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与现代构筑的时代文化坐标

要回答“我是谁”的文化认同命题，必须明白当下的时空坐标，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从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共同构成的文化场域中来把握。

当代中国文化场域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来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来展开的。由此必然涉及一系列关系性话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通常联系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时代文化，但也以焦点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碎片特征，为分析今天的文化场域生态带来复杂而多样的视角。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时代文化的内部坐标通常隐含了纵横两轴。纵轴来自传统的继承。……在时代文化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时代文化之中的横轴，指的是社会历史的横向冲击。”纵轴的力量能够保障文化的坚韧民族性，横轴的动力能够保障文化的鲜明时代性，二者的共同指向则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 时代文化的纵轴：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既然历史是认同的话语，谁‘拥有’或占有过去的问题就是一个谁拥有能力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上识别他或她自己和他人的问题。”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精神载体，虽然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它的整体状貌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但某种精神气质却一定在经济、政治的变迁中传承下来。这就是传统。“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虽然我们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化，但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思考时代文化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始于石器时代到夏商之际。史前文化中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原始舞蹈和原始绘画表明：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美的追求，或者说最初的美感，文化意识开始形成。经过夏商之际的过渡，华夏文化形成了以先秦的人文伦理价值为核心的体系，以德为美、美即为善。周初的“天命观”给秦汉的人文发展开辟了新路程。典美博奥、汪洋捭阖的秦汉文章，从敬王到敬德，从“鬼神”转向“人事”，由人格到教化，由教化到礼乐有序，终而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伦理为核心，以敬德为内容的人伦精神，并成为以“尊卑、男女、老幼”这一亘古不变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机制。到了魏晋时期，华夏文化则体现出鲁迅先生所概括的“文学的自觉”这样一种文化气质，这个时期提出的各种主张使文化精神从政治和道德的羁绊中得以解脱，因而魏晋成为“几百年间精神的大解放，人格思想大自由”时期。从隋唐到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发展阶段，文化理念基本成熟，文化发展与发达的封建社会经济高度结合。情致缥缈、新制迭出的盛唐气象，展示了一个文化开明、个性鲜明的时代，道、佛、儒三教并存，人们不以一教为尊，不以一说为准。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艺术也是不拘一格、千姿百态、自由奔放、个性鲜明。两宋时期，文化精神变得沉静甚至发展为忧郁，两宋时期的诗、词、绘画、建筑无一不是精细又巧妙的，展现了清深瘦劲、鞭辟入里的宋代风骨。元、明、清三代是传统社会走向最终衰竭并被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取代的时期，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摧毁了传统文化与国家体制之间的整合关系，知识分子生活到了社会底层。张扬俗趣、市井勾栏的明清景观，显露了其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开始凸现。其后，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变化，但依然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中断，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沃土，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化几千年来铸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的民族之魂，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团体和个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修己以安人的志向和抱负，续写着中华文化中爱国主义的内在核心精神。“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构成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成为深厚的社会道德传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成为老百姓的生活信条与善根。“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自在与自觉相统一的过程。历史地看，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形态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连续，文化传承的动力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惯性和内在的适应，一般很少出现文化断裂。这时的文化传承往往更多地具有自在的特征，人们较少去质疑、反思文化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剧烈，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的转变，文化传承的惯性被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冲击，甚至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现象，文化认同危机时有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反思必然成为某个时期的主旋律。尤其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传统、反思传统，甚至激进地主张抛弃传统，以此换取民族涅槃式的新生。尽管他们的动机不是背弃自己的民族，而是复杂而急迫的历史形势迫使他们选择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策略：以放弃文化传统作为拯救民族的手段。历史也已经对这种探索做出了结论，它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它具有一定的自觉意义，其中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也有对中国文化中阴暗面的深刻自省、检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觉认知。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反思热”“全盘西化论”，无不以传统文化的自在性作为理由和批判的对象。客观地看，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化的自在性，这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有传统文化的糟粕。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由，而是应该以文化自觉来超越传统文化中的“洼地”。“我们并且毫不讳言，在某些方面中国必须‘西化’，但是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逻辑与现实相统一的过程。传统文化一方面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来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与现实的一定联系中展现意义。从逻辑上看，人们遇到的不是一个悬空的今天。今天不是一个片断的“此刻”，是从昨天的必然之中诞生出来的。“民族文化，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它能照出民族生活的面貌，它还是一种X光，能照透民族生活的内在｀肺腑＇，它又是一种历史留下的足迹，能显示民族走过的道路。它更是一种推土机，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向前发展。”传统文化负责表明今天与昨天之间的一切内在衔接。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如何实现文化的现代化、重构价值体系是近现代文化批判的一条主线，也是伸向当代的文化发展的第一根链条”。从现实来看，一旦考虑到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情况就不再那么简单了。传统使“现在”变得复杂。我们常常处于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所形成的张力场中，经历着过去和未来的拉扯与碰撞。一方面，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确以理性文化的逻辑，在不断打破各种传统文化的“生命的杯子”，促使更多人啜饮相同的文化之水；另一方面，各种过去的、本土的文化，无论是作为破碎的、残缺的杯子，还是作为自我更新的杯子，都会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传统、习惯、文化无意识、集体心像、深层的机理、自在的图式等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改变着理性文化之水的成分，实现了文化传承逻辑与现实的统一，激发出新的文化活力。

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超越和创新的过程。传统是我们依赖的坚实拐杖。“在当今世界思想样式可以不断翻新，但民族文化认同却可能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常数。”因为，传统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说什么，如何为人处世，强大的传统沿途护送我们完成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人们可能把他们的认同看成部分地是由某种道德或精神的承诺所规定的……或许，他们部分地根据他们所属的民族或传统对其加以规定。”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始终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并从许多方面植入今天的中国经验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神经。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依赖“拐杖”的老人，无法放手前行。它不是一种历史惯性下的简单继承，也不是一种时代环境下的现代复制，而是一种精神超越和时代创新。“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时代，都不是完整地复制传统而是深刻地改造、发展和开拓传统。吸收传统之中的创新精神，这就是最好的继承传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画卷，这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阶段发生在中国的所有的思想文化现象的社会背景。一方面，由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肇始与思想解放运动“紧紧地平行着”的历史发展进程，使“中国向何处去”在文化层面上的命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再次成为文化讨论的最终归宿。另一方面，这一进程也就内在地包含了思想文化领域中以中西文化碰撞为中心的文化冲突。可以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又一次成为文化变革的主题。实践说明，我们立足传统文化，在应对崭新时代任务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时代内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都为整个社会思想开拓出崭新的文化空间。我们没有把起点误认为终点，而是在“现代”中学会了保存“传统”，形成了如同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文化自觉”态势。“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总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时代文化如果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本，就无法在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精神之魂，时代文化的发展只有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才有深厚的民族根基。炎黄子孙千年一脉的同祖感、国家认同与民族身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自豪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使命感，都是支撑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也是中国未来发展仍然需要的价值系统。

二 时代文化坐标的横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主线

与传统文化构成的纵轴相比，文化的横轴就要复杂得多。它要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特征。“任何一个时代文化意义的衡量也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换言之，文化的意义是解决当代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复制传统范式的精确程度。”

在当代中国，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是主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和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以及贯穿其中的现代性的建构最为突出，构成影响时代文化最为重要的横向力量。

（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时代文化的主旋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布，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由此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此次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触及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仅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变革，也引起人们精神世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形成了鲜明的主流文化，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旋律。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深化并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理论自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宝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新的实践出发，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更高的科学水平。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把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指导了实践，赢得了民心。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就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开辟更为光明的前景。

二是社会主义信念更加坚定并逐步形成道路自信。改革开放不仅为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它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在苏联和东欧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纷纷失败的时候，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社会主义在中国却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赢得了更快的发展速度。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横向、纵向的对比中，亿万人民形成了一个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愈来愈成为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中热烈高昂的主旋律。

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空前振作。由于中华民族在近代曾经饱尝蹂躏和屈辱，所以民族自豪感在中国人民中间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如果说过去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稳固的基石，改革开放则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便如逐浪一般涌起，民族精神不断得到振奋。

四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逐步形成。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又在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进步意识。从理论创新到科技创新，从经济体制创新到政治体制创新，从小岗村普通农民的创举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新之举串起改革之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意识使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整个社会出现了千帆竞渡、万马奔腾的活跃景象。

五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渐成自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党明确提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念；艰苦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得到普遍弘扬；革命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纪律教育成效显著。一个古老的文明之邦正在以崭新的文明形象在世界的东方崛起。

总之，对于时代文化来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丰碑，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教材，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这是号角，鼓舞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向前”。与上述进程同步发生的，是文化领域的深层震动。首先，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地域流动，加剧了价值观念的碰撞和混杂，不同民族、族群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发生文化融合或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次，现代化的推进，打破了传统生活的节奏和形态，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交往模式，传统、习俗被销蚀重塑的节奏大大加快，文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形态奇异并存的格局开始出现；最后，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符号声张和市场激活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过程，大众文化日益崛起，艺术走下神龛、走进橱窗，在面临“光晕”消逝的责难的同时也收获了“草根”的拥戴。“文化领域的全面转型，加强了社会生活中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的张力体验，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因此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却又紧密相连的面向——文化的混杂、离散、断裂和分化，伴随着民族、族群和社群文化身份的持续声张，国人日益强烈的无根感、虚无感和不安全感与竭力区隔文化‘自我’与‘他者’的保守情绪和行动持久并存。”同时应该看到，森林是绿的，也会有败叶；大江是清的，也会有泥沙。改革开放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更不可能是一个无差别境界。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思想在进步的同时也掺杂、裹挟着一些消极甚至有害的因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一些人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邻为壑、尔虞我诈；有的寡廉鲜耻，为了蝇头小利、蜗角虚名不惜出卖尊严。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价值观中的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和保守主义因素，在社会变革中顽强地表现自己，有人丧失科学精神，到封建迷信中寻求寄托。西方价值观念趁着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之便，对中国的传统文明进行渗透和侵入，鼓吹“全盘西化”，主张照搬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模式。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成为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杂音”和“噪声”。

（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影响

1994年4月19日，一条只有64K带宽的国际专线将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刻下了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起点。20多年后，我们的生活因互联网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亿人，继续保持上网第一大终端的地位。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02亿人，使用率达到48.9%。用于网购的花费接近1.9万亿元，接近于同年马来西亚全国的GDP。全球最大的15个社交网络中，有6个来自中国，其中包括201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微博和诞生不到3年就拥有4亿多用户的微信。“从技术史可以得知，技术的每一进展不只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化生存已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网络与其说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和平台，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空间，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具备信息浏览、收集、处置和传送功能的智能手机等无线通信工具已经成为人们随身必备工具；每天上网无论是接触频率还是每次持续时长，都表现出较强的黏性。调查结果显示，75%的“80后”和“90后”后都会在一打开电脑的时候登录QQ，而且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隐身，网上隐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74.13%的被调查者喜欢用QQ签名、日志等表达心情。他们希望通过以彼此熟悉的文字、图片大致描摹出个人生活经历，以此来互相结识。对网上交易不仅习惯而且“钟情”，网络消费蔚然成风，俨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论何时何地，人们总会习惯性地通过各种移动终端在线聊天、搜索资料、浏览新闻。可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愈加丰富多彩，不但造就了各种奇异的亚文化形态，而且也使“网络一代”养成了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

如今，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时代文化的场域生态。

一是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文化身份认同体系。不断延伸和接入社会生活空间的互联网，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高度仿真的文化空间内，人们正在经历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层调整，虚拟身份开始产生。人们可以自己设计身份，成为“假想我”或“理想我”或“真实我”，这些身份可以随时更换。由此，主体的身份认同可以“具有多元、复杂、超越普遍认同类别的文化意涵”。这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由于个体可能越来越无法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虚拟身份将带来多重人格和自我的多元化倾向，使主体趋于断裂和碎片化，从而引发相应的认同危机；二是网络空间赋予了人们发挥创造性和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它使个体脱离了日常生活情境中结构、制度和规范对自我观念和行动的限制，人们真实的自我得以表达，“在统一自我和多重自我之间，最终会想象出一个弹性的自我，鼓吹‘多面向’（如分身之间）的对话，而‘真实’变成了身份认同‘协商’下的结果”。换言之，虚拟身份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我是完整个体的传统观念，进而促成新的多元而整合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这两种立场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有着共同的价值预设：认为在网络空间出现以前，物质世界中存在一种稳定的、完整的个体文化身份认同体系。但这种个体文化身份认同体系已经因互联网而发生了变化，主体身份的最终形成取决于主体所拥有的社会生活与虚拟世界的交互作用。

二是互联网带来虚拟社群的集体文化体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他们在网络上“诗意地栖居”的生活，互联网开始成为人们参与公众生活的全球化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而经常性地聚集在一起，开展讨论、交流与互动。依托新闻群组、聊天室、电子布告栏和微博、微信等平台而构建的各种虚拟社群开始出现，虚拟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其中，有的属于“采集性”社群，即人们为了获得资源或立即的报酬而临时性地聚集起来，成员之间关系松散，对社群的认同性很低；有的属于“认同性”社群，则更为接近线下的传统社群的特征，成员之间有着某种默契或共通性，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方式和规范，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较为频繁，甚至开展线下的交往等。尽管虚拟社群目前仍然在现实文化的脉络下运行，甚至就是现实文化脉络在线上的延伸。但其已然带来了一种新的集体文化体验，使人们得以超越传统和地域所设置的界限，建构起新的人际关系，重新理解人们所在的外部世界。

三是互联网改变了文化意义的阐释方式。“文化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文化意义的阐释方式。互联网带来全景与碎片互现的文化展示方式，“在同一时刻给人以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和味觉的综合刺激”，“不仅可模仿现实到乱真的程度，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营造出现实世界不可能出现的情景，神话、童话、科学幻想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化作‘现实’”。同时，从技术角度来说，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将任何模拟资源进行分割、拼接、扩充、删减，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拥有无限的信息，而由这些信息所生成的文本也可以被分割为独立的主题和段落，以便进一步地扩充或删减。由于链接、跳跃和联想这种结构的存在，网络使用者只要轻击鼠标，就能轻易地从网页上的一个词链接到其他网页或图片，构成了对传统技术语境下的连续有序的线性信息处理方式的极大挑战，加快了媒体内容的碎片化趋势，可能带来符号的能指、所指与指示物之间联系的断裂，使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人们已经“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里，人们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已不能完全厘清和接受所有信息，已经很难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判断”。互联网带来视觉化与感性化的文化传播，使社会空间浸满影像文化，“形象正以其优越的可视性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图像对思想来说曾经是有用的材料，现在已成为思想的竞争对手，过量的图像扰乱选择视野，挤压思考空间，以致有学者断言：“这是一个思想式微的世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图像正在驱逐文字，读屏正在替代读书，视觉文化挤压印刷文化，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冲突就值得关注。空间优位是电子技术和全球化的后果。文化市场与消费因互联网而日益摆脱物理空间的限制，利用电子空间的依托而快捷方便，市场呈现为全球性。显然，“无论是形象转换还是空间优位，都与现代技术密切相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高科技和传媒真正承担着认识论的功能”。

四是互联网改变了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议题设置”与“沉默的螺旋”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新媒体时代，这种不可置疑的“议题设置”被不断改写，似乎命定的“沉默的螺旋”也被亢奋的热议所替代，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草根、中心与边缘、霸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公共与私人等具有对峙关系的一组组词映射出这种变化。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新媒体正裹挟着一种猛烈而神奇的力量，促使“网络一代”文化心理乃至文化性格上产生变化。对文化认同来说，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对传统媒体文化传播仪式的解构。传统媒体往往呈现为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发挥象征性价值的仪式。通过仪式使经历这一仪式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将获得“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稳定的或反复性的文化认同。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的语境下，借助传播仪式构筑认同空间、提供认同力量依然显得十分重要，“可以通过媒体运作的空间化、仪式化过程，把文化逐渐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和实践中，从而改写人们对媒体、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与感受”。但挑战在于，在现代新媒体面前，文化认同以“以构成主义的观念为基础”，“变得颇为动态、多重化、个人化和具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同时还受到变异和革新的影响”。人们通过在线交往方式，建立各种虚拟交往社区，打破了传统媒体仪式性的空间分布和使用。与此同时，新媒体使用的个体性、个性化和流动性，改变了媒介仪式性的接收活动，无疑将推动接收活动的离散化和多重化。二是表现为文化认同的个体建构过程。与新媒体去仪式化相伴随的是，人们文化认同将更是“通过个体化过程建构起来的”,新媒体似乎释放了传播技术的巨大潜能和热情，提供了主动进行文化活动的条件，激起了人们更多的表达欲望，催生了大量文化参与行为。他们利用声音符号、文字符号、图片图像符号，在网络上创造出新的文化样式，网络文学、网络歌曲、网络游戏和各种搞笑影像等异彩纷呈。传播也相应地呈现出越来越个体化的经验和感受。既关注时事“论坛”，又欣赏无厘头的“恶搞”；既有网上求职的自我营销，也有参与“人肉搜索”的扫荡；既有开设自己学术的空间，也有经营山寨文学的地盘；既有源自传统媒体的权威信息发布，也有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公开流传。应该看到，“在廉价的纸张、印刷、普及识字、交流便捷的时代，会出现各种意识形态，争取我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流文化如何成为文化认同的主导者，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做出回答的问题。

五是互联网带来信息控制的忧虑。“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者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美国依靠着网络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占据着世界信息发布权的绝对优势。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信息发布量的1000倍。美国新闻署已经在世界130多个国家设立了220个新闻处和2000个新闻活动点。美国的国际问题报道能力约是俄罗斯的7.2倍；美国媒体的经济实力更是俄罗斯的109.9倍。正是凭借其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美国不仅建构了其在网络上的信息垄断地位，而且成为信息化进程中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知识就是权力，强有力地领导着世界信息革命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有力量。”也正是信息控制的担忧裹挟着全球化，成为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合法性理由。

总之，互联网凭借瞬息到达、无远弗届、即时互动的传播能力，将全球范围内日益广泛的人群引领到一种崭新的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中，持续改写着人们对于习俗、传统、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细微感受，人们接受和使用互联网的实践行为，已经日益构成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文化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互联网具有显著的文化影响。“它在冲击那些相对稳定、持久的意义结构，带来特定价值、观念及信仰的暂时性断裂，引发既有社会网络的分化和解体的同时，又可以促成新型意义结构的生成和巩固，以及拥有密切的情感联系和行动一致性的新兴共同体的出现，从而带来社会的再度整合。”互联网已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信息传播介质和通道，而且呈现为具有人格化、人文化特征的信息传播综合机制和过程，开始了从技术→行为→文化方式→生活方式的逐步演变。对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相关的文化价值愈益独特地联结某一事件的个别形态，这一事件的文化意义往往相应的愈益增长”。技术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已经揭开了对文化认同从物质涵化向形式涵化、外显认同向内隐认同演变的进程，这是一个必然的、无可回避的发展过程，关键是如何做到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三）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肇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初始，世界各国相互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跨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自觉、不自觉地都卷入了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描述，揭示了一个世界意识的觉醒过程，也提出了一个在世界历史语境下的文化认同问题。当今的全球化进程，说到底，无非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下展开形态，它以当代史的形式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

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每个民族都要面对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中国何时被卷入经济全球化中，学术界还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且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面对着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只是一种空间意识的转变，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全球化的发展更强烈地激起了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对“我是谁”的追问，客观而言，这种追问之声的与日俱增既表达了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与强化，也表明文化认同遭遇危机的态势与事实。“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其实，全球化本是一个客观的趋势，或者说是一个客观的进程，本身并无任何价值取向可言，是因其与人类生产、生活相接，才被加入了主观因素。“当我们以此种观点去切入复杂的联结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了意义构成的语境的：它是怎样影响人们的认同感、对地方的体验以及自我与地方的关系的，它是怎样影响人们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欲望、神话、希望与恐惧的，所以文化的跨度跨越了全球化的外在性与内在性。”这才是全球化与文化关联的本质所在。

一是全球化建立了世界历史语境下的文化交流。世界文化是多元、多样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它们都是“自我”生长起来的，都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在最初并没有任何关系（包括黑格尔所谓的“进化阶梯”式的关系），而是独立发展的。而全球化的今天，显然不是如此。全球化是时空的压缩，它使人类从此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结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对文化而言，全球化是一个纵向上升和横向扩展的过程。每一次较大的文明传播和扩展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地域的文化教化，形成某种文化相对广泛的覆盖空间。其理想的局面和应然的图景应该是各文化之间多元协同，多种文化共同交织成一种立体图案，每个文化主体与其他文化主体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全球文化构成一个和谐、有机联动的整体。有学者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称为文化之墙，用“墙”来形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互现”。“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说明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文化都是在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全球化给文化生态环境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影响。

二是全球化带来文化“和而不同”的融合契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对立统一。”全球化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走向民族文化的双向循环、不断往复的运动过程，包含着世界与民族、全球与在地的张力，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每一个文化体系都在与其他文化体系的碰撞交汇过程中审视自身，寻求与其他文化体系的沟通互动。

文化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应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即交流双方不仅要以“自我”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而且还要从“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一方面，具体的文化总是属于一定的处于特定时空中的主体的存在，具有相对性。这是“不同”的内涵和客观存在。不同世界文化间的差异性是客观现实，使各异质文化具有相互吸引的力量和相互借鉴的必要，在相互对照中进一步认识发现自己，从“他者”角度反观自己，达到互相滋养。另一方面，发展着的文化又是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传播和延续的存在，具有绝对性。文化发展到当今所形成的“公认”的一些概念和观念，它们已经涵化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日常文化意识”。它可以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转播、交流、转换、共享。这就是“和”的基础和本质。由此，融合和共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法国学者于连·法郎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指出，要想全面深刻地了解认识自我，就必须抛开自我，从他者的视角来考察。“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因此，一个民族国家必须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面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主动地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贡献给世界，使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升本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和地位，把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使各民族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这个百花园中竞相开放，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生。在欧美不少国家出现了一批造诣颇深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它们开始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说过：“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安乐哲和大卫·霍尔合作撰写的《通过孔子而思》以及斯蒂芬·显克曼所写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都表现为一种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相互传播、彼此融合的过程。因此，对于每一民族国家而言，其现有的文化中都包含着同一性和多样性的成分，都处于选择、吸收、同化他民族文化中有益成分成为自己文化的构成性要素的过程。这是全球化给民族文化发展提供的机遇。

三是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分层化和结构化。“全球化指的是一种复杂的联结。”把这种复杂的联结变成有序，变成共享，其前提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必须在平等的原则上进行交流。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只有平等交流，才能富有成效。不同的文化类型应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环境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相互尊重、消除误解、摒弃成见，共同探讨人类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寻求最佳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而现实状况是，全球化不仅反映了现有的文化不平衡和等级模式，而且产生着新的包容和排斥模式。因此，“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构化和分层化过程”。西方国家在主导全球化过程中，把他们的强势文化以强劲的势头单向地向非西方国家输出，可能带来两种后果：一是非西方国家或被动或主动地引入西方文化而否定和舍弃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完全丧失了自我；二是由此激起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抵制外来文化。从目前来看，显然后一个结果更加明显，也更易于被民族国家所接受和坚持，从而形成结构性更加稳固的世界文化生态。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随着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复兴将会到来，中国人将会更中国化，瑞典人会更瑞典化，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

四是全球化带来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较量的忧虑。文化霸权是一种文化殖民，是传统殖民主义形式的“变形”，其本质仍然是传统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文化霸权具有非强制性和隐蔽性的特征，即强势文化通过对弱势文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渗透，用文化来控制对方，使其逐渐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文化的观念，自愿接受文化强势方的控制，从而形成对国家文化主权的侵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并且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不仅指政治上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还包括在文化方面的独立与文化主权的完整，且不受侵犯。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的冲突必然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抵制，势必出现文化壁垒，导致对其他文化的抵制与排斥，相互之间构成对抗关系。

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与趋势，并不意味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承认文化的多元化，或放弃其“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相反，在文化领域，发达国家仍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渗透与控制，保留着诸多的“文化权利”，其中包括理论话语权、社会制度话语权、日常生活话语权和精神状态话语权等等。正如泰戈尔所批判的：“当西方精神在所谓文化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枷锁”，“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他们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其他文化，想在文化方面独霸天下；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为“源”，其他文化是“流”；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具有普世性的唯一的先进文化，其他文化必须以该文化为标准而发展；西方以启蒙主体自居，视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落后的甚至野蛮的，认为自己有能力和义务拯救它们并使其具有理性，从而使他们摆脱愚昧、落后状况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性；片面过分强调自己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自身文化的缺陷，更看不到文化间还有交互作用。在当代那些与高技术相伴随的“新兴的”文化产业领域，西方国家用经济和贸易的方式推销着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话语和知识体系”。正像奈格里·哈特所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逻辑试图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霸权已经或者正在现实中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自主的良性发展能力和自我完整性、完善性或明或隐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刊物《第欧根尼》的一篇题为《大众文化和世界文化：论“美国化”和文化保护主义政策》的文章指出：“年轻而咄咄逼人的美国文化威胁着古老欧洲的古老文化，同时蹂躏着和消灭不发达世界的古怪有趣而没有自卫能力的部落文化，硬把当地人民拉进从吃椰子到喝可口可乐的个性转变期。”

全球化正在加剧人们对文化霸权的担忧。“全球化本身并不能保证价值的取向，它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全球化有很强的高科技色彩，它带来了很多方便，比如交通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这都是全球化的成果，但怎么使用它，将会因国而异，因人而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打着经济全球化旗号，推销其特定价值观，把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因而全球化实际上加剧了霸权企图，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也许比以前更具有消解中心的色彩。”强势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其他国家因之焕发出一种维护本民族文化民族性和主体性的强烈责任意识，由此形成以维护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文化认同思潮。“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冲突的全球规模。”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锋的根源和肇始。

总之，准确厘清全球化对文化环境的影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全球化既带来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的机遇，也带来文化同质化的担忧和焦虑；既为吸收外来文化、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条件，也带来因抵制文化霸权主义而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的合理性基础，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更加坚固的“墙”，阻碍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相互借鉴。

四 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现代性、文化认同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逻辑。”在时代文化的横轴上还活跃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融合并体现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中，成为影响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那就是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无疑是当今时代文化的彰显特征。

现代性是一种新型文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前提和轴心的文明。“任何以前的伟大文明与现代性，在前提和轴心上都有相当程度或某些维度的矛盾、张力。”一方面，现代性要求超越在轴心文明中定型化的东西；另一方面，轴心文明的框架又竭力约束社会变迁的方向，在实际的现代社会尽可能加进自己的东西，不断发挥着显性或潜隐的影响。在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无疑成为挑战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代性源自西方文明。一般来说，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演化是外发的、后发的和非原创的，在世界体系中往往处于被支配和不利的边缘地位，又同时受到自己轴心文明某些不良的、应当且可以放弃的因素的束缚，前进的道路是曲折和反复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艰难、多舛和曲折。

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首推汉唐。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可见它的影响。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河清海晏，文怀远人，和睦万邦。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开始衰落。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被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史学家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描绘了明朝衰落的情景。他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认为，这不但是明朝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转折时期。当时西方已经过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起来了。特别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西方世界发展速度加快。这正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著名的《全球通史》里把世界史划分为1500年以前的历史和1500年以后的历史，也说明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近一百年，但是二者的目的和理念完全不同。“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国家看起来还很强大，但实际上是落日的余晖。当时英国已经跑在了世界的最前面。法国经过宗教改革开始了启蒙运动。原本落后的俄国也在1698年开始改革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而清朝却不了解世界的变化，自以为大，僵化保守。康熙虽喜欢西学，但不是作为强国之道而学，不理解其中的新思想，固守自己那套旧的东西，认为西方的东西不过是奇技淫巧。大清帝国与欧洲先进国家在认识、眼界、气势上已经不能相比。大清虽大也只是囿于一隅，而那些被称作“蕞尔小国”的西方国家早已经着眼于全世界了。

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40年鸦片战争，另一件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两件事情当时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中则是紧密相连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由此提出了民族复兴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则给我们指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也印证了艾森斯塔德关于选择何种现代性模式的理论。

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寻找“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无数矢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经历了百年的辛苦求索、艰难追寻。他们曾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洋务运动”实现富国强兵之梦，换来的却是惨痛的失败。他们曾寄希望于封建君主的“维新新政”，换来的却是封建统治者的无情镇压。他们曾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换来的依旧是四分五裂、水深火热的旧中国。正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这种危机导致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宇宙观彻底地被颠覆了。因为“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基础是空间性的，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空间概念决定了文化差异的原因和发展的逻辑，由此形成了诸如‘夷夏’、‘文野’等说法。但是现代性的逻辑却是时间性的。即新的对旧的取代”。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而且对现代性发展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任务；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来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持续稳定，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不断迈上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不断迈上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大台阶。这些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历史和事实证明，现代性源自西方文明但不只有一种模式、一条路径，而是可以多模式、多方式地发展，关键是要把人类的文明成果与各国国情、时代任务紧密结合，才能推进现代性的正确发展。

我们之所以把现代性作为时代文化横轴的一种力量，是因其对传统形成的直接冲击和挑战。“现代性的法则是人们不可能只要其物质文化层面而不要其精神文化层面。”由此，传统的一些特征已不再是社会的主流，它被经过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一部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逐步消失，另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民族的或地区的特色会被保留下来，或者升华与现代性融合，使现代性在拓展过程中发生文化适应性变异，出现现代性形态的亚种。

综上所述，时代文化为文化认同构筑了一个文化坐标。这个坐标汇聚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让今天的人们明白自己所处的文化方位。“多元一体”无疑是今天中国时代文化的典型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断焕发出富有时代特征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是文化认同所面对的“客观现实”。同时，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文化环境更加多样和复杂。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人的根本的价值坐标体系，甚至是一种“价值颠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人对于自身这样的困惑。”全球化冲破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大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从而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原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存在一种文化离心力生成的担忧。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形成了对文化新的阐释方式，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体系。这些无疑都是时代文化横轴上最为有力的解构和建构力量，成为当代文化环境中最为活跃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