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户行为研究与农户模型

一 农户行为研究的流派及农民经济学的引入

农户行为研究的主要流派有三个：以俄国的查雅诺夫（1996）为代表的组织生产流派，认为农户产品生产是以自给自足而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行为流派，把理性特质推广到农户身上；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流派（黄宗智，1986），该流派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流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因为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求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宋圭武，2002）。

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热点，Ellis的《农民经济学》是农民经济学问世的标志，也提供了农户行为研究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农户模型是农民经济学中的主要经济模型，是用来描述农户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种与一般均衡经济理论原理相一致的经济模型。从传统意义上说，农户模型是用来分析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行为（农户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和劳动力供给函数等）的模型，它将农户行为的相关变量数量化（陈和午，2004）。同时，农户模型也能够用来描述和分析三大方面的政策问题（张林秀和徐晓明，1996）。

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农户的家庭内部。沿着“新家庭经济学”的传统，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女性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投资、婚姻和生育率等变量纳入家庭内部决策的分析框架。已婚夫妇的劳动供给、生育决策和消费投资决策等都是其研究内容。第一阶段是假定农户家庭成员具有共同效用函数的单一模型（Unitary Model）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假定农户家庭成员各自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的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的发展阶段（都阳，2001）。

中国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学者可能是卢迈和戴小京（宋洪远，1994）。张林秀较全面地引入西方的农户经济理论并进行应用（张林秀，1996）。彭文平从农民的有条件利润最大化、农民的避险行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决策行为等方面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其中各种农户模型如Chayanov模型、Barnun和Squire模型等得到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彭文平，2002）。吴桂英对家庭内部决策三个主要类别的正式模型：共同偏好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做了介绍，并且将它们应用于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人力资本投资、离婚率和出生率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提供一些经济学角度的解释方面（吴桂英，2002）。陈和午在单一模型和集体模型分类的基础上，对理论和实证做了详细的介绍（陈和午，2004）。

二 农户模型及其可分性质

农户模型对解释欠发达国家的农户行为有很大作用，主要是因为其能够充分考虑市场失灵的情况。多重不完全市场、风险及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都有可能造成农户模型的“不可分性”（Nonseperability）（Bardhan and Udry, 1999），即农户的生产与消费决策不可分离。而在完全市场的假定下，农户模型是可分的（Seperability），农户的生产决策可以独立于消费，即影响消费的因素并不能影响生产决策（见图2-6）。

图2-6 农户模型的发展及对决策性质的讨论

一般化的实证研究忽略了农户受约束的差异性，没有在研究中专门探讨特定的市场约束问题，而市场失灵是有其特殊性的，对异质性的市场约束的忽略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农户是否受到市场约束与市场参与行为相关，一些研究者将这种可观察的信息引入农户模型的实证研究中（Sadoulet, De Janvry et al., 1998; Carter and Yao, 2002;Carter and Olinto, 2003; Dutilly-Diane, Sadoulet et al., 2003），这种局部可分农户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模型及其实证的解释能力，但是仍然不能解释农户受市场约束的差异性，市场参与不能构成可分决策的充分条件（见图2-6）。

De Janvry和Sadoulet（2006）明确指出，这些理论最基本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农户的异质性。主要围绕市场参与、供给与需求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对农户模型中不完全市场的约束，特别是交易成本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De Janvry and Sadoulet, 2006）。而最近的研究开始重视与农户异质相关的交易成本，认为这能更好地解释农户模型的不可分性。Henning等（2007）重点关注交易成本及异质性对农户的劳动雇佣和供给行为的影响。

这种影响建立在不可分模型的基础上——以往很少有人关注这种既雇佣又被雇佣的行为，而只是认为：有市场参与行为，其决策就应当是可分的。他们认为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农户决策都是不可分的，即使参与了劳动力买卖市场也可能如此，只不过其程度介于缺失市场的不可分及完全市场的可分之间（Key, Sadoulet et al., 2000；Henning and Henningsen, 2007）。

除交易成本之外，Kevane研究了缺失的信贷和保险市场与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失灵相互作用情况下，农民禀赋包括劳动、土地、财富与农户的产出策略（总结为劳动-土地比）之间的正向关系（Kevane, 1996）。Sadoulet（1998）研究了不完全市场中的劳动力禀赋差异对劳动供给和可分决策的影响，Assuncao和Ghatak认为即使不考虑报酬递减，信用市场的约束与劳动技能的异质性也能解释农地规模和生产率的反向关系，高技能者因为较高的机会成本，会选择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即不可观察的异质性产生了自我选择（Assuncao and Ghatak, 2003）。

事实上，在农户模型的理论研究之外，学界越来越关注在外界冲击下各类资本对农户福利的提升，认为资本的动态性是理解持久贫困和长期社会经济动态的基础。非农活动的参与意味着市场参与，市场参与在带来高收入的同时也带给农户较多的风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只有那些拥有较高禀赋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可及性的农户才能从新出现的机会及高回报的生计活动中获利（Barrett, Carter et al.，2006）。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约束对农户并不具备普遍性，所以通过禀赋差异来区分特定的农户，以及其获取的机会和生计行为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在农户模型中体现为局部可分性质的内生性。即如何解释不同农户受市场约束的异质性（见图2-6）。这种异质性最初局限在市场不完全性的讨论中，如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市场失灵等，之后，理论逐渐发展到与市场参与等相关的农户行为上，如非农参与、劳动供给和产品供给的关系研究等。虽然市场不完善性也具有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显然不能解释同一市场条件下农户决策行为的差异；而对农户生计资本及其作用的重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直接与农户相关的异质性，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了解局部可分性质形成的原因。

国内继张林秀（1996）较全面地引入西方的农户经济理论之后，一些学者如彭文平（2002）、吴桂英（2002）和陈和午（2004）等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介绍及应用（陈和午，2004）。刘建进利用农户劳动力模型探讨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强调了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差异性（刘建进，1997）。黄祖辉等在查雅诺夫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劳动和资金配置的农户生产行为模型（黄祖辉、胡豹等，2005）。

关于农户劳动力供给的研究，Park和任常青（1995）利用农户生产决策模型估计了风险条件下的生产决策行为，把消费引入农户的生产决策中。这种影响机制其实是建立在农户模型决策不可分的假设之上的（任常青，1995）。都阳在可分性质的农户模型基础上利用影子价格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模式进行了实证性研究（都阳，2001）。蔡基宏基于农户模型的可分性质，在理论上讨论了农地的产出率问题（蔡基宏，2005）。相对少见的关于中国农户决策可分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利润或劳动需求方程的估算方面，可分性假设一般都被拒绝。在局部可分性的假定下，Carter和Yao认为土地市场的参与对农户劳动力投入强度有着决定作用；同样，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村庄外劳动力市场的可及性，对决策的可分性也有着决定作用（Carter and Yao, 2002; Bowlus and Sicular, 2003）。

我们应该注意到，农户生计策略的形成是多重市场下多种资本组合的结果。在中国农村，农户面临着资本信用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多重约束（朱喜和李子奈，2006），这种约束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也表现在失业风险、较高的资金成本等多方面。无论是农户生计参与决策还是可分性的讨论都必须强调多重市场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