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发生

云南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在这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多次发现了人类的源头。1965年，元谋县发现170万年前的两枚猿人牙齿化石，随后又发现相关的石器和用火的痕迹，从而肯定了云南“元谋猿人”的存在。此外，还有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及多处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发现，由此确认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已活动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当然，追溯人类的起源或亚洲人、中国人的起源，我们须详究云南的旧石器时代，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差别尚不明显，对于认识民族、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而言意义还不大。故而我们认识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发生，就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云南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以内地王朝分期来说大约商周时期），此后，云南的主要地区即进入文明社会，文化的差异、族类的区分日渐明显，由此跨入民族、民族关系的孕育、发生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大致从商周延续到两汉，考古学界将之称为“云南青铜文化时期”。云南考古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商周至两汉时期的许多信息，但是，有关云南这一时期文献的记载极少，因此，对这一时代（以及此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既要依据历史文献，同时要以考古学资料为依据来进行论述。

一 新石器时代云南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发生

新石器文化距今一万年左右。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器物，遍布云南各地，并已显露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这样就孕育着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以及未来民族的区分。

对云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虽有不同的分类法，但都一致肯定，云南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文化差别。李昆声先生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八种地区类型：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滇东北地区（阐心场类型），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曼蚌囡类型），金沙江中游地区（大墩子类型），洱海地区（马龙类型），澜沧江中游地区（忙怀类型），滇西北地区（戈登类型）。汪宁生先生将其分为五种地区类型：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滇池地区、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滇东北地区。这八种或五种地区（类型），都各有特点而独立成形，但是也可以据其共性而归并为两大类。这也是李昆声、肖阳、郭家骥等先生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可将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三者归为一类，其特点是：居住于穴居、半穴居或平地起建的房屋；以尖底瓶和圆底钵为其陶器的主要特征，并有少量陶三足鼎；对夭折的儿童作瓮棺葬，等等。由此说明，这三个地区的文化“与黄河流域尤其是上游的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较密切的文化联系。其本质上的原因，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我国古代氐羌民族的先民”，故可称之为“先氐羌文化”。汪宁生先生也认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元谋大墩子文化为代表，这种文化对夭折儿童作瓮棺葬，并在瓮棺上开小圆孔，似乎为了让灵魂出入，这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瓮棺葬相似。郭家骥先生则说：这些地区的文化“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以上诸位又将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归为一类，其共同特点是：居住于“干栏式”房屋；使用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其陶器，质地以夹砂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方格纹等，器型以釜罐为主；有稻谷种植的遗址和谷种遗物；滇池地区有贝丘遗址，等等。李昆声先生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特征，反映了云南这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有着较强的联系，而这些文化特征则是百越民族的先民们所具有的。因此，可以将以上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称为‘先越文化’。”郭家骥先生则说：这些地区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多联系”。

以上分类十分明晰，因此也较简化，但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首先存在两大文化类型交汇的地区，这些地区两类文化和族群都存在，如滇池地区。“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种植稻谷，出土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及有肩有段石锛，具有鲜明的百越文化特色，说明这是百越族群的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但从该地区发现的带耳、带流陶器上的锥刺纹、划纹等情况，以及后来青铜时代的众多骑马人物俑，甚至还有披‘察尔瓦’的人物形象等因素来看，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为数不少的氐羌族系的先民居住在滇池地区。”而“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也有百越文化因素（稻作文化），是氐羌先民南下和当地土著居民（百越系先民）共同创造的原始文化。”或许正因为是两类文化交汇的地区，滇池、洱海地区从远古（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成为云南社会发展的两个中心地区。

我们认为，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分为两大类别是可行的，符合现今考古发掘的成果。由于两类文化的族属和来源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仅以氐羌和百越来定其族属还有一些困难，例如百濮，即作为云南地区最原始的土著，或所谓孟高棉语系的百濮（而非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百濮），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尚不是很清楚，但应当还是较为广泛的。把他们归入百越文化、百越族群似乎不太妥当，但若说他们与百越皆属南方族群、南方文化，还可以。因此若笼统地看，云南新石器文化已分别有类似我国北方族群和南方族群的文化因素，因此以“类北方族群文化”和“类南方族群文化”称之较好一些。

我国北方族群的文化与南方族群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地域上也相距甚远，但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在云南地区汇聚、交融起来，这可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云南文化多样性的孕育和发生，是很久远的；第二，云南一地汇聚我国南北两大族群文化，这两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全国是很特别的；第三，这两类文化的源头可能在内地，可从内地去追溯，从而说明云南的族群与内地在远古就有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二 青铜时代（商周至两汉）云南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大致始于商周之际而终于东汉，这正是云南民族孕育、发生的时期。青铜时代始于铜石并用。1957年发现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一个铜石并用时期的遗址，从遗址中发掘出青铜器及大量石器。其青铜器经测定，距今三千余年约当商周之际。青铜时代终于铁器的出现，即铜铁并用的时代。滇池地区李家山遗址晚期器物中青铜器和铁器并存，同时还出土东汉五铢钱，以其为代表可知云南青铜时代大致终于东汉初年。当然，由于云南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时代划分只是就中心或主要地区而言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青铜器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发掘出许多遗址，获得大量青铜器物，由此得到这一时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丰富信息。把这些信息与文献记载的信息相比较（互证），可知商周之际至东汉这千余年中，云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有地区差异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基本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四个地区类型，这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地区划分大体相对应。从这四类地区文化的特点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更为清楚地看出云南地区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发生与形成。

（一）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

1．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出现

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是一个大概的范围，其外延，南至今蒙自，西抵楚雄，北面把滇东北（即滇、蜀交接地区）包括进来，东面连接黔西地区。这里与“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同是发现青铜器最多、内涵最丰富的地区。我们认为，这应是青铜时代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因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发展。

第一，青铜冶炼与制作。这是当时生产工具制作及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现今在滇池地区发掘出众多的青铜遗址，如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呈贡石碑村以及安宁太极山等，从这些遗址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如石寨山就有两千余件，其中有武器、农具、生活用具、乐器、礼器以及装饰品，等等。其冶炼水平高、制作工艺精湛，如，武器，其铜锡比例恰当，十分坚硬；铜“贮贝器”、铜鼓和各种装饰品，制作特别精美，说明至迟在西汉，滇池地区已有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制作业。而这时的滇东北，即今昭通、会泽一带青铜冶炼和制作也很发达，其代表作则是朱提、堂狼铜洗。“洗”乃两汉用语，相当于周代之“盘”。汉代铜洗上常刻有铭文以注明制作年代和地方。现传世或发掘的汉代铜洗，很多都刻记朱提、堂狼。朱提、堂狼，即今昭通、会泽。由此可知，两汉时期滇东北地区青铜炼制很是发达。更何况，除铜洗外这一地区还发现其他许多汉代青铜器物。故方国瑜先生在《朱提堂狼铜洗概说》一文中指出：“在公元1世纪后期至2世纪后期，朱提铜器工艺发达，亦为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第二，农业发展。出土的青铜器中农具很多，并且品种也多，如铜镢、铜锄、铜镰、铜斧等。秦汉时期已有这样的金属工具（而在东汉末则出现铁制工具）说明当地农业已有较高水平。当时滇池地区以及滇东北（今昭通地区）的坝区，稻作农耕已较发达。《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王莽时期益州太守文齐，在朱提（今昭通地区）“造起陂池，开通池沼溉灌，垦田二千余顷”。从青铜贮贝器等器物上所铸造或刻画的动物形象看，秦汉时期滇池周围饲养的牲畜已有牛、羊、猪、鸡、犬，并且捕食鱼、螺等水产，以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赞美说，当时滇池周围“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第三，社会组织的发展。当时云南多数地方还处于“毋常处，毋君长”的状态，而滇池周围以及滇东北的一些地方，已有定居的邑聚，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从青铜贮贝器上所铸造的众多人物活动场景可窥一斑。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一书中指出，晋宁石寨山先后出土的贮贝器（基本为两汉时期），其中7件在盖子上或腰部铸有人物活动场面，2件表现战争，3件表现举行某种杀人祭祀仪式，1件表现纳贡，1件表现出女奴隶们正在女主人监视之下纺织。还有1件杀人祭祀的场面，出现人物达127人之多。……还有几件铜鼓形贮贝器上不用雕塑的方法，而是刻铸着人们放牧、乐舞、纳粮以及统治者率领人民出外播种等图像。由此可见，社会已有主、奴、平民的等级区分；存在祭祀、纳贡、战争等有严密组织的社会活动，存在强制性的社会组织。而据文献记载，云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政权形式，可能就是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战国时楚人庄入滇，以“兵威”平定滇池地区，终“以其众王滇”。滇国是否在此时诞生的呢？尚不能肯定，但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帝令使者“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则可以认为，此时滇国国家政权形式已经存在。特别是《史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投降，于是武帝在其地建益州郡，同时“赐滇王印，复长其民”。20世纪50年代，晋宁石寨山墓葬发掘出金印一枚，印文“滇王之印”，这就与《史记》所述互相印证：当时滇国政权确实存在。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应是云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而益州郡（辖云南境内24个县）之郡治亦在滇池县（今晋宁县），因此，滇池周围应是云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第四，交通和商贸。战国至两汉，内地与云南的交通、商贸首先从滇东北开始，因为，内地主要通过蜀地（今川东南）而与云南交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就是指秦始皇时，修筑了宽仅五尺的道路，从今之宜宾起至曲靖，故谓“略通”，或谓“五尺道”。此乃秦孝文王时蜀守李冰就开始修建，后常继之，但不论如何，这就是从云南通往内地的首条正规道路了。此后，不仅蜀地，甚至关中的人员、物资，如铜镜、弩机和铁器，多经此道进入云南，而云南物资如朱提的铜洗、纯银，以及各地的牲畜甚至奴仆也经此输往内地，故两汉时期经滇东北直到滇池，与内地交往较多、经济较发达。而从滇池周围发掘的文物，如大量精美的贮贝器及其中所藏海贝可知，当时已将海贝作为“通货”和财富的标志而收藏，并且这些贝可能来自印度或东南亚，由此也可见，当时滇池地区经贸之发达程度。

2．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地下文物与古文献互证

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不仅是当时云南发展的重心所在，而且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点，又有南方农耕文化的特点，同时还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上述三种文化都有关系，但是又都不等同，或者说它不能归于这三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由此可见，它就是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是包含多样性、由多种族群共建的文化。而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也正是云南民族多样性孕育与发生的重要地区。

这种多样性，在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有许多表现。如，在现今滇池地区发现的青铜贮贝器、铜奁、铜鼓等器物上，有雕塑的立体人像及刻画的人像数以百计，他们的发式、服饰、用具清晰可见；由众多人物组成的活动场景众多，可直观其社会生活状况。有关专家认为：据这些图像可知当时滇池地区存在众多的族群。如汪宁生先生说，这些器物上的人物，首先是人数众多的“滇”人，他们是滇国的主体民族，“男女均穿无领对襟外衣，长仅及膝，赤足，男的常以带束腰，腰带正中有圆形铜带扣，有的衣后拖一后幅，即所谓‘衣着尾’之俗。男女均叠发为髻，中间以带束之，惟男子之髻在头顶，而妇女之髻则拖于脑后。这种髻应即是文献记载的‘椎髻’”。除此之外的人则“作为纳贡者、宾客或奴隶”，又分为多种族群。对此，汪先生说：“前人划分为七种，而据我们观察，可分为十几种，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服饰与‘滇’人大同小异者，似为与‘滇’人‘同姓’的‘靡莫之属’。第二类是男女均梳辫子，是与‘滇’人经常发生战斗的‘昆明之属’。第三类人数很少，男女均挽髻为结，盘于头顶或于一侧，类似今桶裙或‘沙龙’之类，很像今滇西的傣族。第四类只见女性，头梳螺髻，与今云南苗族发式一样”。在我们看来，这四类人中，除“昆明之属”梳辫外，其余皆梳发髻（椎髻）。故而，如果说昆明人似北方族群，其余则应当像南方族群。与此同时，在一件被称为“纳贡”的贮贝器上，铸有一组人，他们高鼻深目，多长髯，窄衣、窄裤、窄袖，佩长剑。张增祺先生认为，他们可能是从中亚地区南迁至滇的斯基泰民族——塞人；汪宁生先生认为他们“疑来源于西方……也可能是身毒之民或僄人侨居滇西地区者”。此外，从其他器物也可推测存在不同的族群，如曲柄青铜短剑，“此种短剑在我国内蒙、河北和山西北部及四川西部发现较多”；弧背铜刀，“我国辽宁、山西北部及苏联贝加尔湖等地多有出土，器形也大致相同”，因此它们应属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由北方民族带入滇池地区；而铜铸的“干栏式”房屋模型，则说明居住者可能为南方民族；一些腰带的扣饰，其上以镂空浮雕形成的图案来表现动物之间的厮咬、搏斗，以及社会中的掳掠、狩猎、乐舞形象，其艺术风格和手法颇有北方民族的特点。故而从考古发现的各种青铜器物可以看出，当时滇池地区是一个多种文化与族群聚集的地区。

有关历史文献，最重要者当推《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所述内容与上述考古文物研究大体一致，故可相互举证之。现今引用最多者如：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此以“滇”（地方或国名）为“靡莫之属”中最大者，即以滇人属于靡莫族群之一支，其周围应当有“靡莫之属”的许多分支存在。“滇以北”即滇东北以及川东南地区，这一地区的人与“靡莫之属”（其中包括滇人）的共同特点是：“魋结，耕田，有邑聚”。既然有共同特点，那么他们是否同属一个大的族群呢？有可能。司马迁认为，在“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即今滇西地区，存在另一个大的族群“名为巂、昆明”，他们与滇东“靡莫之属”相比较，其特点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这些与滇池地区青铜器物显示的信息大体相吻合。由此可认为，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主要居民为“靡莫之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魋结，耕田，有邑聚”；而滇西地区，主要居民为“巂、昆明”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此处可能脱一“大”字，即“毋大君长”）。这样，滇东地区和滇西地区，开始显现出地区的差异。两汉以后云南地区分为东爨与西爨、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史记》所述应是这种差异酝酿、开始时的状况。

《史记》接着又说：

（武帝灭南越国后）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这再与青铜器的信息互证：“西南夷”包括滇人、夜郎人、昆明人等百数部落、族群，因而不应当是一个特定族群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的族群的统称，即在这一地区有数以百计的部落、族群，因其不同于内地华夏族人，故以“夷”（或“蛮”）总称之。而在西南夷中，滇人与劳、靡莫为同一族群。

在此，太史公又提示说：在这外夷之地，曾有内地的楚人进入并留下及融入夷人之中。这就是所谓“庄入滇”之说：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在最后的赞语中司马迁说：“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即再强调，早在战国时，滇池地区已有“楚之苗裔”，并绵延不绝至于汉代，而楚曾为文王师，即属华夏，故在西南夷中早有华夏苗裔融合其中。由此我们认为，在上述文字中太史公意在说明：当时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上文“〔地〕方三百里”似应为“池方三百里”，故可理解为：以三百里滇池为中心，周围肥饶数千里的地区）由多种族群构成，其中就有华夏苗裔。除《史记》外，《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晋宋齐梁诸书、《华阳国志》等史书志，对秦汉时期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其族群构成皆有记述，但与《史记》大体一致，故不一一引述。

内地华夏族裔进入云南，史书记载以庄为先，而内地文化大量浸润云南则从秦汉开始。《史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投降，武帝“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设益州郡，辖云南24县。于是内地文化大量进入滇池地区。在晋宁和江川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汉字镌刻的“滇王之印”及其他印章，以及内地制造的青铜镜等。而滇东北地区，即今云南昭通地区，自秦开五尺道，遂成内地，特别是蜀地入滇的主要通道，内地文化，特别是蜀地文化入滇首先就浸润滇东北。滇东北地区的多样文化，日渐增加汉文化的因素。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昭通城南发现东汉《孟孝琚碑》，碑文载：孟孝琚（广宗）“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博览……”可见汉文化在其地之流传。李昆声先生在其《云南考古学论集》中指出，云南地区农业的牛耕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其始于东汉，并且首先接受和传播的地方是滇东北的昭通地区，他说：“最近（指1998年之近期——引者注）在昭通县城关东汉墓中发现一块画像砖，此砖……画面图二幅……左图为一幅‘牵牛图’。牵牛图上右边为一椎髻披毡人，左边为一两角朝上的黄牛。牛和人之间有一细绳相连，绳的一端系于牛鼻，另一端牵于披毡之内的人手，牛前方有一尖状土堆。穿鼻系绳之牛，当为耕牛。……两汉时期，四川是中原入滇的孔道，牛耕技术当由中原经过四川传入。而最早使用牛耕的地区是滇池、昭通地区。”就接受内地汉文化并较早发展农耕生产方式而言，两汉时期的滇东北地区与滇池地区是相近的，故可视为一个地区来认识。

3．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据当代论述的分析

关于滇国的主体民族为何？秦汉时期滇东地区主要族群为何？当代史学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是都有道理，都无法相互否定。这就提示我们，有可能各家都有一面的真理，都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反映出当时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地区，是多种文化、多种族群的汇合之地。由此，我们可以据之对当时滇池地区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一定的分析。

（1）以僰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马曜、尤中诸家持这种看法。马曜先生认为，“西汉时，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滇、劳、靡莫‘同姓相扶’的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称为‘靡莫之属’，其中以滇为最大。……滇又称滇僰，意为滇池的僰人。僰是‘羌之别种’，史称‘氐僰’（亦作羌僰），当为氐羌族群中的氐人。氐人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多”。此说认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为“靡莫之属”，滇人则是其中“最大”者；“靡莫之属”乃僰人，而僰人源于氐人，氐人属氐羌族群。氐羌族群原本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后来向南迁徙，先入滇西地区，再向滇东迁移。氐人与羌人有区别，氐人居住在低地（谷地、坝区），以农耕为主，较先进；羌人则居住在山区，以游牧为主，较落后。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形，他们常交错生活在同一地区（滇西和滇东），但是，氐人在低处（谷地），羌人在高处（山头），呈所谓“垂直分布”。尤中先生的看法与此基本一致，仅有小的区别，即认为僰人以氐羌为源头，而不是只以氐为族源，后来也不以叟人为其后裔，叟人是与僰人同时并存的氐羌族群的另一分支族群。

这种看法，在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许多根据。其优点在于，能清晰地说明云南最大的两个兄弟民族（彝族和白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如说两者皆属氐羌族群，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同属彝语支，在文化上有许多共性，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又如说，氐羌虽同为一个族群，但后来分化，氐族为农耕者，较发达，接受汉文化较多，为白族的源头；羌族则以游牧为主，较不发达，为彝族的源头。以此来说明彝、白两族后来发展中的差异，就有一定的道理，能理清许多历史关系。但此说又有一些困难，首先在于，滇国主体族群有一些明显的华南族群的文化特征，而氐、僰（以及今之白族）作为来自西北的民族，很难说是这种南方文化的主体。其次，以氐羌族群、氐人、僰人为滇国主体族群的源头，进而作为白族的历史源头；而以氐羌族群、羌人、昆明人作为滇国的敌人、掳掠对象，进而作为彝族的历史源头，这种历史源流的梳理过于简单，不能说明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在滇东、黔西地区的高度发展（不能认为魏晋以前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彝族先民无关）。秦汉时期彝族先民并不只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游牧且较落后的昆明人，彝族的历史源流是很复杂的。所以，以马曜先生为代表的这种看法，还不能定于一尊，但是，它肯定滇国的主体包含氐羌文化、僰人文化，其历史源头中包含氐羌族群，则是对的，我们很赞同。

（2）以越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此说以张增祺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是古越人创造的”，当时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古越人。其根据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其一，从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池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发掘可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滇池区域就有‘百越’文化遗物，青铜时代出土更多”，如，发现大量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而学界已公认此类石器和古越人有关；发现靴形铜斧，而此类铜斧在广西、浙江及越南东山文化中都有出土，并被学界认为是古百越民族的遗物；出土不少的铜鼓（约三十余面），而铜鼓是古代百越民族特有的器物；出土了特殊的铜桶，此类铜桶在广西贵县及越南东山都有出土，可见它也与古百越人有关。其二，从青铜器物上的图像，特别是贮贝器上铸造的人物形象可看到，作为主人、统治者或活动的主持者，无论男女其发型都是“椎髻”，服式则“妇女皆服一件宽大对襟的短袖外衣，衣长及膝。着时不系不扣，使胸前之内衣微露。大多不着裤，皆跣足。男子的服装与妇女略同……”这与《史记》《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古越人的装束相似。其三，从器物上的图像可知，当时滇池地区主体民众有一些特别的习俗，这些习俗与百越族群自古以来的独特习俗十分相似，如猎头、文身、跣足、祭铜柱、居“干栏式”房屋，等等。其四，古代文献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可理解为“南中”（云南地区）西部为夷（昆明族类），南部（包括滇池地区）为越。根据以上，张增祺先生得出结论：“……我们认为古代越人的文化特征和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相似，说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族属关系。”

古越人与古氐羌人，不论文化特征或民族源流都有巨大的差别，故而可以说，张增祺先生的看法与前述马曜、尤中诸先生的看法差异极大，几乎不能相容。但是，前述马曜、尤中等先生的看法持之有故、十分合理，而张先生的看法也同样是持之有故、十分合理的。既然如此，那么，青铜时代（商周至两汉）滇池地区的主体文化究竟是氐羌文化，还是百越文化？其主体族群是氐羌还是百越？似乎两者都可以，而两者又都不可以，于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两种对立的看法长期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欲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须把“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两种思路结合起来，肯定当时滇池地区是两种文化、两个族群复合的地区；两种差别极大的文化和族群在此汇聚、交融在一起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如此。还有第三种看法，即认为滇池地区的主体文化和族群是属于古百濮或楚人等的。

（3）以濮人或楚人为滇池地区主体族群

还有学者认为滇国（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古代濮人。如侯绍庄、史继忠等学者在《贵州民族关系史》中认为“先秦时期，在今滇、黔、川西南、桂北以至鄂西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许多濮系民族集团，他们的社会发展已进入了初期的阶级社会，是滇、夜郎、邛都等地的主体民族”。至汉代，滇国与夜郎的主体民族还是相同的，即濮人。在书中列举现今黔西考古发现的许多汉代文物，认为它们与滇池地区（石寨山、李家山等）发现的文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靴形铜钺，饰有翔鹭、羽人的铜鼓，与滇文化的风格极为相似”，因此族属应当相同，即为濮人。又认为，庄率楚人“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最后到滇国，这些楚人与滇、夜郎的濮人相融合，故滇国（滇池周围）的民人是濮人与楚人结合的后裔。李昆声和张增祺就指出：“也有的人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濮人文化。根据之一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滇和濮连用称‘滇濮’，说明两者之间有族源关系。二是甲骨文中有‘濮’字，其形似一人头上有奴隶标志，手执盂盘，衣后饰长尾。滇池区域古代也有‘衣着尾’的习俗，与濮人同。三是滇池区域青铜器上多‘椎髻’人物图像，古代濮人亦为‘椎髻’，与青铜器图像同。”虽然张增祺先生否定濮人是滇国的主体民族，但是，他不否定这些文化特征的存在，不否定在古滇国中有濮人存在，只不过这些濮人，“他们和‘昆明人’一样，都是滇池区域主体民族越人的奴隶或被征服的民族”。关于濮人，虽然论述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觉得，从两汉以降到隋唐以前，滇东（如南中的朱提、建宁等郡）都是云南最为发展的地区，这种发展很可能与巴蜀、湘黔的古濮人有关，因此，对于古滇国的主体族群是不是濮人，值得深入研究。

上述诸家关于古滇国（滇池地区）主体族群的看法，虽然没有一家能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是，他们指出的文化特征及其族属存在于古滇国（滇池地区），却是论据确凿、论证服人的。由此，若把滇国主体族属为何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就可以由之得出一个看法：古滇国，即秦汉时期滇池地区，汇聚了众多的族群，主要是氐羌（或氐、僰）、越人、濮人。除此之外，还应当有巂、昆明族群以及荆楚族群。

（二）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

这一地区以洱海为中心。当时洱海周围经济、文化已较发达，以之为中心形成一特定的经济文化地区。按今天的地域，这地区大约东起楚雄，西至保山，北抵剑川，南至昌宁、双柏。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设定，如楚雄地域在滇池与洱海之间，文化也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但置之于滇西地区，只是为了方便；而剑川以北，其地理位置在滇西，但因文化类型的区别，我们将其与洱海地区区别开来，另设“滇西北地区”以论之。

1．云南经济、文化发展又一中心的形成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国（以滇池为中心）以西的地区“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故人们多认为包括洱海地区在内的滇西，主要是游牧民族，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邑聚，没有君长及权力组织，没有地区中心，较为落后。但从现今考古文物和遗址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洱海地区很早就发生、发展了青铜文化。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时在商周之际，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大体同时起步，不能算落后。第二，洱海周围集中了众多的遗址、墓葬，如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弥渡青石湾、楚雄万家坝、大理金梭岛、巍山营盘山，等等。说明这一地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已经相对聚集。第三，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器物数量大、质量高，表现了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的经济，如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重达275千克，由7大块铜板铆接而成，其侧壁和横头铜板都铸有精美的文饰和动物图像。如此大件，只能在当地铸造；如此精美，必有极高的制作工艺。第四，在发现的青铜器物中，农具很多，如楚雄万家坝就出土青铜农具142件，其中铜锄就有99件。这不仅说明当地青铜冶炼、制作十分发达，更说明有较高的农耕水平，否则不会用当时贵重的青铜来做农具。第五，祥云大波那墓为大型的铜棺葬，该墓以及楚雄万家坝墓又以铜鼓陪葬，由此可知其墓主应是特权人物，当时社会已分层并形成权力结构。阚勇先生就指出：“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随葬铜鼓的墓主，无疑就是‘邑君’之类的显赫人物。大波那铜棺内随葬象征权力的铜杖一根即是有力的印证。”以上足可说明，当时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有较发达的农业，有发达的青铜冶炼、制作业，并有较发达的社会组织，应是云南社会发展又一个中心地区。

2．地区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同样是多种文化和族群共存的地区。

（1）农耕文化及其族属

如前所述，当时在洱海周围以及今楚雄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农耕经济以及相应的定居生活和文化。首先是楚雄一带。阚勇先生就认为，楚雄一带（包括今姚安、大姚等地），都有“农业民族”并“跨入定居农业社会”。他认为，这种农业文化的主体与滇池地区文化的主体是同一的，即都源于氐人的僰人。他说：“在今楚雄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应为靡莫之属的农业民族。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农业经济最发达的正是‘滇僰’。他们即是古代滇国的主体民族——僰人。”如此一来，关于楚雄一带的文化类型可以肯定，即农耕定居的文化，但是，族属则因与滇池地区相同而引起争论。也就是说，当时在楚雄一带创造了较发达的农耕文化的族类，同滇池地区一样，可能是僰人，也可能是越人、濮人。

楚雄一带靠近滇池地区，其地的农耕人民与滇池地区为同一族群，此说好理解。那么，洱海周围呢？洱海周围也发展了农业。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弥渡青石湾、大理金梭岛、巍山营盘山等处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农具，以及六畜（马、牛、羊、猪、犬、鸡）的铜铸像和骨骸，由此可知洱海周围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剑川海门口发现大片的干栏式房屋遗址，证明那里的居民是定居的农耕族群，并且生活于河网、湖滨。那么，这种文化的主体（族属）仍与滇池地区一样吗？从地理的距离与古文献记载来看，都让人疑惑，以至设想其是另一种族群。

凡此种种，故可肯定，在洱海周围及楚雄一带，存在不同于游牧文化的农耕文化，不同于游牧族群的农耕族群。

（2）游牧文化及其族属

对于滇西的游牧族群及其文化，一般都依循《史记》所述，认为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或为‘无大君长’）”的巂、昆明诸族及其文化。这种文化应与我国西北甘青一带或川西雅砻江一带的游牧民族有文化共性和历史渊源关系。如张增祺先生就依循《史记》《汉书》的记述，认为昆明人族类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群体，在把史书上关于这个群体的分布区域及其发型、服饰等特征与滇西青铜文化比较后，他说：“……结论是当地青铜文化主要是由‘昆明’人创造的。当然，滇西地区范围广阔，民族众多，除人数较多的‘昆明’人外，还有巂人、斯、苞蒲等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后来多被‘昆明’挤走或融合，滇西地区人数最多、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始终是‘昆明’人。”而尤中、阚勇等先生则认为，滇西地区的昆明族群已发生分化，其中一些较为落后的仍在游牧，且未定居，还处于原始社会，但是也有一部分已经以农耕为主，且定居，有了阶级分化和权力机构。尤中先生说：秦汉之际的滇西“……是巂（叟）、昆明各部落的共同杂居地区，其中以昆明族的部落占多数，同时也有昆明族分布在这一带地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这一带的巂（叟）、昆明部落‘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以游牧为主，农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也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但是，尤中先生又认为，以上是《史记》的看法，它是片面的，即只说了昆明人中落后的那部分，而“当时当地的巂（叟）、昆明族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有了阶级的分化。不韦、巂唐二县内属于昆明族的哀牢人就是如此”，而“邪龙县的昆明族在西汉初年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阶级的分化”。两汉设置的不韦县在今保山市东面、巂唐县在今云龙县西部至保山市北部、邪龙县在今巍山与漾濞两县中间，因此尤中先生的看法即是认为，当时洱海周边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而其族属可能是从昆明人族群中分化出来的僰人，或哀牢人，但是，在滇西地区的昆明人相当一部分还是以游牧为主，属游牧族群。

当然也可以认为，滇西的主体族群已以农耕为主，其游牧文化的因素主要源于与外地的交流，如在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剑川鳌凤山出土的青铜剑，其类型“在四川甘孜、西昌等地也有发现。足见与四川西部地区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亦有某些承袭关系”。其并不一定说明当地与甘孜、西昌是同一族群，而很可能是受其文化影响。

（3）铜鼓文化及其族属

铜鼓有悠久且连续的历史，现今看到的铜鼓，其制作年代可从两千多年前（约春秋中期）连续到一二百年前。铜鼓又分布广泛，我国的云贵高原、珠江流域、武陵山区都有分布。国外，与华南毗邻的越南、缅甸、老挝，以及南海之外的印度尼西亚都有流传。历史上铜鼓被许多民族作为族之“重器”（尊贵的礼器）、宗教之神物，而现在许多民族还用之为乐器，视之为宗族之圣物。因此，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物，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标志特定民族及其文化的存在，故而为文化史、民族史所重视。

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现今收集到的铜鼓最多，仅各地博物馆里就有1200多面（国外大约有二三百面）。而在我国各省区中，云南收集到的铜鼓最为重要，这不仅因为数量较多（有200面），更因为云南铜鼓有三点突出之处：一是当前国内发现的古代铜鼓共分为8个类型（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北流型和灵山型），云南铜鼓就有6个类型；二是在云南铜鼓中，有28面是“早期铜鼓”（而其他省区则没有），此中又有7面（万家坝5面、大波那1面、八塔台1面）是有伴出物的“科学发掘品”，可作为认识的可靠依据；三是万家坝型铜鼓，在现今出土的所有铜鼓中，年代最久远、形态最原始，是探索铜鼓起源、传播最重要的依据。

万家坝型铜鼓，最初发现于楚雄市万家坝古墓葬遗址。根据出土伴物的时代特征和棺木的C14年代测定，出土铜鼓的万家坝古墓，大约距今2600年上下，古墓中出土的铜鼓当在此之前，即春秋中期或战国初期。这就是现今所知最古老的铜鼓。再由于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器形简朴，并有炊爨的痕迹等因素，我国学界公认，万家坝型铜鼓是人类铜鼓之祖。此型铜鼓全世界仅发现19面，有18面发现于云南。云南的18面中，有13面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其出土地点为楚雄（6面）、弥渡（2面），而祥云、昌宁、腾冲、禄丰、晋宁各1面。除腾冲外，其余6地均在楚雄周围。有学者认为，昌宁、祥云、禄丰三地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地区，这个地区的中心是楚雄和弥渡；或者认为，把上述7个地方（楚雄、弥渡、祥云、昌宁、腾冲、禄丰、晋宁）连接起来，可形成一条西抵洱海、东达滇池的连线（滇西—滇东连线），而楚雄也在中间。这样便可看出，滇西楚雄一带是铜鼓的发源地。在楚雄地区以外均有铜鼓发现，但是其制作年代都较晚，器型更为精致，器身纹饰更为复杂，由此，学界普遍认为，它们都是楚雄地区原创铜鼓向外传播的产物。“早期铜鼓在滇中—滇西一线产生后，很快即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而没有往西传播。”往西，由于族群的不同、冶铜技术的不成熟，故而铜鼓的传播止于腾冲。

确认楚雄一带（或“滇中—滇西一线”）是铜鼓的发源地、原创地，就说明，创造铜鼓的是先秦时期这一地区的人民（族群），铜鼓所承载的是这些族群（人民）特定的文化。现在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根据这一地区出土的铜鼓来认识滇西，特别是楚雄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与族群。

首先，当时楚雄一带的文化与滇池地区的文化是同类的，因为，两地的铜鼓一脉相承。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不论属于万家坝型或石寨山型，都为同类。虽然万家坝铜鼓年代更早一些，更古朴原始一些，是为始祖，但因是同类，故可据石寨山和李家山鼓来认识楚雄地区文化。如果这样，那么，石寨山和李家山铜鼓上的众多纹饰图像，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南方族群的文化，如翔鹭纹、船纹、竞渡纹、蛙纹以及文身的人物图像。再者，从铜鼓产生后的传播路线主要是向东、向南、向北，而向西至腾冲而止，可推测此中原因在于，西至保山、腾冲以外多为“随畜迁徙”的昆明族类，与铜鼓创造者的族群文化不同，故而铜鼓传播到此为止，但东、南、北三方多为同类文化故而不断传播、扩散。但是，正如前述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一样，楚雄和洱海地区的文化也包含北方民族的一些文化因素，如铜鼓纹饰中，有瘤牛图像、“磨秋”图像，这些似北方氐羌文化。所以，如李伟卿先生说的：先秦时“……楚雄一带，其地理位置正好在靡莫与巂、昆明之间，所以和楚雄出土文物混合着滇池、滇西两种文化因素一样，铜鼓的产生，也可能包括西南民族，乃至西北民族的多种民族文化因素”。

铜鼓由什么族群创造？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楚雄一带的居民是什么族群？如认为万家坝型铜鼓与石寨山型铜鼓表现的是同类的文化，那么创造这两种铜鼓的人，即楚雄一带与滇池地区的居民的族属应是同类。如果这样，那么，对滇池地区的族群有多种看法，对楚雄一带居民的族群自然也就有多种看法，进而对铜鼓创制者的族属也就有多种看法了。在《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代序言》中作者指出：“关于始创铜鼓的民族，有荆楚民族说、南蛮族说、僰人先民说、巂昆明族说、骆越族说、僚人、乌浒人说等等。更多的研究者主张创制铜鼓的民族是古代濮人。”这就是说，先秦时期楚雄一带的住民有可能是荆楚人、南蛮族人、僰人先民、巂昆明族人、骆越族人、僚人、乌浒人等。

主张濮人说者，可以李伟卿先生为代表。他认为，铜鼓的创制者，即楚雄一带的居民为百濮族群中的一支。秦汉之时，这一支濮人被称为“劳”和“靡莫”，而“为了和曲靖地区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劳、靡莫相区别，可以把楚雄等地的铜鼓创造者称为‘靡莫之属’”。在他看来，铜鼓的创制者只可能是越人、昆明人、濮人三种族群。但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不会是越人，因为楚雄在滇西，那里不会有越人。也不会是昆明人，因为：一者，铸造在铜鼓上的人物形象，凡是主人者皆椎髻，而昆明族群的人是“编发”的，故不是昆明人；二者，昆明族群主要分布在大理、保山以西，铜鼓创制后没有向西传播，而是主要向东传播，这就说明昆明人非铜鼓创制者。这样，铜鼓的创制者就只能是被称为“靡莫之属”的濮人了。他的这种看法，与认为滇池地区（滇国）主体居民是濮人的看法一致，有其合理处，但也有不足。

张增祺先生在1981发表的论文《略论铜鼓的起源与传播》中，提出的看法与李伟卿正好相反，他认为铜鼓的创制者，即楚雄一带的居民，是昆明人族群。其主要论据如下：铜鼓与铜釜共同起源于鼓形釜，而鼓形釜又是模仿作为炊具的双耳鼓腹陶罐而铸造的。这种双耳鼓腹陶罐，是新石器时代滇西昆明人在游牧过程中用的炊具，后来由它演进的青铜鼓形釜（可能存在，但至今未见实物），也应当是游牧族群在游牧过程中使用的炊具，因此，把鼓形釜改进成为铜鼓的人，也应当是滇西的游牧者——昆明人；再者，鼓形釜（如果存在）是一种很大的炊具，能供许多人用餐，因此它是奴隶主用来给奴隶做饭的炊具，而在滇西，只有昆明族群为奴隶主，他们一路向东征服了洱海周边直到楚雄的农耕族类，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用这种鼓形釜，于是鼓形釜和由之演化来的铜鼓就成为权力和财富的标志、象征，有了神圣的社会意义。张先生的这种看法，与其关于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越人的看法，可能是矛盾的，因为许多人都认为滇国的主体居民与楚雄一带居民是同一族群的；认为滇国的主体是越人，就不能同时认为楚雄一带的族群为昆明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正反映了青铜时代云南（在此主要指滇西地区）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即对同一个地区，可以指出它包含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对同一种文化现象（如铜鼓文化），可以设想它是由不同的族群共同创造的。

根据同样的思路，我们认为，李伟卿先生认为创造铜鼓的是濮人，而张增祺先生认为是昆明人，两种看法大相径庭，但又各自有其根据和道理，这同样反映出滇西以至整个云南在青铜时代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

（三）滇西北地区

滇西北地区指剑川以北，滇川、滇藏交接的地区，或者说云南境内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地区。这里虽与洱海周围一样属滇西，但是，在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方面，和洱海地区有较大差别，故独立划为一个文化区域。近年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将滇西北归入其中，此即反映了滇西北民族、文化的特点。故李昆声、张增祺在《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代序言》中说：“滇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目前材料尚少，但从德钦永芝、石底、纳古、宁蒗大兴镇发现的一批石板墓和土坑墓内涵分析，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迥然不同，与洱海地区青铜文化也有很大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因而，这是一种新的青铜文化——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

我们可把滇西北纳入“藏彝走廊”范畴来认识其文化与族群的多样性。“‘藏彝走廊’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主要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地带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共六条由北向南流的大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的地区，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故这片区域又称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主要是怒江、澜沧江的下游不在此区之内。这片区域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基诺等民族，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亦称之为‘藏彝走廊’。”当然，这里说到的众多民族，只有居住在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上游的属于滇西北范围，但是已包括藏、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等多种民族。其实，滇西北不仅民族众多，它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许多族群曾由此南下进入云南地区，故这里是民族迁徙的走廊（“藏彝走廊”），因而在滇西以至整个云南民族多样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西北的一些族群就从这民族走廊进入云南，而在滇西北留下自己的足迹。1974年，在今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永芝发掘石棺墓2座、土坑墓1座；1977年，又在德钦纳古发掘石棺墓2座，在德钦石底发掘土坑墓2座。这些墓中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陶器，其青铜器制作粗糙，纹饰简单，陶器表面多未磨光，并且对纳古墓葬作C14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约2900年，因此这些墓葬属青铜时代早期，约当内地商周之际。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处于青铜时代早期的人民就已生活在滇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了。

这是一些什么族群呢？他们很可能是从我国北方甘青地区向南迁徙入滇的族群。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上述滇西北发现的墓葬，以石棺墓为主，此类石棺墓大量分布在“藏彝走廊”各条大江的沿岸之中，向北一直延伸到岷江、大渡河上游，而向南至云南剑川后，再往南则渐行渐少以至绝迹。由此可见这类墓葬的主人应是从“藏彝走廊”北端向西、向南沿河谷进入云南的族群。第二，从这类墓葬中出土的陶罐，多为双耳陶罐，它们与西北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的陶罐有相似之处，而且“滇西青铜文化所出双耳陶罐，自剑川鳌凤山墓地以南便逐渐减少甚至绝迹，而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墓地及其以北的雅砻江流域乃至岷江上游地区却比比皆是。再往北追溯，便可抵达此种双耳陶罐的发源地——甘青地区”。第三，出土的铜剑、铜牌饰，则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同类物有相似之处。那么，他们又是从甘青地区向南迁徙的什么族群呢？

阚勇先生认为，是西北氐羌族群中的氐人，进而又是氐人中的一支：冉（駹）。他说：“据史籍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氐羌族群的先民就从甘青高原向西南地区迁徙。约当春秋战国之际，氐羌族群中之氐人又逐渐移居今四川西部和云南地区。广泛分布此区域的青铜文化之主人，即是南迁的氐人和本地氏族部落融合、同化而形成的土著民族。”他又据《史记》等文献而认为，这些南迁的石棺墓的主人，是氐人中称为冉（駹）的支系。他说：“氐人之一的冉（駹），即是石棺葬的主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滇西北石棺墓的主人应是古羌人的一支：白狼人。他还据李绍明、童恩正等先生的看法认为，这是学界的普遍看法。他说：“……考古界普遍认为川西及滇西北地区的石棺墓，是古代‘白狼’人及其先民的墓葬。他们原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古羌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沿金沙江及澜沧江河谷进入西南地区，成为云南古代民族之一。”但是，上述观点都留有余地，即前一种观点认为，除氐族的支系外，“这一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昆明’等族的活动”。而后一观点则认为，就整个滇西地区而言昆明人是占主要的民族，而非唯一的民族。

综上所述可知，滇西北地区虽然族群较为简单，但它是北方各族进入云南的“走廊”，是形成云南地区民族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

（四）滇南地区

在论述新石器时代时我们曾指出，许多学者把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南及西双版纳地区在考古学上归为一类，认为它们有共同的文化特点。李昆声先生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特征，反映了云南这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有着较强的联系，而这些文化特征则是百越民族的先民们所具有的。因此，可以将以上四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称为‘先越文化’。”郭家骥先生则说：这些地区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有较多联系”，而我们将之称为“类南方族群文化”。到青铜时代（商周至两汉），滇池地区和滇东北地区已不能简单归属于“类南方族群文化”或“先越文化”。这两个地区形成独立的文化和族群区域。但是，滇东南、滇南和滇西南，即今南部边境一线的文山、红河、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德宏等地组成的地区，还只能笼统地作为一个文化和族群地区来认识。所以如此者，一来因为客观上这一地区族群与文化的分化还不明显，二来则因认识上的局限，即关于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资料都较少，尚难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张增祺先生认为，作为青铜文化类型的滇南地区，现已发现的“……青铜器数量较少，地方特点也不十分明显。代表性器物有：靴形铜斧、尖叶形铜镢、一字格铜剑、扁平长銎铜斧和凹字形铜斧等。另外还有少量梯形铜斧和铜鼓。以上青铜器和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有许多相似处”。而在《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代序言》中则仅对滇南之“红河流域地区”的青铜文化做出论述，认为这一地区“……目前材料不多，亦无典型墓葬群或遗址。但从出土青铜，尤其是1982年文物普查后发现的一批青铜器风格来看，有的同志已将其列为一种新的类型的青铜文化，器物主要是青铜矛、斧、钺、锛、锄、剑、戈、凿、鼓等，以兵器居多。青铜钺的种类较多，其中有的型制接近越南北部同类器物，而祖型或为当地石器，或来源于滇池地区。看来这一地区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往越南传播的中途站。其年代与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相当或略晚”。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首先，青铜时代滇南文化与滇池周边文化有密切关系，甚至滇南一些地方，如红河北部，可能与滇池地区属同一文化类型，即以稻作农耕为主的文化，而其文化主体中应有濮人或僰人。其次，滇南地区又与我国东南沿海文化及越南北部文化有一定关系，是滇中与我国东南沿海文化的中间环节。如果这样，那么滇南地区，特别是南部边界的地区，应属于百越文化的范围，其族属主要为越人。

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以夜郎为“最大”的众小国中，有句町国。《华阳国志·南中志》对“句町县”作如下说明：“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刘琳先生在注释中说：“句町故城应在今云南广南。此外云南之富宁、广西之西林……等县应亦当属其辖境。”“句町原是濮人的一个部落，居住于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其地为县。……这里说句町为濮人，其首领姓毋，颇疑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的毋单、毋棳、毋歛等部也是濮人。”自句町向西有仆水，亦可称濮水，即今之红河，因此可推测自句町向西之滇南地区皆有大量濮人居住。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可知，夜郎各国多为濮人，但是其最南端与交趾（今越南）相接的地区，其民“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既可能是濮人，也可能是越人。西汉征服夜郎设牂牁郡。牂牁郡辖17县，其南部为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与越南相毗邻，为古越人居地。尤中先生认为，这些地方的越人，在两汉文献中称为“僚”。他说：在牂牁所辖区域内，“……普遍有夜郎僚人的部落与其他的部落杂居在一起，直到晋朝时期，仍以僚的族名称呼出现在相同的地域之内，而且分布区域依旧往东与秦末、汉初的百越聚居的中心——南越之地相连”。“秦、汉之际，夜郎这个僚人群体，与其他地区原属百越系统的其他群体，已经是有所区别，但区别不是那样明显，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此即肯定，秦汉时期滇东南地区不仅有濮人，更有大量的越人。

以上关于夜郎国及牂牁郡所述，皆指滇东南地区，再看滇西南。滇西南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以南地区，东汉属永昌郡。《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人们据此以为，“滇越”即指在滇（云南地区）的越人，或专指滇西南之德宏、保山地区的越人。再由“乘象国”而联系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汉和帝永元九年（97）“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由此推测，滇越人与掸国人可能同一族群，皆为古越人之后裔。马曜先生就说：“在‘昆明’部落以西千余里有名为‘滇越’的‘乘象国’，其地在今腾冲及德宏地区。滇越人与后来从永昌和日南（今越南中圻）向东汉王朝进贡的掸人，都是今傣族的祖先。”所以，两汉时期滇西南和东南地区一样有越人。同时，这里与滇东南一样有濮人，也是濮人与越人杂居之地。但是，这里与滇东南有所不同，即其所谓“濮”人，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族群，一是属南亚孟高棉语系的“濮”人，一是与滇中（滇池、洱海一带）濮人同类的濮人。就后者来说，在汉代滇西南地区主要是哀牢人。“哀牢”为地名，今有哀牢山为滇西南地区重要山脉，秦汉时有哀牢国，故其地之人亦称哀牢人。哀牢人是何族群呢？有关哀牢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它说“哀牢夷”信奉“九隆”神话，自认为是九隆及其兄弟的后代，此“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据此，有的人认为，九隆神话为彝族先民所信奉，故哀牢人为氐羌族群；有的人认为，有文身习俗（刻画其身）且“衣皆著尾”，则应是濮人；又有人认为，能以“木华”（木棉）织成细布如绫锦者，应是越人；还有人认为，只有孟高棉语族的人才“皆穿鼻儋耳”。凡此种种，两汉时的哀牢人，可能以濮人为主，但是融合着多种文化与族群。

关于南亚孟高棉语系的“濮”人，史书记载极少。尤中先生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举苞满”一语而考证出：“苞满”即“濮曼”，近代指布朗族，而“西汉初年的‘苞满’只是百濮（孟高棉）系统部落中的一部分，其同族其他众多部落，在西汉时期还不曾被纳入郡县范围，所以当时的汉族还不知道他们，也就没有作出记录。至东汉初年设永昌郡时，与‘苞满’同一族系的其他百濮（孟高棉）的部落，才纳入永昌郡的范围，为汉族所知，作出了记录，书面记录名称为‘闽濮’”。“苞满和闽濮都是近代孟高棉语族中的布朗、佤、德昂族的先民。秦汉时期，它们是同一语言系统中的众多不同的部落，还没有分化组合为单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