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评论的功能

扬州评话的基本形态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评论”。

“评”是扬州评话的重要特征，俗话说，“评话不评，演员无能”，可见“评”在扬州评话中是不可或缺的。“评”的主体是说书人，“评”的内容是说书人对故事中的人与事物的理解、认识，以及以故事为由拓展出的时评与事论，体现的是说书人的立场、思想和态度。

那么，扬州评话的“评”在具体的书词中呈何种形态呢？简括之，即说书艺人于故事情节之外说的与故事情节相关的话语。如果没有这些话语，故事情节虽然成立，但却欠缺故事的维度、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可以说，在扬州评话中，有“评”和无“评”的效果不一样，评得好和评得不好的效果也不一样。

扬州评话的“评”使它明显地区别于文学艺术的其他种类。以小说为例，小说的创作通常是要求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作者的立场、态度不要直接在小说中表达，而只能将其通过艺术手段融入小说的题旨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让思想在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所谓“莎士比亚化”的内涵即是如此。而且，流露多少也并非是随意的，海明威提出的1/8与7/8为比例的“冰山原则”就很为作家们所推崇。小说创作基于这样的原则是有道理的，因为小说的受众是读者，当读者阅读小说的时候并不与作者发生现场关系，所以，读者在时间上不受现场的限制，因此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理解、想象小说中的人与事以及揣摩作者的意图。扬州评话就不同了，既为“评话”，有“评”才能成“话”，正如俗话说：“评话，评话，先评理，后说话。”艺人们在说书的时候可以适时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好恶、情感等，这在说书过程中不但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唤起听众与之共鸣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评”在扬州评话中有时是起着吸铁石的作用的。扬州评话是一种口头艺术，说书人与听书人是一种现场性的关系，只要听众没有了兴趣，便可即刻离开。那么，客观分析一下，扬州评话只是一个人站在书台上，一把折扇是唯一的道具，既没有戏剧的舞台背景，又没有音乐的音响效果，讲的又多是历史上的故事，离听众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比较远，它靠什么来吸引听众呢？显然，“评”就是一块磁石。“评”能拉近说者与听者的距离，使说书人与听众发生思想抑或情感的共鸣，使遥远的历史故事与听众的现实生活挂钩，使听众心底的声音得以通过说书人的口表达出来。所以，虽然“评”并非是故事的内在因素，但却是评话内容的重要成分。

一 评论的维度

扬州评话的“评”是多维度的，丰富多彩的，而且在各类书词中频频出现。这里以“王派《水浒》”和“康派《三国》”为例，来探究扬州评话中“评”的维度和功用。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说《水浒》的流派中成就最高的一派，传承关系主要为王玉堂、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等祖孙几代人和相关传人。“王派《水浒》”将小说《水浒传》分为四部书来说，分别以其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命名，这就是《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康派《三国》”是扬州评话中说《三国》最为突出的一派，传承关系主要为康国华、康又华、康重华及相关传人。“康派《三国》”擅长说《三国》中的“三把火”，以《火烧赤壁》为代表。扬州评话中“评”的各种维度在“王派《水浒》”和“康派《三国》”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第一，扬州评话的“评”有解说性的。所谓解说，是指评话艺人在说书过程中向听众做的解释。就情节而言，有时说明情节之所以如此发展的原因；就人物而言，有时是解释人物之所以如此行事的意图；就事物而言，有时是向听众讲解故事中说到的物件、习俗、饮食、服饰、典章制度等。也就是说，扬州评话的艺人要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对相关情节、人物、事物向听众做出必要的解释。

下面即是扬州评话中解释性的“评”的例子。

例1：在“康派《三国》”的《火烧赤壁》中，涉及了“马扎子”这个物件，评话艺人这样向听众解释：“马扎子是什么东西？就像今天的折叠椅差不多。不过不是钢骨人造革的，而是木骨皮革的。”

例2：在“康派《三国》”的《火烧赤壁》中，有一段张昭和诸葛亮都在场的谈话。张昭在向诸葛亮发问之前，故意咳嗽了两声，评话艺人就在此处加入了对这两声咳嗽的分析：“这声咳嗽有两个用意：第一打自己人招呼，诸位，不要谦礼了，我学生张昭占先了；第二个用意就是把小心给诸葛亮，少年麻木神，小心一点，我张老先生来啦。”

例3：在“王派《水浒》”之《武松》的“挑帘调情”中，说到“私料子”这个词，评话艺人解释说：“私料子怎么讲？这个我先前也不懂，我因要说这个书，当然要请教别人了。在过去是有这句话哩。这个私，就是指有管束的妇女，如有夫之妇，闺门之女，私底下和男人干些不正经的事，谓之私通。这是古风，闺门之女不能不守规矩，有夫之妇丝毫也不能讹过。”

例4：在“王派《水浒》”之《宋江》的第九回“劫法场”中，说书艺人对“开路铃”“惊雀铃”“聪明铃”“生意铃”，以及“惊贼铃”等分别作了介绍。

上述几个例子情况各不相同。例1是对“马扎子”这个物件的解释；例2是对情节中的“咳嗽”这个具体环节的解释；例3、例4是对相关词语的解释。显然，这些解释都是评话艺人立于故事之外所做的解说。没有这些插入进来的解说，其故事情节照样发展，但听众便要分神去思考；有了这样的解说，便有利于听者对书的内容的接受。不解释“马扎子”，听众怎么会知道它是何物？不解释张昭的两声故意地咳嗽，听众能于现场理解张昭的心态吗？不解释“私料子”，听众怎样对故事中的人物作是非判断？显然，这些故事之外的解释不是画蛇添足，有些还可以说是画龙点睛。

所以说，扬州评话中这种解说性的“评”有具体的实际功用。从说书人的角度观之，是为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贯通情节的前因后果；而对听者来说，则是有助于理解书词的内容。

第二，扬州评话的“评”有评论性的。这评论或是对人物的评论，或是对事理的评论。总地看，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围绕故事进行，有时还能与故事融为一体，不过说书者的主观色彩还是十分容易分辨的。譬如，在“王派《水浒》”之《宋江》中，评话艺人对宋江这个人物“评”的话语就着实不少，如：“宋江这个人的心多细呀”, “这就是宋江的长处。遇见朋友，他都是义气为重，绝不分什么亲疏厚薄，他跟人是四方葫芦圆，还带上个腰子样，他都随人的心，他都顺人的情，所以人心眼里头就都同他接近了”（《清风山小结义》）; “哎，凭宋江的灵机、见识，来打个把灯谜，真是手到擒来，百发百中”（《清风寨闹花灯》）; “不恭维宋江，他这个人聪明绝顶，灵机活”（《闹青州》）; “总之宋江这个人要算个趣人，有他在酒宴上，席上生风，谈到哪里说到哪里，百问百答”,“宋三爷这个说话停顿带舵的地方妙得很”（《闹江州》）。如此之多的循序渐进地“评”，表达的都是说书人对人物的评价。

这一类“评”对说书者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强调所评论的人或事的重要性，引起听众的注意；其二，有意在是非评判等方面对听众起引导作用；其三，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人和事的看法，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对听书人来说，这样的“评”有助于其理解被评的人与事，并了解说书人的态度。

第三，扬州评话的“评”有联系当下生活的。扬州评话的历史书目讲的都是历史故事，书中的英雄也都是史上的英雄，与当代生活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扬州评话艺人以“评”为纽带，将历史与当下贯通，使历史故事中多了一些时下因子。

这里，以“王派《水浒》”之《卢十回》中的两个片段为例，观其这一特点。

第一个片段出现在《卢俊义下山》中，说书人是以十分简单的“啊呀”一词贯通古今的。评话艺人这样说道：

吴加亮是军师，你不是随便喊“啊呀”的呀，不像我们啊，我们嘴里一天到晚喊“啊呀”多哩；挤公共汽车，被人踩了一脚，“啊呀！”皮鞋后跟掉下来也要喊：“啊呀！”一天能喊几十个“啊呀”。还有的小青年走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一声：“啊呀！”什么玩艺？只顾忙着去跳舞厅，舞票忘记拿了。还要跑回家去拿舞票。一天不知要喊多少“啊呀”呢。军师嘴里喊到“啊呀”，就不同了，一定是有了重要的大事了。

看，历史故事中军师的一声“啊呀”，经过说书人的“牵拉”，竟然和当代小青年口中的“啊呀”联系在一起；历史小说中的重大军事事件，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与当下的鞋后跟、跳舞厅连在了一起，而起到的直接效果是，使听众在幽默诙谐的气氛中更加重视军师及故事中的军事事件，不但没有“离题太远”，反而凸显了主题。

再看《卢十回》中的《受刑下监》中的一个片段。

莫忙，夹棒是什么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这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从前官府的刑具多哩。那时打官司跟我们现在打官司不同。我们现在打官司，原告、被告都要到庭，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被告还可以请律师来帮他辩护，最后实事求是，法院依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从前不是的，首先，你才上堂，两旁边一吆堂，这种堂威就吓人，胆小的就被吓昏了。

在这个片段中，“打官司”是个关键词，说书艺人说的是历史上打官司的情景，但他话锋一转巧妙地把现代生活的一些因素揉进自己的故事中，以便使听众从他的话语之间揣摩古今生活的差异和联系，也以此增加了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的交流，使这段评话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感；既是在说古人的故事，又涉及了今人的生活。

这种评论体现了扬州评话的“牵拉性”功力——将现实生活的元素拉进正在讲述的历史故事之中，或者调过来说，在讲历史故事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根据需要牵拉进来一些当下生活中的事情，使这历史故事的讲述过程似乎在不经意中与听众的当下生活挂了钩。这一点，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是不支持的，小说即是如此。也就是说，小说作者是不可以在写小说中的人与事的时候忽然转过笔锋来写作者或读者生活中的事情，那便会被认为离题太远，散乱无章。在扬州评话里，说书人说“书”最直接的效果是要让听众听明白，而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这便需要解释，怎么解释呢？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取听众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情、事物、道理来说明，所以，这便有了以牵拉的方法将历史故事与当下生活挂钩的情形，此时，“牵拉”就像直通车，将历史与当下这两个本来很远的站点贯通了。

第四，扬州评话的“评”也有艺人直抒己见的。通常，在说到有争议、有矛盾或者比较复杂的人或事时，评话艺人便会直接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如在“康派《三国》” 《火烧赤壁》里，在“苦肉计”这一情节中，周瑜设法要欺骗诸葛亮，这时候评话艺人就从自身的立场出发，直接发声了：“要是我在旁边，我就把话给周瑜了，你欺不住他，就不要欺他了，得风就转吧。”这一类的话语，明显是艺人的态度，但往往也是听书人的态度，说书者是代替听书者说出了心声，这就增加了艺人与听众的心理共鸣。

第五，扬州评话的“评”还有趣味性的，最突出的即是“噱头”。“噱”即比较风趣、诙谐的话语，就是笑料，这是扬州评话乃至诸类评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噱头”有因书中的内容生发而来的，有应时应景而生的。它的最大功用是调节书场的气氛，营造说书过程的起伏节奏。

总之，扬州评话中的“评”是多维度的，功用也是多方面的，而且，这“评”的分量也是可观的。应该说，扬州评话中多维度的“评”是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评论的意义

扬州评话中“评”的环节和内容的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先观其积极意义。

首先，扬州评话中“评”的这个环节，赋予了说书人剖析事理、评判善恶的参与权力，这对调动说书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十分有益的。

说书活动，直白地说，主要就是讲故事。无论艺人说的是历史书目，如《水浒》《三国》 《西游记》等，还是说现代书目，如《挺进苏北》《一代儒将陈毅》等，总之说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大都与己无关。如果没有“评”这个环节，说书人就等于是个故事的二传手，把故事从历史小说中搬到书台上，这样，说书人的角色只能类似于“搬运工”。但是扬州评话中存在的“评”的环节，就使说书活动从根本上区别于简单的故事搬运，它赋予了评话艺人以参与权、评论权。艺人有了说明、评判的主动性，这样，说书就已经不仅是说别人的事了，而且也和自己息息相关。

“评”在赋予说书艺人参与权力的同时，也间接地赋予了听众同样的权利。因为说书活动是在说者和听者之间进行的，两者在书场中有着丰富的交流。得到听众认可的艺人，才能站稳书台，否则就失去了听众。而且，在扬州评话的历史传统中，还有“捧大碗”和“铁门槛”等习俗的制约，更体现了艺人得到听众认可的重要性。这种说者与听者的制约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相伴关系，所以，扬州评话艺人的评析事理、评判是非必须基于听众的认同。这样看来，参与权是说书者与听书者共同享有的，如果艺人不能表达听者的心声，也便不能站稳书台。这与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不同的，因为小说作者与读者没有现场的交流，即使作者得不到读者的认同，作者的书照样出版发行；而在说书的体制中，听者却可以即刻离场，说书活动也便因此解体。由此可见，扬州评话中的“评”赋予了说书者与听书者双方参与的权力，使得两者在整个过程中都可以成为“有态度的人”。显然，这里面蕴含了一定的人民性的因素。

其次，对艺人说的“书”而言，“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评”丰富了“书”的维度，使“书”有了书内与书外的维度，历史与现实的维度。

先看书内与书外的维度。书内的维度指的是故事本身；书外的维度指的是艺人的评论，两者结合起来便使“书”或是增加了思想性，或是渗入了讽刺性，或是融入了趣味性。这里，可举戴善章说书的事例观之。戴善章是扬州评话中说《西游记》的艺人，他的说书活动主要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即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次，某些政府官员要他在宣传禁烟的大会上演出助兴，他看见一个“厅长”刚刚在前台宣传禁烟，下到后台就大吸鸦片，于是，他上台后，在说书的过程中话锋一转，讽刺道：“现在大喊禁烟，其实那些大喊的人大吸，小喊的人小吸，倒是不喊的人不吸。”这种现场性的、即时性的“评”，显然不是书内的维度，而是书外的维度，但却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即时性的优势，很能唤起听众的共鸣。

再看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扬州评话艺人说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的故事，即使说的是现代书目，书中的故事与人物也已属于历史。而艺人的评论引出的话语则是现实的维度：艺人与听众的评判是当下的，“评”的内容通常都是和现实生活相关的。同样以戴善章的说书为例：抗战前，戴善章看到一份权力机构办的报纸，常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报道，并热衷于色情宣传，因此，常读报的人都很反感。有一天，戴善章在书场说《西游记》时，便于中间这样说道：“大圣离开万寿山五庄观，来到十州三岛，福、禄、寿三星道：你从唐僧到西方拜佛求经，待功成圆满，你将肉身成佛。大圣道：我们取经的事，你们怎么都晓得？‘三星’道：我们看报，报上有《西游专刊》。大圣道：啊，报纸不能看，上面胡言乱语，颠倒是非黑白，专登捉奸新闻、色情故事。‘三星’摇头：大圣你说错了，你说的是那些《妖报》、《鬼报》……”在这里，说者和听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这评话里已有了历史与现实的两重内容，双方间有了心灵的会话。由此可见，有了“评”的存在，扬州评话的内容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活力与深度。

最后，观“评”的局限性。

“评”在说书过程中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显现出一定的缺陷。最明显的是“评”的质量参差不齐。“评”的话语权掌握在艺人口中，而每个个体的艺人思想素质和艺术水平是不同的，历史上的有些艺人甚至不识字。那么，不同艺人的“评”都会打上各自文化、思想的烙印。所以，有些“评”的水准是不高的，这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