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作为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技术主要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它追求的真理总是服务于人类社会某一人群的利益和价值，必然具有政治经济利益倾向。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代表的是创造财富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动人民的财富创造活动是财富增多和生产力发展最重要动力，所以这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最强的科学性和最大的包容性。可以说，它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倾向，是符合全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价值的。然而，有些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虽然也揭示了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真理、某些规律，却只是以少数人的利益和价值为目的的。它们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倾向，是不符合全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价值的。只有注意到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政治、经济利益倾向的片面性和阶级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中的科学因素，用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一 早期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

早期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倾向，但因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它们的表现形式和所起作用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其中含有的科学因素来说，前者要远远多于后者。

（一）早期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早期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杰出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亚当·斯密提出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处的时代是18世纪中叶，当时他所在的英国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手工工场的劳动分工日益专业化，技术不断革新，已经为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创造了前提。整个英国当时已经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夕。

在农业方面，农村资本主义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8世纪，“圈地运动”已经由议会给予了合法的形式，其规模已比17世纪更加巨大。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英国的自耕农完全被消灭了，资本主义农场日益增加。农民大量破产，沦为“自由”劳动者，为资本主义农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英国当时的对外贸易也有了迅速发展。在18世纪中叶，英国不仅夺得了海上霸权，而且成了最大的殖民帝国。殖民贸易使英国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必要的大量货币资本。

也就是说，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当时英国还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有封建社会制度的残余，而且经过1648年的所谓“不流血革命”以后，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议会里分享政权，有着强大势力，工业资产阶级虽然也参与政权，但是政治上地位并不稳固，它同封建贵族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迫切要求清除掉还存在着的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残余，因而也就迫切要求有一个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之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恰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对于研究经济危机相关问题而言，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以他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首次把当时的一切经济知识编著成了一个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新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国富论》的研究对象，从它的书名就可以知道，它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所谓国民财富，在斯密看来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

关于财富的本源问题，他同他的前辈威廉·配第等一样，承认人类生产劳动的主体作用。亚当·斯密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就同重商主义的那种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并且抛弃了重农主义者的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的偏见，为从与人类生产关系入手科学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创作中，将着眼点放在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上，实际上也就是探讨如何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这是有着客观要求的。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增加利润，而积极要求扩大商品生产。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要增加国民财富，必须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在业工人的人数。他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坚持和加强劳动分工；要增加工人，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以购买劳动（力）。亚当·斯密正是带着这个具有时代要求的创作意图，来创作《国富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虽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好像是经济科学的百科全书，但书中所研究的始终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的基本政治经济倾向，是代表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取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贯穿《国富论》全书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危机问题尚未暴露，所以斯密只是在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的意义上，提出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直接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说，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联系中，发现并揭示了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对立性，使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范围内达到了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时间相隔不到半个世纪，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最突出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亦称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下半期。它首先在纺织业中开始采用织布机、纺纱机进行生产。随之，在冶金业中开始了新的冶炼方法。19世纪8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对工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接着在机器制造业中，又出现了压榨机和各种机床，开始用机器生产机器了。从而，英国由纺织业部门开始的工业革命，就这样由一个部门推向另一个部门，从轻工业推向重工业、运输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在农业方面也开始了用机器进行集约化生产和大规模经营的过程。

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恩格斯指出：这是“在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工业革命使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完全战胜了封建主义关系。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迅速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品远销到欧洲、亚洲和非洲，英国成了真正的“世界工厂”。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大机器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英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1648～1689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那是以与封建土地贵族的妥协告终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封建残余还存在，土地所有者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时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对立上。

工业革命对农产品需求增加了，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地主的地租也有很大增长，它直接威胁到资本家的利润。地主阶级为了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主张维护当时存在的《谷物条例》，禁止外国谷物输入，与此相反，工业资产阶级则坚决反对《谷物条例》，要求谷物输入，扩大工业品出口，并反对政府的货币流通政策。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便尖锐起来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也增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有了发展，但尚未充分展开，它被工业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淹没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求有人创立一种能够代表正在向前发展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坚决地无顾虑地为工业资本的利益而斗争。这一历史任务是由大卫·李嘉图承担并完成的。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规律。他写道：“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大卫·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已经充分注意到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看到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他看来，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存在着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地主与资本家之间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在他的理论中，总是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到首要地位。他接受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思想，断言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时，追求的虽是个人利益即利润，但这种利益是为了增加积累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同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充分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由此而消灭地主阶级和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都应该是在所不惜的。他特别仇恨地主阶级，总是把地主阶级“当作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无益的、陈腐的障碍，当作累赘来加以反对”。

大卫·李嘉图在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的探讨上，较亚当·斯密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亚当·斯密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对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范畴，总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不能前后一致。大卫·李嘉图在研究中总是力求克服亚当·斯密理论中的这种矛盾，始终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的这一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就是他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固定不变的，看不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形和复杂化，因此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的理论基础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和矛盾。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尚未发展时期的产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虽然有其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虽然他们也是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但他们还是在较大程度上以独立思想家的身份，抱着科学的诚实态度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大胆地揭示可以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某些矛盾。他们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并能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方面做出一定的科学贡献。

而与大卫·李嘉图同时代或稍后的一些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放弃了独立思想家的身份，基本上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只说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话，不说对资产阶级不利的话，建立了专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被称为与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庸俗经济学”，它们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日益激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过去曾以“科学的诚实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已经不再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必然要被专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代替。

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早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当时这种庸俗的成分和科学的成分是和平地自然地共处的。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共处就不可能了。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以亚当·斯密或大卫·李嘉图的信徒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以“注释”、“补充”和“通俗化”的形式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庸俗因素分离出来，加以编纂，冒充科学，以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这些早期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最初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他们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者，一般被称为斯密派。接着就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他们是大卫·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一般被称为李嘉图派。

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斗争，早期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倾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法两国都相继最终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爆发，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早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一些科学结论不仅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还被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等人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生存。

因此，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很多科学成分被资产阶级视为危险和可怕的东西而加以完全抛弃，资产阶级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在1830～1848年这一阶段，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尼尔、巴师夏、约翰·穆勒等人。他们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直接的攻击和反对，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不过，在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中，也有人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较多偏向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倾向，法国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是典型代表。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大卫·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绝对进步的制度。当1815年欧洲第一次出现经济危机时，在他看来，这只是偶然和局部的现象，而不是普遍和必然的。至于工业革命，在大卫·李嘉图眼中，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牺牲小生产者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大卫·李嘉图说来都是在所不惜的。但是，西斯蒙第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辩护伎俩，指责他们否认矛盾，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合理的和自然的制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生产者的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各国之间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虽然他接受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和某些原理，如关于价值、利润、工资和货币等见解，但他得出了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即否认资本主义是合理的和自然的制度。马克思在谈到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时写道：“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发展上的突出贡献，从而使他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规律，错误地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归咎于人们的思想、国家的政策以及错误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方针，并主观和空想地寻求保证人类物质幸福的一般原则和政治措施。在他看来，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就是使现代社会回到被他所理想化了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这使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很多方面带有比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更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得较晚，这是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马克思指出，当英法两国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只能是以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面貌出现，即总是试图掩饰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内在矛盾。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早出现的是历史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其特点是，反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否认一般经济规律，主张采用所谓“历史方法”适应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来建立民族的国民经济理论体系。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财富如何创造和分配，这样他们就必须以当时的社会和历史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命题和概念，表达对不同经济组织形式的观点，无法完全回避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于是，在这种理论里，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财富的唯一客观和独立的测量尺度，它代表着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为经济学这个当时的新学科划出了边界，并且为研究不同形式经济社会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种理论论证说，劳动而不是土地或黄金才是财富的直接源泉，所以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它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上来。这种理论为批判当时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封建制度对劳动生产率、竞争和自由市场发展的阻碍，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这个工具攻击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限制性政府政策和法律，支持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论证说，这个阶级靠对资本的所有权取得了支配劳动过程的力量和机会，促进了财富增长。

19世纪40年代以后，《谷物法》被废除了，英国工业资本家的政治权力有了保证，劳动价值论对于他们来说，危险性开始大于有用性。他们现在需要一种能够适于维护而不是批判现存经济秩序的理论。这时，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利用劳动价值论和他们争租金、争利润，批评他们剥削工人，支持工人要求有更公正的财富分配。这显然是对他们不利的。危险思想的压力总会激发出专业学术的特殊天才，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批判瓢泼大雨般泼向劳动价值论，使潜伏其中的逻辑错误被不容置疑地揭发了出来。

19世纪50～70年代，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已是约翰·穆勒等人的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已经丢掉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科学因素，有了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倾向，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政治经济学注重研究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这种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改变。这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从长期的革命低潮中觉醒起来了。例如，在此之前，英国自由资产阶级曾经凭借英国工业的优势地位对工人进行利诱和欺骗。英国经济地位的改变加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使失业现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工人运动大大加强了。工会组织显示了它的力量，迫使英国政府承认它的地位。如何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促进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何使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生活将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而不断地得到改善，以削弱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便成为资产阶级面临的迫切问题。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这些要求，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发生了彻底抛弃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的变化，即全盘否定劳动价值论，建立了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所谓现代经济学。这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倾向，成功地从经济学移走了一切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麻烦，也舍弃了经济学曾经具有的历史限制性方面，让经济学家从此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可以把现存经济秩序看作以前从来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的。

边际效用论是一批经济学家在一个很长时期里逐步提出和完善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杰文斯、门格尔（Menger）和瓦尔拉斯，而真正使这个学说上升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则是马歇尔。另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帕累托也是这个理论的重要提出者，只是他们给出的解释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表面上，这些经济学家提出边际效用论是为了克服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点，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用这个理论反对社会主义、捍卫资本主义，特别对于庞巴维克、米塞斯（Mises）和哈耶克等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个时期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马歇尔是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对垄断等现象并不重视，其基本观点仍然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假定和条件的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他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中一切理论都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的，基本上和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只是在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具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以又称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倾向，在英国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吸收和综合了新旧各派学说，建立了一个折中的和妥协的庸俗理论体系，以达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

在马歇尔之前，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是对19世纪上半期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折中尝试。到了19世纪末期，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已经不能胜任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作用，而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体系，如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对于穆勒体系的攻击，更促使英国庸俗经济学走向崩溃。马歇尔为了挽救这种崩溃，力图把上述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因素综合起来，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办法刻意把自己的理论只称为“经济学”，用以表示自己的理论与政治无关，形成了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更具欺骗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他在《经济学原理》的第1版序言中承认了他的这一意图。他写道：“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尽管马歇尔自己否认他的体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各派学说的折中，而自我吹嘘地说他所追求的是真理，但是边沁、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大卫·李嘉图、萨伊、西尼尔、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杰文斯等人的学说，如历史方法、数学分析·效用论和生产成本学说等，都混杂地成为他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各种因素。所以，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体系是集他以前的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大成。

20世纪初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马歇尔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产生经济危机的理论走向破灭，然而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并仍然是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据。20世纪20年代阿·西·庇古的《福利经济学》，30年代初期英国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爱德华特·张伯伦（E. H. 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3年）都是在马歇尔某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支流。但是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和其后果证明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及其后继者对于马歇尔的理论的修正和补缀，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痼疾提供有效的药方。

也就是说，面对20世纪30年代严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既在理论上难以给予解释，也在政策上无法提出解决困境的措施。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该著作中，他提出“看不见的手”定理，其主要理念是：在竞争条件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行为通过市场力量，将会使千百万经济主体的活动转化为社会最优状态。20世纪30年代以前，马歇尔等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仍然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倾向的支配下，积极倡导“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这些原则，并坚信“萨伊定律”。据此，从古典派到新古典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始终宣扬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总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于是，政府只能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派的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理论，总是无法经得住反复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检验。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长期在剑桥大学受到新古典派经济学熏陶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向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在其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经典学派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之经济思想，已经有100余年，我自己亦是在这种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在下文中，我将说明：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但是，凯恩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不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需要修改补充，只要在他的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加强政府干预，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保持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在1945年以后的最初10年，凯恩斯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似乎占有优势，没遇到太多挑战，但在基本理论层面它并没有击垮马歇尔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能让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理论。新古典等学派的经济学家只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经济理论模型的有效性，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只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方面的一个特例，根本就不是有关就业的一般理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凯恩斯学派的政策发生“滞胀”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变革其实对新古典等学派的理论并没有重大突破，只是以把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作为一种应用技术被接受为标志，开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长期混乱和重组。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演变，或者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对它进行重新解释，发展为非均衡分析派即所谓“新凯恩斯理论”；或者力图修补凯恩斯理论中易受攻击的缺点部分，从而形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或者对凯恩斯经济学坚持批评意见，直到反对“凯恩斯革命”。概括说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分为两大派：现代凯恩斯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就其政治经济倾向而言，它们无非分别属于资产阶级的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两派的重大分歧集中在关于资本主义市场是否出清，即是否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应对经济危机，并由此提出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

二 社会主义倾向派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要求，具有鲜明的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政治经济利益倾向。但“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的“社会主义倾向派”是指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自称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它们之中，有些特别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切实际，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等主张也未必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仅就其政治经济倾向来说，还是比较偏向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但后来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政治经济倾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它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很多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甚至比纯粹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一）社会主义倾向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倾向派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马克思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这种社会主义倾向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具有鲜明的同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倾向。

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6世纪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出现。1478年，英国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写的《乌托邦》，是近代欧洲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他在这本书中对当时英国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资本原始积累加给劳动人民的苦难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并且提出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要求。莫尔认为，使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托马佐·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e）在《太阳城》一书中也阐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虚幻地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压迫、没有贫困、人人劳动、合理分配的理想社会。

17～18世纪，英国、荷兰等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时，在英国产生了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产生了摩莱里（Morelly）、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还出现了以巴贝夫（Gracchus Babeuf）为代表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巴贝夫愤怒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专制制度，主张推翻这种制度，建立一个在政治上人人都绝对平等、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上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新社会虽有未来共产主义的因素，但他们不是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大工业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基础上，他们普遍倡导反动的禁欲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

19世纪初，经过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由社会的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英国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且大大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一方面大量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却越来越恶化。法国经过大革命以后，给劳动人民带来的仍然是灾难、破产和贫困，过去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了。过去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许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感到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但是当时又找不到争取解放的正确出路。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反映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

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尖锐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为未来的社会制度臆想出了种种方案和计划，其中包含许多积极的思想和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圣西门等人的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恩格斯还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但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恩格斯指出，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当时，无产阶级刚刚从一般劳动群众中分离出来，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阶级。这种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决定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必然有许多严重的缺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是看作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全民事业。

他们竭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并把改造社会和消除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这些缺陷，使其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理论，而必然成为一种空想的不能实现的理论。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就逐渐失去其进步意义而日益走向反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倾向派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重要代表，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当代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奉行的思想体系的总称，其政治经济倾向与空想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很多区别，是很值得专门研究的。从1956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第一次把“民主社会主义”宣布为他们的纲领性目标时起，这一思潮就逐步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波及亚、非、拉广大地区，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亦即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是同工人运动相伴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历史舞台，曾经把“社会”一词加在当时流行的民主主义概念上，表明要把政治改革同有利于劳动群众的社会改革结合起来。这个概念曾经在工人运动中广为流传。当时，这个概念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19世纪6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工人政党的纲领。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党一般都称为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化。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而以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为代表的右派则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背叛了第二国际。他们不顾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公开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外作战，彻底抛弃国际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已由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被他们控制的党则完全蜕化变质，第二国际遂告破产。从此，进入“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上尖锐对立、组织上分裂的时期。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力量得到加强，建立新的国际迫在眉睫。在列宁的鼓励和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脱离原来的组织，重新建立新党，并取名共产党。这样，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凡欲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改名为共产党，并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指出必须使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清楚地了解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这样，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有了重大变化。1951年，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正式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党国际各成员的旗帜。在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颇具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他们在部分国家执政或参政。例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先后执政50多年；奥地利、法国、丹麦、挪威、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也断断续续执政30～40年。尽管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十分庞杂，各国社会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也很不一致，但从各国社会党共同协商制定的社会党国际的宣言、决议和声明来看，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都全盘接受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采取回避和否定态度，其政治经济倾向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他们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克服经济危机，但他们讲的民主，实际是主张多党制、议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民主无论是否冠以社会主义的字眼，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能容纳的民主。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政治经济倾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同情者、拥护者，是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宣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他在思想上，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论者转为辩证唯物论者的同时，在政治上，他已经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了。在写于1843年末至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特别论述了他所寄予希望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他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是马克思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树立了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宏伟目标，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社会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形成的基础。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时就同情周围贫苦群众的悲惨处境，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深感不满。在柏林大学求学时开始参加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的斗争。

在科伦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为了保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他用笔作刀枪，向剥削者、压迫者的“私人利益”勇猛冲刺。他十分关心英法德工人运动。他在《莱茵报》上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评论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时说，这里“显示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马克思成为一个保卫‘最贫苦阶级’的伟大战士的”，这就是马克思对剥削者、压迫者的“深切的愤怒”和对贫苦阶级最深厚的情感。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迁居巴黎，目睹了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法国沸腾的工人运动强烈地吸引着马克思。他满腔热情地参加工人们的集会，与工人们交往，与德国“正义者同盟”和法国工人团体领导人建立联系。阶级斗争的锻炼、群众运动的教育，使马克思的立足点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已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主张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工人阶级。他于1844年8月11日写信给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说：“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从这篇文章和信以及他当时写的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法、德、英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给马克思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投身于群众运动烈火中的马克思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兴奋。这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转折点。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贡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马克思在巴黎看到了工人积极分子和理论家们探索真理的劲头。他经常同他们交谈，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地同他们讨论问题。他赞不绝口地说：“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在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思想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先在巴黎，后在布鲁塞尔，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钻研哲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他一方面调查研究社会，一方面阅读文献，摘录和整理大量资料。1843～1847年，他写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如《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恩格斯参加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思想运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稍早于马克思。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引起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对其做了摘要笔记。同恩格斯的交往，更促使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约在1844年春，马克思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下功夫为工人阶级创作一部巨著——《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此，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部经济学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2月1日，他又同列斯凯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因各种原因，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实现写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愿望，但他为以后实现这个愿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844年起，为工人阶级创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就成了马克思终身的奋斗目标。

早在写于1843～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这样具有深刻含义的警语：“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哲学，当然是指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理论思想体系。工人阶级只有接受和占有了这种理论思想体系，才能完成他们的解放事业。但在当时，这种理论思想体系并不存在。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为它提供了一些有关现实关系合理的思想片段，空想社会主义也只发出了一些未来社会的思想闪光，而且它们还都是包括在错误的和不健康的各种教义中。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我们知道，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产党宣言》的1847年前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为建立这样的理论思想体系努力。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首先就要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革命的批判，并在批判展开中把新的理论基础逐渐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研究顺序大体是，先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到政治经济学，再通过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过程的规律的发现，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人的条件相结合的科学论据。在19世纪40年代后，特别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1847年，马克思已有意识地和他的战友恩格斯承担起这个艰巨工作。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他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把那个理论思想体系的草图描绘出来了。那就是19世纪60年代完成的《资本论》的内容。

《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提出了三个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高度相关的理论。

（1）工人阶级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马克思创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流通过程学说、总过程学说，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和分配理论。这种理论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以及他们不能占有自己劳动果实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关系。

（2）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理论。马克思论证说，资本发展的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势力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看，资产阶级要想不发展它的敌对阶级，即工人阶级，也就不能发展它自己。这里面就体现了越来越不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规律，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必将成为不断造成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

（3）制度变革理论。马克思论证说，资本的集中扩大过程，它的社会化过程，一方面越来越使资本个人占有的形式不适于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集中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物的因素，以及由此集中团结、培育、锻炼的人的因素，将成为经济危机被克服、资本被剥夺、更高级新社会形式被创建出来的准备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其他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用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造旧世界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