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自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我于1918年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安乐乡。我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我在湖南长沙读高中（先在明德中校，后在岳云中校）。为了抗日，我参加了湖南省政府主办的高中学生的军训半年；然后又去农村组织农民进行训练，也近半年。正是在这种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潮中，我产生了要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和富强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我想弄清楚：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生存陷于危难的地步？能否以及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摆脱生存的危机？可以说，我对社会研究的兴趣和志向，正是由于当时民族救亡的需要而形成的。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兴趣和志向，1938年我考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方搬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它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气氛非常浓厚。而社会学系则拥有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十分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仍坚持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拯救民族、报效祖国。

社会学确实为我打开了学理论，又重视社会调查的视野，把社会调查作为沟通理论与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当时该系开设了几门社会调查方法课，如“社会研究法”、“社会机关参观”、“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等。这些课程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认识社会的科学手段。我曾经运用所学的这些方法，对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1942年，我撰写了题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同时又写了《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一文，在《当代评论》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论文都是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而形成的。

自那时起，我就一直重视并力行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时至今日，我仍强调要把“社会研究方法与调查”作为社会学系的基础课程来建设，把掌握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作为社会学系学生的基本素养之一。

1942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担任“社会机关参观”等课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接触实际，初步了解社会各种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参观报告。除教学工作外，我继续调查昆明市传统行业的变迁和社会流动，并参与清华大学在昆明和呈贡县建立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有关人口和劳动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等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我还与费孝通教授等合著《人性与机器》一书，于194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在联大学习与工作期间，我还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许多进步社会活动。在学习期，1939年我先后参加了校内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群社”、“社研”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43年上半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成立了自由论坛社，先后出版《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闻一多、潘光旦、王赣愚、吴晗、费孝通等知名教授都是该社成员。我也参加了该社，曾担任该社出版月刊和周刊的编辑，为当时的民主运动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结束。我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继续在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除了讲授“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等课程外，还把陈达教授主持的关于上海工厂的调查、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进行的关于手工业的调查等资料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成都手工业》、《北京地毯业》等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此外，我还协助吴景超教授负责在天津《益世报》主编的《社会研究》副刊，每周出刊一次。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发表了《论手艺人改行》、《皇权下的商贾》、《论天高皇帝远》、《论新兴职业》、《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人心浮动》、《论社会崩溃》等论文。

1948年11月，清华大学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和系里的老师都感到需要重新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此为指导，来调整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以及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教学、研究活动。我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如“阶级论”、“社会保险”等，还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项社会工作。我担任了清华“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职工业余学校校长、《人民清华》编辑等职，积极为建设人民清华服务。1950年春我参加京郊丰台区土改；1951年又参加北京市高校土改工作团，赴广西土改一年，并荣获甲等功一次。

1952年在高教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消，这主要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学曾被取消，据说是因为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历史唯物论可以取代社会学，还因为社会学研究问题，而社会主义又还没有社会问题，无需社会学。社会学被取消后，许多原来从事社会学的教师转到相近的学科领域去工作。我也离开了清华，先后到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央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从事劳动法、农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劳动经济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历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195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社会学被取消，所有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深感惋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的老社会学家都为试图恢复社会学做出过努力。1956年，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初，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上又接受了邵力子、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建议，做出决定，建立由各部委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研究人口问题和推行节育的人口政策。这些都使我们原来从事社会学的人深受鼓舞，也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提出重新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1月，陈达在北京政协会议以及后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提案。同年吴景超教授在《新建设》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费孝通教授在《新观察》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呼吁恢复社会学。这些建议和文章引起了中宣部和科学院的重视。1957年1月，中宣部理论处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林耀华、袁方等人座谈有关社会学的问题。会后我向该处汇报了陈达先生的人口问题研究状况，要求给予支持，受到该处重视。同年3月，中国科学院哲学部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费孝通、胡庆钧、全慰天、袁方等人座谈，研究建立社会学机构问题，并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筹备组，推选陈达为主任，我为秘书。这个筹备组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研究方案及研究机构并决定首先把人口学研究恢复起来。当时陈达和我都在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工作，陈任副校长。学校为他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我参与该室的研究工作，协助陈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杂志和世界人口学年会上发表，受到社会的好评和国际的重视。此外，费孝通、吴景超、孙本文等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人口问题一时成了国内报纸杂志讨论的热门课题。社会学的其他研究也似乎恢复在即。然而此时正处于反右斗争的前夕。

紧随而来的反右斗争，使面临恢复的社会学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上述为恢复社会学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被当作从人口问题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证”。陈达、费孝通、吴景超和我都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社会学成为“禁区”，无人再敢问津了。从1952年至1979年，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前后中断二十七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也为恢复社会学创造了前提条件。1979年3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1981年8月，北京市社会学会成立，雷洁琼教授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建社会学专业，我参与了筹建工作。1981年北大政治学系设立社会学专业，成立社会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接着1982年北大成立社会学系，我担任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从北大社会学专业和系建立以来，我先后开设了“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方法论”等课程，担任博士生导师，主编出版了《社会学与人口问题》、《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百科辞典》等著作，并承担和主持了“六五”、“七五”时期社会学国家重点课程，如“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的研究，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采纳，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从1979年至今，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社会科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席，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务，此外，还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我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之际，我仍然坚持以往的学术主张，即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是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

回顾五十多年来我的生命历程是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道路紧密相联的。但我仍为自己选择了社会学这条道路而感到幸运，犹幸在古稀之年，仍有机会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但我更寄希望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并衷心祝愿他们（她们）能比老一辈干得更多、更好，赶超世界水平，把中国的社会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