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颁行《大诰》的社会背景和动机

在洪武十八年底到二十年底短短两年中，朱元璋亲自编纂和连续颁行四编《大诰》，并非出自偶然。全面剖析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可知道，这是他的明纲常、正法度、严吏治、“复我中国先王之治”的治国目标未能如愿实现的情况下，为“警省愚顽”、明纲常、正法度而采取的措施，也是他奉行“治乱世用重典”和“明刑弼教”政策的继续。

明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经历“连年战争，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在籍民户“版籍多亡”，“田野荒芜”，“民困食尽”，“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经济陷于崩溃境地；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文臣与武将之间，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排挤；官吏贪墨成风，“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加之豪强地主肆意榨取百姓，“守御官军扰害”，造成“赋敛过重”，贫弱者“无以自立”；广大农民因“楚苦为甚”，继而反抗新王朝，致使政局动荡，出现了新的危机。

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矛盾面前，朱元璋采取了“宽”“猛”并用的两手治国策略。在经济领域，他从农本思想出发，“宽以待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徙富民、抑豪强，奖励开荒、移民屯田，减免赋役，兴修水利，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等措施，使明初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人户达到1065万，人口计5987万户，相当于洪武初的6.6倍；天下官民田计366万余顷，岁征麦、米、豆、谷2610万余石，钱钞22万多贯，丝绵、棉花、兰靛103万多斤。应该说，朱元璋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成功的。

在政治法律领域，朱元璋则采取“猛”的一手。他总结了历史上封建王朝，特别是元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姑息”是“世乱”的根源，指出：“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他把元失天下归结为“宽纵”二字，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又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基于这种认识，为了革除世狃元习、官吏贪墨和所谓“民不从教”的时弊，他在“定礼乐”“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对臣民加强教化的同时，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奉为治国方针。

从开国之初到洪武十八年《大诰》颁行之前，他坚持“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行了一系列的“猛烈之治”。这期间制定的洪武元年律、七年律、九年律和颁行的榜文以及其他法令，不少条款就带有“重刑”性质，刑罚“较前代往往加重”。在司法活动中，他大搞法外用刑，屡兴大狱，肆意诛杀臣民。就以重典整饬吏治而言，洪武四年（1371）立法，凡官吏犯赃者罪不赦，同年录天下官吏。五年（1372）、六年（1373）连发铁榜，铸定刑法，申诫公侯。九年（1376），因布政使司、府州县衙门所派占计吏带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一事，明太祖怀疑其中有弊，“凡主印吏署字有名者，皆逮御史狱，狱数百人。自尚书至守命，署印者皆坐抵欺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边”。十三年（1380）兴胡惟庸党案狱。十八年（1385）又发生了郭桓贪污案，“株累天下官吏，死徙数万人，寄染遍天下，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同年“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仅郭桓案和“空印”案，被株连者达七八万人。与此同时，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令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开廷杖之制。十五年（1382），他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密缉臣民，“帝时有诛戮，辄下镇抚司杂治，不由法司”。在治民方面，他用刑之残酷，也是骇人听闻的。开国之初，太祖“恶胜国顽民窜入缁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潭，埋其身于泥中，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一次，他听到一老太婆背地里叫他“老头儿”，感到有失尊严，“令籍没民家甚众”。洪武三年（1370），松江钱鹤皋聚众反抗朝廷，被“伏诛其党，株连不已”。洪武七年（1374）三月，广东儋州民反抗朝廷，被劓者1400余人。其后，工作人匠沈添二等204人因用老者、幼丁，代替赴工，朱元璋命人匠亲身赴役，并将幼丁、老者尽发广西充军。如此等等。对于人民反抗朝廷的多次起义，他从来都是坚决镇压的。

但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贪官赃吏“如蝇之趋朽腐”，“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豪强劣绅继续为非作歹，通同官吏，害之州里，“君差不当，小民靠损”；农民反抗朝廷的斗争有增无减，据《明太祖实录》和《国榷》等书粗略统计，自洪武元年（1368）至十八年（1385）间，各地农民起义达百次以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不仅如此，朱元璋无节制的诛戮，还激起了臣民的普遍不满，“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朱元璋并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反而“猜疑多生”，把形势估计得更为严重，认为这都是重刑政策推行不力、对贪官污吏和“奸顽之徒”打击不狠造成的。他说：“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藉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无藉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又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至难齐也。”并深信，只有靠严刑峻法，“救之以猛”，才能“警省愚奸”，向化“不善之心”；“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正是在过分地夸大了“乱世”的危机形势和迷信重刑可以“以刑去刑”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朱元璋决定颁行四编《大诰》。

《大诰》的名称，原出于古籍《尚书》，并为其中的一篇，内容记叙的是周公东征殷商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将“御制圣书”冠以“大诰”之名，其动机是“欲仿成周《大诰》治之制”，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大诰》峻令“惩创奸顽”。

朱元璋在为《御制大诰》首编写的序中，阐述了他颁行《大诰》的用意：

 

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当犯之期，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为，覆身灭姓，见存者曾几人而格非。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明太祖实录》也记载有朱元璋颁行《初编》时对臣下讲的一段话：

 

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为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诸司官吏屡受诛戮而犯罪不止，绝非他的过错，而是受元代“彝道倾颓”的腐败风气污染的结果，是由于“人心不古”造成的。他所以颁行《大诰》，是为了臣民从“害民事理”中吸取教训，恢复和坚守“华夏之仪”，即封建伦理纲常，这样就能“养之为福”。否则，便要用《大诰》“斯令”为依据，“穷其源而搜罪之”，那就势必“败以取祸”。由此可知，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用意，既要把它作为教科书教化臣民，又要求臣民严守《大诰》禁令，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刘三吾在《大诰后序》中，以颂扬和辩护的口吻，再次申明了明太祖颁行《大诰》的良苦用心：

 

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上弗忍生人之无辜也，不得已施之五刑，致使有生之命，代彼当死之命。……斯玉音日夕所宣谕也，闻者宜惕然矣，而犯者自若。复不忍弃绝之，载劳圣虑，条画成书，颁示中外臣民，家传人诵，否者罪之。罪之者，以其玩法。虽罪之，实所以生之也。题曰：《大诰》。臣三吾窃惟皇上图治，不遑暇食，犹乃营缮是书，以为世戒，其爱民之意深矣。

 

刘三吾的这段话，同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讲的同出一辙。他运用“以刑去刑”理论，从“仁爱”的角度对朱元璋颁行《大诰》、刑用重典以及对违《诰》者“罪之”的必要性作了解释和阐发。意思是：明太祖以严法治国，是在臣民“罔体圣心”“大肆贪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的，这样做是出于“爱民”之“深意”，完全是为了保全臣民性命。结论依然是：“闻者惕之”，“犯者罪之”，表明《大诰》具有“警省”“教化”和“惩创奸顽”的双重作用。

《初编》颁行后，实行的效果仍不尽如朱元璋之意。他指出：“首出《大诰》前编……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且《初编》着重强调打击贪官污吏，治民事理条目较少，朱元璋“虑《诰》条所载未能尽”，又虑“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故于半年之后，又颁布了《续编》。《续编》除了继续申明以重典整肃治吏外，新增加了《申明五常》《互知丁业》《辨验丁引》《验商引物》《再明游食》《明孝》《市民不许为吏卒》等一批“治理下民”的条目，内容较《初编》更为丰富，其意在于强化对全体臣民的教化和治理。

《续编》颁行未几，朱元璋认为“斯二《诰》于民间，良民君子坦然无忧，伸于诸恶之上。其奸顽之徒，屈于善良之下”，然“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巨恶之徒，尚以为不然。中恶之徒，将欲迁善而不能”。于是，“复出《诰》以三示之”他在为《三编》写的序中强调：“奸顽敢有不钦遵者，凡有所犯，比《诰》所禁者治之。”这里，他把颁行《大诰》的意图表述得更为明确，即既要以其“警省愚顽”，又突出申明了《大诰》的法律效力和坚决打击“奸顽”的思想。

《大诰武臣》是前三编诰文发布之后，于洪武二十年底专门为军官们颁行的。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宪典，故所为往往丽法，乃亲制《大诰》三十二篇以训之，俾知守纪律，抚军士，立勋业，保爵位。颁之中外，永为遵守。”从该编文字的粗陋和说话的口气看，《武臣》大概是朱元璋亲自所作。在《大诰武臣序》中，他坦率地阐述了颁行此书的动机，指出：军官们都是些“赶不上禽兽的心”的“畜生”，“害得军十分苦楚”，“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但军官“害军尤甚前日，更加奸骗军妇。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为此，特将不才无藉、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如若违《诰》，犯法到官，“长幼都治以罪”。

朱元璋的这些赤裸裸的话语，明确无误地道出了编纂《大诰》的目的，是在于“警诫愚顽”“惩创奸顽”。四编《大诰》的问世，既是朱元璋开国近20年来“趋民从教”努力的继续，也标志着他把重典政策推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