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的间架格局
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胶着和融合,构建了时代文化独特的环境。各种文化在交流中融合,在碰撞中交锋,形成多元文化、多样文化共存和争鸣的间架结构。其中,既有文化方式之间的多样结构与联系,也有文化模式的显与潜、强与弱的相互映衬,还有主流文化与各种亚文化间的规制和偏离。在当代,多元文化格局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势。因此,用某一种单一的结构和模式很难完整地认识今天的文化环境。
一 文化方式的多样共生
在当代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这些相互依存又存在一定冲突的文化方式,共同构成的一个共生的文化系统,成为当下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嵌
从时间范畴来看,文化方式可以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是经过民族的视角、观点、立场、价值的长期筛选、诠释和建构而形成的,对于相应的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意味着对现在和未来具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长期薪火相传的结果,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理据,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路向和每一个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各种有效的文化力量对比中,传统文化迄今依然保持着中心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现代文化是伴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生成的文化。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向导、智力支持与精神支撑。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流淌而镶嵌在一起。在历史演进的坐标上,现代文化以“扬弃”的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优秀价值因子的升华,系统地整合“传统”与“现代”,使重构的价值体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传统指向过去,是对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追溯和加固;现代指向当下和未来,是对传统的融入和超越。一方面,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如开放与封闭、法制与人治、创新思维与惯性思维、求强心理与求稳心理的冲突等。另一方面,现代文化是社会可见的或潜在的发展方向,但也夹杂着某些不确定性,于是又会试图从历史中寻求平复的力量,或者着眼于从传统文化中演绎现代意义,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中;或者以现代精神重新解读传统经典,使现代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寻找一种不落时代的厚重。
(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共生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文化方式中另一组相对的概念。就二者各自来说,是一个各自包含多样性文化形态的范畴。在此我们主要是从空间维度来理解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
任何文化必定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这决定了文化的本土性。本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体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方式、思想观念、语言思维等物质的和心理的结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具有浓厚的民族内容与形式、民族语言与风格、民族精神与气息、民族个性与气派,并附着、渗透在思想文化载体及其日常生活之中,规范着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边界。“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到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由此,外来文化就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中的一部分,不管在当时国人有多么的不愿意、不乐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上的巨大落差和综合国力的差距,使得“东西”文化观差异变成“古今”文化观冲突,其衡量的坐标逐渐由空间转向时间。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把积极的成功的因素都归于西方文化。典型的话语就是蓝色/黄色、海洋/黄土的二分式话语。民族性是本土文化的基本特征。对民族利益和现代化过程中文化本土性的关注,又导致了对民族思想文化的肯定,保守与激进的争论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焦点,并转化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过程曲折、纠结,但当代世界毕竟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伴随经济、政治和文化国际交流的加深,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将会超越地缘界线而更加深入。一方面,可以汲取外来文明成果和有益的公共精神产品,克服民族文化自身的封闭性、片面性和局限性,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对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尤其随着信息技术、网络的推广与普及,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将更加明显。就如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样,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生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今天的中国,大中城市乃至偏远乡村无不有西方文化之踪迹所在,外来文化已多姿多彩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们甚至存在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的梦想里。这一点已被许多社会学数据所证实。
(三)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互动
主流文化主要采取意识形态和组织化方式建构,让人们认同和支持主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该国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一整套信念和理想体系。”中国主流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推行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它不仅是最基本的文化生态语境,也是多元文化格局的权威中心。近年来,尽管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对消费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政治的热情,以至于意识形态文化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权威有所弱化,但它对中国社会仍具有最大影响力。“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像共产党的价值观那样,能够集中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意志和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为亚文化发展提供了较之以往更大的开展空间和更多的活动自由。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尤以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最为活跃。
亚文化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利益表达,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部分疏离乃至拒斥的可能。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一方面,主流文化加强了对亚文化的关注、支持和引导,努力用主流文化引领亚文化的发展,也积极吸纳亚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并上升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种亚文化也重视与主流文化的协同,避免出现对主流文化的过度偏离,从而为亚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与空间。二者之间尽管有差异、分歧,在互动过程中也产生过碰撞和冲突,但在整体上看,主流文化以宽广的包容性、强大的凝聚力引领了亚文化的发展,各种亚文化也在发展中增强了协同自觉,形成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和谐互动的格局。
(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容
精英文化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与传播的,“以天下为己任”,以捍卫崇高、抵抗世俗为道德情怀,倾力批判现实社会体制及其运作过程的非理性,努力矫正市场经济给社会、个人造成的重物质、轻精神的单面性,它呼唤终极关怀,催生理想信念,为人们提供心灵停泊的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大众文化是与工业化进程、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文化,是借助现代传媒、依照市场运作规则批量生产、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消费文化,它以中性的面孔贴近当下生活。大众文化之所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是因为一方面,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存在于众多的“一般个人”之中,具有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商品性和依赖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正是这种隐寓的力量,它提供给人们更大的自主性、参与性和个体体验,因而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最常见的文化方式。可以说“大众文化就像是横向的力将社会拉平,使每个人都有掌控自我和环境的感觉,而精英文化则像纵向的力,形成一个阶梯,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向上才能获得更大的控制力”。
我国社会的发展,在许多时候是由精英文化主导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阐释而转化为大众话语,从而导控着大众的主导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触动和改变社会文化结构,人们改变了精英文化的理性、人生价值、历史意义、终极关怀等深度文化价值取向,大众层面的文化精神和话语,开始从精英文化和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计回归,形成了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以吃喝玩乐为基本内涵的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大众文化因易于媚俗而成为文化垃圾、倾情消遣而被工具化,冲淡了精英文化的理想追求。
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文化面临着从精英走向草根的过渡,它们在社会文化领域试图扩展各自的范围,形成特有的文化博弈景观。曾经的“精英”标识让人们依然怀着解不开的“精英文化”情结,但又割舍不了对大众文化的依恋和投入。因为在大众文化中,“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互相暗示着更加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五)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互构
现实文化就是我们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的文化;虚拟文化是指依托网络技术而在虚拟空间中存在的文化。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与现实世界并置和联结的数字化的生活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一空间中结成新型的在线交往、线上线下交往关系,这种关系不再以地理接近性为基础,而以旨趣认同为在线聚集和交流的出发点,通过构建在线人格与他人进行互动。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环境对于个体来说太大太复杂,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来驾驭,人们一般了解的是经过重构的环境,而人们也是对重构的环境的刺激产生反应”。网络的产生使这种重构从隐喻变成现实,网络虚拟社会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主角的可能,只要你谙熟网络规则和语言。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网络拓展了自己的另一个生活空间、另一个人生舞台,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技能、创意等,赢得网民的认可和热捧,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红人”,从而实现从网络虚拟社会的“走红”转变为现实社会的成功。“互联网绝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构建的全新王国,相反,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特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因特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
总之,“从文化形态上看,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体现知识分子人文诉求的精英文化和突出市场规律的大众文化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不论文化方式之间呈现何种关系与结构,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不同的文化方式同样指向认同这一基本功能。它“不仅是原有价值体系、心理定式、思维方式的解构,也是新的观念、思想、规则的建构;是传统惯性的消解,也是传统精华的重铸;是社会生活的变革,也是人身心的新生,从而实现文化系统模式的革命与转型”。当然,人们对文化形式的选择也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往往是复合的、网状的,呈现复杂的交织结构。
二 时代文化的差序格局
“文化模式是指为一种文化的成员所普遍接受的、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结构。它通常强调的是文化中的结构或形式因素而不是指其内容方面。”在当代社会,中国的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虽然都是一种文化历时态的“流化”,但由于中西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时代落差,当它们汇集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时候,无法也不可能按历史的顺序汇合对接,而是错位对接。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中,多种文化同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制约我们的选择,规限着我们的信仰。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一个文化的“相对”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可用来评判和确定不同文化的相对价值的话,那么多元文化就无异于对不同文化的无原则肯定。”
文化的多样并存并不是一种杂糅。萨义德认为,杂糅把差异的文化混杂为一体,所产生的反叛能量,以分离的模糊空间所具有的骚动和困惑挑战居于中心的统治性文化规范。显然,当代中国的文化不是杂糅的。在今天文化环境的众声喧哗中,多样文化态势之间呈现出主次、轻重和作用范围的差异。81.04%的学生认为,“当前我国文化环境中具有明显的主旋律”。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礼敬,也能感受到文化交锋、交融中凸显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从而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一元主导、多样共生”的生态谱系和图景。
(一)从横向的、共时态来看,文化模式呈现出潜与显、强与弱的复杂关系结构
从整体上看,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呈现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国文化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序格局。主观印象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强势的(71.25%)、显结构(61.04%)状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处于强势(73.06%)、显结构(51.94%)状态。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兴起的各种亚文化,如大众文化、时尚文化、虚拟文化等则在其中占据了次强、显结构位置。外来文化则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其中属于人类文明精华的共享性价值,被主流文化所吸纳成为强势(70.34%)、显结构(51.59%)因素;以外来的生活方式为主的物质形态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成为某个时期的时尚文化,表现为弱势、显结构态势;而外来文化之制度、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尽管在国门打开之初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所追崇,但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中已经归隐于弱势、潜结构之中。
表1 不同文化形式在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形态
表2 当前我国的文化结构
(二)从纵向的、历时性来看,文化模式中存在着主要、次要的差异
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绵延数千年、起稳定作用的主要模式,另一种是稳定性比较差、处于变化中的次要模式。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华文化(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贯穿始终的主要模式,外来文化总是作为一种次要模式,或被包容、吸纳和超越,或被拒斥、否定。
其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模式。文化主要模式源自传统文化,尤其源自“轴心时代”的文化。“每个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都有自己的‘轴心时代’,是指古老文明的定型化时期。”不管一个文明如何演化或发展,它都无法完全脱离自己的轴心文明,也就是使自身最初定型化的那些东西。这些轴心的东西始终在发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当与其他文明相遇时尤其明显。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中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中华文明虽非最古老的却是上古时代人类文明仅存的、没有出现文明断裂的硕果。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必然离不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尽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被迫纳入全球文明的较量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经济落后且不断挨打,参照和模仿西方文化也曾积淀在民众的心理结构中,并潜移默化地成为一种希望,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的坚实根基。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阐述。
其二,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发展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模式。
“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事业每一次跨越式前进都源自深刻的理论觉醒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思想文化的新解放、新创造为中国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注入强大动力,不仅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境遇,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重塑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
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价值、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社会建设改革时期,“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繁荣。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党不仅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深刻总结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始终坚持主流、兼容并包、辩证取舍。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将其与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在弘扬和引领文化建设中的最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是最根本、最深刻的文化自觉。
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样共生的,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文化的色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开放包容、继承创新的态度。“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既不全盘西化也不文化复古,而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容而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主动担当。责任源于自觉,行动体现自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紧紧抓住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担当来实现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2011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392.62亿元,人均文化事业费达29.14元。一系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重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截至2008年,建成各类农家书屋9.2万多家,社区书屋6万多家,惠及2亿多城乡人口,显著改善了基层文化设施的整体面貌。截至2011年,全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公共图书馆2952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285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0390个,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全国有2115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流动舞台车工程等一些重大文化工程,为城乡基层提供了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各地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各类社会文化日益繁荣,涌现出许多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道路的不懈探索。文化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正是基于对文化建设灵魂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考量,“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彻到媒体传播之中,落实到精神文化产品创造之中,融会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体现到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走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文化繁荣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要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放出来。这是对文化繁荣发展之路中“为了谁、依靠谁”根本问题的历史回答和现实选择。
文化自觉是共产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逢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起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自己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在实现文化的发展进步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正是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党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活力,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同时应该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将继续是一种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自觉,是一种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自觉,是一种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文化自觉,是一种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条件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必将“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