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内涵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2月，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虽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广受瞩目，但就其提出而言，并非始于党的十八大。早在200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七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上，就正式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当时他是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特殊的两岸关系。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这一概念还出现在了2012年6月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演讲，以及之后他在2012年全国人大的报告当中。

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曾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三次强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中非人民“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全非洲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在4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9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同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表示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10月出访东盟时，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可以说“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几乎贯穿于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的每一场重大外交活动中。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共同体”往往强调一种情感纽带，在“共同体”之前加上“命运”则带有一种血缘色彩，体现了中国人重感情、讲情面的传统。通俗地讲，“命运共同体”就是有关国家结成风雨同舟和休戚与共的关系，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层面，而且也包括社会、人文、价值观、安全等层面。因此，作为命运共同体，它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通过经济的共同发展享受富足丰裕的生活；通过合作共赢的安全享受共同的安全；通过和谐相处享受人民的友谊。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显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中国加大投入，也需要其他国家给予理解与合作。

就“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这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等。在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现实国际关系中，没有利益的共同体就难以有命运的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典型反映在经济、安全以及人文层面。在经贸层面，仅以中国、美国、中国周边国家三者的关系为例，不仅中美高度相互依赖，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中国与中国周边国家也都形成了高度互相依赖的客观现实。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2年的贸易数字为例，该年度美国前30大出口目的地中，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出口额为4027亿美元，约占美国前30大出口目的地出口总额（13420.87亿美元）的30%。而美国向欧洲国家同期出口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在2012年美国前30大进口来源地中，中国周边国家进口总额超过8501亿美元，约占美国2012年前30大进口来源地进口总额（20292.48亿美元）的42%。同期美国进口来自欧洲相关的国家所占比例为16%。2011年统计的数字大概也是如此。而根据中国学者的统计，中国经济对于周边国家的依赖也达到3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美国、中国周边国家三者事实上已经在经贸领域形成了高度的利益共同体。在人文社会层面，随着新的信息沟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方式的便利，“地球村”的内部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一个新的“国际市民社会”也正在逐渐形成。正是由于在经贸和人文方面高度的相互依存，以及大国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保互相摧毁能力，世界各国在安全层面也越来越互相依赖，一个国家的不安全会直接或间接导致相关国家也不安全。这如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考虑就更为明显。

第二，“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体现为试图构建价值共同体的诉求。当今世界虽然表现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与利益交融，但是相互间的观念冲突与价值摩擦还时有发生，甚至冷战思维也并没有真正减少。以中美关系为例，虽然两国贸易额近年来连续攀升，在2013年突破5210亿美元，但是两国的“信任赤字”却有增无减。盖洛普公司2009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人们被问及他们对各种安全议题的“关切”程度时，74%接受调查的美国人“非常关切”或“比较关切”中国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其中39%的人“非常关切”, 35%则“比较关切”。这显示出当美国人考虑安全问题时，中国处于显要位置。罗伯特·卡普兰2010年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在界定中美关系时排除了可能的“双赢”结局，指出“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兴起”应该被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此外，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的 ‘信任赤字’也有增加的趋势，这典型地反映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几个与中国有历史或领土纠纷的国家之间。如何在各国利益日益紧密联系的同时发展出一种共同的、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进而推动各国的共同福祉，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一个超越了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文明的理念，强调的是合作而非斗争、融合而非分歧、宽容而非狭隘，是试图构建这种普遍价值观的很好尝试。

第三，“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也包含“责任”意识。如上所述，由于命运共同体所反映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前所未有紧密的特点，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显示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点。因此，哪怕从建设本国家更美好明天的目的出发，也需要为这个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今天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惠及世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2012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并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同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也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不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资金，向面临困难的国家伸出援手，还以自己坚实稳定的增长，与新兴市场国家一道，支撑起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周边国家建设“互联互通”项目等，并在2014年APEC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的责任意识。

在安全领域，中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上展现出的责任意识有目共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共同抗击非洲埃博拉病毒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等方面，中国都越来越展现出更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气候领域为例，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并表示将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加强清洁能源、环保领域合作。在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前后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这些都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地区大国，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意在向世界再次表达愿意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承担更大责任的愿望，以及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的诚意。

我国领导人之所以在党的十八大后广泛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还有两个背景需要特别指出。其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强引起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威胁论”不仅停留在舆论层面，而且表现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某些大国试图推动遏制中国的“国际联合”，中国周边相关热点问题也有联动态势。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及其亚洲再平衡政策、日本曾试图推动的“价值观联盟”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竭力避免霸权争斗的悲剧，竭力避免与周边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陷阱，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现实，目的在于追求共同发展。

其二，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正值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前所未有重视周边的背景下，其重视周边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从崛起国的角度来看，在崛起过程中，由于还没有成为全球性大国，所处的周边地区就成了重要战略依托，“任何大国崛起，都需要一个可资依赖的周边依托带”。“几百年来，所有大国特别是强权大国兴起的前提之一，是在其周边构建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友好国家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然是在和地区分享发展、共同进步中才能实现。在近几年美国全面布局中国周边、周边某些热点问题开始频发并出现互相联动态势以及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已具备开始布局经营周边的能力的背景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实力与信心主动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快速发展的中国其发展成果首先惠及的就是周边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始于周边，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利益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经贸发展为例，“2012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6倍；中国企业在东亚和南亚亿元以上重大合作项目40余个，涉及金额达2600亿美元，在中亚注册的中资企业近800家；中国同周边国家人员往来超过3500万人次。中国同东盟建成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2013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1.14万亿美元，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半数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

随着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11月8日包括中国、孟加拉国等8个国家的元首在北京举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国的发展有望进一步惠及周边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贸利益上的互相融合与依赖有望进一步加深。此外，中国还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为解决朝核问题中国主持召开了六方会谈，虽然亚洲区域安全机制暂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各方均认为该机制仍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佳平台，甚至认为其可以成为构建未来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平台。中国与俄罗斯以及有关中亚国家共同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上已成效显著，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国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和加快对外开放水平与步伐，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将更加密不可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条件可谓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9月访问中亚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即“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政策。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表明“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以前的一些对外战略不同的是，这次“一带一路”不仅先由我国最高领导人高调提出，而且迅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获得我国政府的积极规划以推动周边国家与国内相关部门进行落实。

在其他两个次区域中国也积极采取了行动。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与印方共同倡议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访问巴基斯坦时与巴方共同倡议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即“两个走廊”。在东北亚，中国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于2014年6月达成《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的能源合作大单。2014年7月初与8月末，习近平主席先后单独访问韩国与蒙古。这表明，在中国周边的四个次区域中，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进和落实相关政策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落地生根”。

上述可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并非宣传辞令，它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精心设计和深思熟虑的国内外战略中的核心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人民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维系国内团结和稳定的基础上为国民设定了清晰的奋斗目标；“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主要用来寻求与大国和谐共存的途径，特别是为如何实现中美和平共处提供了中国答案；而“命运共同体”建设则主要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建构中国周边战略的主要“抓手”。因此，要分析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前景，就需要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