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庆调查:县域社会建设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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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延庆社会阶层特征

(一)延庆社会阶层结构现状

一般来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的。根据这种分层原则,社会成员和群体可以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以下简称“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下简称“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等10个社会阶层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8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十大阶层的位序略有变化,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上升为第二层,而经理人员阶层降为第三层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92~397页。。依据上述理论,利用2010年对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的入户抽样调查(本分报告中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本课题组2010年4~5月在延庆所做的社会建设问卷调查),以及延庆县经济普查结果,我们推算出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见图2-2)。

图2-2 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现状

从图2-2来看,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1.不同阶层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以及文化资源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从经济资源的拥有来看,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显著。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现象是经济分层,各阶层在经济地位方面存在着清晰的高低差异边界,这种高低秩序是与职业地位的高低相一致的。在经济资源的拥有方面,我们以收入为测量指标,列出各社会阶层的年均收入情况需要说明的,表2-1中列出的延庆县各社会阶层的年均收入情况为本次抽样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在调查收入时,普遍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被调查者低报收入的情况。大多数被调查者在填报收入时,只填报了工资性收入,而瞒报了非工资性的收入,如财产性收入。当然,即使如此,我们只以工资性收入来测量各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差异时,依然存在显著的边界差异。(见表2-1)。总体来看,延庆县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与阶层地位大体一致,呈现从高到低的分布特征。其中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而最低的是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表2-1 延庆县各社会阶层的年均收入情况

注:F=24.816, p<0.000。

其次,从各社会阶层拥有的组织资源来看,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体制,研究者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组织资源的测量,多以政治面貌为测量指标。表2-2列出了各社会阶层政治面貌的差异情况。从表2-2的统计结构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无疑拥有丰富的组织资源,他们当中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比例达到96%以上。而中共党员比例最低的是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只有1.4%。需要注意的是,在延庆县经理人员阶层中,中共党员比例达到87.5%,这个比例偏高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5~36页。。这是因为在延庆县经理人员阶层大多分布在国有企业部门,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中共党员身份。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样的现实:延庆县的私营经济发展是滞后的,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数量来看,都没有生长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经理人员阶层。另外,还有一个现实也需要引起关注,就是延庆工人阶层中的中共党员比例仅高于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排在倒数第二。工人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这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大量农民工加入产业工人队伍中之后更是如此),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分析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6~37页。,在此不再展开过多的分析。但我们还是想强调这样一个认识,在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作为执政党,既要精英化,也要公众化,不仅需要吸纳社会精英阶层,还需要注意社会中下阶层基础的巩固,从而使得社会各阶层均有一定的话语权来平衡日益分化的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

表2-2 延庆县各社会阶层的政治面貌

注:χ2=406.065, df. =27, p<0.000。

最后,从文化资源的拥有来看,我们以各社会阶层受教育年限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受教育年限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表明文化资源的拥有差异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在延庆县同样客观存在(见表2-3)。大体来看,从受教育年限的多少,我们可以将延庆县各社会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社会阶层群体,他们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这四个阶层,这一类阶层大体都属于脑力劳动者群体;另一类则是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的社会阶层群体,他们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这一类阶层大多数都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应该属于非体力劳动者阶层,可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明显偏低。这表明在延庆县,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素质明显不高,这与延庆县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有关联,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不相适应的。

表2-3 延庆县各社会阶层受教育年限

注:F=50.979, p<0.000。

2.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社会阶层没有充分发育起来

在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社会阶层没有充分发育起来,这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作为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经理人员阶层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轨迹。没有这两个社会阶层的成长,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的成长。在我们对全国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的调研中也同样验证了这样的规律: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社会阶层结构中必然有一支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经理人员阶层;凡是经济落后欠发达的地区,其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经理人员阶层规模相对要小,素质相对不高。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层面,而要更注重人的阶层,即要壮大造就一支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经理人员阶层,相关的政策制定应紧紧围绕这一层面来设计安排。

3.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相对不大

在我们的调查中,延庆县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规模为6.7%,这一比值是高于北京市登记失业率平均水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庆县存在一支规模过大的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为在客观失业情况的反映方面,存在三个指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其中,最容易失真的指标是登记失业率,实际失业率则是最真实的反映,调查失业率则居于二者之间。关于延庆县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的测量,我们根据抽样调查和普查两种方式得出的数据进行推算,接近于实际失业率情况,具有很高的信度。我们根据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的全国失业率水平和北京失业率水平均在9%以上。相比较而言,延庆县的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规模相对则小多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延庆县高度重视就业问题,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力地解决了相当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如在农村设立保洁员、护林员等公共服务岗位,解决了相当一批“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二是延庆县依托北京这一中心城镇所提供的充分就业机会,许多劳动者在北京城区实现了就业;三是作为北京郊区,延庆县旅游资源丰富,吸引许多城区居民前来度假,相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延庆县的就业率相应较高。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发展滞后

在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为5.7%。这一规模明显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造成这一阶层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主要分布于科教文卫部门以及企业中,而延庆县主导产业规模较小,产业层次不高,而且未形成产、供、销等环节的有效链接和相互配合的产业集群,因此对人才特别是对高层次人才缺少足够的吸纳和承载力;另一方面,由于延庆县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为各类人才提供的生活、工作条件相对较差,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大,较高层次的人才引进工作较难实施,已经引进的人才也存在较严重的流失问题。

总体来看,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具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仍然不够合理。一方面,一些应该壮大的社会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还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各阶层所拥有的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相对而言也较少。这本身受延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但反过来也制约着延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二)延庆社会阶层结构存在的问题

1.收入差距不合理

根据调查来看,延庆县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资源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对经济资源的拥有方面存在不合理现象。一般说来,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越靠前,其个人和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就越多。然而在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社会阶层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在同一阶层内也存在着内部的收入差距。虽然收入差距过大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延庆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县域内,收入差距过大更容易被人感知到。在调查中,有81.8%的被调查者认为延庆县的收入差距大(见表2-4)。那么哪些人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中受益了呢?对此,有62.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延庆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三类人分别是党政干部、有经营能力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见表2-5)。然而在最应该获得高收入人群的调查中,公众选择的前四类依次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吃苦耐劳的人和有经营能力的人(见表2-6)。可见,认为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付出获得相应收入、多劳多得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但是在现实中,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和应该获得的人并不一致,还需要完善收入和分配机制,在降低收入差距的同时,提高个人劳动的积极性。

表2-4 对延庆县收入差距的看法

表2-5 延庆县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人群

表2-6 认为应该获得高收入的人群

2.权益保障不平等

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权益保障是延庆县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另一问题。享有社会保险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益。在调查中,我们选择各社会阶层享受社会保险的情况来测量其权益保障的情况(见表2-7)。调查中涉及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共五项。除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外,这些保险适用于其他大多数阶层。然而,从调查来看,延庆县各社会阶层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来看,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享受各类社会保险的比例最高。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享有社会保险的比例要低一些,主要是因为延庆县是郊区县,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的相当部分属于乡村干部。总体来看,这些享有社会保险的阶层大多就业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的部门,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险使得这些阶层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表2-7 延庆县各社会阶层社会福利保障情况

注:p<0.000。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工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享有社会保险的比例都相当低。尤其是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中,只有14.3%享有失业保险。这表明,在延庆县社会阶层间的权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延庆特有,在全国也普遍存在。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是社会建设中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3.机会获得的不平等

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有赖于通畅开放的社会流动,从而赋予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表2-8列出了延庆县居民职业代际流动的情况。从人们当前职业地位的获得与父辈职业的交互分析来看,延庆县社会流动呈现出一定的代际流动情况。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呈现先赋性而非后致性的特征。从优势职业的代际流动来看,在父辈职业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群体中,其子女有一半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在调查中,没有子女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可能是因为调查中遇到的样本过少,因此可能会存在偏误)。在父辈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群体中,其子女有近六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在父辈职业为办事人员的群体中,其子女有四成以上为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另外,在社会流动中,农业劳动者阶层通常是向外流出的阶层,其成员不断地向上流进其他社会阶层,从而使得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不断缩小,这也是工业社会以来社会流动的普遍规律。但在延庆县社会流动中,我们看到父辈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群体中,其子女还有一半依然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内流动的特征。总体来看,社会流动的机会获得表现出一定的代际传承的特征。当然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明显的一个社会现象,“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二代”等社会现象表明了社会流动越来越呈现先赋性的特征。延庆县社会流动中的代际内流动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而已。然而社会流动日益呈现代际内流动,意味着社会流动中的机会越来越不平等,因为人们向上流动越来越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受父辈社会位置的影响。一个社会流动不平等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显生的社会,对此需要引起注意。

表2-8 延庆县居民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

注:职业代码:1=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4=商业人员,5=服务业人员,6=生产工人,7=农业劳动者。χ2=133.109, df. =36, p<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