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诰》的实际颁行时间

关于四编《大诰》的颁行时间，《明太祖实录》云：“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御制大诰续编》成，颁示天下”；“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是月，《大诰武臣》……颁之中外”。明代其他史籍记载的四编《大诰》颁行日期，均同《实录》。然若细心阅读诰文或加以考证，可知除《武臣》外，诸史所记《大诰》前三编的颁行时间均为不确。《实录》所记，系以各编书首序为准，但这实际上是朱元璋作序的日期，并非颁行时间。

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在《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一文中，曾经列举例证，指出史书对明《大诰》颁行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可惜，这一见解并未引起我国大陆一些法律史学者的注意。这里，我想引用更多一些材料，对《大诰》前三编的颁行时间加以考证。

1．《初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尾所附左赞善刘三吾写的《大诰后序》，时间是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望日（十五日），较明太祖自序日期十月朔（初一）已晚半月。该编《户部行移不实》条，尚记有洪武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明太祖稽考户部沉滞公文事。又据《御制大诰三编序》：“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遂于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首出《大诰》前编，以示臣民。”故《初编》颁行时间应是洪武十八年十一月。

2．《续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首有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十五日明太祖自序，诸史以此为颁行时间。但是，《诰》文中辑录的案例，起码有6件是在这之后发生的。如《明孝》条云：“洪武十九年三月、四月，所在有司耆宿举到人才，皆称孝廉。……人子之道，未见尽善，而称孝廉，不亦难乎？”《追问下蕃》条云：“前军断事等官吏施德庄、杨耀、乔方等，于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四日，问泉州卫指挥张杰等私下蕃事，身受赃私。”《纵囚越关》条云：“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这几个条目记载的案例，均为洪武十九年四月事。《有司超群》条记载的案例虽然没有标明具体时间，实际上还要晚一月。其条曰：“嘉兴府崇德县知县毕辉、县丞齐搏，为旗军小刘驰正道，入公厅，差人管解，以状来闻，特遣使劳以尊酒。”此事《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八也有记载：“洪武十九年五月丁巳，上闻嘉兴府崇德县知县毕辉、县丞齐搏，刚正能官……在官执法，不容奸恶，较诸有司可不谓之出众者耶。特遣行人赍醴以劳。”《续编》明确记述毕辉等受赏事，说明其颁行时间起码应在十九年五月丁巳以后。又据《续编》后附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谕，其中有“条成二《诰》，颁示中外……《诰》行既久”的话，可推断此编颁行的时间在该年十一月之前的几月中，似应以洪武十九年年中为妥。

3．《三编》的颁行时间

此编书首有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十五日明太祖自序。书末附刘三吾所作《大诰三编后序》的时间为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皆较《实录》记述的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十一日）要晚。又据该编《排陷大臣》条：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二十九日，北平道监察御史何哲、任辉、齐肃唤使宋绍三具状诬陷大臣，正月三十日，明太祖亲自审问告人宋绍三。之后，又命锦衣卫“著要北平道原问御史何哲等……朕为之亲问，略见情伪，命杂推之。明日问者来告，御史何哲、任辉等皆妨贤病国之徒，邪谋设计，转折既多，情理深重”。后将何哲、任辉等凌迟处死。鉴于何哲等被凌迟处死时间不会在洪武二十年二月之前，《三编》详记此案，表明它的颁行时间最早也应是洪武二十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