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所发生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2010年，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表明，中国的历史在此拐了个弯，历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生了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城市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迷惘的时代。世界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汇聚进一个个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怎样向城市走来，将怎样改变城市，或被城市改变，是一个严肃而又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是的，我们热爱乡村，迷恋唐诗宋词营造的田园世界。你可以想象，在上海某个冬日的清晨，你顶着夜灯，钻入地下，挤进地铁，当你沉浸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空灵寂寥的意境中时，耳边突然传来“人民广场站到了，请要下车的乘客从左边车门下车”的报站声，于是你被裹挟进也许是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地下城，再回到地面时已是高楼耸立，四季难见阳光，终年人潮涌动的南京路、西藏路，去找寻某个写字楼属于你的一方天地，面对一堆堆枯燥的数字报表，你可能会感叹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

于是，当往事不可追，我们只好再用诗人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乡村愿景来自我安慰，去勾勒城市印象的新诗境。

城乡关系、城乡矛盾和城乡冲突，以及乡村城市化、城市的未来命运，始终是今日中国挥之不去、恩怨缠绕的梦魇，哪怕全体中国人都从农村定居到城市，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全体城市或农村人，所以，把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看成是一场持续长远的城乡战争一点不为过。描画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探寻化解乡村与城市矛盾的路径，归纳乡村城市化的制度轨迹，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

本书所提到的“中国”，只是泛指从古代到现代中原政权所管辖以及参与推动中原政权演变的政治实体。

本书研究的时间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农村城市化历史，2010年并不是农村城市化完成的节点，而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完成依然遥遥无期。因此，2010年并不是本书研究的下限，而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及演变的重要阶段。

本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史，可以理解为农村城市化的历史，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向世界输出产品，以至输出资本的结果，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礼治价值观维系的乡土社会，传统城市是由礼治价值观打造的不同等级的治理中心，不存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但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维系乡土社会的礼治价值观影响，从而形成“礼治型”市场经济，而城市化的结果是在“礼治型”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形成既有传统礼治治理中心特点，也有市场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

农村城市化是指农村“自然经济”形态向城市“市场经济”形态转换与变迁的过程，是在全社会建立工业化与市场化新体系的过程，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经济体存在两个经济体系，一个是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生产为代表的城市部门，另一个是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过程是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可以看成是农民进城过程。然而，根据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资本”含义不同，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资本与生产效率已经达到最优，只有用现代资本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才能实现现代农业的转型，而这个现代资本主要就是对农村人力资源的现代化改造，这是一个资本下乡的过程。因此，城市化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农民进城，实现异地城市化；二是资本下乡，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这两个过程最终实现在城市市场经济体系上的统一。

本书的理论工具是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依据该理论，旧的经济形态在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经济体系、制度框架、价值观在惯性支持下，不会立刻被新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而是会与新的经济形态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渡型经济形态，并经由这种过渡型经济形态，最终实现新经济形态的转型。因此，可以将这种过渡型经济形态称为“转型路径”，经由这种转型路径向新经济形态转型的过程则可以称为“路径依赖”。

在“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中，需确定转型前的初始状态、转型的目标形态，以及转型路径。中国开始近代化转型的初始状态为鸦片战争前夕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小农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态是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但转型的路径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源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市场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冲击，以及农村对城市市场经济抗拒的交互过程。

农村城市化的初始状态：鸦片战争前夕是中国转型的初始状态，在这个初始状态，源远流长的“礼治”价值观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体系下、等级森严、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只是控制乡村的政治节点，不是现代经济意义的人群聚落。城乡社会属性相同，乡村向城市单向输出财富，城市维护乡村的礼治社会秩序。

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态：鸦片战争强行在中国输入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城市基因，从此，实现工业化，建立以“开放”“交易主体平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形态成为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

从初始状态向目标形态转型的路径：鸦片战争前夕，礼治价值观打造了中国“大一统”条件下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当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城市社会借助鸦片战争的强势输入中国时，传统礼法首先被迫调整，礼治价值观将市场经济体系纳入礼治秩序的评价体系之中，从西洋引入的以“市场交易主体平等”为特征的现代城市，获得了高于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等级地位，从而形成“礼治+市场”的转型路径，可以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遵循“礼治+市场”的路径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概括为“礼治市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所谓“礼治市场”是指中国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市场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带有礼治原则特征的“大一统”条件约束下的等级制市场经济体系。

礼治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路径依赖，描述、解释、论述这一路径依赖发生与发展的变迁，及其本质特征正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阐述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解释本书所涉及的城市、乡村、礼治、市场经济等主要概念；概述本书应用的理论工具：“路径依赖”的理论体系及其推动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

第二章“礼”的塑形。阐述礼治塑造“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的理论及其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初创，二是唐代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成型，三是明清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凝固。而大一统体系下，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开始城市化转型的初始状态。

第三章市场的入侵。鸦片战争以强力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礼法关系，背靠租界、以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型“增量城市”获得了高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礼法地位，由此推动乡村中国以及传统城市的经济转型，这些新型城市以广州、上海、天津、武汉为代表，民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这四座城市经济变迁与社会变革的结果。

第四章礼治与革命。阐述20世纪中国经历的变革，从反封建、反礼教开始，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但这场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村，使变革的路径遵循传统的礼治价值观，将破除现代城市与市场经济高贵礼法地位视为变革的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去城市化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套既有工业化严谨性，又有礼治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五章礼治与市场。改革开放是一场从“一大二公”的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一场重启以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变革。这场变革从人民公社解体、个体户与单位经商开始，到乡镇企业、特区和各种开发区等增量城市崛起，再到存量城市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增量城市的推动下，市场经济逐步突破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等级差异的礼治型市场经济形态。

第六章礼治与城市化。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是中国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互补过程，前者是农民市民化，后者是市民下乡。但在礼治型市场经济的约束下，农民进城的方向是从礼治等级较低的农村和城市，向礼治等级较高的城市迁移，由于农村的礼治等级最低，很难实现资本下乡，从而无法完成农村就地城市化的过程。同时，礼治市场经济也导致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距。由于礼治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等级差异，最终使中国难以走完城市化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第七章为结论。总结了“礼治市场”的模型假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线路和特点，并对未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进行一定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