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袁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曾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我国社会学学科、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编佟新教授与出版社商议要在前面写点什么，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对于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赞同，因为袁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结起来，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他，并从中获得启迪。面对袁先生的著述，让我说点什么，我却有些为难。原因是作为他的学生和曾经的下属，我从内心来说对他只有感恩，当然对他的学术实践也十分佩服。现在面对《袁方文集》，我不能只归于情感，而是要回归学术，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袁方教授。然而笔力不健，我怕难以实现初衷。以下，我将从本文集出发，并结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学术活动，从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贡献三个方面谈一谈读这本书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一 学术精神
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1998年）的时候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精神的魅力》，这是由北京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实践撰写的文集，其中收录了袁方教授的《传统与重建》。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空洞的鼓噪性文字，而是清楚地历数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为国家、为学术。文如其人，这篇由大量有历史背景的学术事实连缀起来的、朴实无华的文章就像袁方先生的学术品格一样。
袁方先生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教授，并受惠于费孝通教授等名家，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训练。他从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他的文章大抵有两个特点：一是面对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关于第一点，作为社会学者的袁先生没有运用宏大叙事去论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是见微知著，从社会底层看待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除理论分析外，他选择的基本方向是劳工问题和社会流动，不论是《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还是《论手艺人改行》，都是从最基层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角度反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论手艺人改行》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翔实资料，说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什么要改行和往哪里改行，回答是因为社会环境所迫而改行，多数人因为邻居、朋友的支持而选择新业（这是今天说的“社会资本”）。再看《士的社会阶梯》，多么系统的梳理，多么丰富的资料，袁先生还自谦是“非常粗略的”考察。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袁先生对“士的社会阶梯”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义进行了分析归纳，是很精辟的。可以说，这是历史社会学著述的一个优秀范例。
在以后的著述中，袁方先生一直秉持严格的实证精神，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用资料说话，用尽可能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说话，而少有空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了一个学人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他经常向学生讲述他的老师——陈达教授的学术箴言：“有十分资料，只能说九分话。”谨慎的实证精神是对做学问、对科学的敬畏，在这方面袁先生堪称楷模。
二 学术观点
袁方教授所关注的学术领域集中于劳动问题，这是一个宏观上可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微观上可入平民生活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的领域。他亲笔起草的“劳动问题”大纲从劳动理论到劳动实践，从劳动力资源到工资问题，从劳动争议到社会保障和劳动法，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劳动社会学思想。从其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袁先生的如下学术观点颇具价值。
其一，工业化是劳动问题、职业流动的宏观制度原因。袁先生在《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中指出，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该文在最后的总结中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说到了根本上。一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工业化对社会就业、职业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管是袁先生所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手艺人改行”，还是80年代他所讨论的劳动就业问题，都贯穿了工业化对劳动就业有深刻影响的观点。在改革以后发表的论文中，袁先生强调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并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强调其意义。在袁先生那里，劳动就业是制度性问题，是国家发展问题。
其二，劳动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问题。在职业流动研究中，袁先生把视角投向最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手艺人改行、农民进城务工是底层劳动人民谋生方式的写照。他在《论手艺人改行》一文中写道：“改行换业”成为昆明市的手艺人最为流行的口头禅。如今他们有的业是换了，行是改了，可是他们的“改”与“换”，实在不过仍旧在原来的社会背景里，做感伤的旅行。袁先生在劳动问题中注重劳动工资、生活费问题。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的关系，兼顾就业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在这里，劳动不只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且是劳动者生活本身。袁先生对民生的关心也表现于工作之中。每当问及我们几位留校教师的生活时，他总是感慨。谁说他常常请学生吃饭不是这种心绪的自然流露呢？
其三，把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研究劳动和社会问题。城乡关系是工业化、社会流动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袁先生在《城乡关系：敌乎？友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描述城乡关系的概念：无机的循环。他描述道：“乡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侩气转入贸易市场上成为赚钱赢利的一环。乡里人需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似乎喜怒哀乐也要跟着喜怒哀乐，乡里人在生产的领域中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丰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厂的原料。原料通过机器加工，回到娘家，带回的礼物是：土棉布变成洋布，糙米变成机器白米了。”他认为这种无机循环是城乡关系的脱节，要打破城乡的对立，抹平城乡之间对立的鸿沟，就要实行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使城乡关系不仅是利益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面对袁方先生70年前的见解和今天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某些现实，是不是启发依旧呢？袁方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十分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他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劳动就业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城乡应统筹兼顾，要有计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就业。这可以说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
其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保障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的根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在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丧失后，就会产生保障问题。根据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状况，袁先生提出将“就业保障”转化为“失业保障”的主张，后来他又研究社会保障、养老保障问题，这是一脉相承的。在《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一文中，他认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途径，同时要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并使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这是必然趋势。他从养老事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养老模式的选择，表现了社会学家对人的关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后，袁先生又将自己的学术关怀往外扩展了一步，民生与他的学术活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袁方教授在其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还有许多深邃的学术思考，如他的《论天高皇帝远》《有警察的社会》，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留给读者们去体味。
三 学科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下面我们从袁方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来看他的“立功”。
20世纪50年代，为了恢复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袁方教授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从另一个方面记录了他的学科建设功绩。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袁先生授命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来他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北京大学和全国社会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一位年逾六旬的学者，从头建立一个学系，谈何容易。袁方教授牺牲了自己的论文写作与休息时间，调人员、建课程、招学生、备资料，全身心投入学科和学系建设。程师母说袁先生“有国无家”，我们可以说袁先生“为系忘家”“为学舍己”，这是一种高尚的学科情怀。实际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设的意义不只在于北京大学本身，后来许多社会学系的建设参考了北京大学的经验，许多社会学人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所以，袁方教授是在为全国做事。
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中，袁方教授全面推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其中用力最大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这既基于他多年学科建设之经验，也是建设现代社会学系之要求，还与学生就业有关。他认为，掌握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学系毕业生就有了饭碗。为此，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缘关系，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名家来校讲学，与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相互支持关系，促进了社会学学科建设。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学科建设实践值多少学术论文和专著教材？在这里，他把自己呕心沥血努力的效果记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账上。这是他的人格、学格，也是在本文集的文章中可能看不见的。袁先生善于团结学界同人一起工作，促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我相信，北京大学、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将为其记功。
今天，我国的社会学在袁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奠定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也给社会学人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相信，在解决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程中，袁方教授的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情怀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