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电影院的形象特质及其变化：现代性、娱乐与爱国

成淑君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电影院是一个与都市、政治、文化和战争等相关联的特殊城市公共空间。在晚清以来都市现代化建设和想象乃至构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它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前，其形象特质同现代性紧密相连。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则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变化与时代诉求、拥有话语权的国家和民间精英对它的定位息息相关。

关键词：电影院 娱乐 现代性 爱国

 

在近代中国，电影院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在都市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是关注度等方面都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城市公共空间。当时它不仅被视为都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还是市民追求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文化地标，并被社会精英和政府当作改造国民性、重建现代国民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阵地。可以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电影院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代宠儿，赢得了报刊等主流舆论的一片赞扬和期许之声。而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电影院在主流舆论表述中具体存在什么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表述的不同？不同声音的背后又揭示了什么问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20世纪初，电影院先后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城市出现。随着电影与现代都市的发展，它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迎来了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中国仅18个城市有电影院，共有106家。而到1934年则迅速增加到238家，短短七年间在数量上翻了一番还多，有电影院的城市也增加到24个。其中，仅上海、天津、广州、北平、南京、汉口、长沙和哈尔滨8个城市的电影院数量就占了全国电影院的一半还多。其中，又以上海和天津为最多，分别为40家和20家，占总数的1/4强。总体来看，电影院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天津、广州等大都市。显然，这些城市更早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和浸润，在繁荣和现代化程度方面都远胜于其他城市。这充分说明，电影院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程度息息相关。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电影院在当时既被视为现代化都市的一个重要象征和繁荣的标志，也被认为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电影院的多少可以作为“考察一地方的社会情形及民众智识的标准”，“影戏院多的地方，这地方的人口一定繁盛，民众智识一定很高。影戏院少的地方，这地方的人口一定稀少，民众智识一定卑下。没有影戏院的地方，这地方的人烟一定非常寥落；民众智识也一定闭塞不通。这种地方，一定是人迹罕到之处，在世界潮流以外而与这个世界隔绝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种画报通过图片对天津、上海等现代化都市的形象建构和呈现中，电影院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景观。

电影院在近代城市公共娱乐场所中具有数一数二的地位和影响力，其自身因放映电影这种“现代文明进步之最高产品”的艺术形式而先天携带的现代性光芒，以及后天营造的现代性都市氛围，使它毫无悬念地成为现代都市形象的重要代言者。

张爱玲在其小说《多少恨》中写道：“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近代大都市里的豪华电影院，正如张爱玲所言，通常建筑高大宏伟、装饰富丽堂皇。而装饰艺术和摩天大楼的结合形成的城市建筑图景，正彰显了城市的现代性，象征财富和奢华，同时也传播着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院本身就成了都市一道引人注目的现代化风景。此外，被称作近代最擅长和最舍得花钱做广告的电影院，其无孔不入的宣传营销，在城市里处处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不仅报刊上随处可见电影院的电影放映广告，而且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等也都是各色各样的电影广告，如海报、宣传画、霓虹灯和电招牌等。这些同样为都市平添了繁华与现代的气息。

与传统戏曲等比较，电影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的显著特点，因此极具感染力和吸引力。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兴艺术形式一经引入中国，立即受到国人的喜爱和追捧。“在国内的势力日渐膨胀，现在一般仕女，对于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学校中的青年男女固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顾电影院。”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青年女性到电影院“欣赏艺术”几乎成了每日的必修课。三四十年代，电影已成为城市“一般市民的娱乐品”。至此，到电影院看电影不仅成为一种新的休闲娱乐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时尚，反映了民众对西方文化艺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

近代城市里的电影院，特别是首轮电影院，为了吸引观众，都努力“研究设备之改善，以求观众之舒适，而符时代之需要”。在此情形下，电影院不仅装饰富丽堂皇，而且内部设施通常也走在时代前列，颇为现代化。如20世纪末天津新建的光明大戏院，可同时容纳1500人观影，配备了一流的声响和灯光，并安装新式压力暖气和电力冷气，取代了通常所使用的水汀和风扇，从而使院内冬暖夏凉，室温宜人。此外还装有水力换气装置，能将污浊空气进行置换，以确保院内空气一直保持新鲜。而那时天津有此种设备的，据说只有汇丰银行一家。影院还聘请意大利美术家进行设计，将院内屋顶及四壁，“仿世界最时髦最新式之图样，布成露天之景，仰观则云霞星斗，历历在目，旁观则花木扶疏，楼台辉映，令人疑是置身夜花园中，增加无限快感”。电影院努力营造的现代化观影环境和氛围，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使看电影成为现代文明的体验和享受之旅，大大增加了电影院的吸引力。“令观众眼花缭乱，带他们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体验过的世界。这个新奇的世界给看电影本身增加了无与伦比的乐趣。”电影院也因此成为追求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一个摩登符号与文化地标。

除娱乐、摩登等形象特质外，围绕电影院的另一个舆论焦点便是，如何发挥其所肩负的社会教育和培养民众公共道德行为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新式公共空间，电影院在当时被认为“对于人类社会之合群性、公德性及国家文明之进化，人民道德之高下，在在皆有密切之关系”。北京真光电影院“而设立之初衷，实抱增进国民知识，促进改良社会为宏愿”。

“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艺。自从流入中国以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具有艺术上的真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智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教育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倘运用得当，发扬国家文化，启迪民族意识，关系甚巨”。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作为电影放映场所的电影院之社会教育作用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舆论关注的视野中。电影院的教育作用甚至被无限夸大，认为通过有选择地放映对社会有益的影片，在潜移默化中可以起到“左右社会”、移风易俗的作用，“其普遍及入人之深，绝非一般学校书报之力所能比拟”。

因为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广泛影响力，电影院也被当作政治宣传和思想控制的重要阵地。政治意识先通过影片审查机制渗入电影，通过对放映影片的限制和要求，达到向民众传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目的。国民党政权的电影审查制度就要求电影“必须在娱乐之中包含着多量的教育文化上的含义”。除了严禁有辱中华民族尊严和压制政治上有异己倾向的影片外，还禁止在电影中使用方言，不允许在电影中表现武侠神怪等迷信邪说和色情等方面内容。虽然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客观上“向民众投射了一些符合官方立场的现代民族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此外，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还被要求放映一整套有国民党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蒋介石肖像等的“国歌片头”，与此同时，观众须起立，向遗像敬礼并唱国歌。政府还经常通过放映幻灯片宣传相关的政策和法令。

与戏院等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不同，电影院属于西式的新型公共空间，因此一开始就被提议采用西方标准来规范影院里的公共道德和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看影戏的规矩”,以保证电影院的“安静和幽雅”。大体而言，要做到观影时摘掉帽子、保持安静、不怪声叫好、不让小贩兜售食品等。其逻辑是，只有克服大声叫好或喝彩等“表示国家社会不良的弱点”，才能在这个“文明时代”无愧于一个“文明国家的民众”，因为“文明国家的民众，不当有这种野蛮的怪叫”。除舆论影响外，这一时期各级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些有关电影院的管理规则，从制度上来进行行为规范。所以，有学者在考察了20世纪早期中国电影院的礼仪后，得出了电影院是“民国时期新的公共行为规范的培训所”的结论。

二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此拉开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土节节失陷，“国难”一词充斥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抗日救亡、共赴国难迅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深重的民族危机，还使沦陷区的民众饱受残酷的殖民统治。此时，举国上下都被卷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救亡图存、共赴国难，“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评判标准。被视为无视国难、一味贪图个人安乐享受的日常都市娱乐活动因此广受诟病和指责，矛头直指以电影院为代表的公共娱乐场所。而这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电影院在主流舆论表述中所呈现的形象特质截然不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某电影院里张贴了“游戏毋忘国难”的标语。这一举动可能确实出于激励民众抗日救国的考虑，但似乎又透露着一丝“心虚”。国难当前，前方将士正浴血抗战，而各电影院照常营业，所放映的又多是“香艳肉感的影片”。它所展现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无疑犯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大忌，迅速招来了舆论的不满。电影院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被指“实为可恶”。北京、昆明等地电影院纷纷收到爱国团体的书面警告或受到放置催泪弹等警示，其目的就在于“提醒沉湎于娱乐的国民”。

不论是抗战期间出入电影院和舞场等娱乐场所的普通民众，还是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通常都被贴上了不关心国家命运、“毫无心肝”的标签。前者被看作只追求享乐，后者则被认为只顾做“黄金大梦”，一心追逐金钱，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充分地表露出那种民族甘为奴隶牛马不可救药的劣根性”，“更是我民族前途一重大危机”。甚至有言论直接指出，“娱乐每忘救国”，“如果真是忧国心切，断不会有欣赏电影的心怀”。类似的指责和批评在当时屡见不鲜，从而将看电影等娱乐活动与爱国放置于对立的两极，甚至提升到关系国家前途的高度。

虽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屡屡受到批评和指责，但现实生活中看电影等娱乐活动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态势。舆论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天津、上海、武汉、昆明等地电影院都有人满为患之势。沦陷期间上海娱乐业之兴盛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由于战争期间人口大量涌入，昆明的娱乐业也空前繁荣，新建了好几家电影院。而陪都重庆每月在娱乐方面的消费，据说竟高达800万元以上。面对舆论与现实这种尴尬且两难的局面，“娱乐不忘救国”的论调横空出世，并成为一个流行口号。

娱乐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调剂身心，对人而言具有与工作几乎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近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国民党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就一直努力提倡正当娱乐，认为看富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听音乐等娱乐活动，不仅有益于个人，而且有利于国家，“可使国民体格因有健康的生活秩序而渐强壮起来，可使国民道德因有就善弃恶、辨别是非的行为而渐坚固起来，于是恶邪不得入，社会安定，国家建设消掉无数潜在的阻力”。

既然对个人和对国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娱乐活动完全取缔既不可能，也不合情理。但在抗日救亡这个特殊时期，娱乐活动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国难格格不入的社会氛围，让很多人从心理上难以接受，“前方的士兵浴血抗战，栉风沐雨，其辛苦努力的情状实在令我们钦佩、惭愧，我们安居在后方应如何埋头苦干，尽忠岗位，才能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前方的将士？不料少数的民众一味地追求娱乐的享受，流连忘返，是否为国难期间应有的现象，是否合于节约救国之旨？不免令人发生疑问”。此时，“娱乐不忘救国”可以说提出了一种尽量两全的解决方案。“我们虽不主张在国难严重期间应该根本禁绝娱乐，因为娱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是一种不可少的粮食，但至少须在娱乐之时使人勿忘国难，从而更使人奋起共赴国难。”

在“娱乐不忘救国”的舆论要求下，电影院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希望各电影院对于淫靡的影片根本拒映，多选有关助长民族意识发展的影片，同时在每次正片开映之前，更放映有关时事或国防的警号的新闻片或标语片，使观众知所警惕，引起他们对于当前国难之认识”。“希望各影院自动的更正，并切盼民众启发良心，认识大时代的需要，勉力戒除靡费奢侈的娱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下令让各地电影院多选有利于激发民众爱国观念的影片放映。

三

任何事物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置于各种解说之中，而电影院被赋予的独特意义和内涵，则与时代诉求、拥有话语权的国家和精英对它的定位及舆论引导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往往应时而变。日本侵华前和侵华后电影院在主流舆论表述中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形象特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电影院作为近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在城市市民、民间文化精英与国家政权的共同合力下，已远远超越了单纯娱乐空间的功能和意义，而是被赋予了包括社会教育、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多种功能和象征意义，在晚清以来都市现代化建设和想象乃至构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近代电影院在中国出现、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正是中国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力学习西方文化、追求和建构现代化国家之时。到20世纪20年代，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人们已经普遍地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文明”了，认为“西方文明”标志着不断地进步。“从社会习俗到服饰打扮，凡是洋的东西，都一概被视为现代。”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电影院的出现，恰好符合和满足了这种需要与要求，广大市民可以追求一种现代时尚的生活方式，而文化精英和国家可以借此宣传现代民族文化理念和培养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国民，还可以借此推进现代都市建设。正因为如此，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电影院的形象特质同现代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此时电影院被更多地强调作为娱乐空间的意义，由此成为众矢之的。这也说明，抗日战争期间，政治对个人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体的娱乐权利，在国家利益面前被极大地忽视和压制了，娱乐和爱国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

作者：成淑君，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