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上述可见，命运共同体旨在为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服务。结合上述中国周边战略的特点，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来看，目前面临下列困难。

第一，中国和某些周边国家还存在一些历史和领土问题，政治互信程度较低，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经贸关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紧密的经贸关系、非对抗性的安全目标，而且特别需要双方具备一定的政治互信。尽管在经贸关系上，中国是周边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对象国，但不仅贸易优势无法自动转化为政治互信，而且同时较低水平的政治互信又很可能影响到经贸关系，这典型反映在中日关系上。据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2013年进出口数据，中日双边贸易额下降了5.1%，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下降不多，仅0.9%，但自日本的进口降幅高达8.7%。张蕴岭教授对此曾指出，“面对崛起的中国，邻国担心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强的竞争和影响，这使 ‘中国威胁论’找到了发展的土壤。如果中国试图在周边地区营造合作性的环境，首要的事情是与邻国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不消除这些障碍，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只能停留在“管控危机”上，难以建立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美国的负面作用。一方面，为了限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很有可能会继续加大在中国周边的布局。从理论上讲，对于守成国，当看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并可能威胁到自身霸权时，第一反应就是从周边入手进行围堵，这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拜莱斯女士以此逻辑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所指出的那样，“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存在，它本能的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当然不仅不希望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还会想方设法破坏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周边国家出于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会主动“邀请”美国布局中国周边，两者在针对中国崛起上有可能形成某种事实上的“联盟”。比如，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9年10月在华盛顿公开表示，美国应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确保区域平衡。越南国防部长阮志咏称：“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中国周边某些国家的这种态度，不仅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与其构建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政治互信水平，而且也会给美国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支点。

第三，该概念的阐释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清晰化。“共同体”（Community）通常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或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结成的集体组织，在前面如果加上“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等。但是如果在“共同体”前面加上“命运”“生命”之类含有“血缘”“情感”等比拟化的定语，就往往含义比较模糊，似乎无所不包，但又十分抽象。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无所不包，那么也就失去了学术上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因此，如果不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化，就容易使其在构建时缺乏可操作性。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本文在概念操作化时将“命运共同体”具体分为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几个方面。

尽管面临上述困难，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还是十分强劲。其一，亚洲国家内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已经非常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5年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3，这其中区域内合作成为亚洲自身发展的强劲动力。亚洲区域内贸易已经从21世纪初的8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亚洲已成为全球自贸区建设最活跃的地区，自贸协定数量由2002年的70个激增至2013年初的250多个。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为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种背景下，深化地区国家利益融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既是区域内合作进一步提升的结果，又能主动深化区域内的相互依赖。这些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具备一定的基础。

其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已具备政治意愿去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方面，随着中国外交更为灵活，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以共同利益为基点的对话与合作机制，这会进一步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并管控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问题。这典型反映在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简称“亚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所明确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上。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虽然短期内不具备解决的条件，但是中国有诚意与有关方建立管控危机的措施，防止其影响到双边与地区整体关系。另一方面，地区内各国之间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普遍都面临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各国都希望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就达到21个也能看得出来，这些国家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周边国家。

针对如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有的学者认为：第一，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第二，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第三，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第四，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第五，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也有的专家认为，当下应该特别强调三层含义：一是整体优化；二是变通适应；三是合作共赢。笔者认为，仍应秉持“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要发挥经贸优势，巩固“经济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结合亚洲地区的现实，应该说经济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的构建要比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容易。通过上述分析也能看到，在目前情况下，周边国家愿意与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动力也在于希望通过此举首先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因此，要注重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红利的“溢出效应”，逐渐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区域经济、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的合作框架，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

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开启对话、2010年1月正式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1年中国—东盟中心正式成立，表明我们与东盟的关系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是有长远战略规划的，不会受到某些具体问题的干扰。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试图在新起点上从战略上规划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下一步就是要落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将中国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双方要推动共同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进程、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与风险防范网络、加强安全交流与合作等务实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能得到推动，那么“中国与东盟未来钻石十年”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也就能扎实推进下去。

我国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上，主要优势还是在经济方面，下一步就是要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途经中亚，一直到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如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建立，它将成为连接中国、中亚、一直到达欧洲的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是将中国与中亚连接在一起的战略安排。如果中国能与中亚国家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最终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格局，使地区30亿人民从中受惠，那么中国与中亚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就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南亚地区的两个经济走廊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向西开放与印度的东向战略对接，“中巴经济走廊”不仅将带动中巴交通通道建设，更将带动沿线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交通通信等领域合作。在落实两个经济走廊上，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建立“中巴经济走廊”水到渠成。但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就不会这么顺利。我们需要研究如何避免中印政治与安全关系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处理缅甸的“西方化”对其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同时也要抓住我们在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的经贸优势，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动力。

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比较突出，中日韩经济合作也推进了很多年，因此在这一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心还是要探讨如何落实“东北亚区域合作”。在这方面可以以中韩两国2014年11月签订的FTA为契机，带动中日韩三国区域合作的一体化。同时，将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9月出席首次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的倡议进行落实。习近平主席当时提出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如果中日韩三国区域一体化与“中俄蒙三国经济走廊”能取得扎实的进展，那么中国与东北亚的命运共同体就能取得进展。

第二，要推进制度建设。在没有共同准则和体系的情况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缺乏政治互信的背景下。如上所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临诸多困难，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慢慢培养命运相连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已有的多边机制中，并在缺乏多边机制的次区域积极构建新的机制。就四个次区域的机制建设而言，东南亚显然领先于中亚，中亚领先于南亚，东北亚最为落后。

东南亚国家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东南亚联盟，东盟不仅致力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还致力于安全一体化，并于1994年召开首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南亚有关国家于1985年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宣布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式成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要致力于农业、乡村发展、电信、气象、科技与体育、邮政、交通、卫生与人口、文化与艺术等领域的合作，迄今取得的最大合作成果是“南亚特惠贸易安排协定”（SAPTA）的签署和实施。中亚于1996年4月成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中国应积极参与到南亚合作联盟中去。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宣布支持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也应该继续做通印度的工作，打消其顾虑，赢得其同意加入南亚联盟。中国应继续并更加重视香格里拉对话、东亚峰会等机制。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范畴和目标，除了地缘安全的内涵之外，还应逐步充实贸易、投资、能源等经济合作的内容。而在东北亚近期缺乏建立正式多边机制的背景下，应尽快重启六方会谈。同时，各种三边对话机制也应逐渐建立起来，比如中美韩三边对话。在“对美外交”和“周边外交”两个外交重心的背景下，三边对话机制也是实现这两个外交重心对接的有效渠道。同时，继续推动中蒙俄三边对话，条件成熟时也可推动中朝俄三边对话。

同时，中国要继续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外交领域制定的新战略，将实实在在地为周边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既可以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持久的动力，又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把该倡议落到实处，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需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其金融安全和投资原本立足于欧美的金融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应将重点放到如何帮助东南亚建立起新的金融安全和投资体系上。

第三，要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人文纽带。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有共同的身份和更多的价值认同，这需要加强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互动。由于地缘相近，历史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与优势。事实上，亚洲大多数经济体80%以上的入境游客来自亚洲内部。“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亚洲国家共开设66所孔子学院和32所孔子课堂，互派留学生近50万人。我们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超过3000万人次，入境我国内地的亚洲国家人员达1500多万人次，占外国人入境总数的57%，外国人入境人数前十位的国家中有7个是亚洲国家。”因此，一方面应在中国周边国家继续增加来华留学的名额，在周边国家开设更多的孔子学院和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应与周边更多国家商谈免签协定，为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创造条件。

第四，要管控好彼此分歧，尤其是要做好危机管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因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国际声誉等因素，对外妥协会越来越困难。但是在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一些历史与领土遗留问题的情况下，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正视与周边某些国家存在的这些结构性问题。目前来看，这些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从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本地区的现实来看，一定程度的战略忍耐也是中国成功走向崛起的必经之路。这就需要：国内政策统筹，舆论引导落实与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与相关国家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危机扩大与失控。

此外，中国在推行“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时，要思考如何进一步界定这一理念，以使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对这个理念能够产生“命运共同感”。我们首先要思考“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周边国家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相当全面的政治和外交术语，如果想被对方接受，首先在概念上需要进一步阐释清晰。对此可以考虑在强调“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统领相关领域的合作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