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

一 资源约束与比较优势动态化

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都没有提及自然资源及资源禀赋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处于何种地位。一直到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才将自然资源及资源禀赋纳入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内：该理论构造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假定两国在技术等参数完全相同且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各国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国家间比较优势产生于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斯密的理论、李嘉图理论以及H-O理论都是将一国在无限制的条件下封闭时与发生贸易时的情况做比较，采用的分析方法属于静态分析法。在要素内涵得到很大程度扩展的全球化时代，若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会使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提高国际贸易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需要从动态角度来考察比较优势理论。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对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动态推演，侧重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及其福利后果。国际上主要基于经济增长源泉，对要素变化与动态比较优势、技术变化与动态比较优势、其他要素变化与动态比较优势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本章主要分析要素变化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

巴拉萨（Bela Balassa）的研究表明，各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了出口结构的不同，落后国家的出口结构将随其资源禀赋结构的改善而升级。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等则认为人力资本是一国贸易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且智力资源禀赋是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说明了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各阶段产品贸易的流向变化。

筱原三代平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经济因素包括资源禀赋都会动态地变化，这种变化在不同的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使得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当一国的要素禀赋变化使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该国就获得了比较利益。二阶堂和宇泽（H. Oniki and H. Uzawa）分析了资本积累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长期中技术和偏好至少有一方存在国际差异时，贸易才能持续存在。贸易格局是，在长期稳定状态均衡条件下，储蓄倾向较高的一国将专门从事投资品的生产，而储蓄倾向较低的一国则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芬德利（Findlay）的动态要素禀赋理论指出，若可贸易品都是消费品且资本存量由另一个非贸易部门生产，则经济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人口增长率的增加会降低经济稳态下的资本劳动比率，从而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储蓄率提高的短期影响是不明确的，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但从长期来看肯定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

二 关于“资源约束”实证研究——增长阻力研究

在包含自然资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表现为使用资本K、劳动L和自然资源R三种投入要素生产一定的总产出Y，即Y= F（K, AL, R）。因为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可以将生产函数表示为人均产出的形式，即y=（k, r）。可以通过人均产出生产函数分析资源对经济增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一方面，人均产出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和人均自然资源的影响，生产中的自然资源受资源禀赋的限制不可能长期增长，因此自然资源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增长阻力。另一方面，在人均资本相同的条件下，自然资源和劳动的比较优势存在动态转化：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人均自然资源趋于提高，表明经济中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充裕，根据贸易理论这将导致资本要素的价格下降，因此有利于资源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反之，若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慢于劳动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将获得较快的发展。

关于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的着眼于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分析上。Nordhaus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函数中，分析了存在资源约束和不存在资源约束的两种新古典增长模型，而“增长阻力”（growth drag）就是两个模型中的稳态劳均产出的增长率之差，并据此测算出美国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总增长阻力为0.0024，其中土地的增长阻力大约为0.0006。Copeland和Taylor也从经验角度分析了土地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如何规避土地和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的政策建议。Bruvoll、Glomsrod和Vennemo运用动态的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来模拟由于环境制约引起的挪威福利的损失情况，他们将环境的制约作用界定为由于环境约束的存在社会需付出的成本。Noel以美国的数据分析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889—1992年原油稀缺对美国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Martin和Mitra运用了1967—1992年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农业收敛与生产力增长的关系，土地技术改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Nagi指出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Romer构建了一个“增长阻力”分析框架，模型中考虑了土地和自然资源两种要素对人均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总量生产函数采取C-D形式，即Y（t）= K（t）αR（t）βT（t）γ[A（t）L（t）]1-α-β-γ，假定存在资源约束情况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增长率分别为0和-b，不存在资源约束情况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增长率都为n，两种情况下的劳均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就是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增长阻力，，其中，为自然资源的增长阻力，为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

由于Romer度量和测算增长阻力的方法简单及易操作，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在Romer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研究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增长阻力。

1．土地增长阻力

薛俊波等运用Romer分析框架考察了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的模型为：Y（t）= K（t）αT（t）γ[A（t）L（t）]1-α-γ，实证结果表明土地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大约为每年1.75%。崔云利用我国1981—2004年的数据，估算了出土地“增长阻力”为每年平均约为1.26%。杨杨等运用Romer框架及CES生产函数估算了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为0.46%。葛扬和何婷婷的研究表明1978—2006年土地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阻力为0.52%。李文杰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对四川经济增长的阻力大约为1.43%。

2．水土资源的增长阻力

谢书玲等在Romer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水土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实证结果显示水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1397%，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阻力”为1.3201%，水土资源的增长阻力为1.4548%。杨杨等（2007）在修正了自然资源增长率的基础上，利用Romer框架估算出水土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为1.18%。

3．能源的增长阻力

雷鸣和杨昌明等利用Romer的增长阻力分析框架得出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约为0.68%，并给出了降低能源增长阻力的政策建议。李影和沈坤荣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能源种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各能源种类的经济增长“尾效”值分别是一次性能源0.00577，石油0.064781，天然气0.032424，水电、风电、核电0.027458，煤炭0.009617，并得出了能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不是体现在总量上而在于能源结构方面的结论。沈坤荣和李影放宽了Romer框架总量生产函数规模不变的假定，估算能源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阻力大约为0.577%，能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与其他自然资源相比并不明显。

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自然资源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刘耀彬和陈斐通过对Romer框架进行适当的转换，分析了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0.1060748、0.003557703、0.191362401，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为0.30099，指出如果资源消耗维持目前的水平，到2015年很难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 增长阻力的文献评价

增长阻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阐述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不同的是这些模型的前提假设和基础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从而得出的结论和实证结果也大为不同。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

首先，多数学者仅考虑了单个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见前文的总结），较少学者考虑多种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

其次，在增长模型的构建基础——生产函数上有较大的差异。大部分学者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还有学者采用的是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

最后，对存在资源约束情况下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的假设上也不尽相同。Nordhau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对“存在土地资源约束”做出了“土地资源数量固定”的假设；杨杨和吴次芳等（2007）假设“土地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