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苏橡胶合作
海南农垦既是冷战时期的产儿，又是民族复兴的结果。它的诞生，既与20世纪50年代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又与百年忧患、百废待兴的中国，与民族主义的复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关系。面对美英的经济封锁，橡胶这种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成为中苏之间相当微妙的连接纽带。
第一节 美英经济封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竞选演说，以及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温思敏斯特学院的铁幕演说开始，东西方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就陷入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美国及其盟友认为，苏共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向外扩张和“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然冲动，具有引发非理性的赤色行为的危险。诚如丘吉尔演说中明确所说：
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扩张和传教的止境在那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9]
因此“赤色危险”，1946年2月22日，身为美国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强调指出，在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尤其是核威慑的前提下，美国必须对苏联以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长期而又耐心的、坚定而又警觉的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和技术管制。这为“遏制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为指导思想的杜鲁门主义。“遏制战略”正式形成。
在“遏制战略”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不仅制定了旨在复兴欧洲的一揽子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而且针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政策和组织机构也陆续出台。
1948年3月，美国商业部把所有国家分成两类——R类和O类（R类包括苏联及东欧国家），决定对R类国家的任何出口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1949年，美国颁布了临时性法案《出口管制法》，维持战时出口管制；1950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和西欧17个成员国联合成立了“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10]下设专门负责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调整委员会；接着，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至此，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制度基本确立而且影响巨大。有资料显示，1946年，苏美双方的贸易额为2.13亿美元。到了50年代中期，就只有0.5亿美元了。[11]
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对华贸易的管制相当宽松，甚至还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然而，这些援助并没有能够挽救奢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在中国局势变幻之际，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也迅速调整，发生了由宽松向紧缩的改变。诸如：
1949年3月出台的NSC41号文件指出，针对中共即将掌权的情况，美国应严格管制对华贸易，把中国列入 R 类国家，但可以稍宽于对苏联的限制。
1949年9月，美国探测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看到中共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又继续调整对华经济政策，决定对中国实行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同年11月提出的NSC41－1文件建议对中国立即启动R程序，同年12月出台的NSC48号文件规定了严厉的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应当运用一切努力防止中共从非苏联的来源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与装备”。[12]
1950年2月出台的NSC64号文件，美国明确把中国和印度支那边境作为在亚洲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决定把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运用于中国，并要求英国等盟国及时配合。
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封锁，在朝鲜战争中达到顶峰。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赴朝参战，并在一系列战役中连连获胜，以弱制强的战绩改写了屡战屡败的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使全世界刮目相看！在此相当不利的局势下，美国政府加紧讨论了对中国的禁运问题。11月17日，美国政府拟定出NSC91－1号文件，还以联合国名义迅速对华实行全面禁运政策，又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许可证制度，文件中声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其中自然包括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天然橡胶。
橡胶与石油、钢铁、煤炭并列为四大工业原料，因其很强的弹性和良好的绝缘性、可塑性、隔水隔气性、抗拉性和耐磨性等特点，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工业、国防、交通、医药卫生领域，用于汽车、飞机、船舰、电缆、传送带、薄膜制品等产业，用途多达十万种，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对冷战初期的美国政府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军事价值以及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
首先，自身不能生产天然橡胶的美国一直极力保持充足的橡胶供应与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进口国与消费国，并在供应上十分依赖世界橡胶主要种植区的东南亚各国。其次，橡胶贸易一直是美国与东南亚各橡胶生产国及英国之间的重要经济关系之一。当时，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均为单一的种植出口型经济，特别依赖橡胶出口创汇来资助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作为马来西亚、锡兰（斯里兰卡）等国宗主国的英国，也十分依赖东南亚国家的橡胶出口来平衡对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因此，美国政府橡胶政策的变化会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地处高纬度寒冷地带，不具有种植天然橡胶的能力，而他们的合成橡胶工业水平当时还比较低，还不得不大量进口天然橡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要，所以橡胶贸易便自然成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甚至强迫英国与荷兰将橡胶列入“巴统”的出口管制清单，并借口中国抗美援朝，促使联合国对苏联和中国实施全面橡胶禁运。[13]如何应对美国的上述一系列“遏制计划”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迅速恢复战后的国民经济，增强对抗的实力？如何在意识形态共同体中维护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重大问题的解决，体现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
第二节 中苏合作关系
总体来看，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他们既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作为意识形态主义者，他们奉行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伙伴关系，而与西方那种以私有经济、自由竞争和民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庭抗礼，冲突对抗。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却又坚守着本民族的民族立场，坚持国家利益第一，并不完全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统一而有对立，团结而有分歧，最终分道扬镳。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橡胶合作中，既有合作起来对外抵抗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计划”的性质，彼此之间又有独立自主的性质，这种性质并不仅局限于橡胶贸易方面，但是在橡胶种植的合作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具体来看，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对苏联和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首先是苏联。橡胶树属于热带雨林植物，对地理环境、土壤、气候、湿度等自然条件具有极其严格的要求。由于高寒地理的原因，苏联本国根本无法生产天然橡胶。他们曾经尝试利用俄罗斯喜冷凉气候的蒲公英与橡胶草这两种含胶植物来生产橡胶，但代价极大且效果不佳。所以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紧了合成橡胶的科研工作，1931年就合成了第一批试验产品，1932年就开始工业性生产，二战前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国。但用石油做原料人工合成的橡胶，成本依然很高，而且综合性能又比天然橡胶差，不能用来制造飞机轮胎。为此，苏联千方百计进行橡胶贸易，力图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大规模采购天然橡胶。但二战后在美国的“遏制计划”的压力下，苏联的这一努力遇到了严重困难。于是，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经济联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疆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苏联打破西方的橡胶封锁带来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比苏联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更加困难。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巴统”的产品禁运和经济封锁，甚至“巴统”禁单所包括的中国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禁单项目多了500余种。而此后的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对中国贸易禁运的决议后，英国与东南亚各国更加强了对华橡胶禁运的力度，中国从东南亚各国与港澳地区获得橡胶也变得十分困难。更严重也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刚刚摆脱半殖民统治、结束内战的新中国，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基本国情一如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所坦然承认的那样：“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14]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基础极为薄弱的国情下，对于一个历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却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而言，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根本上取消列强的一切特权并取得其外交上的正式承认。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刚刚开始考虑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正如研究者分析所说：
其原因很简单，就取消列强特权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中共不难用强力取消美英各国在华特权，却难以取得美英各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就外交承认而言，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新中国不难得到苏联的外交承认，但中共对苏联能否放弃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却没有十分的把握。[15]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的两党、两国之间就发生了一些相当微妙并颇能反映这种关系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开国大典事件。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府委员、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一半或一半以上，多党合作执政的政党体制开始确立起来。对于这种有别于苏联一党专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但是苏联只派了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10月1日新中国举行的开国大典，而没有派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前来祝贺，斯大林也没有向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发来私人贺电。
在这颇为微妙的中苏关系中，如何应对国内各界的纷纷议论，废除“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平等，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毛泽东是主张“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的，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尤其是苏联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所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6]所以，开国大典刚一结束，1949年12月16日，他就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国事访问。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展开了艰难的谈判。
2月14日，谈判结束，结果令人愉快又令人不愉快。令人愉快的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得苏联归还了中长铁路[17]和旅大港，在中国成为其战略盟国的同时，弱化了苏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令人不愉快的是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努力，鉴于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且中国处于受援国的现实地位，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因此，苏联虽然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尤其是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更是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的抗美援朝，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和朝鲜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还真是难以预料。
当然，研究者在参考了苏联新近公布的档案资料后指出，中国也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朝鲜战争，
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18]
所以说在抗美援朝之唇亡齿寒、保家卫国、世界革命、国际主义、战争锻炼和军队建设的多重目的中，打消斯大林的怀疑，争取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是其主要目的，而且效果显著。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所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实际上是从抗美援朝开始获得实际意义的。以至于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19]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所展开的中国橡胶贸易，和抗美援朝一样，不啻是中国向社会主义阵营递交的一份“投名状”，证明自己是可靠的盟国。所不同的是，因为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8000人，抗美援朝的“投名状”太过沉重；而因为主权立场的问题，橡胶贸易的“投名状”又太过艰难，甚至随着形势的变化无疾而终。
第三节 《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
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具有地缘优势的中国途径获得。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刚一入朝作战，斯大林就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利用私商或其他“适当途径”，绕过美英政府可能进行的干涉，为苏联分批代购5万吨橡胶，每批8000～10000吨。要满足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无疑十分困难，但是同样面临美国经济封锁的中国，还是从中苏合作的大局出发，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以解苏联燃眉之急。还表示可以利用中国在南洋的关系立刻为苏方代购5万～7万吨橡胶，并将在数月内运抵天津港交货。中国领导人的答复令斯大林十分满意。[20]
为实现自己的承诺，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打破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封锁，为苏联代购橡胶。11月22日，中央财委电告中共中南分局、华南分局，为从世界市场上抢购急需物资，要简化进口手续，增加补办手续的港站，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在铁路调运方面进行配合，等等。当时的这些应急措施相当成功。1950年中国最终进口了12万吨橡胶，其中8万吨转口给苏联。[21]从1950年8月到1952年9月，中苏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国供给苏联的橡胶，两年间数量增长了几乎10倍。[22]
中国在橡胶问题上的无私奉献令斯大林十分感激。1951年5月26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他之所以决定无偿赠送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替换以前卖给中国而被朝鲜实战证明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并将原来的米格－9飞机继续留在中国，用于训练飞行员。原因之一是他十分感谢中国为苏联代购了大量的橡胶！[23]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其间斯大林表示赞扬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两件事上也是援助了苏联。”[24]
如果说中国为苏联在东南亚代购了大量的橡胶，解决了苏联的燃眉之急，那么，当新中国刚刚建立，中国领导人之所以积极而有原则地与苏联进行橡胶种植方面的合作，与其民族复兴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凌辱和伤害，尊严丧失殆尽，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全国的统一，获得民族的独立，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衷心渴望的理想。
1949年10月1日，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一理想终于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使命终于完成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已经站起来了！”这种民族自尊与自信，使得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燃起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
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5]
而且这种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从20世纪50年代初尤其是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迅速演变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所以，中国领导人急于发展橡胶事业和急于发展钢铁工业一样，也是为了争取苏联在资金、技术和装备等方面的支持，进行天然橡胶的生产，为当时相当薄弱而又至关重要的重工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而且始终坚守着自主自觉的主权意识。
如前所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受地理位置等条件限制，没有一个国家能种植天然橡胶。正因为如此，苏联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广东、海南的气候和种植橡胶的有关情况，渴望并要求与中国进行橡胶合作。
1949年初，苏联驻华使馆在随同国民党政府转移到广州时，曾多方打听广东、海南种植橡胶的有关情况，并向斯大林做了报告。[26]
1949年底，毛泽东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并再三向中国领导人提到战略资源——天然橡胶的重要性，将橡胶比作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认为橡胶对于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极为重要。[27]
1950年3月，斯大林电告中共领导人，要求在海南岛上提供土地，由苏联来发展橡胶种植。这一提议遭到了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转而提出中国自己进行橡胶种植，由苏联提供贷款、设备和援助，中国将所产橡胶运给苏联来偿付其援助。[28]
是年，斯大林提出中苏合作在中国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议，由苏方提供资金、技术装备，中方提供劳力、土地，3年内种植天然橡胶800万亩。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建议，正式签订了《中苏联合发展天然橡胶的协议》，并做出了建立华南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29]
1951年6月，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派高岗陪同朝鲜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会谈基本结束后，双方人员进入休息厅时，斯大林关心地问：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在交谈中，斯大林忽然向中方提到发展橡胶园的问题，并说，他听说海南岛、雷州半岛，甚至广州附近都有栽培橡胶林的条件与可能，对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研究的，是否已有试验田？[30]毛泽东立即委托陈云负责此项工作。
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提出两国缔结一项协定，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31]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显然不满，转而提出中国必须在大量产胶之前，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1952年8月到9月中苏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等问题时，斯大林指责中方在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的问题上不积极配合。虽然周恩来解释了中国自己尚不能大量产胶，而西方又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实际困难；但斯大林依然强硬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否则将减少对中国的汽车与卡车供应。[32]
最终，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中方不得不做出较大让步。1952年9月15日中苏双方秘密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共七条，并有第一号和第二号两个附件，由周恩来与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在植胶、割胶及制胶时期给予中国农具、设备、油料和贷款帮助，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二是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及其利息，并将每年所生产的橡胶大部分出售给苏联。其中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700万卢布贷款（原定的1亿卢布）用于发展中国橡胶种植，年息2%；中国政府则负责在10年内（1963年之前）使橡胶生产达到20万吨；同时中国必须从1956年7月30日起6年内偿清苏联贷款，偿还方式在1963年大规模出产橡胶之前，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以国际市场价格代购1.5万～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1963年大规模出产橡胶后，苏联购买中国年橡胶产量的70%，但购买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8%。[33]
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对中方的压力相当之大，而且因为其中的单边主义的问题也是中方所不情愿的。
首先是压力问题。
实际上，中国南方能不能大面积种植橡胶，也是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相当困惑的重大问题。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广东、福建、海南、云南等地的南洋华侨将橡胶引入中国并取得了成功。其中：
1904年，云南省干崖土司刀安仁，从新加坡购进橡胶实生苗8000余株，在新城乡凤凰山种植，创造了中国天然橡胶种植的历史纪元；
1906年，琼籍华侨何麟书从马来西亚带回胶籽4000余粒，在其家乡琼海崇文乡合口湾创建了海南第一个胶园——“琼安胶园”；
1907年，福建籍华侨区慕颐等人，从马来西亚来海南到那大茶山乡西分村创建侨兴胶园，“使海南橡胶业的商品化种植和经营，迈出成功的第一步”。[34]
但与此同时，一直到1950年，中国橡胶种植面积不过4.2万亩，橡胶总产量不过200多吨。至于中国橡胶主要生产基地的海南，仅有区区2343个老胶园，3.63万亩胶田，106万株胶树，开割60万株，规模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国家工业生产的需要。产业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前景难以预料。到20世纪50年代，全球主要的天然橡胶种植，都集中在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北纬15度之间的热带地区，以至于权威们共同认为，橡胶树只适宜在北半球17°线以南生长，甚至连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肯定地说：“橡胶树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或北10度以内。”依据这些权威的观点，中国没有一寸土地能使橡胶存活，像海南这样位于北纬17度以北地带的区域，根本不宜种植橡胶，至少不适宜大面积种植。
其次是单边主义的问题。
《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虽然约定苏联在植胶、割胶及制胶时期给予中国农具、设备、油料和贷款帮助，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但同时另有更严厉的约定：
中国要在10年内使橡胶产量达到20万吨；
中国必须从1956年7月30日起6年内偿清苏联贷款，偿还方式在1963年大规模出产橡胶之前，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以国际市场价格代购1.5万～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
1963年后，苏联以低于国际市场8% 的价格购买中国年橡胶产量的70%。
在《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谈判阶段的1952年8月到9月，中苏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等问题时，斯大林就指责中方在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的问题上不积极配合；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就终止了这一单边主义的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35]
总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橡胶合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外交关系。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始，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资金缺口甚大，中国领导人对利用外国资本开发、发展生产的态度相当积极。为此，《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对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进行评论指出：“这在我国目前困难时期的经济建设事业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因为“目前已有的国营企业的收入暂时还远不足以偿付它所需要的支出，由于国营贸易特别是对外出口在生产条件和交通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还很不发展，由于国家的公粮、税收和人民的节约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还不得不用于战争和其他不能赢利的用途，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工业投资暂时不能不受着极大的限制。在这样的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吸收外国资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36]
与其他苏联援华的156个工业项目不同的是，在中苏橡胶合作项目上是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帮助苏联，而不是相反。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评论所说：
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在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未来时，他们考虑了所需要的战略物资。苏联拥有丰富的资源，足以满足本国对钢，铁、能源的需求，但缺少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橡胶。随着朝鲜战争开始和美国的封锁，橡胶变得更加奇缺，因为中国失去了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渠道。因此，毛泽东和斯大林决定在中国发展橡胶生产，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唯有中国的气候适合种植橡胶。他们了解，橡胶树从种植到割胶要5—7年时间，便着手拟订一项长期的发展规划。[37]
而且在此过程中，主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毛泽东只同意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坚决反对成立股份公司，唯恐伤及国家主权。最后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主动终止了不平等的合作协定，转为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这再典型不过地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情感的发展变化轨迹，表明中苏橡胶合作中的两党合作性质远远大于两国合作性质，意识形态性质大于民族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