500人，加上僧侣共为35172人，拉萨已成为西藏人口最密集、规模最大、功能最综合的城镇。

由此，至少到19世纪前期，拉萨老城区核心部分的规模扩大到以大昭寺为中心，东至清真寺、南至南方三佑怙主庙、西至琉璃桥、北到小昭寺的范围内，全城形成了围绕大昭寺的圈层结构，即内圈层为大昭寺和八廓街，外圈层从八廓街东面的恰彩岗街区（今铁崩岗居委会辖区内）到南面的玛索多崩（今拉萨市八中附近）、西面的贡德林寺、北面的宗角禄康的“林廓”，中圈层为介于林廓和八廓之间的“堆廓”，它环绕着大昭寺、小昭寺、药王山、磨盘山、布达拉宫。在此之外，还有札什城等人口集聚的区域，城区向外围地区有所扩展。

1846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达拉萨，当时是十一世达赖喇嘛时期，他看到老城区繁华的商业，不无惊奇和略带夸张地写道：“在城内，居民们的风度气派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征：大家都在呼叫、争论和相互拥挤，每个人都热情地从事买卖。贸易和虔诚活动不断地把大批外地人吸引到了拉萨，使该城成了亚洲各民族的聚合地，街道上不停地麇集着朝圣人和商贾。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相貌、服装和方言的种类多得不可思议。如此庞大人群中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每天都有变化。拉萨的定居民系由藏族人、游牧人、克什米尔人和中原人组成。”

古伯察并不是第一个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实际上，自17世纪以来西方势力逐渐注意和觊觎西藏，特别是20世纪后国外势力不断染指西藏事务。1903～1904年，在印度总督寇松的命令下，作为英国西藏特派员的荣赫鹏，同锡金政治专员约翰·克劳德·怀特一道，带领英国武装探险队由锡金进入西藏，经亚东、帕里、江孜，并在江孜等地屠杀之后，于1904年8月到达拉萨。荣赫鹏一行到达拉萨时十分嚣张，他们身着盛装，在皇家枪队和廓尔喀军乐队等300人的护卫下穿过市区，沿途极力发出声响以震撼拉萨居民。根据当时夏扎噶伦之子的记述，英国官员到达大昭寺及其他地方时，拉萨居民极为不悦。他们叫喊并念经求雨，还以击掌表示排斥。在拉萨的几周内，荣赫鹏住在拉鲁家的房子，这座宅院当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所有。他们还将八廓街和布达拉宫分别更名为“皮卡迪利圆环”和“温莎堡”，最终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条约要求将江孜、噶大克（今阿里地区噶尔县）、亚东辟为商埠，并索赔款50万英镑，使英国获得了在西藏的种种特权。在光绪皇帝敕令下，驻藏大臣有泰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在西藏现代史上，拉萨都是各种势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因而这一时期在依然生活平静而商业繁荣的拉萨老城区里，演绎着不平静的纷纭世事。

二 20世纪初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建设

到20世纪初，拉萨城区的格局和面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居民基本集中在林廓以内，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的朗顿府以外，林廓之外少有民居。但同时，由于面向现代化的新政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拉萨的城市功能和格局注入了新的元素，一些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企业在老城区外零星布局。

从人口规模看，民国初期拉萨居民有6500余户，其中藏族3000余户，其中1/3从政、1/3为喇嘛，其余则务农或经商，此外还有内地移民700余户，尼泊尔侨民1200余户，克什米尔、阿富汗、土耳其侨民约800户，不丹、锡金侨民百余户，也即藏族居民只占拉萨全部居民的一半，可见其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功能十分强大。

在西藏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为恢宏复杂的历史画卷都在拉萨展开。

随着19世纪后期英国打通从亚东进入西藏的道路后，西藏被英国纳入其殖民体系内，英国借助印度向西藏进行军事入侵和经济渗透，西藏也被动地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另外，自19世纪中期以后，清中央政府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之下，也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尝试维新变法。这样，在20世纪上半期，无论是来自清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国民政府的驻藏官员，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都在西藏推行新政，进行革故立新的尝试，因而它也是拉萨城区新旧变化的时期。

（一）辛亥革命前驻藏大臣在拉萨进行的社会改革

1906年，清政府派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1907年他向清政府提出了《治藏刍议十九条》和《传谕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对西藏的行政、军事和外交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诸如重建新式藏军，建立拉萨枪械厂，修建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到拉萨、江孜、亚东一带的牛车路，架设从拉萨到巴塘的电话线等，希望通过改良思想和借鉴内地做法改造西藏社会经济。张荫棠创议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路矿九局，制定了各局的办事章程，盐茶、农务等局为西藏的财政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些局一直保留到西藏民主改革前。他发放《训俗浅言》《藏俗改良》等小册子，宣传改良西藏的风俗，也提出发展工商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方面的建议和措施，还创办藏汉文报纸，建立学校。他从内地带到拉萨的花种已在西藏多地种植，拉萨金珠路两侧曾花朵遍开，在西藏这种花至今还被称为“张大人花”。

1907年张荫棠离任后，驻藏大臣联豫根据清政府的旨意继续在西藏推行新政。1909年，联豫和帮办大臣温宗尧上奏《会奏筹备西藏一切事宜折》，提出开采矿产、开辟荒田、兴办学堂等建议。1907～1911年以拉萨为中心，联豫、温宗尧等推动建立造币、邮政机构，设立督练公所和巡警总局，创办白话报，设立印书局、学务局，开办藏文和韩文传习所，建立汉藏文学堂、武备速成学堂、警务学堂等。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对西藏实际的深入认识，联豫的新政受到一定阻力，因而随着清朝的覆亡，联豫的新政也告终止。

（二）民国时期拉萨的发展变化

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借鉴国外经验推行新政，进行了迈向近现代化的一系列尝试。1912年，在清政府于拉萨设立的西藏邮政管理局的基础上，噶厦政府成立了“札康”即邮政局；1914年改编和扩充了藏军，邀请日本、俄国军官训练藏军，并保留汉式训练军营、设立英式训练军营，尝试改造藏军，1915年还在札什建立了第一个兵工厂——查西机械厂。噶厦政府还推动建立电力、矿产、邮政等行业，选派贵族子弟到国外学习；1916年在拉萨建立了门孜康即医药历算局；为维护拉萨的城市秩序，1923年成立了警察局，在重要路口设立岗哨；1925年成立了“达尔康”（电报电话局），开设电话电报业务；1925年设立了银行；1924～1928年在拉萨北郊夺底沟修建了西藏第一所水力发电站并运行发电；随后在札什建成了第一所电力造币厂，并在罗布林卡安装了供电设备，在西藏首次使用电灯；1931年后在拉萨市区内的杰布岗建造供电站，向拉萨市内供电，到1936年布达拉宫与大小昭寺、噶厦官邸、热振官邸、热振拉章、贵族宅邸及八廓街各大商号、工匠宅邸也都安装了电灯。193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合并了梅吉、罗堆、夺底造币厂与札什造币厂、夺底水电站，成立了“扎西列空”，它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最大的企业，经营电力、铸造货币、印制纸钞、邮票以及兼营财政、所辖谿卡的税收、办理银行汇兑等业务，拉萨城也显现了新时代的一些面貌。

民国时期，拉萨城区仍为朗孜厦列空和雪列空管理。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即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注意加强对西藏的沟通和管理，但直到1940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中央政府才在拉萨常设办事机构和人员。

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蒙藏事务处，同年5月10日任命前清驻藏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但因外国势力干扰，钟颖不久被迫撤离拉萨。鉴于蒙藏事务的重要和复杂，1912年7月国民政府将蒙藏事务处改为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又改为蒙藏院，1928年再改为蒙藏委员会。继钟颖之后，国民政府先后于1912年和1920年任命印度华侨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和驻藏办事长官，但却因外国势力干扰而未能入藏。1929年，时任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的刘曼卿女士作为国民政府特使，与北京雍和宫的堪布贡确仲尼到达拉萨，希望与西藏地方建立紧密关系，并就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恢复、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西藏地方自治权的规定等问题进行了商谈。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一行进藏致祭，重拾建立中央政府驻藏机构话题，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商讨。1940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同年4月1日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驻藏办事处在拉萨工作了近十年。

民国时期的拉萨是一座保持着浓郁传统但同时探索迈向现代社会的城市，城市拥有独特风貌但市政设施十分落后。1916年，法国女学者和探险者大卫·妮尔化装成朝圣者徒步到达拉萨后，她所见到的拉萨“是一座热闹的城市，虽然这里居民不算太多，但其街道自旭日东升一直到黄昏都被阻塞得很难通行。……除了在城市中心的一小部分地区之外，拉萨的街道都很宽阔并由广场隔开。相对而言，它们都被保护得相当干净，令人遗憾的是，这里不存在任何卫生服务行业，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各处所保留的空地被用来取而代之”。

1930和1940年代，拉萨因与国内外和现代化的更深接触，一些原居住在老城核心区内的贵族们迁往林廓以外，建造欧式别墅居住，使得拉萨城区发生局部拓展，但多数贵族宅邸仍在老城区内。由于拉萨商业的繁荣和人口严重的阶级分化，贵族们的生活方式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逐渐奢侈和多元化。

1906年生于拉萨的刘曼卿，1929年携蒋介石的亲笔信赴藏，积极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各界人士陈词加强汉藏团结，巩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40年她再度进藏宣传抗日，其人其情实为罕见。1929年刘曼卿在拉萨时曾多次面见达赖喇嘛、龙厦摄政等人，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刘曼卿记述的龙厦宴请的情况，便可看出当时拉萨商业的水平和与内地联系的程度，以及当时贵族们的奢侈生活状况。她写道：“次晚龙虾（注：即龙厦）又请予进餐，所食虽不类汉餐，而颇有汉餐风味。闻以前拉萨本有汉式菜饭馆，后停闭，然一般官僚仍好汉式烹调，当时城内有汉族司厨数人，彼等乃争相罗致以示阔绰，故理庖儿尚得时际也。”十年后，当她赴藏宣传抗日再到拉萨时，发现某些方面的奢侈更胜从前，而且有西化倾向。她写道：“今日藏中妇女，与昔已颇有不同，以其面部而言，盛涂脂粉之风为昔日所无，其衣饰服装，近亦趋尚欧化，穷奢极侈，超出情理之外，往往一贵妇之挂戴，动值数十万金，以倾家所有御于一身亦所不惜，唯男子服装仍无大变。”

到1930年代，拉萨老城区的人口规模和清代相差不多，这既反映出拉萨经济活动基本能够满足自我需求，人口规模没有出现下降，也反映出由于拉萨的生产力水平、西藏人口总量和交通条件的制约，难以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拉萨，形成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不过，由于拉萨的圣城地位，在定期的传召法会及其他宗教活动或节庆期间，流动人口剧增，街巷内万头攒动，帐篷林立。根据黄奋升《蒙藏新志》的估计，1930年代拉萨共有1.5万至2万居民，另有三大寺喇嘛1.65万人。当时拉萨有300余家内地人，人数约一二千人；有尼泊尔商人一千余人，此外还有蒙古、不丹人在拉萨当喇嘛或经商者千余人，但到节日或朝佛时，前来拉萨的人则约有10万。这种情景也许在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见不到。

抗战期间，由于国际交通受阻，商人们开辟了从南亚经拉萨到内地的运输线，以商抗日或借机获得暴利，将大量内地需要的物资、药品等经拉萨输入内地，直接刺激了拉萨商业的发展。当时拉萨的不少贵族都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如擦绒、索康、噶旭巴、宇拓、然萨申群、夏格巴等，都直接经营印度与丽江、成都、康定间的商业。

到西藏和平解放前，拉萨老城区的范围与清中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除了大昭寺这一标志性建筑，城区内还形成了四素、四岗、四部、四林等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或区域，其中：“四素”为八廓街的四条通道，“四岗”为莎坡岗、恰彩岗、铁崩岗、吉崩岗等市场区，“四部”为卧堆部、索热部、明珠部、露部，“四林”贡德林、策墨林、喜德林、丹杰林四大活佛家庙。加之大量的民房和店铺，老城区内部空间十分紧凑、充实，人口密度很高，宗教地位突出，工商业相对发达。据统计，和平解放前拉萨有26个手工业行业，手工业户1950户，手工业者5661人。到民主改革时的1959年，拉萨有各类手工业者1662户、手工业者4526人，从事缝纫和纺织行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木匠、石匠和五金工匠等与建筑有关的行业，其工商业中心的功能十分显著且一直保持。

关于历史上对拉萨城市管理的文献很少，令人无法清晰判断在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拉萨城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情况和机制，但是至少到20世纪前期，随着从驻藏大臣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几次新政，推动了拉萨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拉萨出现了城市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如朗孜厦列空、德细列空、尼仓列空、警察局等。

朗孜厦列空是管理拉萨老城区的综合机构，其首领为五品官员，在市政方面，朗孜厦主要负责拉萨老城区内的社会治安、卫生巡逻，管理市场秩序，惩罚各手工业行业会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批准房屋建造，监督城区的宵禁情况，以及拉萨河上游河堤的维修等，朗孜厦还专门安排清洁工打扫街道，但总体上朗孜厦列空对拉萨市政建设的监管权限与力度比较有限。1938年，噶厦政府成立了负责市政管理的“德细列空”，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市场交易，处理官员内部、官民之间的紧急诉讼等，由四品官员作为德细列空的首领。此外，还有负责建筑材料和环境卫生的“尼仓列空”，其职责是在拉萨附近各宗收集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所需的木料、陶瓷花盆、茅草等，维修街道的阴沟和修建厕所，防止私人建房对街道、小巷通行的影响，以及大昭寺内各处的防火、防盗和清扫等。

回顾20世纪前半期西藏城镇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是西藏城镇分化的时期，影响因素包括国外势力的侵入与渗透、战时环境刺激下部分商业城镇的兴盛、现代工业和市政设施的建设等，这不仅使得拉萨与其他城镇之间差异显著，也造成雅鲁藏布江南北地区出现分异，使西藏的城镇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由于实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尝试，拉萨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除传统的行政、宗教、商业功能外，还形成了一定的制造业功能，是西藏现代化水平最高、城市功能最为综合、城市规模最大的城镇。直到和平解放前夕，西藏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只有拉萨一个。二是随着以英帝国主义为主的国外势力的渗透和侵入，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被迫开放的亚东、江孜等城镇发展较快，而其他广大地区的城镇发展迟滞。雅鲁藏布江以北、以东地区除拉萨外，其余城镇在1918年以前大体能保持并略有进展；1918～1934年间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1935年起由于与内地联系增强，昌都等城镇的发展有所起色。但若考虑到城镇规模的因素，这一时期拉萨的影响力都远超西藏任何城镇，独称其大。三是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谿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为其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的拉萨社会变革与建设

1951年5月拉萨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18军机关、18军独立支队先后进入拉萨，1951年底中共拉萨工委成立。和平解放以来拉萨市行政区划有数次变化，但从1990年以来拉萨老城区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1954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西藏设立了6个总管（基巧）和103个宗、谿，拉萨城区归卫区总管，由朗孜厦列空和雪列空直辖。1956年设立拉萨基巧办事处和东嘎、堆龙德庆、墨竹工卡3个宗级办事处，拉萨老城辖属拉萨基巧办事处。1959年拉萨基巧办事处和朗孜厦列空和雪列空，为拉萨设市做准备。

1960年拉萨市成立，1961年设立拉萨市城关区，下辖德吉路、八廓、吉日、巴尔库、纳金、蔡公堂6个办事处及12个居民委员会、11个乡，其中德吉路、八廓、吉日4个办事处多在老城区范围内。1988～1990年，从八廓、吉日、吉崩岗（1981年德吉路办事处更名为吉崩岗办事处）办事处划出一部分成立冲赛康和扎细两个办事处，其中冲赛康办事处位于老城区范围内，这样城关区街道办事处增加到6个。目前拉萨市区内共有冲赛康、八廓、吉日、吉崩岗、扎细、贡德林、嘎玛贡桑7个街道办事处，辖2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其中冲赛康、八廓、吉日、吉崩岗4个街道办事处位于老城区内，辖1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与此同时，新时代初步的城市建设也在展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拉萨城区有3万人口，建成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居民集中分布在老城区，城区其他部分有零星分布。老城区内有各类建筑约23万平方米，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没有下水道，道路也都是土路。根据1952年的统计，在拉萨3.7万城镇人口中，其中有1.6万名僧人，普通城市居民约占城镇人口的55%，城市经济基本上为商贸业和手工业。1952年中共拉萨工委协同朗孜厦列空、雪列空动员市民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当年建立了医院、学校；1953年中央政府从各地选调一批干部、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到拉萨工作，投入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了邮电、银行和商业网点；1956年铺设了大昭寺至罗布林卡的碎石路面；1958年建成了拉萨机车修配厂、拉萨木材加工厂、拉萨地毯厂等企业和机关办公楼、职工宿舍等。1959年拉萨叛乱平息后，政府立即组织部队对八廓街进行垃圾清扫，在八廓街修建公共厕所和垃圾场，建设下水道，改善八廓街和拉萨老城区的环境条件。1960年，随着纳金水电站的建设，老城区居民用上了电灯。

观察拉萨老城区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既有一般城市发展演变的共性，也有形成其城市独特性的特殊因素，特别是宗教中心的地位在拉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了拉萨城市的空间结构、建筑类型、文化特色和城市氛围，而使拉萨具有异于其他城市的显著特性。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拉萨不仅长期是西藏的宗教和行政中心，也是经济重镇，行政与宗教中心的地位推动了拉萨城区工商业活动的发展，独特的地缘条件和对外联系通道促使拉萨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自18世纪后期拉萨老城区基本定形以来，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拉萨老城区有局部的新建，也有部分的损坏和改变，但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历史风貌和魅力。然而，随着拉萨老城区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旅游活动的增多，老城区保护、发展与管理的任务显得日益艰巨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