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经济学是一个由多个层次和多个分支组成的学科，因此，要想在一个简短的分析中把这些方面都包括进去，并说明它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对我来说却是困难的。为了能够展开讨论，我想仅就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谈点粗糙的、不成熟的认识和看法，以期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一 理论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有人曾把京城经济学人描画为十种脸谱。这十种脸谱及其排序是：第一种是决策经济学人，即能够参与并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的经济学家。第二种是议会经济学人，指进入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政协财经委的经济学家。第三种是方案经济学人，指在中央经济主管部门任职并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第四种是讲坛经济学人，指在高校任教的经济学家。第五种是课题经济学人，指以做各类经济研究课题为主业的经济学家。第六种是绿卡经济学人，指在国外学成回国任教、任职、来去较自由的经济学家。第七种是公司经济学人，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下海经商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八种是民间经济学人，指聚集在民办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第九种是诸侯经济学人，指为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第十种是报章经济学人，指以百姓关心的热门话题为论题进行理论分析和通俗阐述的报刊撰稿人。

这种描画很新鲜，也很有意思。这样分类也比较接近实际，有一定的启发性。就此而言，说这种描画恰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拟人化“缩影”，并不过分。当然，更深入一点看，也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例如，这种描画可能更侧重于应用经济方面，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还缺乏足够重视。实际上支撑经济学发展的虽然少不了应用经济学的贡献，但真正起中坚作用的却是理论经济学。又如，仅仅把“讲坛经济学人”描画成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以“桃李满天下”为“自慰”，可能也有点儿不够全面。因为，实际上在我国相当一批理论经济学家就出自高校，使这批经济学家感到自慰的可能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还有他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各种建树。就是在政府部门和社科院系统工作的学者，也不仅仅是“决策”、“议会”、“方案”和“课题”经济学人。其中有相当一批人，不仅参与了具体经济政策的设计，而且参与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并成了颇有影响的理论经济学家。从这个现实来看，与其说他们是分属于某一方面的经济学人，不如说他们所从事的首先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我这样讲，不是说这种描画做得不好，而是说我国经济学的发展相当丰富多彩，需要用重笔描画的地方还很多。因为，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毕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主要是指理论经济学。这个现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济学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发展本身。

问题是，在中国，理论经济学怎么能从“一门古老的艺术、现代的科学”发展成为现在的“显学”呢？

曾有人回答说，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显学”，首先因为它是一门艺术，其次才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懂得它首先是一门艺术的人，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是无法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如果经济学首先不是一门科学，人们怎么能够将其加工成艺术品，然后再加以推销，最后才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实践、指导国民和社会生活呢？因此，在我看来，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同时它也是一门艺术。把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是不恰当的。将这两个方面的顺序加以颠倒，也未必是合适的。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显学，一是因为实践有这个需要，二是因为它实际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而不是一门单纯的科学。若非如此，它就不可能成为显学。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克鲁格曼在其《无关紧要的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 1994）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经济学不是天文学，它的每一个结论都会对影响每个人生活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经济学怎样影响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又通过什么方式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对此既需要有科学的阐释，又需要有艺术的运用。

不过，大量事实也表明，在我国，要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当一种体制还不允许市场充当资源配置的基础的时候，要使以它为对象的经济学成为科学，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人们从传统体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真正与市场发生更多接触以后，人们才会产生对经济学的渴求，从而人们的行为及其行为效果才会越来越得益于其掌握的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知识。我国的经济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恢复与发展的。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人们不仅放弃了过去的那些纯粹经院式的说教，而且也放弃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各种形式的教条，实惠成了人们更愿意追求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饱含经世济民原理的古老艺术和现代科学结合体的经济学，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政府需要它，厂商需要它，城乡居民更需要它。这是经济学在我国发展成为显学的深层原因所在。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虽然它已经占据了“显学”的地位，但实际上它却未能达到其应当达到的高度。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至少存在如下三大缺陷。

第一，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缺陷。一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不是“抽象过度”——把复杂的现象想象得过于理想化、抽象得过于简单化，就是“抽象不足”——过分重视表面现象而忽视这些现象背后所掩盖的本质联系。二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与方法，常常把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现象搞得过于复杂，甚至用西洋化的方式、逻辑和语言进行“洋八股”式的表达。

第二，研究对象与路径选择的缺陷。研究工作脱离实际，过于强调本本（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本本）。这种对象选择和路径定位是与经济学的本质要求相抵触的，因此很难形成什么有价值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到江苏农村搞经济调查，通过调查提出“苏南模式”，从而使还处于探索中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上升为理论，并通过理论的指导再进一步推动这种发展。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经济学理论，不应当、实际上也不可能产生于书本之中。只有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

第三，研究目的性及其对研究成果水平估价的缺陷。片面鼓励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贪大求全”，过高估价所谓理论的系统性，过低估价理论应有的说理性及其实用性。实践证明这种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的研究目标是错误的。因为，在经济发展还不充分，还不具备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的条件下，非要从“完整体系”出发，一定要搞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不是使理论研究工作陷入空想，就是使研究结论脱离实际。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从实际出发，从目前已经具备的条件与可能出发，通过深入的社会经济调查，发现和抓住问题，由此展开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并通过这些个案的分析和专题研究，找出各种现象间的内在的和普遍的联系，再从中抽象出带规律性的结论，最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超越现实，脱离实际，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非要先构建什么系统的理论大厦、追求什么完整的理论体系，都是不恰当的，从而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我国经济学发展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四条：一是过去我们长期封闭，不了解也不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片面地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替经济学、用马克思的一般方法代替现代经济研究的特殊方法，而且这种思想方法与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并常常在学术评价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二是我国虽然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但真正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传统理念和理论等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从而也限制着理论的发展。三是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队伍的数理知识还不能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四是在国际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商潮波浪滚滚的形势下，浮躁风起，在客观上也影响着人们的潜心研究。

二 理论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及其路径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改革开放后，我国才真正出现了科学的经济学萌芽。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基本是全面接受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在当时条件下，不仅按劳分配是规律，而且计划也成了规律。规律的客观性实际上成为第二位的东西，现实生活中人们认知过程的主观性却成了客观规律的直接替代物。第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初，我们又引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对于这个版本的教科书，我们虽然没有全盘照搬，但接受程度大于批判程度。第三，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开始组织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与框架是全面接受的。所以，我们自己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没有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虽然出了一些自己的版本，但基本上是在摆“积木”。第四，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在我国还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经济学。这是中国历史上谎言最盛行时期出笼的一种谎言最多的经济学。一句话，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即使有，也多为伪造或充满谬论。

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经济学在我国获得了新生。回顾过去的20多年，可以说是理论经济学迅速发展的20多年。如果可以做一个概括的话，我认为，这一时期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大体是沿着如下三条路径展开的。

第一条路径，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谨慎发展。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下，无论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在工厂的车间里，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但为什么实际上它还在发展？列宁也曾说过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它仍然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予正面回答，实践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蒋学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干部读本）》和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教科书。这些论著的出版，恰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说它们优秀，不仅在于这些论著已不再是传统理论的简单拼凑，而且在于这些论著实际上是经过作者潜心研究和大胆探索而形成的代表着我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耳新之作。说具有时代特色，则在于在当时条件下，它还不可能做到一点儿传统理论的烙印都没有。

第二条路径，通过大量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影响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建设。这是一条与第一条路径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路径。开始是由国家教委牵头组织专家办讲习班，由先行经济学家进行专题讲座，向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这种讲座先后搞了十几个专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又将这些讲座编辑成册出版，散发于社会，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次推动。再后来是整本书整本书地翻译，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方经济理论。在这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有厉以宁、谭崇台、钱荣堃、杨敬年、梁小民等经济学家。

第三条路径，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结合起来，联系我国经济实践，就一些具体经济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通过分析、论证、解释和说明客观经济现象，逐渐形成独立的经济理论，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方面，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经济学家，其中较突出和较有影响的有老一代经济学家薜暮桥、孙冶方、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戴园晨、张卓元等，年轻一代则有陈佳贵、吕政、刘树成、潘振民、李晓西、蔡昉、樊纲、胡汝银、刘伟、魏杰等。

当然，也有人试图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和逻辑进行经济理论的再创造。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式和逻辑脱离了我国实际，甚至经常用一些复杂的语言和范式来描述一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和问题，洋洋万言、结论简单，因此，往往“好看不中用”，至今未形成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三 经济理论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发展展望

应当肯定的一点是，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有独立学术价值和体系的经济学，但是，近20多年来，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是相当深刻的。

回顾近2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几乎没有哪一项不渗透着经济学家的科学探索以及这种探索所得出的成果。比如，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在理论上就不可能明确提出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从而也就不可能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结合问题，我国国民经济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持续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快的增长与发展。又如，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就不可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和说明生产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摈弃“为革命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的错误口号，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大转移也难。再如，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就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此等等。从大的方面看，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中央所做出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国民全部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包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取得一定程度突破的结果。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如果从发展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学做一下展望的话，那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理论经济学还处于探索阶段，高水平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但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老一代经济学家为创立我国的经济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中青年一代为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总体上说，过去的和现存的这几代人所做的努力基本上是奠基性和过渡性的。其基本功能仍然是铺路架桥，向社会介绍一些急需的经济学知识，带领更年轻的学子往前走。更年轻的一代，数理功底较好的一代，只要他们不浮躁、不赶时髦，只要他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在潜心学习国外先进经济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同时，扎扎实实地对我国经济社会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独立的和深入的研究，就有望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科学成果的真正继承者和经济理论发展的中坚，并有可能在经济理论建设上做出开创性贡献。这也是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希望所在。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经济学的理论支持，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科学的、能够反映我国实际的理论经济学仍处于建立过程，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广大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努力，都是建造我国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