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的困境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进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但工业革命在建立起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征服与破坏，以及引起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的发展，发展也远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复杂。面对人类的历史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并不是沿着单一的、整齐划一的、直线形的路径进行的。如有些国家与地区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发展，实际结果与发展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相背离的情况；也有些国家很想发展，但又很难发展起来；还有一些国家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发展速度较快，但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走向衰落而陷入长期低迷的“发展陷阱”。这些正是发展困境的不同表现。

一 发展的异化

“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在一定条件下，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是用以表达本质的存在、主体向客体转化关系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转化，是纯粹概念向外转化到同自己相异的反对方面去。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看成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和颠倒，他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理，并赋予异化以全新的含义。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后的研究中对异化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尤其是劳动异化问题，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认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并指出劳动异化反映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转化和敌对的关系。

那什么是“发展异化”？我们认为，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比如：一味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虚假发展”；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顾此失彼、盲目赶超的“肤浅发展”；只顾短期效应，贪图一时繁荣的“畸形发展”等，这都是对发展本质的一种虚幻反映。它们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等同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的结局并没有使社会的所有成员得到发展，并没有使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环顾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们发现，“发展异化”问题也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中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发展的目的是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和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或者说是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发展目的不仅是人们从事发展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符合子孙后代利益的一种未来理想。为了使主体的发展意图在外部对象中得到实现，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发展手段。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空前而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但我们有时却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认为现代化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甚至认为就是人均GDP的增长。由于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一直非常引人注目，以致不少发展中国家把它视为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忽视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他们的口号是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资金以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以发展经济为最高目标的单一的现代化过程。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增速虽快，但建立在以西方工业化模式目标基础上的经济建设，步早期西方国家发展方式之后尘，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尽管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作支撑，但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尤其是在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能力已相当有限，而人的欲求无限。这就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谁也不肯把经济增长的脚步放慢，但资源在迅速枯竭，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正在走向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资源稀缺与欲望需求无限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选择的边界。而这种单一的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

因为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现代化进程的理智方面和政治方面，依赖知识的增长和政治领域动员资源的能力。如果单纯用经济增长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增长而增长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的东西。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因为增长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增长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订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人类的选择远远超出经济福利，发展应坚持以人为中心。

第二，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对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常会感到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短缺和匮乏，因此，我们政府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陷于见物不见人的一时之偏，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如只重视货币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只重视商品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只重视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所深刻指出的：“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这种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客体之上，很容易忽视主体的发展指标和发展目标。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还较普遍，这正是发展异化的一种表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有：发展的起点不公正，发展的机会不公正，发展所承担的风险不公正，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化、失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都还不高，社会公正的规范体系还不健全。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发展的本质都是不相符合的。

第三，发展的机制与规制出现了失衡与失范。有些人针对目前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制的“失范”现象，提出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综合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要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的双重目标。但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和“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构成了经济市场化的最大障碍，导致发展机制失衡。当前我国转轨时期不完善的制度缝隙为权力阶层腐败“增长”提供了“寻租空间”，权力制约软弱，有效监督缺失，助长了腐败周期律的运行刚性，使腐败猖獗，政府形象和管理功能受到极大破坏。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除了有一些硬性指标外，还有几项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软指标，如诚实、讲道德、透明度。经济发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在它的后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这不可能被人们观察到，但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彼此欺骗、道德败坏来达到经济兴旺的。

“发展异化”现象的出现凸显了社会深层次所积累的矛盾，同时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发展理念问题。这些发展理念大致有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发展战略上的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思想。比如，中国的现代化就起始于落后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强烈的发愤图强、赶超意识一直萦绕在国人的心中。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搞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搞清楚西方发达社会成功的真正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是以西方发达社会某些外在标准为目标，匆忙拼凑出了一些所谓“现代化”的种种表象，力图“20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不可待地企望一蹴而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直至今日，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情绪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心理并不时发作。如一些地方政府为最大限度地表现“政绩”的需要而好大喜功，贪多求高，不计后果盲目上项目，赶进度，以展示、炫耀所谓地方发展成就，致使大量资金被不合理投入和浪费。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结果，一方面造成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内部失衡，有的甚至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忽视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建设，破坏了社会稳定。结构失调、生态失衡、贫困饥饿、社会混乱正是对急于求成、片面赶超思想的否定。经济增长不能忽视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也不能只是单项指标的实现。盲目求成、片面赶超、掠夺资源、唯利是图，只能葬送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甚至危及人和社会的生存。

第二，发展理念上崇尚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包含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它赋予社会实践以结构、凝聚力和功能性，向关键的阶层和观众证明社会实践的正当性。所谓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就是指“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特别相信，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因此，热衷国家制订的从上到下、标准格式、简单化的蓝图、规划、工程，认为这些蓝图、工程能很快地改变落后贫困，提升人们的幸福。但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却更多地证明了这样由少数人制订的蓝图、工程很多是事与愿违，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著作里就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等发展事例论证了国家人为的、主观的、不顾及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等实际状况而制订的计划、实施的工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斯科特认为，这些由国家发起的、标准格式的、简单化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给发展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以这种方式“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地服从规则的工作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为什么在西方取得成功的现代科学农业模式在第三世界发展却是失败的？斯科特认为，一是由于这些模式起源于西方，而农业规划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环境；二是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三是极端现代主义农业本身系统和短视，它只关注生产目标，所有农场产出关系之外的结果忽略不计；四是科学农业试验的简单化假设，不适当地处理了一些复杂关系；五是这些项目还隐藏着一种逻辑，即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科学和理性，提供知识、观点和行动的方向，而广大群众，除了被动外，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角色。

第三，发展模式上的普适化或独特化的思想。坚持发展模式普适化的思想是说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或至少也是中心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朝着它前进，无非是起点不同，速度不同罢了。它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以为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将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现代化”理想就是西方的现实，他们将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这种思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差异逐渐被磨灭，代之以人人愈来愈广泛地参与同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只要努力仿效西方，就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而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的思想则坚持认为，由于每一国家、民族文化各自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它一笔勾销了那种对普遍性的粗暴坚持，代之以彻底的特殊化，从而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也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

这里，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和独特化都同样是片面的。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作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国情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致性原则，这一原则只能界定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感情的和谐统一。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又要看到现代化其实又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全球，走向世界，学习全球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全面开放意识、全球环境意识以及全面合作意识。否则，那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甚至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局面。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演变那样精确，选择既符合人类发展共性又符合本民族发展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21世纪中国的重大课题。

第四，发展体制、机制上的政府全能或自由放任的思想。政府全能的思想认为只需有国家的绝对权威，单凭国家或政党意志以及它自身的推动力，便可以获得现代化；而自由放任的思想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有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完全由市场去调节，就可获得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

政府全能与自由放任的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带来祸害，都会延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使之走样，进而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有可能歪曲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处于紊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不具有全能的天赋，它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由于政府本身的生存、发展等根本问题以及财政状况等具体问题，政府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由于政府本身的原因时常不能令人满意；政府并没有能力使政策达到完美境地，没有充分能力预料到政策实施后可能发生的后果；政府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而且缺乏制约；政府干预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寻租”问题，导致腐败发生。

同样，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并不具有神奇功能，而是缺陷十足。它不能解决公益物品的充分供给；不能自动解决像环境污染之类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无法惩罚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机制的投机行为，它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而自由放任的最大恶果则会导致贫富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造成社会动荡。

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左”的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削弱“官本位”的现象，促进开放机制的形成，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又能提高政府推进改革与开放、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使政府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的职责，凭借国家的力量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向，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避免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须知，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不明智的。同时，这种机制还能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使各级政府的施政方向和行为不至于出现偏差。即使出现偏差，也能及时地得到纠正。因为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

二 发展的负向度分化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社会分化是社会内部构成要素或构成部分的变化，一个具有多种功能作用的要素或部分转变为几个功能更专一的要素或部分，或者担负某种功能的部分由一个转变为多个。但在这过程中，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弥合与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巨大张力，使整个社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共时态存在。也即这股力量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可能是发挥积极功能的，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对社会发展不利，是负向的。社会负向度的分化，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社会分化不够，社会分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有许多反常因素还在阻碍着它，不让它达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发展阶段，即分化的初步性、不彻底性、不平衡性。其二，是社会分化过度，整合不足。在发展进程中，负向度分化有可能出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打断社会的正常演进和转变过程，把一个国家或地区推向“高风险社会”。

（一）经济负向度分化：断裂

“断裂”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断裂观念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方法”，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领域组织形式与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及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断裂。经济层面负向度分化导致的断裂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基尼系数明显升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0.317到1998年的0.386到2000年的0.409再到2008年的0.469，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了0.4的警戒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乐观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的警戒线，但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比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尽管争执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正在高速向社会的一极集中。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而2005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

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于贫富分化的预警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值，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的主观感受。浙江省是全国基尼系数最低的省份之一，因为浙江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大。然而，我们的调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开展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59份）却显示民众普遍感受贫富差距大，并深感数年内还会有所加剧。

比如，在询问“您是否认同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的说法”时，不同社会群体认为“同意”（包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竟达到80%左右。其中，国家公务人员中有80.0%的人同意这个观点。经理人员为84.6%、私营企业主为71.9%、专业技术人员为80.6%、办事人员为77.3%、个体工商户为80.9%、商业服务人员为78.5%、产业工人为79.9%、农业劳动者为83.6%、失业无业人员为85.7%、学生为75.8%、其他人员为88.4%。可见，不同的职业群体都已深深感到了自己身边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对“未来贫富分化趋势的判断”上，超过50%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认为“未来贫富分化会缓和很多”和“有所缓和”的只有261人，占22.8%；而认为“没有变化”的有230人，占20.12%；认为“有所加剧”和“加剧很多”的占57.04%。不论是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偏低或偏高收入群体，对“未来的贫富分化趋势”都持不容乐观的态度，认为“缓和很多”的比例相当低。

总体而言，不论是对当前贫富差距状况的评价还是对未来贫富分化的趋势判断，民众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可见，贫富分化无论是从客观统计，还是主观感受上，都成为不争的事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400万～500万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其余的人都是掉队者。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马拉松”式的淘汰也在进行着。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会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舆论工具等多种力量影响涉及社会发展的各种决策，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筹码。相反，那些在经济收入上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却在社会发展中掉队并被甩得越来越远。这些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有限与不平等，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将被不断弱化甚至丧失，发展空间变得更加狭窄，从而被主流社会所排斥。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或者与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这一发展阶段时相比，都较为罕见。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分配格局的失衡。政府利用强大的税收能力，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近年来，我国税收和政府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为20% ～30%，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使得集中到国家的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一部分人获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多的社会成员却生活在“平均线”以下，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

国有企业的垄断。其最大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与整个社会效率下降成反向运动，导致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等方式从社会获得巨利。这导致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另外，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对经济的高度垄断，占有了愈益多的财富，而这些占有的财富并不真正为全民所享有。

公共政策的失范。公共政策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公平度不高。政府出台的一些公共政策，经常受到垄断性利益集团的左右。垄断性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不少“体制外”的居民因公共政策缺失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如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到全体居民，住房保障政策中存在明显的不公正，公共教育政策不均衡，收入分配政策不到位，医疗卫生政策的公益性不足而产业化过度。缺乏社会公正基础的公共政策，不仅不能有效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由于社会危机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社会隐患。同时，还会因公共政策缺失与失范造成社会生态恶化。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所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受损害的不止下层群体，没有哪个群体可以置身其外。大家在同一个社会中生存，底层的困境恰恰是整个社会的困境：底层活不好，层层活不好，底层有问题，社会不安宁。

（二）社会负向度分化：失衡

社会层面负向度分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无论典型市场经济国家抑或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证都已证明，当社会运行与经济运行呈现为主体多元化时，政府单一主体已经无法单独处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也难于调节日趋复杂的利益格局。当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时，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使不同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表达并力求利益关系均衡，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目前社会利益冲突主要并不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突出表现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难以进入政策议程，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表达形成了一种失衡的扭曲体制，潜藏的社会碎片化危机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危害。

有学者尖锐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有三个特征：第一，它们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与利益群体相对应的则是权力贫困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政治权利无法正常实现。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很少参加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一方面是农民工自身的意识不够；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一些地方担心建立工会组织会妨碍招商引资，一些企业经营者也怕农民工组织起来捍卫自身权益，而阻挠和限制农民工参加和组织工会。这样，相当多的农民工实际上丧失了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也难以享有城镇职工同等的民主管理企事业单位的权利。郑杭生等人的调查表明，政党组织更多的是在干部和工人等非农户口的人员中发展其组织成员，而在农业户口的城市农民阶层中发展的比例很小，农民阶层中很少有人获得党员身份。同时，在村委会选举问题上，许多农民工表示“身在外地，选举时我不知道”“对候选人不了解”“选举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对自己不重要”等，导致此项政治权利无法实现。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状态使这种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难以得到缓解和集中的话，就可能由于政治参与的剧增而产生政治动乱。可见，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利益诉求问题，化解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逐步提高政治体系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适应性，通过逐步的政治变革扩大有序地政治参与，就会导致政治风险的累积，增加政治发展的代价，甚至使整个社会失衡。

社会失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则是阶层固化。我们曾在2011年开展了以“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流动”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中国阶层固化有几个特点：第一，底层职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职业流动遵循“精英再生产”逻辑。浙江社会流动率总体很高，但假如农业劳动者在职业上只是转变为体力劳动者，他们已经从农村流动到了城市，尽管有了流动，但这还只能算是一种水平流动。第二，代际流动中国家公务人员复制式流动率较高，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父代职业是国家公务人员，其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高达45.5%，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也高达14.3%，其余职业类别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都低于10%。一般来说，较高的职业继承性或复制率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欠缺，社会系统的封闭程度较高，社会的传统色彩较浓。第三，向上社会流动机会不大。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您认为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的问题，被调查者的看法比较消极。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很高的仅占3.06%，认为流动机会不大的群体占到45%。这种感受应该是当下社会失衡现状的一种折射。一方面人们有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样向上流动的环境和机会。从农民、工人中分化出来的中等阶层增长缓慢，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其向上流动空间被挤压，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层结构上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对社会流动机会的获得预期不好，前景不明。就社会结构而论，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三）文化负向度分化：疏离

从社会学视野来看，秩序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元素，而社会文化则可以称为“基石的基石”。因为社会文化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规律性、均衡性、连续性。因此，文化层面的负向度分化则可能动摇到社会秩序的基石。

1．社会认同的疏离

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许多研究发现，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并处于封闭社会状态的民族国家，人们之间会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间达成匹配就更有可能，也就更容易形成总体性的社会认同。当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日益提升，并趋于快速开放时，其社会成员之间已有的依赖关系与合作机制就会面临严重挑战，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间的匹配会越来越困难，社会认同的分化也会快速形成。

若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基础层面的社会认同出现了高度匹配和快速分化的两种情况。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社会认同以阶级认同为轴心，体现为人民对国家的总体性认同在基础性领域的三个方面高度匹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深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家的GDP外贸依存率不断上升，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会导致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趋于分化，也促使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间的不匹配程度加大；一些社会阶层对过于强调扩大经济总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福利渗透方式的认同趋于分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被对话的一方，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境遇有了不同的解释和预期；组织社会的传统方式所依赖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企业和社团以及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治理环境。

比如，作为未来中国产业工人的后备青年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认同上呈现混沌的特征。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生活习惯上已经不再是农村人，并主动适应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上仍很迷茫。他们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对城市生活是既身处其中，又游离于外。用社会学的话来说，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他们具有双重职业身份，他们的职业跨产业类型，是亦工亦农，是过渡状态的阶层；他们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原始意义上的空间移民，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他们是双重边际人，他们居住在城乡之间，他们奔走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他们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社会心理，既具有传统的乡土色彩，重故土，重乡谊，又有着现代人的寻求梦想、财富和城市生活的意识。边缘人是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典型人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曾经指出，他们“最初是卡断了自己同家庭、同邻里的社会关系纽带而开始流浪生涯的，而到最后他已经挣脱了其它一切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便成为“一个边界正在消失或已不存在的时间和地点里存在的边缘人”。

2．共同体精神的式微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创造经济财富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社会结构的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张力的储积，使整个社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共时态存在”。同时，随之扑面而来的一系列“发展困惑”令人不知所措：多元社会主体的勃兴和离散扯断了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联结纽带，并衍生出纵横交错的社会结构形态，导致“复合性事业”。发展主体的缺失和社会共同信仰的衰落，以致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城市病”肆意流行，价值迷失、人情淡漠等“公共精神贫乏征”日趋严重……城市居民虽置身于“都市洪流”，但感觉在情感上却相隔甚远，而共同体的衰落则被认为是这种精神家园荒漠化的社会根源。

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地平线上一座座拔地而起时，当城区的大街小巷涌动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流大潮时，人们原本用于寄托情感和价值的时空结构却在城市化的步伐声中渐次消融，那层象征着生活意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随即被无情地扯下、撕裂。高频次的社会流动、短暂性的日常互动、个体化的利益取向，使得“安身”在钢筋水泥世界中的城市人普遍而深切地意识到，曾经寄予“立命”的精神家园在荒芜、在沦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悄然成为现代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准则。

与此同时，“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世界”“要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等思虑、呐喊也不断从人们的心底迸发出来。这既是现代人对自身生活境遇的一种自觉，更是在城市新型共同体探寻之路上的一种共鸣，其本质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人类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追问。具体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它是一种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关于“终极实在”的思考，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根本理念、意义、价值观等。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名著《共同体》中这样写道：“共同体”这个词之所以给人以不错的感觉，是因为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都预示着快乐，而且这种快乐通常是我们想要去经历和体验的，但看起来又可能是因为没有而感到遗憾的快乐。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尝试，不应该用创新的方法达成自由与安全的平衡。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人的归属感常来自社群当中，在个体与较大的群体互动过程中，人们形成属于自己的公民价值观，在集体中，人的生命变得更加富有意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于共享公众利益缺乏信心，因此需要专门机构来协调，以帮助我们沟通由于个人差异带来的利益上的竞争与冲突。

3．社会信任的不足

信任是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密码则像基因一样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世代相传。社会学家齐美尔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一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齐美尔强调了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认为信任促进了交换，并且是社会中重要的合成力量。相对于西方的普遍主义信任，中国信任在更大程度上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社会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因而道德情感因素起着明显的约制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基本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与自己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以及来往密切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其信任值最高；与自己具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其信任值居中；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以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其信任值最低。

随着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加速，社会分工使人们的共有知识减少，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易变性增强，这削弱了熟人关系网络和熟人信任的效力，而新的陌生人信任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或建设得不够完善。因此，不仅存在着过去就有的对陌生人信任的缺少，而且对于“熟人”也产生了怀疑，即社会上流行的“杀熟”。当善良的人们屡屡被不诚实的人们所欺诈，当这些不诚实的人屡屡因欺诈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而且不受任何制裁，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谓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其结果是要么诚实的人们被淘汰，要么诚实的人们放弃诚实。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状态就必然出现信任危机。

文化层面负向度分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个人价值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精英群体呈现价值错位、新社会群体呈现价值不平衡、基本阶层群体呈现价值困惑等特征。另一方面，则导致了社会信任的危机。而这两方面则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疏远化与紧张化。

三 发展的陷阱

“陷阱”本指狩猎者为捕捉猎物而人为设置的伪装物，“社会转型陷阱”也是与人为有关，或者是设计者有意所为，或者是执行者被外力牵引，随从者无意识盲从的结果。“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则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原来的水平。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悲观论点，就被概念化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此外还有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现象。当前在发展进程中，发展陷阱主要有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基于对近30年来若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归纳总结，首次提出并使用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目前并没有确切和公认的界定。它描述的大致是这样一种现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之后，以工业化为特征，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一段时期内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得到长足发展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但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由于受特定内外原因的影响或冲击，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出现动荡不安，人均GDP难以突破1.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发展的停滞即“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而苏联东欧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类国家。

世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思想核心是“两次转型”观，即一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型，二是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其逻辑关键是，它们对两次转型所作的基本判断：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不同于从低收入增长至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型。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转型的关键是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这个转移部分通过城市化实现，部分通过出口导向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就有所不同了。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要转移到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去。在这个阶段，经济的增长机制必须摆脱对低工资生产的依赖，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创新。

综观全球，一国和地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首先源于潜在的经济风险因素的集中爆发，即经济高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的失灵，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国和地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的集中爆发，即没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建设，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反过来大大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发育缓慢，消费不足；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路径变窄；社会结构日趋定型并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利益集团势力日益强大，体制机制改革受阻变形；价值观念扭曲，社会心态失衡；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冲突加剧；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民主法治进程滞后。

第三大诱因则是制度。在拉美国家和苏联及东欧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都能找到基本制度的根源，这里说的基本制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陷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里，计划经济体制在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难以持续提高微观效率、宏观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往往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政权建构和维持的。基本社会制度如城市剥削农村、贫富身份固化等也是陷入陷阱的原因。

（二）转型陷阱

转型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属于质的螺旋式上升的进步状态，表现为多种样态或情形。广义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类型，尤其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等。

“社会转型陷阱”关涉社会转型是否适度、适当、成败、复辟、倒退等问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在2007年接受美国《侨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应谨防“转型陷阱”。他认为，中国正面临着环境、失业、能源、贸易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等压力，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进一步改革。但如果大的改革举措牵涉到社会稳定，阻力就大很多。这就是“转型陷阱”现象。

根据孙立平等学者所说，转型陷阱是指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其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转型陷阱”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在体制转型中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在孙立平等学者之前，中国学者郑杭生等在20世纪90年代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即“转型效应”。它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转换的不同步性及外部的“迟发展效应”而对转型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影响。此种效应包括：晕轮效应，指把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一切东西都看成先进和美好的而盲目仿效的一种倾向；瀑布效应，指社会结构本身的脆弱性以及高期望值与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会使社会转型在平缓里蕴含危机，一旦遇到挫折，社会运行将如脱缰之马而呈失控之势，其实质是易失控性；葡萄串效应，指转型社会中每一结构的变动将引起其他结构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动，并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矛盾的形成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使新旧矛盾展现出彼此缠绕的状态。

转型陷阱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后发劣势”与路径依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原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充分发挥了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不少学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后发优势的同时，也并存着所谓的“后发劣势”。在全球化发展大潮中，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利用后发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解决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相反，如果应用不好还会使后发国家陷入“后发优势陷阱”，不仅使本身潜在的后发优势难以正常发挥，还会使一些潜在的后发劣势扩大、膨胀，从而导致长期发展不能持续。

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避免其走过的弯路，在新的起点上更快更好地谋求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后发即是落后，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劣势。后发国家落后的建设水平和相对弱小的国家实力，无疑会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留下方方面面的“软肋”，增大其短期快速发展背后可能出现的风险，使后发优势提前衰减，从而陷入“后发优势陷阱”。比如，后发国家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往往在技术开发方面灵活运用“移植”“贴花”“嫁接”等方法，引进先发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走“低投入、低风险和高收益”的“拿来主义”道路。但技术和装备即使能在短期内焕然一新，实现崭新的跳跃，观念、管理、制度等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却根植于一国的历史文化之中，难以很快“拿来”。正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杨小凯2002年4月在北京做《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时所指出的，只注重技术模仿而没有制度等非物质文化的移植，是产生劣势的根源。

后发与先发和优势与劣势都是对立的统一体。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必然要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的过程中边引进、边摸索、边学习，最终与国情有机融合，实现自主创新，以实现真正的跨越。然而，借鉴和依赖有时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如果在引进的过程中只“借”不“鉴”，抑或只模仿不创新，则容易受制于人，形成对先发国家的依赖性，从而陷入亦步亦趋的“跟随式”“渐进式”陷阱中不能自拔。再者，如果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走引进、消化、吸收的二次创新模式，只注重模仿创新而忽视原始创新，尽管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但由于不能形成持久的优势，不能使后发国家彻底摆脱利用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最后最小差距”，最终也将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难以使后发国家从根本上走出落后的状态，真正赶超先发国家。这也就是近年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转型陷阱”中另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路径依赖陷阱。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其本质就是一个技术演变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初始的技术和制度选择会使技术演变和制度变迁进入某一特定的路径，不管该路径的绩效如何，都会对该路径产生依赖性，同时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然而，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形成合力，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进一步变迁。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生产活动，与此制度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则尽力维护，从而使社会陷入制度的无效性，进入“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目前我国的政府管理制度离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距甚远，政府不但充当市场经济的“裁判”，还是举足轻重的“运动员”，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破坏，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盛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忧。在发展道路上，如果不能在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中国就极有可能陷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当中，制度上的缺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后发国家不在制度改革上有所作为，那么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后发优势带来的增长空间正在逐步缩小，而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后发劣势风险则大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