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前言

一

从史学的维度研究海南农垦问题，首先必须排除一个风险，即将问题意识仅仅限定在农垦的视域之内，就农垦谈农垦；而应该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从中国当代史或海南历史谈农垦。否则，关于海南农垦的历史就有可能写成一个企业成长的历史，或一个地域行政的历史。如今占海南1/7人口、1/4土地的海南农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经营单位，甚至不是一个通常的企业。它的产生与发展、存在与命运，与海南社会乃至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以至于可以说，海南农垦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性的地缘政治问题。

还是从历史谈起，从海南农垦的文化原型——屯垦戍边谈起。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对辽远而广阔的边疆的治理，自古以来都是历代封建王朝殚精竭虑的一个难题，而屯垦制度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历史选择，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重要内容，20世纪40年代的农学家唐启宇博士在《历代屯垦研究》中曾经概括说：

屯垦制度为最有效之兵农制度，其创立亦属我国之一大发明。自汉迄清，其内容日渐充实，其效用日渐显著，其施行之范围几遍全国，而于边疆之开拓，虽在若干区域内不少失败之历史，而在若干区域内亦具巨大之成功。

溯屯田之要义，以务农安民并足军实为主。务农者何？以垦辟土地足以发生战斗力也。安民者何？以不扰人民，足以保持动员之基础也。足军实者何？以充裕资源（古代为牲畜粮秣车辆武器等）足以树立持久作战之条件也。[5]

非常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的影响，或者由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的影响，历代封建王朝所创建的这种旨在务农、安民、足军实的屯垦制度，在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得到有效的利用和继承。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抗日根据地，由于非生产性人口迅速增加，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十分困难，不得不依靠向边区农民大幅增收“救国公粮”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难题。这一矛盾在“皖南事变”之后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迫使边区政府完全依靠向民众加征税收来维持日常运转。危机当前，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通过紧急政治动员发动边区各界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挽救政治危局。

1939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救；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一边参与指导前线的抗日战争，一边不忘关心边区的经济建设，时不时到延安周边地区视察，并将考察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提议由王震旅长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

1941年春，359旅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开进南泥湾，将没有人烟到处是荒山的3000多公顷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一曲描述垦荒前后变化的《南泥湾》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唱遍全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

如此一来，通过诉诸民族主义，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意义等一系列行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引向边区之外，将“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无奈之举，成功转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行动，激起民众对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停发军饷的不满，激发民众通过自己动手战胜困难、抗日救国的民族自豪感，凝聚了边区社会对政权的认同，度过了新生红色政权的生存危机。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当时的红色根据地，而且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提供了经验准备和制度准备，因此展开了向北大荒要稻米、向戈壁滩要棉花、向热带雨林要橡胶的三大战役。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的橡胶大会战及其农垦大军，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当之无愧地扮演了海南屯垦戍边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角色。

二

海南的屯垦戍边古已有之，宋代就有一些来自大陆的军人服役期满以后，在海南定居，但体制意义上的海南屯垦戍边始之于元代。元代统治者为了对海南黎族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镇压，每于用兵之后，“用则为兵，散则为民”，“因兵屯田，且耕且战为居久计”，强制性地使用军队屯垦屯田，并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在海南设屯田万户府，专司屯垦之职。至元三十年（1293），兵屯人数达13000人，6500户。

明代并不是一个军事统治的年代，但却和元代一样重视驻军屯田。明太祖朱元璋曾令全国各地驻军普遍屯田。基于此，海南岛在明洪武十六年（1383）实施屯垦，设有1卫13所，常备驻军16000人，并按明制规定，边疆军士，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田。到了明正德年间（1506 ～1521），海南屯垦军兵多达2497人，每人每年种田20亩。

清朝也有军垦制度而且更具移民性质。据《道光琼州府志》载：“国初既定营制，军丁改为屯丁，屯粮改为兵食。”乾隆十八年（1753），清政府发布《勒开垦琼州荒地》的命令，“召民开垦”，移民大批进入海南岛。这些移民除从事商业、手工业等产业外，也屯田生产。康熙元年（1662）至嘉庆十一年（1806）的144年间，新垦土地31.1万亩，平均每年增加2000余亩。据《光绪临高县志》记载：甚至在五指山腹地“大开阡陌，设立官市，以广招徕，听民择地开垦，播种五谷”。[6]可见当时移民垦种的热闹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之后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所采取的农业侵略政策，虽与主权国家的屯垦戍边政策性质完全相反，但同为非小农经济式的集约化的生产。当时，日军在海南警备府设立了经济局、产业试验所、植物检查所等机构，成立了海南物产株式会社、海南拓殖株式会社、台拓海南产业株式会社、南海兴业株式会社等商社，与日本本土商社一起，一方面加强对海南矿产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侵占农民大片土地，在海南建立了92个与中国古代屯田类似的农场和19个林业商社。又兴修水利设施，配以先进的生产工具，引进优良的水稻品种，实行科学的田间管理，以期实现日军的农产品自给和资源掠夺。其侵略本性当然毋庸置疑，但战后所留下的农场和林场基础理应引起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诚如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林缵春1946年在《开发琼崖意见书》中所说：

日人在本岛经营农林事业致力较大者，厥为稻作之推广及林木之采找……其所经营农场，亦多零星分散，规模不大。现应一面搜集优良品种，设立试验场，实施试验改良，一面利用日人农场，指导人民组织合作社，分而整理经营。此外并应统筹计划，以谋本岛农林事业之合理发展。[7]

虽然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陷于内战而不可自拔，此时的海南患于兵乱而难以自治，仍然是一个以村落家族为主体而零落地分布在平原地带的海岛，但海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舍我其谁的橡胶资源，在呼唤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古代屯田大异其趣的军垦化或农场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到来。

总而言之，因为地处遥远的“化内”边疆，需要统治；因为本土资源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需要开发；因为本岛存在着黎汉冲突，需要解决，所以大陆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屯垦戍边制度与时俱进、逐代加强。但与此同时，又因为历代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治理，大都采取或遥领，或放任，或羁縻的政策，其霸权力量远不如在大陆那么强大，其统治机构的州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强势的政府，甚至“长吏无设，虽有若无”，致使历代朝廷的屯垦戍边政策也随之多变，断断续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南作为一个小农经济体的根本性质。而近代以来，海南深受殖民势力、军阀势力、侵略势力的影响，始终未能摆脱动摇、动荡、动乱的命运，使得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所呼吁的改设行省、振兴实业、固海疆之要的理想未能付诸实现。

海南岛之大规模、有计划、具有长效机制和根本性影响的屯垦戍边事业，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且与橡胶这种战略资源密切相关。

三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海南也难逃蹂躏。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琼州（海口市）成为通商口岸，此后又有《中德商约》、《中西条约》、《中意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不将海南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赋予列强“亦随其便”的特权。1894年甲午海战后，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最终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将海南据为己有，直至1939年日本海军占领海南为止。在这一逐渐开放的殖民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海南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一些侨居国外或出国谋生的华侨和华人，随着欧风美雨而为海南引进一些热作新品种，为中国近现代热作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尤以橡胶为最。

“橡胶”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cau⁃uchu，意为“流泪的树”，是一种名为“异戊二烯”的天然化合物。在自然界中能产生橡胶的植物很多，但是能大规模生产橡胶的植物却只有一种，即原产于拉丁美洲亚马孙河流域马拉岳西部地区的三叶树。

早在1493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航海到南美东部海地岛上，就发现当地的原始部落使用橡胶这种“会弹跳的球”做游戏，就买来当作宝贝陈列在西班牙国家博物馆。240多年后的1736年，法国科学家康达明证实，这个“会弹跳的球”是由三叶树的乳白色胶液制成的。三叶树为落叶乔木，树叶为三出复叶，一年春、夏、秋三季会开三次绿色伞状圆锥形的花朵，结出球形蒴果，即为胶种。种植六七年后，树干直径达二三十厘米时，茎皮就含有丰富的像牛奶一样的胶乳，将树皮割开即可采集到胶乳，将这种胶乳汁制干、凝固，便成为天然橡胶。

在科学研究的同时，欧洲工业界对橡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制造出塑料或者其他合成材料，集有弹性、可塑、轻巧和防水几大优点于一身的天然橡胶便成了最理想的防水材料。1844年，美国发明家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开发出了能够大大提高橡胶对于温度变化的耐受力的硫化技术，彻底克服了天然橡胶制品冷天变硬、热天变软的顽疾，从而使得橡胶成为真正实用化的工业产品，使工业界对天然橡胶的需求迅速增加了100倍之多，使天然橡胶从土著居民的玩物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人们甚至将它称为“黑色黄金”。

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发展，三叶橡胶树不但走出了雨林，也开始走出它的原产地拉丁美洲亚马孙河流域，在亚洲扎下了根。其中以当时任新加坡植物园主任的英国科学家里德利（Henry Ridley）贡献最大，他发明的与“斧子开口”法不同的连续割胶法得到广泛运用后，使马来西亚的橡胶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加上南美叶疫病的肆虐，马来西亚开始取巴西而代之，占据世界橡胶产业的主导地位。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推高了对橡胶的需求，同时也隔断了正常的橡胶贸易。由于人工合成橡胶无论是产量和品质都比不上天然橡胶，几大参战国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天然橡胶的来源。美国依靠巴西的残余产能苦苦支撑，德国和苏联则尝试从其他产生胶乳的植物中来获取橡胶，而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对离自己不远的产胶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当时的日本军部内部，对于战争策略的选择有两大派——主张进攻苏联的北上派和主张进攻东南亚的南下派。最终，对于资源特别是橡胶资源的渴望使得南下派压倒了北上派。

四

三叶橡胶树喜欢高温度（27℃）、高湿度（＞80%）、雨水大（年降雨量1500～2500毫米）、静风（风速＜1米/秒）和活土（土层厚度＞1米，微酸性）的环境，非此而不能成活，20世纪初的中国，能产天然橡胶之地，仅有琼崖和云南两处，而且均与华侨有关。

海南岛橡胶栽培的历史比较悠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番禺华侨曾汪源侨居秘鲁时，就立志要把橡胶引种回国，到橡胶原产地巴西参观学习，带回橡胶种子在广东省英德县试种，但失败。

1905年，曾汪源、曾金城父子又从马来西亚运来一批橡胶苗在海南儋州洛基乡西岭村一带栽植，试验虽未成功但意义重大，这是海南引种橡胶的开始。

1904年，马来西亚怡保华侨区佐卿率其子区慕颐、区干寅与闽西永定下洋籍华侨、“锡矿大王”、马来亚中华商会主席胡子春携手在海南岛那大创办侨兴有限公司，以开采大宝锡矿为主，兼营垦殖业种植橡胶，终于在那大镇北部三公里的侨南乡界种植橡胶成功，“使海南橡胶业的商品化种植和经营，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1906年，华侨何麟书又从马来西亚把橡胶引种在琼海市，在其家乡琼海崇文乡合口湾创建琼安公司，辟地250亩，种植胶树4000余株，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1915年，所产生胶开始向新加坡输出。何氏试种成功后，各地华侨闻风而动，迅速形成种植橡胶的热潮。

到了20世纪50年代，古代海南的屯垦戍边传统，近代海南的橡胶种植产业，当代海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汇聚成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使命。由10万转业官兵为骨干，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组成的30万垦荒植胶大军，分布在海南的热带雨林里，在南国边疆先后建起90多个国营农场，种植橡胶200多万亩。并且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终于在国际权威断言的“禁区”内，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华南气候特点的橡胶栽培和管理技术，不仅使中国天然橡胶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种植面积和橡胶产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为海南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在戏剧艺术中，有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序幕拉开之前的“前史”。这些“前史”或“往事”虽然已经发生，但对剧中人物的现实活动却有着潜在的影响，它不仅作为“过去完成式”的事件与主人公休戚相关，而且在戏剧进行过程中，即“现在进行式”中，对主人公形成巨大的威慑甚至构成原型力量，从而使人物产生积极的动作或反动作。从上述两种意义上来考察，20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的海南农垦，实际上就是海南屯垦传统的当代演绎，也是海南近代橡胶产业的国家升华，是在“前史”中演绎升华出的一台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史诗剧。这出史诗剧为我们进行当代海南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焦点。诸如：

历史上的海南一直是一个移民岛屿，全岛陆地面积约3.54万平方公里，到20世纪30年代，可耕地约占20%，适于农作的仅占13%，人口228万，户均土地不到8亩。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特点极其显著，而且在中部山区，还存在着以合亩制为代表的相当原始的生产方式。那么，40万海南农垦大军先后40年的垦荒拓殖，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何种方式上、何种程度上影响和改造着海南，使海南社会最终演变成了“村落—农场”的二元社会结构？

1952年初，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成立后，原5个国营橡胶垦殖场由海南垦殖分局接管。60多年来，海南农垦的行政体制，曾经历1958年、1959年、1969年、1974年和1988年五次大的变动。其中，1958年国家将海南农垦领导权下放给海南行政公署；1969年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1959年和1974年两次则是恢复海南农垦为中央企业；1988年将海南农垦从广东省农垦中分出，划归海南省领导。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频繁的体制变动？其中有什么普遍意义？

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52师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命，从广西开赴海南岛，与海南军区亦即原琼崖纵队的三个团共同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创建军垦农场，后又改为国营农场。其间一直存在着困扰海南的复员军人的转业安置问题，以及国营农场和周边生产队之间的分而合、合而分的场队关系问题。那么，这些由来已久的农垦根性问题，后来是如何演变的？又是如何影响海南农垦甚至海南社会的？

关键的问题是，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海南农垦，不仅是一个企业现象、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是一个政治现象、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对旨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海南来说，海南农垦的改革不仅是一项国企改革，而且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改革或社会改革。研究海南农垦的历史，解答海南地方文化中的问题，其意义尽在于此。我们也希望，通过对海南农垦这个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研究，能够有益于人们从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关注海南、认识海南、把握海南。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强调上述问题意识的同时，还力图使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新叙述史”。新史学是西方20世纪初开始萌动、五六十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这一潮流的主体特征在于“总体历史”观，即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在方法论上，新史学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围绕问题展开叙述；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追求史学的文学性。诚如美国当代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所说：“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8]

海南农垦正在成为也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渴望在新的历史叙述中阐释她的价值、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海南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