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史·刑法志》“其目十条”说之误

《明史·刑法志》云：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刑法志》将此“十条”说成明太祖于洪武十八年（1385）所编已大为错谬。检四编《大诰》，只有《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三条出于十八年所颁行的《初编》，而《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两条出自洪武十九年（1386）所颁《续编》；《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五条出自洪武二十年（1387）所颁《三编》。

那么，能否把这“十条”概括为四编《大诰》的基本内容呢？无论是从全书的总条目讲，还是从内容的分类看，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四编《大诰》总共236个条目，其中《初编》74条，《续编》87条，《三编》43条，《武臣》32条。就全书诰文内容的整体结构而言，它是由案例、峻令和明太祖的“训诫”三个方面内容组成的。即：

一是撮洪武年间，特别是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的“官民过犯”案件之要，用以“警诫愚顽”。在明《大诰》的236个条目中，记有具体案例者为156个，其中《初编》38个，《续编》49个，《三编》37个，《武臣》32个。无案例的条目为80个。

二是设置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据统计，这类峻令有60多种。其编纂形式，有些是设立专条，表述得十分明确；有些则夹杂于冗琐的诰文之中。

三是在许多条目中，兼杂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其主要内容是向人们讲述“趋吉避凶之道”，宣传他的“明刑弼教”和“重典治世”的思想和法律主张。

就每个条目而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些条目是三者齐备，有些只有其中两项。许多条目中所述事理或峻令，语言前后重复，然具体案例各不相同。

如果以罪名或案件性质分类，四编《大诰》中所列罪名，涉及当时法律中的受赃、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厘、祭祀、仪制、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等各个方面。至于具体罪名，更是五花八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犯罪现象，大都有所涉及。

若从朱元璋刑用重典的对象分类，《大诰》条目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打击贪官污吏，这是《大诰》禁令的主要矛头所向，故此类条目数在全书中居于首位，有关严惩官吏贪赃枉法、科敛害民的案例也最多。二是惩治“奸民”，其中着重打击的是豪强富户和无业游民。关于这一点，剖析各编的条目分布情况便可一目了然（见表2-1）：

表2-1 四编《大诰》中治官、治民条目分类统计

这里需要指出，《大诰》禁令的惩治对象，既以贪官污吏为重点，同时其打击矛头也是针对一切“不从朕教”的臣民的。从表中不难看出，在前三编《大诰》中，惩治“奸民”的条目在每编条目总数所占的比重，《续编》高于《初编》，《三编》又高于《续编》，它反映了朱元璋对治民问题愈益重视的意向。

考察《大诰》条目的各种内容分类，《刑法志》的“十条”之说概不能成立。那么，此“十条”是否指《大诰》于律外新设的峻令？或者如沈家本先生曾怀疑的那样：“殆即所谓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者欤？”对于上述疑义，查记载洪武三十年《大明律》的有关史籍即可明辨。事实上，附于律后的并非《大诰》原文，而是《钦定律诰》条例，其中《大诰》条目被列入者计36条。《刑法志》所说“十条”，只有《揽纳户》《民人经该不解物》《倚法为奸》《空引偷军》《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6条被收入《律诰》。至于《大诰》于律外新设的峻令，有数十条之多，且有诸如《逸夫》《阻当耆民赴京》《官吏下乡》《秀才断指诽谤》等许多体现朱元璋重典之治的代表性条目，远非“十条”所能概括。

当然，《明史·刑法志》记述《大诰》之误，也是事出有因。查阅《诸司职掌》和《大明会典》，均记有洪武末《应合抄扎·大诰》罪名10条，同《刑法志》所述一字不差。可知造成《刑法志》记载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清初修《明史》时，因其编者未见及《大诰》原文，将二者混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