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

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式、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其直接任务就是指导工人阶级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必然遭到各种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反动阶级的痛恨和反对，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实现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而正是在同它们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实际，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1．批评“唯上论”的错误，反对来自上级的主观主义指示

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上级的指示，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同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教条主义地盲目执行，特别是上级的命令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错误时。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伊始，就遭遇了“唯上论”的错误干扰。当时的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拿着上级的错误指示来到井冈山，下车伊始不做调查研究就指手画脚，只知道形式主义地宣布和执行，结果给井冈山的斗争带来重大损失。

1928年3月，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一到井冈山，根本不考察具体情况，不了解毛泽东等根据实际制定的正确政策，而是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指责毛泽东等“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政策，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强令井冈山机械执行中央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政策，教条主义地执行湘南特委的错误命令，强令部队远距离分兵到湘南，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毛泽东批评道：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1928年6～7月，湖南省委又不察实际状况及形势变化“三变其主张”，给井冈山发来了相互矛盾的指示，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等坚持“唯上论”，指令红四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省委指示，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对于这种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唯上论”做法，毛泽东批评道：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再次批评道：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对于上级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指示，毛泽东也坚决抵制和批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和行动方向，远在上海的中央根本不了解井冈山的实际情况，主观主义地要求红军分散作战，分兵游击扩大区域，向湘东或湘南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

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关于党中央要求取消党代表制度的指示，毛泽东明确提出：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故我们决定不改。

关于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中央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并要求井冈山必须执行，毛泽东批评道：

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

对于这种不深入实际而只是坐在洋房子里做决策下命令的做法，《反对本本主义》再次批评指出：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2．批评“唯共产国际论”的错误，反对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错误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早年，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很快成立，成立不久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中国共产党以多方面的指导。

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点和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不能把一般号召同我国实践相结合，以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严重干涉了我党的内部事务，使我党不能独立自主，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政治和理论上尚不成熟，在重大问题上往往盲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的“唯共产国际论”非常严重。1927年，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不间断革命理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造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1930年，李立三接受共产国际的“第三期理论”和城市中心论，造成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中国革命，使“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绝境。

对此，毛泽东等做了坚决斗争。1929年2月，中央领导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给红四军发来了《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指示红军要分散存在，让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隐蔽起来。4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批评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悲观主义思想和错误指示：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

针对中央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的指示，毛泽东一方面委婉地表示拒绝，强调领导者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开；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坚定党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员，他对中央的这种人事调整，还是从大局的角度提出建议，如果中央执意要调走朱、毛，则希望刘伯承和恽代英来苏区承担军事和政治工作责任。

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一些人悲观主义地看待革命前途，不愿做创建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后来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回信，对这种悲观主义错误做了深刻批评，并明确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理论，这种道路理论虽然在俄国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国情不同于俄国，不可能像俄国那样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共产国际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强令中国共产党人也要走这样的道路，毛泽东在抵制这种错误中成功地创立了中央苏区，但是后来那些教条主义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领导人却丧失了中央苏区，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3．批评“唯书论”的本本主义错误，强调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理论准备非常不足；成立之后就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非常缺乏。这就使得广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对理论本身产生盲目崇拜，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要“拿本本来”，出现了严重的“唯书论”倾向。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内围绕是否设立军委等问题发生争执。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提出，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因为这种“唯书论”的形式主义，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机械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提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毛泽东批评道：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且处于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而刘安恭等不顾这种实际只是依据书本，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唯书论”完全脱离实际，根本不考虑“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针对这种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需要主义”的概念，强调不是机械地从书本、从形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决定行动原则和机构设置。

在批判形式主义、倡导“需要主义”的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行动，保证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要坚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去获得对事物的了解。他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指出，红四军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红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实际上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相冲突的，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同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以纯洁党的思想、彻底改造红军。这个思想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4．批评来自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引导革命实践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井冈山斗争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一些人也因此发生思想动摇。早在上井冈山的过程中，余洒度等人就明确提出不愿意到山区做艰苦斗争。攻占茶陵后，陈浩等人又贪图享乐，企图带部队投降国民党军。井冈山会师以后，又有人不能忍受艰苦条件，发生思想动摇，怀疑井冈山斗争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对这种动摇思想进行了批评纠正。对此，他后来回忆道：

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批评这种动摇思想的同时，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做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毛泽东不仅纠正了错误思想，而且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割据地区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红色政权不断推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当时，红军处于长期游击作战的环境之中，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和军队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反对和批评纠正。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七大会议前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流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严重泛滥。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复信，指出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批评了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形式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把红四军争论的问题归纳为十四个方面，明确指出：“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对于军队中严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他批评道：“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在工作中只是单纯地进行军事斗争，而不注意发展政治影响，不注意发动群众，这同红军的性质、任务是冲突的。如果单纯搞军事战争，那么，红军同旧军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对于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他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对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解，不注意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这种流寇思想影响到了红军的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

当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内部领导层之间发生了较大争论，在关于领导方法、军队建设等方面存在不同看法。这些争论被刘安恭、林彪等人推波助澜，加以扩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助长了本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有的人甚至公开对毛泽东、朱德等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任意批评，红四军内的极端民主化思潮迅速蔓延。6月22日，陈毅在龙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为会议之前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甚至错误地提出“大家努力来争论”的号召，进一步激发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有人按照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提出，自上而下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家长制，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先经过下级讨论再交上级决议。这次大会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在会议选举前委书记中落选。

对于红四军七大的这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在会上表示：大家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他有好处的批评他会考虑；但对有些批评意见，他表示可以保留，将来让事实证明。他特别向大家说清楚一点，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不是家长制；要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来做。这就是说，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党的纪律原则，接受大会对他的错误处理；另一方面则抱着负责的态度，尊重实践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绝不向错误的思想低头。9月，陈毅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后，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提出了批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来信还专门用一整段话批评红四军七大的错误：

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正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抓住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核心问题，阐明了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和根本原因，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加强党内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基本途径，深化了思想建党理论，分析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阐明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措施，明确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和军队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