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在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美国的部分制造业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从中国“回流”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成本因素来看，虽然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成本仍远高于中国的，但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资成本以年均15%～20%的水平上涨，中美两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的差额在不断缩小。如果考虑到供应链风险及运输成本等因素，那么部分制造业产品（如电器、家具、机械、金属制品及电脑等）的生产成本在两国之间的差异已不明显。随着中国的成本优势在未来几年内继续缩水，美国相关制造业的回流趋势可能更加明显。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分析和预测，尽管目前美国约有70%的货运设备、电气设备、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要从中国进口，但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这些产业大约十年以后将达到外包生产的临界点，届时将有10%～30%的产能回流到美国。其次，除成本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在本轮制造业回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本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回流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类型来看，较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的电子行业占据了一定比重；而更加接近北美消费市场这一因素也普遍被视为本轮制造业回流的原因之一。但上述因素能否长期、持续地吸引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仍是难以确定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其对中国相关制造业的冲击和影响也是难以确定的。

（二）“再工业化”战略对中美制造业博弈与竞争的影响

美国在2010年以来推行的以制造业振兴计划为基础的“再工业化”战略将重塑现行的全球制造业格局。“再工业化”战略的本质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如前所述，美国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强化新兴制造业的创新技术培育计划，力求在新能源、纳米技术、生物制造、新电子产品及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并由此带动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人才、高端生产要素及高端创新集群的整体发展，进而保持美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然而，美国这一试图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战略调整和转型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已成为内涵式增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依靠“人口红利”发展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措施，其主要目的也在于通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新兴制造业，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内涵，进而改变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加工制造业的单一模式。2012年7月，中国出台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在当前全球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中国也应当大力培育和发展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该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这一发展目标。由此可以肯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制造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具有很大的重叠性，两国在新兴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和博弈将日趋激烈。

（三）“再工业化”战略对中美贸易和金融关系的挑战

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可能从多个方面对现行的中美经济关系构成挑战。首先，从贸易方面来看，美国急于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动机可能推动美国进一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加剧美中贸易摩擦。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很可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0年以来，在美国商务部对华发起的“337调查”中，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占比呈逐年上升之势。此外，美国对华技术贸易的出口管制措施将更加严格，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将更加隐蔽，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将更大。一个突出的案例是，近年来，美国不满中国对稀土等高端制造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原料的管控行为，进而联合欧盟和日本，共同对中国施压，试图强迫中国以破坏自身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向其长期提供低价原料。显而易见的是，在“再工业化”战略的大背景下，随着美国新兴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美国对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将不断扩大，美中两国的“资源之争”也可能不断升级。其次，从金融层面来看，随着弱势美元环境的逐步改变，美国可能继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继续被美国政治化，进而成为其削弱中国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的突破口。此外，美国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可能不利于中美非对称的金融相互依赖关系的调整。近年来，美国打着“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号，对中资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审查措施。在中国对美高收益直接投资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金融依赖，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无疑将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