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渊源和本书的指导思想

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最初是在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学说，它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本书研究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则是那些在经济危机反复爆发以后，以某种政治经济学或称经济学为基础，主要研究有关经济危机原因和治理的理论，以及论证经济危机在什么条件下不会发生的理论。

一 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来源和演进

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等学科相比，出现得比较晚。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当然，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也曾研究过某些经济问题，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是不容忽视的。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相伴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考察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利润是在流通领域中贱买贵卖产生的。重商主义虽然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但它还不是研究生产方式，还不能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这就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和法国，并在英国得到了最大的发展。英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其最杰出的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法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布阿吉尔贝尔（P 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Boisguillebert）。重农学派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ne），对经济危机问题研究较多的西斯蒙第（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也是法国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由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初步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济根源。但是由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彻底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在他们的理论中，除了有科学成分外，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庸俗因素。

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时期产生和形成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在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又出现了一些更注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政治经济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最早为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以后又有法国的巴师夏、英国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西尼尔等。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偏见出发，歪曲或否定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发展其庸俗因素，蓄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矛盾，这些经济学说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表明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

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随着19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在西欧主要国家的全面发展和小生产的大量崩溃，又产生了一些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除前面提到的西斯蒙第外，还有法国的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和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虽然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在这一制度下劳动人民贫困化和产生经济危机的事实，但是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因而提出了错误的解决办法，把小商品生产理想化，宣扬阶级合作，主张用各种政治经济措施限制竞争，保存小私有制。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视小商品生产必然分化并滋生资本主义的事实，否认社会发展规律，是试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幻想。

在19世纪初期，还有一种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立物而出现的政治经济学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说。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和谐的社会制度，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极力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私人发财制度，并且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体系提出来，对未来的社会做了许多描绘和揣测，其中有许多是很有创见的。他们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并不真正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同情无产阶级，但是看不到这一阶级的伟大力量，更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幼稚的或空想的。

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与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开始产生，并在50～60年代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总结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抛弃了其中的非科学成分，全面地论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彻底揭露了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灭亡的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就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把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牢固地建立在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生产资料越来越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的巨头手中。在这段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工人政党相继成立。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加强它的统治。帝国主义国家各种内外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冲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而且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大危机，走向了衰败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道路。

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以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设备长期开工不足，工人大量失业等，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期更加严重。例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37%，失业人数达3000万之多，国际贸易数量减少2/3。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达46.2%，失业人口达1200多万，国民收入下降了50%。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局面。

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确保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日益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结合，并且使国家机器从属于垄断组织。这是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有着显著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调节企业的生产，并不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张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到了垄断阶段，情况便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国家普遍都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调节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它们通过各种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反动立法来确保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利润。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迫切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造和提供一些经济理论，一方面用来欺骗群众，对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用来说明供给和需求、市场和价格、危机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为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便找到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重重矛盾的“药方”。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这种要求，五花八门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便应运而生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以反凯恩斯主义著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本来早就走上庸俗化道路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把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一项根本任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欧各国经济学界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和各种理论，如庞巴维克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等的“均衡价格论”、克拉克的“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以及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等，除卖力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外，还集中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伟大的真理，真理是不会被驳倒、被击败的，相反，它在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和检验，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理论的发展总是波浪起伏的，有高潮也有低谷。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入了发展的低谷阶段。在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界仍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相关经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出于保住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依靠其政权力量压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支持学术界发展各种有利于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使资产阶级的理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够发达，研究教学队伍不够壮大，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发展的最新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未被所有人遗忘。由于这种理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可以预见，随着从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学者越来越多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必能依靠自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在国际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以上就是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产生和演进的大致过程。

二 本书的指导思想

本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必须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指社会经济基础——引者注），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资产阶级学者做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都具有这一特点。他们研究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经济危机，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去寻求答案，而是从人们主观的思想动机，从某种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本身去寻求答案，因此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正确阐明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要从根本上正确阐明这种规律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的表述，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把马克思的这一原理用于研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要求我们在分析上层建筑之一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时，在研究某一国家或某一历史阶段某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理论时，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考察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阶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阐明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理论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可以有较多的科学因素，为什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能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见解，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则总是加入较多非科学的庸俗化的因素，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变化来做出回答。对于出现于同一时期、同一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各个学派，也必须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才能得到说明。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和西斯蒙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各自提出了不相同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这是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史专著《剩余价值理论》中做了精辟的分析和透彻的说明。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思想来研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还必须把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同坚持科学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经济学家都是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研究的不是什么九霄云外的与生活无关的东西，而是研究与经济危机相关的所有制、交换、分配等涉及人们、社会、各阶级的切身利益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就拿现时的情况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评价和分析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方法等，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都以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为转移，而有不同的答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版序言中说：他在《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他又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因此，作为各种政治经济学组成部分的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必然具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倾向。在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前途相一致的。

研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各种流派，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与坚持科学性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坚持科学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做法，以及用贴政治标签的简单办法来分析评价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伟大的真理，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它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它本身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研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仅要阐明资产阶级早期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科学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来源，还要对后来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一概骂倒。

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从其总体来看，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不科学的，但这并不排斥它们对某一具体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认识与分析上有时也有某些正确的或可取的观点。马尔萨斯是一个资产阶级立场极为鲜明的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在分析批判他的经济理论时，仍然肯定他在著作中“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一个“真正贡献”,并没有因人而废言。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际上也正是无产阶级党性、阶级性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本书的指导思想，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基本原理的理解、增强与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做斗争的能力以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都是作为肯定的现成结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在已完成的结论面前，发展的过程消逝了，人们看不到发展的经过阶段，也无法知道前后的联系和转变情形。其实，这些学说各自都有多年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有哪些科学成分，有哪些庸俗因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何从资产阶级的偏见出发，歪曲或否定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发展其庸俗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如何批判地吸收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抛弃了其中的庸俗因素，完成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科学理论的创立，为科学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形成，懂得它们的来龙去脉，就必然会大大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内容及其意义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可以懂得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理论，克服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可以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