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一 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发展

1．Chambers和Conway对可持续生计的界定

被广泛采用的生计定义是Chambers和Conway（1991）提出的。“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本（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基于Sen（1984, 1987）, Dresze和Sen（1989）等，“能力”被看作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除了自然属性的营养和健康等方面的含义外，还应包括选择和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等（Sen, 1987; J., 1991）。Chambers和Conway概括了生计中能力的几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生存环境中，个人处理胁迫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Chambers and Conway, 1992）。

可持续生计被区分为环境可持续（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和社会可持续（Socially Sustainable）两方面，环境可持续是指能够维持和提升赖以生存的本地和全球资本，并产生生计的净收益；社会可持续是指可以对付压力和冲击，从中恢复，并为后代提供支持。基于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Chambers和Conway进一步解析了家庭生计的组成：人、活动、资本和产出（见图2-1）。

在有形的资本中，存储（Stores）包括食物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如珠宝、现金储蓄等，资源（Resources）包括土地、水、树和牲畜等。无形的资本包括要求权（Claims），包括对物质、精神和实际支持及可得性的需求和诉求等，要求权常常发生在压力和冲击背景下；可及性（Access）为使用资源、储存、服务或获取信息、物品、科技、就业、食物或收入等的实际机会。人们基于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本构建和设计出一种生计手段。当资本的积累超出即时消费时，投资便会产生（Swift, 1989）。生计能力可以在投资中得到提升。

2．Scoones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

Scoones（1998）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显示，在不同的背景下，农户和其他决策主体通过获得生计资源与不同的生计策略相结合来实现可持续生计（见图2-2）。框架的中心是分析那些影响生计结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因素。框架认为农户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如政策、政治、历史、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状况，结合生计资源（不同形式的资本）实现不同生计策略（农业集约化/扩大化、生计多样性和迁移），从而获得不同的生计结果。农户实现不同生计活动的能力依赖个人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本。为了能够实证调查，他借用了经济学术语，重新划分了四种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各个资本之间的关系，如顺序性、转化、替代、结合、可获得性以及发展趋势等，Scoones（1998）进行了简要的解释。其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调查法、适当的定性方法和参与式方法等多种方法。

框架强调五个互相作用的因素：背景、资源、制度、策略和结果。认为可持续生计指农户“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且能从中恢复，并在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持并改善能力和资本”（Scoones，1998）。

3．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在Scoones（1998）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Sen、Chambers和Conway（1992）等对贫困性质的理解，DFID进一步发展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使之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资助和干预的指导性的发展规划工具（见图2-3）。

DFID生计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把Scoones的金融资本再次细分为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即总共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的储存（如土地和水）和环境服务（如水循环）。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把对贫困的新理解集成到一个分析性工具之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生计的复杂性和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是对与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一种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对它进行修改或适应性调整，使之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符合当地的优先需求。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概念模型，展示了生计构成的核心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框架图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风险性环境中，在资本与政策和制度的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本，影响资本的性质和状况。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农村扶贫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检测评估有指导作用：它能够清楚简洁并且具体地展现项目的核心成分；能够使不同人群知道项目如何运作和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帮助确保投入、活动、产出和目的不被混淆；确定项目成功的主要相关因素。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生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Scoones把背景分成两类，一类是条件和趋势，主要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趋势，此外还有气候、人口和社会差别；另一类是制度和组织（Scoones, 1998）。Ellis也把背景分成两类：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趋势和冲击因素（Ellis, 2000）。此外还有Carney（1998）的脆弱性背景和转化过程的分类。可以看出，背景组成部分非常复杂，涉及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因此，无论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会面临许多困难；与此同时，这种复杂性也为不同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问题。在这些复杂的背景条件下，个人和农户的资本状况将会决定农户和个人的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调整。

4．Bebbington框架

Bebbington强调了资本和能力在生计分析中的作用。Bebbington认为资本为农户有成果、有意义地参与和改变世界提供了能力，提出了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的用于分析农民脆弱性、农村生计和贫困的框架（Bebbington, 1999）（见图2-4和图2-5）。在框架中，资本是工具性活动、诠释性活动和解放性活动的载体。这三类活动分别对应谋生、使生活有意义以及挑战现有生计结构。

针对拉丁美洲的农村发展，此框架认为分析农户生计需要根据：（1）人们对于五种资本的可获得性。（2）农户结合和资本转化的方式。（3）农户扩展资本的方式，既是为了改善生活，也是为了改变主要的规则与关系，这些规则和关系掌管着农户资源被控制、分配和转化的方式。此框架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获得其他资源的作用。生计分析强调，要认识到是政策、制度运作过程决定了人们对于资本的拥有与使用状况以及他们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可持续生计途径力求理解影响人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背后因素，以便强调积极的方面，减轻制约和消极因素，而不是因为存在某种“原料”如林地、耕地或就业机会，就简单地推荐某种生计策略。

5．其他发展

非营利组织如CARE、Oxfam、非洲自然基金会（Africa Wildlife Foundation）和一些捐赠组织如DFID和UNDP等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改进以适应其特殊要求（Ashley and Carney, 1999）。一些学者也根据研究需求强化了框架中的部分内容，如Ellis改进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反映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策略（Ellis, 2000）。

二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应用

1．国际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仅在1999年的自然资源指导者会议上（Natural Resources Advisers' Conference, NRAC）便汇报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可持续生计项目进展情况。这次会议，总结了框架应用之外的实践和理论困难，并取得了很多共识（Ashley and Carney, 1999）。之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各国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和深化。关于生计策略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1）Coomes等结合以资本为基础的农户生计的概念模型，在南美洲秘鲁的热带雨林地区进行了农户的资源获取和经济依赖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样本选取八个村庄的263户农民，经济活动主要包括渔业、狩猎和资源获取，尤其是生物资源。结果表明，资源获取主要集中在所选村子的小部分农户中，经济的依赖性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对资源贫乏的农户是主要的资源获取者的假设提出了异议（Coomes, Barham et al., 2004）。

根据此概念框架，农户的资源利用决策由农户拥有的资本和农户的人口特征所决定。农户的资本包括物质性的（土地、装备、工具）和非物质性的（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为农户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提供了基础。人口变量主要指年龄、规模、家庭构成等。通过农户的劳动力供给、消费需求和风险厌恶等影响资源利用。

（2）Pender（2004）结合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在乌干达综合研究了农户的生计选择与生产提高、土地退化减少之间的均衡关系。通过农户是否参与组织机构、农作物选择、土地管理和劳动力的运用，研究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对于农业生产和土壤侵蚀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的压力促使农户更多地选择农业集约化的策略，也增大了土壤受侵蚀的可能性。人力资本对于农户生计的作用在于促进农户更多地选择非农活动以改善家庭的收入，从而减少了农业生产。而物质资本对于生产和土壤侵蚀的作用影响很微小。实现农户生产和减少土壤退化双赢的目标难以达到。但此研究没有考虑到外部的政策、制度对于农户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选取了107个社区的450户作为样本，平均每个社区选取4个，包括社区问卷和农户问卷。方法主要是构建农户收入以及土壤侵蚀的计量经济模型。采用的变量涉及农户的五种资本以及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Pender, Jagger et al., 2004）。

（3）Orr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研究了1990～2000年非洲马拉维南部地区一些农户的生计策略变迁。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农户都受益于市场自由化带来的高收入，同时，也有部分农户经济条件有所恶化，这种恶化一方面是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庭因素相关，如离婚和丧偶等造成了女性户主家庭生计困难（Orr and Mwale, 2001）。

（4）Badru等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考察了埃塞俄比亚农户的生计策略，特别是与林产品相关的生计活动，通过基于360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本贫乏阻碍了农户从事高收益的生计活动，使贫穷农户过多依赖自然资源（Badru, Muys et al., 2008）。

（5）Knutsson和Ostwald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量化生计资本并考察资本间的转换以及与气候和土地政策有关的变化，以陕西省两个村的数据为基础，证实在此框架下对脆弱性的测量是有效的（Knutsson and Ostwald, 2006）。

（6）Cherni等基于可持续生计方法展示了科技与政策的协同发展可以提升边缘地区农户的生计水平。研究的结论主要根据古巴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实例分析得出，认为当地居民和社区可以从复杂的科技和社会环境中获益，并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提升（Cherni and Hill, 2009）。Cherni等也将可持续生计方法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反映在一些决策支持系统中（Cherni, Dyner et al., 2007）。

（7）Masanjala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了贫困和艾滋病之间的关系。虽然艾滋病对贫困的作用已经广受关注，但社会关系和生计策略对艾滋病的作用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Masanjala，2007）。

（8）Kelman等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用于火山相关的生活场景，认为框架对于理解、沟通、管理脆弱性和风险有帮助，有利于社区更好地管理火山环境，并控制脆弱性环境，有利于管理风险和进行灾后恢复和重建（Kelman and Mather, 2008）。

（9）Allison等介绍了西非25个国家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用于渔业管理的经验。认为框架可以帮助形成统一的渔业政策，有利于识别致贫因素，并且维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Allison and Ellis，2001; Allison and Horemans, 2006）。

（10）Babulo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表明，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的决定因素，应当鼓励贫困的农户从事高回报的经济活动（Babulo, Muys et al., 2008）。

2．中国的研究与探索性实践成果

李斌等就生计的概念、生计分析框架、生计途径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简要评述。对Scoones、Carney、Ellis等人的生计概念及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阐述，并对国际发展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针对解决农村扶贫等问题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计途径等做了介绍。主要介绍了DFID、CARE、Oxfam、UNDP这四个组织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贫困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可持续生计途径（李斌、李小云等，2004）。

杨培涛（2009）把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归纳为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分析贫困和扶贫中的应用，如李小云（2005, 2007）对贫困和脆弱性的研究等（李小云、张雪梅等，2005；李小云、董强等，2007），杨国安（2003）对脆弱性生计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围绕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工具中，这两种方法是众多方法中运用比较普遍的两种。可持续生计方法强调贫困的消除，脆弱性生计方法强调脆弱的缓解。第二，对失地农民生计的研究。第三，对退耕还林农户生计的分析（黎洁、李亚莉等，2009；黎洁、李树茁等，2010）。第四，对农牧民生计的研究（杨培涛，2009）。这几年，可持续生计分析扩展到对乡村旅游业的研究（孔祥智、钟真等，2008；孔祥智和钟真，2009），少数民族的生计转型研究（张丙乾、汪力斌等，2007；张丙乾、靳乐山等，2008）等。

另外，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也在中国一些特定区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主要的具体研究有以下几方面。

（1）生态家园富民工程“三位一体”项目（李斌，2005）。利用可持续生计途径研究生态富民工程“三位一体”（将沼气生产、种植和养殖三种生产过程结合在一个系统之内）对宁夏盐池县农户的生计影响的研究。应用可持续生计途径和参与式途径开发一套农户生计影响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价和传统的调查方式，利用小组访谈、关键知情人访谈、实地观察和抽样调查的方法获得。对4个自然村100户参与“三位一体”项目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获得96份有效问卷。研究表明，“三位一体”项目没有对农户农业生产集约化和多样化造成影响。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所做的研究分析表明，农户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缺少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因素；市场、制度和政策外部因素可直接或间接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的配置状况，导致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

（2）滇西北农牧区生计改良方式项目中的相关研究。此项目是2003～2005年由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和云南畜牧局合作实施的项目，受加拿大国际发展中心资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项目提供了一个指导性提纲，可以了解在农户的复杂生活中不同资源所起到的作用，可用于鉴别生计中的主要限制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项目目的是在云南省滇西北三个地区提高相关利益群体发展技术和机制干预的能力，以提高和促进农牧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初步研究结果包括二十多篇项目研究报告。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

安迪分析了不同资本在构成生计时所起到的作用。运用了Dorward等（2001）提出的资本功能框架，与注重资本类型和社会组织在资本利用过程中的支配性作用的可持续生计不同，这个框架的焦点在于资本利用的动态过程。有些资本可能有一种或多种功能。不同资本所具有的特征将决定其在不同生计过程（如生产、交换、消费和投资）中的作用。调查方法以访谈为主，调查地来源于迪麻洛三个自然村的91户村民。认为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资本的存在及其可获得性，以及组织机构在决定资本可获得性中的作用等，都是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安迪，2003）。

郑丽霞分析了农户生计水平以及不同资本在生计中的作用。调查发现可以将农户分成农业为主、畜牧业为主和开货车为主的生计策略。通过分析农户拥有不同资本以及不同资本之间的相关性解释了为什么农户会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主要方法是入户访谈式调查，但只利用了一些描述性的统计方法（郑丽霞，2004）。

对云南云龙县金多村苗寨的研究揭示了森林资源对于当地村民生计活动的价值。当地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牲畜、农业和收集森林的非木材产品。森林的非木材产品占当地村民收入的16%～66%。一些家庭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家畜的养殖上，而另一些家庭的劳动力用在收集森林的非木材产品方面。外部的社会制度因素如1998年禁止伐木的规定和建立云龙自然保护区等对当地农户的生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对8户农户的生计活动的调查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了解农户的生计活动构成，第二阶段了解当地的林木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实施后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采用了半结构式的问卷和访谈方法。

Sheng Ke-rong等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长江上游云南省就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的生计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基于946户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的基本特征，包括农户的生计资本、收入活动、能源消费模式以及生育行为。微观分析表明，农业发展的扩张严重依赖于生物燃料，农村能源消费以及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关系。退耕还林政策在当地农户的生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政策没有考虑到农户长期的生计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可持续性。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角度来看，首先，应该使农户更容易获得资金、技术和公共服务。其次，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加强环境保护投资。最后，应注意农户的能源问题以及退耕还林地区农户长期的生计来源问题（Ke-rong, 2006）。

（3）戴广翠等对陕西省彬县、安塞县，青海省共和县、民和县等黄河流域的退耕还林地区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认为在退耕权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农户将从参与退耕还林工程中受益，并且不会出现复耕反弹现象（戴广翠等，2009）。

（4）张丙乾等对黑龙江赫哲族的农户生计进行了研究，探索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农户面临的生计变迁和危机，并建议农户采用多元化生计发展途径，以促使其适应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张丙乾、汪力斌等，2007；张丙乾、靳乐山等，2008）。

总体而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等多个环节都涉及农户的家庭结构因素，但是，其分析框架并没有把家庭结构因素作为单独的生计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分析框架在宏观上强调了人口因素作为生计背景可能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并关注组织结构等“硬件”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然而，分析框架也忽视了微观行为主体的“硬件”特征：家庭结构对生计策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