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促成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因素

云南地区自古就聚集着众多的民族（族群），何以如此呢？众多族群向云南的迁徙是重要的因素或根源。从远古开始，迁徙的人流，像一条条江河、小溪蜿蜒流向云南，经千百年的汇聚形成了云南民族的多样性。在多种多样的民族之间，才发生了云南独特的民族关系。

一 民族迁徙——形成云南民族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民族多样性根源于迁徙，而古代民族的迁徙，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展开，则受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极大制约，因此，对民族迁徙的认识要从地理环境，特别是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开始。

（一）地理环境与云南民族迁徙

向云南迁徙的民族（族群），主要来自中华内地。他们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进入云南，聚集于云南。徐新建先生在《西南研究论》一书中曾提出，中国西南地区是多种文化汇聚的“大三角”。他说：“……西南实际上是处于多方交融之中的一个巨大三角地。此三角地的一边与东亚中部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相接触，一边与东亚南部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相连接，还有一边则同东南亚半岛及印度次大陆地区毗连，三角地的每一边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文化，并分别同西南三角地发生着‘双边交融’，于是，对于作为相对整体的西南来说，就形成了一个多通道中的多边关系。”此关系如图1-1所示。

云南在西南之中。西南处于多通道、多边关系的中心，云南亦应如此。但撇开文化交流而仅从民族迁徙来看，把上述“大三角”理论用于云南，我们须作两点修正。其一，“大三角”的西边：“东南亚半岛及印度次大陆地区”则与云南关系不大，即“东南亚半岛及印度次大陆地区”很少有民族向云南迁徙、流动，对云南来说，民族迁徙基本来自中国内地，即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二，徐先生强调，在文化上“大三角”内外“双边交融”，而我们从民族迁徙上看，则强调从三个地区（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南沿海地区）向云南的单向流动（迁徙），并且在流向（迁入）云南后，就停留、汇聚于云南，形成云南的民族多样性。对此可做示意图，见图1-2。

众多民族何以从南北两面向云南迁徙和汇聚呢？我国的地理环境和云南的特殊区位，是重要的客观原因。

对我国的地理环境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说：

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他们都认为，我国的地理环境多样而又自成系统，有向外的通道而又半封闭。作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它有不同海拔的地势，有不同纬度的气候，有平原和山区，有内陆和海滨……由此形成了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旱作农耕和水稻农耕、农业和渔业……相互补充、圆融自洽的整体。这个整体，由于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整体，极似一个封闭的半岛形地区。它的四周：东面为太平洋，北面为西伯利亚荒原以及大漠、戈壁，西面为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以及东南亚热带丛林（古瘴疠之地）。由此，自远古以来这块大地上的人类迁徙大体都只在这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流转、掺和。“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人是相对独立和封闭地生活在以新疆、西藏为界的中国这块半岛形成的大陆上，外来因素渗入小、外来影响亦小，在这块大陆上来回怎么活动遇到的都只是这群人。不应该忘记这一历史过程长达数万年。”

在这数万年的人群（族群）的迁徙、流转过程中，云南地区具有十分特别的地位。它处在西南之一角，一方面，北方各族群，如甘青、河湟地区的氐羌族群，向西迁徙，至青藏高原后为其所阻，一部分便转而向南，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河谷而进入云南。即便藏族，由于翻越喜马拉雅山之困难，也转而向内地发展，他的一个方向是青海、四川，另一个方向就是云南。另一方面，南方各族，如古代华东、华南的百越族群，他们沿海岸呈弧形向南迁徙，进入南粤后为瘴疠所阻，其中一部分则沿珠江水系的南盘江、北盘江转而向北，进入云南。所以，自古以来我国内地族群迁徙画出的轨迹，大致可视为一南、一北的两条弧线，这两条弧线的交接点，甚至终点就在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使云南成为中华各民族迁徙、流动的汇聚点。

民族迁徙、流动较为集中、频繁的路线，被民族学界称为“民族走廊”。李绍明先生说：“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这样，我们以上所说的一南、一北两条民族迁徙的弧线，就可视为两条“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存在三条“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我们所说的两条民族迁徙弧线，正对应着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故学界对这两条民族走廊的研究和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藏彝走廊”的存在，不仅看到我国西北地区族群（主要是氐羌或藏缅语族群）向云南的迁徙，而且看到这一走廊的终点在云南，众多藏彝族群（氐羌族群）进入云南后就汇聚、居留在云南。

对“南岭走廊”目前学界讨论得还不多。

这两条弧线（两条走廊），既可说明地理环境与民族迁徙的关系，又可说明云南成为民族汇聚之地的客观原因。下面再从地理环境与生产类型的关系来看。在中华大地上，以北方游牧或畜牧为主的民族，与南方稻作农耕或热带农作的民族，两者之间隔着中原大地（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两者又以中原为中介而相互联系。但是，他们在云南却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都指出，可以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此线“东部为面向海洋的季风湿润区和汉族聚居的农耕文化区……西部为背靠欧亚大陆的干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游牧文化区，其间也穿插分布着若干河谷与绿洲农业区”。如此，则东、西文化区的分界斜穿云南，而北方游牧或畜牧为主的民族，与南方稻作农耕或热带农作的民族，就在云南直接地联结、交融在一起。在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只有云南一地能够把藏、普米、纳西、傈僳等以畜牧和旱作农耕为主的民族，与壮、傣、布朗等以稻作和热作农耕为主的民族，直接地（所谓“零距离”地）联结、交融在一起。由此，云南北面通过藏族与青海、甘肃各族联系，南面通过壮、傣各族而与广西、贵州各族联系，这样，联结中国边疆各民族的两条弧线，由于云南这个关键环节的存在，得以扣结为一条半圆形的弧线，它一头联结着中国最南面的各民族，另一头联结着北方各民族，使得文化差异极大的南、北两方的民族能够交汇在一起。

最后，我国地势从青藏高原向东南倾斜，形成三级台阶，而云贵高原处于中间一级，由之而下，联结着湘、鄂、两粤；而处于同一平台的滇、黔（黔西）、川（川西、川南）则紧密相连，互相交通。于是，除南北两条民族走廊是内地民族进入云南的通道外，云南东面，即滇川、滇黔交接地区也存在进入云南的通道。远在先秦时期，楚人庄即可溯江而上，抵达滇池。而秦汉以后则形成“南方丝绸之路”，其自长安、咸阳，经巴蜀而入云南。

总之，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使之从古以来就成为我国南北民族迁徙的汇聚之地。

（二）远古至两汉北方氐羌族群向云南的迁徙

如前所述，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滇中以北，包括滇西北地区、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北地区以及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都存在我国北方族群的文化。学界普遍认为，这类文化的族属，即创造者和主人，是源于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氐羌族群；从远古至两汉向云南迁徙的北方族群，主要就指氐羌族群。远古以来氐羌族群沿“藏彝走廊”迁徙，最终进入云南，为云南带来了我国北方族群的文化，并与土著相融合而繁衍成为云南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

从云南考古发掘可知，氐羌族群向西南、进而向云南的迁徙，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绵延至青铜时代后期，甚至到两汉以后。而其迁徙的路线，也即北方族群文化向西南及云南传播的路线，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其路线主要就是“藏彝走廊”，可以认为，氐羌族群主要沿“藏彝走廊”向云南迁徙，这在前面我们已做了论述。但若从更宽阔的角度看，还可以通过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的概念进一步理解。童恩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著名的“半月形文化带”概念。他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以滇西北、藏东南为南端，经甘青宁，直到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带，其特征是分布着石棺墓、大石墓和北方细石器。“……经过对各地（半月形文化带各地——引者注）遗址的时差分析，童恩正认为有理由推测出一条‘石棺葬文化’在古代的传播路线。即其最初在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处出现，然后连续传播到‘西南夷’和‘胡’‘戎’族群中。这样，童恩正其实已把作为局部的‘藏彝走廊’与一个由东北至西南的广大地带联系了起来。并且，他不仅指出该地带对夷、羌、戎、胡诸游牧族群的生存价值和‘通道’作用，而且也暗示了它在整个农、牧集团对峙格局之间的‘过渡’与缓冲意义。”由此可看出，半月形文化带绵延数千公里、从东北到西南，是北方羌、戎、胡众多族群的迁徙通道和栖息地，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带的存在，说明羌、戎、胡等族类，从西北甚至遥远的东北向西南、向云南迁徙，是可能的，而其迁徙路线只能沿这一通道。

氐羌族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向西南及云南迁徙的动因为何呢？人们认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多因气候变化。如段丽波在《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一书中，据水涛先生《甘青地区早期文明兴衰的人地关系》一文而得出结论：“……距今4000年开始气候变为持续时间达200年以上的寒冷期导致了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农业到晚期时逐渐衰败，逐步过渡到了畜牧业。农业的连年歉收，导致人口的大量外流，从陇东、陇中等地的河谷中赶出来的人们，纷纷选择西进或南下的路线，希望找到新的理想家园。这也可以从青铜时代甘青地区聚落小而分散、没有形成像秦安大地湾一样的遗址为证。甘青地区在青铜时代所经历的生态环境的重要（应为‘重大’——引者注）剧变导致了氐羌系统民族大规模地不断向南迁徙。”

至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青铜时代，即商周以后，氐羌族群在上千年的时间中又为何迁徙呢？人们多说是因族群之间的排挤以及国家政权间的争斗。如说，羌本为西戎之一部，春秋之初在秦国之西。秦兴起后，穆公向西发展，这就挤压羌、戎各部。至秦厉共公时，羌人部众推举爰剑为首领。爰剑本羌人，为秦所俘而沦为奴隶，后来逃回羌地，众人以其神勇应有天助，而推为首领。爰剑在秦时学会各种农耕技艺，当时河湟“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益众”。于是爰剑愈为各部所拥戴，致其子孙也多为羌人各部首领。据《后汉书》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以上“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而向南迁徙的羌人，进入西南地区后，就“各自为种”，即分化、演变成为西南以至云南众多彝语支民族的先民。此即认为，秦自穆公崛起至始皇统一天下，在五百余年中，对西北羌、戎施以巨大的军事、政治压力，此即氐羌西走、南迁的重要动因。

基于自然和社会的动因，氐羌族群向西、向南迁徙，他们迁入云南后演变为哪些民族呢？或者说，云南哪些民族源于氐羌族群呢？这是我们研究云南民族关系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要了解这一问题，须先对“氐羌”以及“氐”“羌”之分别有所认识。学界普遍认为，氐与羌乃同源异流的两个民族。因其同源，故先秦文献多合称“氐羌”，二者混一，如，《诗经·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荀子·大略》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至战国、秦汉之际，虽《吕氏春秋·恃君览》仍混称“氐羌”（“氐羌、呼唐，离水之西”），而《山海经·海内南经》已分别记述氐与羌（“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马曜先生说：“秦汉以后多是氐、羌分记。《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有‘氐道’（今甘肃礼县），其西有羌道（今甘肃舟曲）。”由此，学者们在论及云南民族的渊源时，多从氐羌乃同源异流的两个民族而言之。

首先，考古学界对滇西石棺墓主人的族属、渊源，就从氐、羌为不同民族而有不同看法。如张增祺先生认为，滇西北石棺墓的主人是古羌人，并且是其中的一支：白狼人。他说：“……考古界普遍认为川西及滇西北地区的石棺墓，是古代‘白狼’人及其先民的墓葬。他们原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古羌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沿金沙江及澜沧江河谷进入西南地区，成为云南古代民族之一。”而阚勇先生认为，滇西北石棺墓和细石器的主人，不是羌，而是氐，故迁入者是氐羌族群中的氐人，并且是氐人中的一支：冉駹。他说：“据史籍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氐羌族群的先民就从甘青高原向西南地区迁徙。约当春秋战国之际，氐羌族群中之氐人又逐渐移居今四川西部和云南地区。广泛分布此区域的青铜文化之主人，即是南迁的氐人和本地氏族部落融合、同化而形成的土著民族。”阚勇又据《史记》等文献而认为，这些南迁的石棺墓的主人，是氐人中称为冉駹的支系。并说：“氐人之一的冉駹，即是石棺葬的主人。”

而学界讨论最多、最为重视的是，氐、羌与秦汉时期云南地区各类族群的渊源关系，对这些族群的历史渊源，因氐、羌之不同，就有属氐与属羌的不同看法。关于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族群构成，最早记述见于《史记》。《史记》有一段著名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今人多认为，巂、昆明族群在滇国之西，即今滇西地区，他们“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他们源于从滇西北迁徙入云南的古羌人。昆明人与滇池周围（即滇国的主体族类）不同，后者“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是以农耕为主的族群。从滇国遗留的青铜贮贝器可知，滇国椎髻的人常与其外编发的人，发生战争，并且掳掠后者为人牲以祭鬼神，因此滇人与昆明人为不同的族群。这样，许多学者就认为，滇国的主体族群，以及“靡莫之属”皆为氐类，并进而认为，云南民族有这样两股历史源流：“古羌人—昆明人—乌蛮—彝族”和“古氐人—靡莫之属（或僰人）—白蛮—白族”。

此说可以马曜先生为代表。马曜先生认为，“氐羌南下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青铜时代”，在商周时期氐羌未分，其后（亦称“南下前后”）则分化为农业为主的“氐”与牧业为主的“羌”。“南下氐羌中的羌人，仍从事游牧，保留火葬遗俗”，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成为《史记》中说的巂、昆明诸族，他们居住于滇西和滇东的山区；而“氐者低也，氐人分布于低平之地，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有石棺墓、大石墓等文化遗存”，分布于平坝地区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成为《史记》中说的夜郎、滇、邛都，以及《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的僰人。因此，两汉时期“僰、昆明分布于‘地方可数千里’的川西南和滇西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所谓‘六夷、七羌、九氐’的说法，氐羌不仅分开，而且氐和羌中又各分化出许多族体。‘六夷则很可能是川滇境内的土著居民。’以后，僰人为白族的重要历史源头，昆明人则为彝族的重要历史源头”。

方国瑜先生虽然不同意把“乌蛮”与彝族、“白蛮”与白族对应起来，但是，他较早提出彝族源于古羌人的看法。在《彝族史稿》中他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总之，从彝族迁移的方向以及语言、生活、文化、名称的特点，都与古代羌人有关，‘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

刘尧汉先生与方先生的看法类似，不过改“古羌人”为“羌戎”，他说：“‘羌戎’不是自称，因从事牧畜而被称为羌（从羊）、黄牛羌、白马羌、牦牛羌等等。……藏缅语族羌、藏、彝各族及彝语支彝、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等族，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彝族及彝语支各族多是‘牦牛种——越巂羌’的遗裔。”但他特别之处在于，不认为羌戎是从我国西北迁入西南及云南的，而是反过来，认为是从云南向外（包括西北）迁徙的。他说：“既经考古发掘证明，金沙江南侧楚雄彝州元谋盆地的元谋猿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人类，则滇、川、黔三省的彝族，按照以往所说，是从西北迁来的羌戎，当重新考虑。……彝族是乌蒙山和金沙江的土著居民，以往的旧说，应当改变。春秋时迁入金沙江两侧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原先本是元谋人的子孙，在17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迁出又迁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因而，西南三省的彝族及彝语支各族是当地的土著，远古时已迁往西北甘、青，及至夏、商、周、秦、汉以后，被称为戎或羌戎。”此说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与5000年前（夏商周时期）的羌戎直接联系起来，亦如认为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与明、清的北京人有亲缘关系一样，完全是臆测，不足为训，但不影响刘尧汉先生以古羌人为彝语支各族渊源的论点。

总而言之，对于氐羌族群进入云南后的繁衍、变化，众说纷纭，高见频出，但一些基本看法大家则是一致的，即氐羌族群是从西北河湟地区迁徙进入云南的，他们进入（或分别进入）云南后，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云南各个时期的主体族类，从而在云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远古至两汉南方百越族群向云南的迁徙

学界一般都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可分为四大族群：氐羌族群、百越族群、百濮族群和苗瑶族群。如前所述，氐羌族群乃自西北河湟地区迁徙入云南，那么，百越族群也是从云南以外迁入的吗？这个问题较难回答，三种情况似乎都有可能：一是自外迁入；二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云南土著；三是部分土著、部分外迁而来。

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云南就存在百越族群和百越文化。首先是新石器时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云南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与华南沿海地区类似的百越文化。当时这种类似的百越文化存在于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那么，这些文化的主人是谁呢？他们是迁徙而来的呢，还是从来就生活在这里？有迁徙而来的可能。在陆巍、吴宝鲁二位的论文《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中可看出这种可能性。陆、吴二位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两广地区部族曾向北迁徙。对此，他们做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即在对我国各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做出整理的基础上，将这些特征量化，并构建其特征函数“用以构成各文化的特征向量和某一个时期的特征矩阵。最后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结论：“至少从旧石器中期末开始南北文化不断融合，大的有三次。这种南北文化大融合是部民大迁徙的结果。气候变化是大迁徙的主因。文化融合产生新文化并决定远古史发展。”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全新世早期，距今10000～8000年。这“全新世早期的南民北迁（10kaBP～8.3kaBP），成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南源头，促进了中原新石器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兴起。尤以甑皮岩人（甑皮岩文化遗址位于广西桂林，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引者注）迁到关中地区为典型。南方部民创造的斧、凿（均已磨制）和锛，为‘盘古’用来‘开天辟地’，并说明古人极准确地认识到斧和凿史无前例的作用”。在此论文中，陆、吴二位关注的是两广与中原（关中）的关系，但是，从这次大迁徙的原因看，迁徙的路线不会仅仅是从两广至中原（关陇）地区，也可能向西北进入云贵高原。陆、吴论文中说：“甑皮岩文化持续了1000年（9600kaBP～8500kaBP），正处在9.6kaBP和8.3kaBP两次寒冷气候事件之间，气候温暖，降水不多（比现在少），属温暖半湿润气候。这样的环境，正适于人类居住（指两广地区——引者注）。但8.5kaBP以后，中国气候进入全新世大暖期，桂林一带气候异常温热，年降水可达2200mm（比今多400mm/a～500mm/a）以上，是东部中国最多的地区之一（现在桂林降水也是全国最多的地方之一），甑皮岩开始积水。古人类已不能适应这种环境，而整个南方已不大适合人生活，因此，这种异常温热的气候，逼使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南方部民北迁。”“甑皮岩人先到了大地湾，然后向东发展。由此可以推知，甑皮岩人北移，一路至江西，另一路至长江之后，其中一部分留居洞庭湖北岸，另一部分沿南岸向西寻找合适的落脚点。而四川此时亦炎热多雨，不太适合人居。于是他们继续北上，由川北进入陇南（川北和陇南一直是新石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此时的陇南，气候比现在暖和……很适合人居住。”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早期，“异常温热的气候，逼使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南方部民（即两广族类——引者注）北迁”，即向较凉爽干燥的地区迁移，其中一路到长江南岸、洞庭地区后，由于此湖南地形的特点是东、南、西三面环山而高，北面地势低平，故往北更炎热，于是迁徙者“其中一部分留居洞庭湖北岸，另一部分沿南岸向西寻找合适的落脚点”，即转向湘西武陵山区，而从湘西武陵山区北上进入川东（今属重庆市）不可能，因为那样就进入了成都盆地，而成都盆地也是炎热多雨之地。此即文中所说：“而四川此时亦炎热多雨，不太适合人居。于是他们继续北上，由川北进入陇南。”而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迁徙者在沿成都盆地边缘，经大娄山、乌蒙山、五莲峰、邛崃山等山脉而到达川西前，极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沿大娄山、乌蒙山、五莲峰等山脉南下进入云贵高原，因为这里和川北及陇南一样凉爽干燥、宜于人居，但并不比翻越大雪山、邛崃山容易。很可能就是这些人为滇东北、滇池洱海地区带来了类似的百越文化，而他们也许就是后来云南地区百越族群各民族最早的先民，或者最早的百越先民之一。

再看考古学的青铜时代，即相当于商周至两汉的时代。亦如本章第一节所说，这一时期云南仍存在类似华南沿海的百越文化，这与新石器时代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也可能是后来的迁徙者所带来的。

青铜时代从华南沿海向云南地区迁徙的可能性，首先建立在从华南到云南存在一道文化走廊。这与氐羌族群向云南迁徙的走廊——藏彝走廊，几乎是一南一北完全对称的两条弧形走廊。如前所述，这是两条交汇在云南的民族迁徙的弧形走廊。对南方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南岭走廊”，认为华南和西南的古百越族群通过此走廊而迁徙、交流。其次，一些学者提出了南方的半月形文化带的看法（这恰巧又与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北方“半月形文化带”相对称），又为百越族群向西南迁徙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实际上我国古人早已对此文化带有所认识。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这就包括了北起钱塘江口、绍宁平原，南至今越南北部的广大区域。其西至何处，是否包括云南的某些部分呢？《汉书·地理志》没有明确说明。今人黄兴球考证后认为：“‘百越’的分布范围的西线可以做如下估计：大致沿着广西与云南的交接线，向北延伸到柳州、桂林，进入湖南、湖北，到长江为止，向南延伸经越南的高平直到红河边。”据此看来，《汉书》所言“百越”之地应包含今云南的部分地方。但是，“大致沿着广西与云南的交接线”之说，还是有局限，因为考古学对滇池周围以及楚雄一带青铜文化所做的研究证明，这些地区在秦汉时期就有许多百越文化的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滇国的主体应属百越族群，如果那样，百越文化区西线就应包括红河以东、滇中大部的地区了。对这个包括云南很大一部分地区的、更加宽广的百越文化区，当代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就说：“许多民族学者把古代的越人联系到现在分布在西南各省壮侗语族民族，直到东南亚，如广西的壮族，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的傣族。如果这个历史联系可信的话，则可以把他们连上历史上沿海的越人。现在沿海的越人已经都融合成了汉族，而这个越人系统至今还保住了西南一隅，主要是居住在山区的盆地里从事农业，……这样一个分布颇广，人数又众的越人系统究竟怎样形成的历史，我们还没有具体材料予以说明。”而一些云南学者则在研究百越与傣、泰民族的关系时，进而具体论述了“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如黄惠焜先生在《从越人到泰人》一书中就论说道：“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古代中国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地区，则是越人诞生的摇篮。越人文化相同，语言相通，支系繁杂，被称为‘百越’。著名的《汉书·臣瓒注》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沿边地区，便构成为半月形的广阔弧形地带，这便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而日本学者中尾佐助、佐佐木高明等，为探讨稻作农耕和日本倭族的起源，认为在东亚存在一个“照叶树林带”。这个“照叶树林带”，既是自然生态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生态的概念。他们认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自1500米至2500米一带分布着和日本非常相似的以常绿柞树为主的森林。这种森林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阿萨姆、东南亚北部山地、云南高原、长江南侧（江南一带）的山地和日本的西南部，覆盖了整个东亚的暖温带。构成这片的树种……全是常绿乔木，树叶的表面会像山茶树叶那样闪光，所以被称为照叶树林。很多民族居住于照叶树林带，他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要素。”如种水稻、大豆、红豆，饮茶，吃豆豉、魔芋，类似的一些神话传说，等等。佐佐木高明说：“在早些时候我就认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云南高原。那是以云南高原为中心，西起阿萨姆、东至中国湖南省的半月形地带。西亚的农耕发源地被称为‘富饶的月牙形地带’所以与此相对应，我把这一地带命名为‘东亚半月弧’。”这与黄惠焜先生所说的半月形百越文化区的概念相类似。

以上所说的百越文化或照叶文化区的概念，能说明百越族群有迁徙的可能性，而非一定迁徙。例如，黄惠焜先生就认为，百越共同文化区的存在，并不说明百越从华南沿海向云南迁徙，而只说明，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共同源于百越的各个局部（如江浙与云南）的群体，后来发生不同的变异，分化为不同的民族，而不是发生迁徙。他说：“大体说来，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地区的古代越人，由于很早受到华夏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通过同化的道路，已经变成为汉人。……第二个地区是中国的广西、海南、贵州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北部，这里的越人虽然受到汉楚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变成汉人，只是汉文化程度较深。……第三个地区是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泰国中北部、缅甸东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部分地区。这里的古越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保护着，虽有汉文化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印度文化影响但已被消化，由此走上了一条保留型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泰傣各族，其中的西双版纳地区和清迈即兰那地区，应是仅存的标准泰人区。……由此可见，泰民族的形成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就地演变的结果。”

但是，另一些学者却从这种共同的文化区域得出百越族群在古代发生迁徙的看法。这可以范宏贵、黄兴球二位为代表来说明。

在《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一书中，范宏贵先生综合比较壮、傣等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习俗、传说以及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据之而得出结论：“在春秋时代以前，即距今2700年以前，壮族与傣族、泰族、佬族同一起源，共同生活在岭南和岭北一带。春秋到汉代以前，即距今2700～2100年前，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傣族的祖先从岭南和岭北向南迁徙，定居在现在的居住地。壮族与傣族、泰族、佬族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民族，与迁徙密切相关。”而整个越人（西瓯人）向南迁徙的路线大体是：从岭南出发，行进一段后分别在三个地方集结和停留，“一是中越边境的广西南部与越南毗邻的地方，二是中国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尤其是广南县一带，三是云南省元谋县一带。然后他们继续南迁，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老挝，再转入泰国、越南的西北。另一支从元谋县向西迁移，经大姚或姚安、祥云、漾濞、云龙、六库，到德宏一带，进入缅甸。进入泰国、缅甸的泰族、掸族再向西迁移，进入印度阿萨姆”。范先生由此认为：“西瓯人的后裔，即现今的壮泰各族是从一条根发展、分化出来的，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佬龙族、中国的傣族、越南的泰族，受到印度文化和佛教（越南泰族除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朝一个方向发展；中国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黎族，越南的侬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越南的岱族受京族的影响，又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黄兴球先生在《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一书中也认为，“壮泰族群”共同起源于华南沿海的百越，后来沿半月形弧线向南、向西迁徙，并分化为现在的壮、傣、泰、佬、水、布依等民族。他说：“壮泰族群是包括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仫佬族等民族在内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他们都是春秋时期散布在中国南方的越人后裔，战争、灾害、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他们从古代广信地区（今广西梧州地区——引者注）开始向南、向西迁徙，从而遍布在从中国南方、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东北部，直到印度阿萨姆的广大区域里。”由此，古代百越族群的分化和迁徙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时间起点是6世纪，空间（地域）起点是岭南的广信地区。黄兴球先生论著的特点在于，确定百越族群各民族的一些文化“历史事件”，然后进行比较研究，在这种“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古百越族群分化、迁徙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被他确定并研究的文化“历史事件”是：数量词语音的异同，各支系语言分化的年代，是否有桌、椅及最早使用的时间，外来农作物在各支系的传播，是否知道用瓦盖房屋及最早用瓦的时间，以“板”“勐”作为地名称呼的异同。根据这6种文化“历史事件”的研究，黄兴球先生得出他的上述结论。对此，林超民教授评论说：“这是作者的重要发明之一。资料可靠、论证合理、分析允当、方法科学，故结论可信，颇具说服力。这是兴球对壮泰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由于古百越文化区及当今壮泰诸民族分布地十分广大、复杂，而其历史又十分悠久，因此，关于其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理论，至今难有定论，各种看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如以范宏贵、黄兴球为代表的迁徙说，在我们看来，仍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者，按范说云南的百越族群是春秋至汉代才迁入的，按黄说更晚至唐代（6世纪）以后才迁入的，然而云南地区的百越文化或类百越文化，在春秋时期以前就存在，它们是什么族群创造的，或者带来的？二者，铜鼓是百越文化标志性的器物，但是现今发现的各种资料显示，它创始于滇中楚雄地区，并从这一地区向四方，特别是向东、向南传播，正好与前述古百越族群向云南迁徙的路线相反，它是否说明云南是百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百越文化并不是从外面传入云南的？三者，对于滇越、掸国，在先秦就有发达的文化，却远在滇西、缅北，否定其与百越的关系可乎？

但是，这些疑难之处并不能否定迁徙的各种证据，因此，对秦汉及其以前云南地区壮、傣各族先民，有迁徙说与土著说，然而两者却无法相互否定。两者能否折中、并存？两说都肯定云南自古就存在百越文化和族群，从这种共识出发，两说有可能折中、调和。我们认为，东南沿海百越与云南的关系，从时间看，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数千年的长时段中，先后多次迁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先至者若早千余年，相对于后至者就已是土著了，因此迁徙说与土著说是可以并存的；从空间看，从钱塘江口至澜沧江中游这样辽阔的地域中，数以百计的族群交流、迁徙情况十分复杂，非一两种模式就能说明的，各种说法皆有道理，也有不足。但是，从各种看法中可得出与本书论题有关的几点结论。

其一，云南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就存在与东南沿海同类或相似的百越文化以及百越族群。至秦汉时期，其分布范围还十分广泛，包括滇东南、滇西南、滇东以及滇中地区。

其二，这种文化和相关的族群，如果是由云南以外迁移进入的，那么，只可能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即源于古百越族群，而非东南亚或南亚其他地方。

其三，从远古至秦汉，在百越族群迁入云南的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其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寻找更宜于生存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征服与掠夺。范宏贵先生在考察了古百越族群各支系的迁徙过程后得出结论：“过去有一些学者凭主观推测，认为民族的迁移是因为民族压迫或战乱所致，从以上的叙述看，因民族压迫的迁移只有一两例，因战乱而搬迁的也是少数，多数是寻找有获取食物丰富、方便的地方。”他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

（四）远古至两汉滇中、滇东北族群迁徙的问题

氐羌族群向云南的迁徙，即是滇西北的民族迁徙，而百越族群向云南的迁徙，则是指滇南的民族迁徙，那么，滇东北和滇中北部（包括今昭通地区和楚雄），在远古到两汉时期有族群自外迁徙进入云南吗？由于认为，现今彝、白、哈尼、纳西等族源于氐羌族群，壮、傣等族源于百越族群，而这些民族占现今云南少数民族的多数，于是人们就认为，滇东北和滇中的彝族、白族先民，如昆明人、僰人、叟人、乌蛮、白蛮等，都是从滇西北迁入后再向滇中和滇东扩散的氐羌，而百越由滇东南进入云南，因此没有从滇东北进入云南的大规模迁徙。这是当前学界多数人的看法，也是本节前面所说的内容。但是，这种看法存在两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一是，各地、各支系彝族的《指路经》，在追溯远古祖先至今的迁徙路线时，最终都指向滇东北乌蒙地区，即以此为祖先最早的住地，而四川凉山彝族，不论在文献中或口头传说中都说，本民族（特别黑彝）源自滇东北。他们都没有说自滇西北。二是，秦汉以来，滇东北以及相连的滇中（楚雄地区）、黔西（水西地区），都是彝族人口较集中、势力较大、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认为这些都是由滇西北进入的氐羌（甚至就仅只是古羌人）东进后创造的，不能使人信服。由此我们十分关注有关滇东（迤东）地区民族迁徙的问题。

首先是普遍注意到的“庄开滇”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楚人从滇东进入云南的一次民族迁徙，或认为楚人乃百濮之一，故也算作百濮从东方进入云南的一次迁徙。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而且“变服，从其俗”，没有留下明显的文化影响，因此不属我们讨论的民族迁徙的范畴。

真正有关滇东北民族迁徙问题的，还是来自有关彝族起源的研究。一些研究彝族起源的学者认为，彝族的源头主要从滇东北及滇中（楚雄北部）进入云南的，而且他们并非古羌人。这种看法以易谋远先生为代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初步回答了上述两个疑问，因此对其十分重视。

在《彝族史要》一书中，易谋远先生以70万言的篇幅论述自己的理论。他首先否定彝族源于古羌人说。他说：“我们所说的古羌人……是指信奉传说中的炎帝（前2550）为宗神的古羌人氏族部落。……从渭河流域到黄河流域中游，是古羌人活动的地方。相传炎帝后裔主要有共工、四岳等部，他们较早地融为华夏族。其余未融合华夏族的古羌人中，除有一部分曾东下到今山东地方为东部古羌人外，更多的是西羌。”“正由于古羌人的大部分较早融为华夏族，所以，西羌就成为与华夏族有别的西戎，又称氐羌。”这部分西戎（西羌、氐羌）“同古羌人有过血缘上的远亲关系，但他们却老早就同古羌人分居了”，已经不是一个民族。在秦献公时，他们受秦国的威胁而从河湟一带向西北及西南迁徙。他们（亦称河湟羌人）与彝族之间在族属上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呢？易谋远先生认为，不论在史书中或考古学中都没有根据。他还援引马长寿先生的看法：“自从彝族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以后，彝族便有他独立的历史了。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即以贵州大定土司的《帝王世纪》说，彝族在云南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三千年的估计，只有漏估或低估，绝对不会有多估或超估的。”

在否定氐羌说之后，易谋远先生提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在彝族多源起源中的又一源是彝族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早期蜀人”源于蜀山氏。蜀山氏本居于蜀山（今岷山），此即“旄牛徼外”之地，后来迁到称为“邛之卤（卢）”的成都平原。在《彝族史要》中说：“大约在商末周初，彝族先民‘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则是由蜀山而来成都平原的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之后裔的一支。这支蜀人，其后与从西北迁来成都平原的一支昆夷发生亲缘关系，而这支昆夷则是源出史前以蚩尤为始祖的三苗与古东夷族西迁的一支。蜀人、昆夷又在成都平原与当地土著濮人融合为‘早期蜀人’。”这些人创造了早期蜀文化和古蜀国，经31代人的发展，到蜀王杜宇（即彝文经典所称的彝族祖先笃慕），由于洪水及失去国家政权，笃慕率众从成都平原向南迁徙到洛尼山。洛尼山在滇东北，即今云南省东川市落雪。“这就是说，笃慕是洪荒之后由古蜀地迁徙到今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乌蒙山系一带活动的彝族民族再生始祖，‘彝族六祖’也分支于此，从此开创了彝族内部以‘祖’为特征的各自为政的奴隶主分别统治族邑的局面，奠定了彝族分布、活动的范围，并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所以，笃慕是研究彝族历史的关键人物，‘彝族六祖’分支是中国彝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洛尼山便成为彝族公认的民族再生发祥地。”

易谋远先生的以上论述，着重要解决的是彝族源流的问题。由于彝族源于古羌人（氐羌）的看法，为众多云南著名专家所主张并受到广泛认同，因此，易先生的看法就别开生面、特别值得注意。其实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主要依据彝文历史文献，并与汉文史籍互证。由于彝文文献皆由毕摩（布慕）所撰写和传承，而毕摩乃巫、史合一者，其文则神话与史实相融，因此学者在应用它们时，历来都持谨慎、存疑的态度。如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就认为：“从彝文书面的传说古事看，彝族的历史起源很早，且讲了许多过程，有人认为传说有事实根据，可以追述远古的历史；但这些大都出自巫师的臆造，并不是历史事实。”“彝文书中传说古事，是历史记录？还是神话？要批判它的史料价值，若认为‘记载了历史的事实’，把这段背着黄金到各处买父是‘从女系氏族到男系氏族转化过程’，是不可能如此的，因为由母系到父系的转化，绝不会是得到‘仙人’的指示，而有它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所以这完全是神话而不是历史事实。在彝文书所载的四个‘王朝’，十二个‘王朝’，也不可能是根据历史事实，而是职掌祭鬼的巫师所造。我们肯定彝族有很古的历史，也肯定曾经过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但历史事实不见于记载。所谓几个‘王朝’，都是虚构的。”

我们认为，对待彝文文献，亦如对“三皇五帝”等传说一样，谨慎、存疑是必要的，但断言“大都出自巫师的臆造，并不是历史事实”,“都是虚构的”，则如“古史辨”学派一样，当有片面之嫌。若合理地对待它的巫、史合一，神话与史实相融的特性，能将其与汉文文献、考古资料互证、比较，然后发现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以资认识，那么，它们就是前人留给我们极宝贵的知识财富。在《彝族史要》中，易谋远先生对彝文文献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力求这样来看彝文文献，因此在探讨云南民族迁徙问题时，特别注意各地彝文文献和民族传说中，关于滇东北、乌蒙山区是彝族发祥地的说法，认为它不都是虚构的，其基本内容是可靠的民族记忆。那么，这些彝族先民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是170万年前“元谋人”留下的后裔，此说把相隔165万年的两种人直接扯在一起，太离谱了；说是战国时期从滇西北入滇、再东移到乌蒙山的古羌人，也缺乏充分的证据。而依《彝族史要》的观点，“早期蜀人”是彝族的主要来源，他们从滇东北和楚雄北面迁徙入滇，建构了乌蒙山区的彝族发祥地。此说比较符合彝族的历史记忆，也较为合理。

依据《彝族史要》的观点，先秦时期有“早期蜀人”从滇东北及楚雄北面迁徙进入云南；“早期蜀人”的构成以蜀山氏为主，又融入了昆夷人、土著濮人，并且是有较发达的文化的农耕族类，因此给云南带来的，是不同于从滇西北和滇东南入滇的文化类型。我们所关注和赞同的，主要是这些论点，而由此否定彝族源于氐羌（古羌人）之说，则可再议。

彝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面广，支系繁茂，源流复杂，因此，关于其源流的多种说法有并存的空间。本节前面论及氐羌族群，说氐羌自滇西北迁入，并成为云南彝语支各族之重要渊源。现读《彝族史要》后，仍认为此论可以成立，其论据非《彝族史要》所能全盘否定的，故我们无须在彝族源于氐羌与源于“早期蜀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更何况我们主要着眼于滇东北的民族迁徙，而不深究氐羌与“早期蜀人”的差别。其实，一些主张氐羌说的学者，同时也认为古蜀人自滇东北进入云南，他们并不觉得此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如尤中先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就认为，古蜀人与氐羌族群就有渊源关系。他说：“蜀国的主体民族就是蜀族。蜀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是炎黄族群中的一部分，它是从炎黄族群中分化出来的。炎黄族群进入阶级社会形成华夏族之后，蜀族及其近亲部落形成氐羌部落集团。接着蜀族又从氐羌中分化了出来。”这既与易谋远认为“早期蜀人”源于黄帝族与炎帝族（三苗与东夷）相一致，同时又认为蜀族为氐羌部落的一部分，即把羌人与蜀人联系起来。他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许多论著（包括《彝族史要》）一样，都引述《华阳国志·蜀志》：蜀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据此说明早在先秦时期蜀人就与滇东北有密切关系，因为，“朱提”即滇东北，“南中”更包括滇东北；杜宇娶妃于朱提，说明蜀人势力早在先秦就已进入滇东北，而以“南中为园苑”更是从滇东北进入后，定居下来发展农业。尤先生也说：“……今宣威至昭通地区为蜀国的地域范围，此即所谓‘南中为园苑’。”今宣威以北至昭通地区，就包括了整个滇东北。

段丽波博士的近作《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主张彝族源于氐羌并从滇西北进入云南，同时又认为蜀人在先秦就进入滇东北，并且也是乌蛮（彝族）的一个源头。她同样把两种看法统一起来，她说：“我们认为，蜀族最初居于川西高原，后入成都平原的观点比较符合历史。……蜀族源于岷江上游的岷山，并行石棺、石椁之俗，这已为岷江上游所发掘出的秦汉时代数量众多的石棺葬所证。”“所谓‘园苑’的南中，乃是蜀国的南部边陲，已达到今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说明在蜀国最强大的时候，蜀族已基本分布在今天的川东、川南和川西南的广大地区以及滇北、滇东北与黔西南交界处。”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辨析与综合，我们可以断言，从远古至秦汉，滇东北亦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道，蜀人很早就由此进入云南，对云南文化的发展、民族的构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五）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迁徙的特点

从新石器时代至两汉，外地众多族群向云南迁徙，这对云南民族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基本特点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

1．以中华内地各族向云南迁徙为主

从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数千年的时间里，就只有从内地向云南的民族迁徙。从北面、南面或东面向云南迁徙的族类，不论氐羌、百越、百濮或蜀人、楚人，相对云南来说都是从内地而来的。而在云南西面，从未形成自外而来的民族迁徙，如果说有一些族群的迁徙，也只是土著族群在云南范围内的流动。由此，从新石器时代至两汉，云南地区的族群结构已大体形成，它主要由氐羌族群、百越族群、土著百濮族群以及部分巴蜀、荆楚族群构成。这种结构及其构成要素，对云南地区内部各族的关系，以及云南各族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关系，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中华南北族群汇聚云南

亦如前述，若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此线东部就地势说主要为丘陵与平原，就气候说是面向海洋的季风湿润区；此线的西部，主要是高原和亚洲腹地的干旱区，这一东、西分界线斜穿云南，云南则可能成为以北方游牧或畜牧为主的民族，与南方稻作农耕或热带农作的民族，联结和共同生活的地区。但是，这种客观的地理环境还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在云南实现南北文化的连接。这些人类的活动就是民族迁徙。正是通过民族迁徙，我国南、北的不同族群进入云南地区，并相互连接起来、交汇起来，才形成融汇我国南北文化的新文化、新族群。

3．没有征服、战争和屠杀

当代一些著名史学著作都认为，几次大的民族迁徙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改变了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是，除史前（石器时代）的迁徙我们不知其详情外，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民族迁徙几乎都是在征服与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进行的。近代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发动的欧洲人向美洲、大洋洲及世界各地的迁徙，同时也就是一场侵略、征服与屠杀的过程，其血腥的性质自不必说了。就是古代史上三次重大的民族迁徙，也无不是与征服和战争并行的。它们都是游牧民族离开其原驻地，向农耕民族地区发动战争、进行迁徙。《民族地理学》一书中把这称为“亚欧民族大迁徙：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三次大规模的冲击”，并说：“……因为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他们向往农耕世界先进的文明、富饶的物产，出于生活的需要或者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挥舞着与农耕民不相上下的金属武器，可以用流血的方式代替流汗的方式，获取农耕世界的物产。正是由于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所具有的强大的冲击力，导致了亚欧大陆两个世界之间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田园牧歌式和缓推进，而是伴随着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无数次规模不等的冲击与迁徙，在对抗与冲突、入侵与防御、征服与反征服的血雨腥风中，书写着亚欧大陆的上古及中世纪史”。然而，先秦至两汉，从北、南、东三面向云南的民族迁徙，基本上都不是为征服而发动的，也没有因本地土著的坚决抵制而发生大规模战争和屠杀。在这段历史中，云南地区是发生过多次战争，但是皆与民族迁徙无关。其中几次大的战争，现在看来多是为反抗朝廷暴政而爆发的人民起义，与民族迁徙无关。如，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郡、（牂）牁郡爆发的起义及持续4年的战争；王莽始建国元年（9）为反抗王莽“新政”爆发由句町王带头的起义，及持续14年的战争。只有西汉武帝时为开发“西南夷”（云南是“西南夷”的主要地区），而发动征服劳、靡莫、滇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与移民多少有些关系。但是，战争的进行，仅用兵击灭劳、靡莫，而滇国则因大军临境时，“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没有真正交战，结果虽然在其地设益州郡，但是仍“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而且也没有借此大量移民进入。总之，这段时期中，不论氐羌、百越、百濮或蜀人、楚人对云南的迁徙都与这些战争无关，迁徙走的不是血雨腥风、屠杀之路。

4．融合与分化、变迁与承续并行

在从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族群既不断融合，又不断分化；既因环境的改变而文化变迁，又能持守故有传统而保持文化本源的恒定。这种情况对形成云南民族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马曜先生在论云南民族源流时认为，云南民族既有“同源异流”，又有“异源同流”。他说的是从古到今，至少是整个古代的情况，当然也就包括先秦至两汉时期。先生说：“大多数民族史研究者都承认，西北的氐羌和西南的藏缅语诸民族有渊源关系。唐代以前分布在云南境内的藏缅语诸民族有今天的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怒、阿昌、基诺、独龙等族，他们的先民都是从我国西北部沿横断山脉几条大江南下的氐羌，同当地土著相传，经过融合和分化而形成的新族体。”就秦汉时期来说，就是“分布于山区从事放牧的巂、昆明和分布于平坝地区从事农耕的夜郎、滇、邛都，当是南下的羌人和氐人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不同的族体”。这就说明，云南地区的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怒、阿昌、基诺、独龙等族“同源”于我国西北的氐羌族群；氐羌自远古就开始迁徙进入云南，其后就“异流”而为以上众多的民族。而就秦汉时期来说，则首先是氐与羌“异流”，而后羌人“异流”为巂、昆明，氐人“异流”为夜郎、滇、邛都。滇南地区百越自两广迁徙而入，马曜先生则说：“壮族和傣族都和自古以来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古越人有着渊源关系，他们和其他壮侗语各族都是同源异流。”虽然，关于彝族是否由氐羌或古羌人“异流”而出，有不同看法，但马曜先生“同源异流”说基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马曜先生所说的是从古到今云南民族源流的特点，而我们现在说的是，在远古到两汉这段时期里，各民族向云南的迁徙过程就已经形成这样的特点。此外，在字面表达上，我们认为称“合流”为好，即可将“异源同流”改为“异源合流”较好一些。马曜先生认为：“彝族先民昆明—乌蛮形成的特点是‘同源异流’。严峻的山川阻隔和‘无常处’的游牧经济，使乌蛮由同源而散处各方，时间愈久，形成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族体。”“而滇僰叟爨—白蛮形成的特点则是‘异源同流’。”“白族先民——僰人不仅融合了古越人、蜀人、楚人、叟人，而且融合了不少后来的汉人，虽来源不同，最后都融入一体了。”但我们认为，云南各个大的族群都是“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并行的，而不是有的“同源异流”，另一些则“异源合流”。如彝族先民迁入云南后就有“合流”的情况，首先就是与本地土著“合流”（融合），如在滇东北，就是氐人与蜀人、濮人相“合流”；在滇西南，哀牢人就体现为土著与外来氐羌的“合流”。而白族先民也是有“合”有“异”的，如白蛮在发展中，既合而为白族（这是主流），也部分分而为其他族。

各源流分、合、同、异的同时，各族群一方面发生文化变迁、族性变化，同时又都承续和保持着先民在源头上就形成的各种文化内核与民族性的根本。实际上，这也就是各民族源与流的分、合、同、异关系的动因与根源。

二 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促成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客观条件

如前所述，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是促成众多族群向云南迁徙、汇聚的重要条件，但同时，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是众多族群进入云南后，能保持和发展其文化特异性、多样性的重要条件。不同的族群汇聚云南，没有因汇聚而相互消融特性，而是在汇聚后继续保持和发展各自的特性，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云南地理环境总体的多样性与民族分布

云南的地形、地势，从总体看属青藏高原向南延伸的部分，故而滇西北紧接青藏高原，其海拔最高，继之，整体地势向滇东南方向倾斜、高度呈扇形下降（每公里递降约6米），形成梯次下降的三级台阶。第一级为滇西北（今日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地势最高，海拔平均约3000～4000米，高山矗立，其梅里雪山主峰海拔6740米。第二级为滇中、滇东北，海拔平均约2000米，虽然仍属高原，但多为起伏和缓的低山和丘陵以及各种熔岩地形。第三级为滇南（包括东南、西南），平均海拔已降至800～1000米，个别地区降至500米以下。最南端靠近越南的河口县的最低处，海拔仅76.4米，这是云南地势的最低点。在这个台阶上，地势已较和缓、平坦。从第一级（滇西北）到这里，直线距离仅900公里，地势高度却陡降4000～6000多米，为国内仅见。云南“这种高纬度与高海拔相结合、低纬度和低海拔相一致，即水平方向上的纬度增加与垂直方向上的海拔增高相吻合的状况，一方面使得全省水平方向上的八个纬度间的温度差异，相当于从我国南部海南岛到东北长春之间的年均温差，呈现出热、温、寒三带多样气候。……省内各地各季起止时间，南北可相差5个月以上，同一时期各地有不同的季节。如4月，滇中尚是春暖季节，滇南已是炎热夏季，滇北高寒山区仍为寒冷冬天”。

与此同时，云南地理环境总体来说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不同地区雨量分布的差异性。由于受不同大气环流影响，云南省内不同地区雨量分布差异很大。有的地区如江城、金平、西盟等县，年降水量可达2200～2700毫米，为全国多雨区之一；而另一些地区，如宾川、元谋等县却雨水稀缺，年降水量仅约600毫米。第二，在云南全省崇山峻岭之中，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断陷盆地”和高原台地（云南俗称“坝子”）。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各种坝子，全省共有1442个，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全省共有49个。这就使得山地占90%以上的云南各地有了进行稻作农耕的地理条件。第三，云南虽然山区占全省总面积近95%，但是，由于三个地势梯级台阶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坝子，江河冲刷形成的谷地掺杂其间，众多湖泊星罗棋布，于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有盆地、河谷、丘陵、低地、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等众多类型，各类型之间差异极大。

在古代，进入云南的各族，其物质生产主要是农耕和畜牧，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环境。上述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就能够为多种多样的生产形态，或者说不同民族的不同生产形态，提供客观的地理条件，从而在云南继续保持和发展其固有的民族特点。总体来说，云南的地理环境能为三种类型的农业（农耕和畜牧业）生产提供条件。《云南地理》认为这三种类型是：高寒层农业、中暖层农业和低热层农业。高寒层农业，主要分布于滇西北和滇东北海拔2300～2500米以上地区。这些地区气候寒冷，霜雪期长，但高原草地面积较广，因此适宜于畜牧业发展，农耕可种植青稞、马铃薯、荞麦、燕麦等耐寒作物。低热层农业，主要分布在滇南（包括滇西南、东南）海拔1300～1500米以下的地区。这里气温高、雨量充沛（干热河谷除外），宜于水稻种植，一年能两熟甚至三熟；热带作物如甘蔗、橡胶及各种热带水果都能种植。在高寒层与低热层农业地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则属中暖层农业地区，包括海拔1300～2300米的全部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54%，属温暖带和亚热带，适于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的生长。从全国范围来看，近代以前物质生产和相应的文化类型大体有三种：游牧或畜牧文化、旱作农耕文化、稻作农耕文化。由于上述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三种文化类型都可能在云南生成。这样，云南虽然没有内蒙古和新疆的大草原，不能进行草原游牧，但在滇西北高原上，畜牧业与青藏高原有类似的条件；云南虽处南方，但是滇西、滇中、滇东北的部分地区，有类似西北黄土高原的条件，因而以玉米、荞麦的种植和畜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滇南低海拔地区，与华南沿海的生产环境无大差别。

由此，从我国西北沿“藏彝走廊”进入云南的族群，如氐羌等，在滇西北就能继续“随畜迁徙，毋常处”，保持其游牧文化的特点，继续作为游牧民族或畜牧与农耕并重的民族。而从“南岭走廊”进入云南的百越族类，则在滇南就能继续其华南沿海的稻作农耕生活，保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就形成了云南民族的多样（多元）性，即高寒地区，生活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农耕民族，如藏、纳西、独龙、怒、傈僳等族；中暖地区，生活着以种植稻、麦、玉米为主的农耕民族，如汉、彝、白、哈尼等众多民族；低热地区，则生活着以水稻和热带作物为主的农耕民族，如傣、哈尼、基诺等族。

（二）云南各局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分布

云南地理环境的特点还在于，不仅从全省的整体来看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个局部地区也是多种多样的。

云南地形既多山又多江河。由于这些江河经过亿万年的强烈冲刷，在高原上切割出了一道道深邃雄伟的峡谷，其中，如怒江峡谷、澜沧江峡谷、金沙江峡谷世界著名，其谷底到山顶的高差达数千米。如“横亘于澜沧江上的西当铁索桥……从桥面上至江边的卡格博峰顶端，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2公里，高差竟达4760米”。由于地形的这种陡变，在很短的直线距离范围内，气候就有极大的差别：谷底是一种气候，山腰是另一种，山顶再成另一种。在三大峡谷中，谷底是亚热带干燥气候，酷暑难耐；山腰则为温带，和暖凉爽；而山顶则终年积雪，冰天雪地，即如寒带。这是大峡谷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江河的冲刷以及造山运动的作用，在云南全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断陷盆地”和高原台地，云南俗称为“坝子”。这些坝子很多，其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就多达1442个。它们与周围山岭的相对高差极大，而由于高差的陡变，就如大峡谷一样，在很短的水平距离内，气候就有极大的差别：在坝子里可能很热，水稻可以一年两熟；旁边山岭的中腰则凉爽，既可种水稻也可种小麦、玉米；而到了山顶就属于高寒地带，无霜期很短，只能种马铃薯和荞麦，以畜牧业为主了。当然，海拔很低、很热的坝子并不多，但是，绝大多数坝子和高寒山区的差别是很大的。

由此在云南，既可按“地势梯级”把全省分为三种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又可按“山—坝”结构，把每一个局部（如县级行政区域），分为两种或三种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由此云南的许多局部，如在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镇）的范围内，都会有冷热不同的气候，即所谓“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象。这样一来，不仅云南全省39.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热、温、寒多种不同的气候，而且在省内各个局部地区，或小小数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多种不同的气候。因此，对于云南任何较大的局部地区，如滇南的西双版纳或普洱地区，既要依纬度和全省的地势而确定它属于全省低热农业区，同时，还要看到，它又是一个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首先它包含“山区—坝区”差异，进而又可分为三种或四种气候和生产类型。在描述这些局部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类型时，不能简单化，将其确定为某一种类型，而要把全省大的即所谓水平（纬度）分类，与本地高低（山、坝）分类结合起来，做一种多样性的分类描述。

这种存在于局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多样性，使云南每一个局部都可能容纳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使得每一个民族都可能分布到不同的地区。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极大，上述情况确实只有在云南才可能存在。所以，即使在两汉时期，云南就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族群，并且在各个局部都能聚集不同类型的族群。如西汉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既汇聚有北方氐羌文化特征的族群，又汇聚有南方百越文化特征的族群，很有可能，前者在山区，后者在坝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