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西征试探

《穆天子传》是晋代汲郡（今河南卫辉市）出土竹书中的一种。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正义》引王隐《晋书·束晳传》说：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可见《穆子天传》在同时出土的典籍中，是保存比较完整的一部。出土后经过荀勖、和峤等人整理，将古文改写成当时通行的隶书。后来《竹书纪年》等书再度亡佚，只有《穆天子传》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周王游行记》），全书五卷。今本《穆天子传》六卷，最后一卷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原是“杂书”的一种，后被并入《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以干支记日，对各地山川、道里、部族、物产都有简要的记述，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地理游记。特别是它记周穆王西行、登昆仑、见西王母，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早在张骞凿空之前，已沿着丝路远游中亚甚至欧洲。事实果然如此吗？本文试图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作必要的剖析。

一 有关周穆王西行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1．周穆王西行的起点是否在洛阳？

《穆天子传》开头有缺文，未记周穆王西行的起点，只是说“饮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至于钘山（按郭璞注：即井钘山也）之下。癸未，雨雷，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队即隧），北循虖沱之阳……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鄃之关隥（按郭注：疑此谓北陵、西鄃。西鄃，雁门山也）……”这里漳水、井陉（钘）、滹沱河、雁门关等，一连串的地名都在洛阳之北；而且在《穆传》卷4总计西征里程时说：“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这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周穆王是从洛阳出发的吗？又，卷四记归程也说：“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按即今山西代县北句注山，唐置雁门关于此）。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队……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同样也说明穆王又回到洛阳。

周穆王西征是从洛阳出发，经山西东南部，北渡漳水上游，穿井陉，沿滹沱河北岸西行，过雁门，向西北进发。但有些学者仅以“宗周”二字就否定了周穆王从洛阳出发的可能性，如岑仲勉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中说，既称“宗周”，肯定是镐京（今西安），这就发生了周穆王西行究竟是从洛阳出发，还是从镐京出发之争。我们认为，瀍水之西指洛阳，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尚书·洛诰》记周公营建洛邑时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就是指的这里。当时称为成周，故址在今洛阳市老城附近。自从周公营建成周后，洛阳虽是陪都，但却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如：《史记·鲁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说明成王是长期住在成周的。西周时洛阳的地位如此重要，穆王从成周（洛阳）出发西行是完全可能的。

的确，在西周只有镐京才称“宗周”，洛阳称为成周，不称“宗周”。但春秋之后，洛阳也称“宗周”。《穆天子传》称洛阳为“宗周”，正说明《穆传》成书时间可能在春秋以后，怎么能据此否定周穆王西行的出发点是在洛阳呢？岑仲勉先生为了证明《穆传》中的“宗周”是指镐京，甚至不惜把瀍水曲解为浐水，这自然是不能服人的。

2．周穆王西行是经河套，还是沿渭水西进？

《穆天子传》卷1记载：“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人。河宗之子孙柏綮，且逆天子于智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泽。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邦之南，渗泽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这里提到人、渗泽（漆泽乃渗泽之误）、阳纡之山、河宗等地名。洪颐煊校《穆天子传》注引《说文》云：“，右扶风鄠乡”；又引《古今姓氏辨证》云：“国在虞芮之间。”《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舆地志》云，蒯成县故陈仓县之故乡聚名也，周所封也。晋武帝咸宁四年，分陈仓立蒯成县，属始平郡也。”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据此以为当属今甘肃东境（实则陕西省西部），皆不得其实。

据《穆传》卷4记归途称：“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人。柏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是人之邦当在黄河折而南流处。上面引文中“漆泽”亦“渗泽”之讹。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及〔日〕小川琢治《穆天子传考》均以为即古之沙陵湖，亦即今之古黛湖，这是不错的。又《穆传》谓“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邦之南，渗泽之上”，则邦在渗泽之北，其地当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以北。

阳纡，《周礼·职方》：冀州“其泽薮曰杨纡”。郭注：“阳纡所在未闻。”《尔雅·释地》：“秦有杨陓。”郭注：“今在扶风汧县西。”阳纡当即杨陓，山以附近泽薮得名。郭璞谓杨陓在扶风汧县西，即今陕西陇县境。但据《山海经·海内北经》：“阳纡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郭璞注：“皆河之枝源所出之处也。”《水经·河水注》：“河水又出于阴纡、陵门之山，而注于冯夷之山”，即引《山海经》之文。郝懿行云：“陵门即凌门也，或云即龙门，凌、龙亦声相转也。”并谓“阳纡、陵门其地皆当在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又《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委蛇而北。”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阳纡之山可能即河套北之阳山，亦即今之阴山。

河伯冯夷本在潼关上下黄河沿岸居住，《水经·洛水注》引《竹书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即是明证。但后来冯夷北迁至于阳纡之山，故《穆传》说，“阳纡之山”为“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刘师培谓“无即冯字之误”，无、冯形近，故讹冯为无，故无夷即冯夷。《史记·赵世家》有“奄有河宗”一语，《正义》谓“盖在龙门河之上流，岚、胜二州之地也”。唐之岚州，相当今山西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地，胜州在今内蒙古河套附近，则河宗氏亦当在此。

周穆王由河套起，在舌人柏夭的导引下，西行直至“积石之南河”（在今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西），然后折向西北。《穆天子传》卷4记西行里程谓“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河首”的“河”当指今张掖河，亦即黑河。因为“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按，据《论衡·正说篇》:“周以八寸为尺”，则周尺较小，仅当汉尺八寸；又据新中国成立后在洛阳晋墓出土的骨尺，约当24厘米，则周尺与今市尺比较，约为0.6与1之比。那么七百里约合今四百二十里。这里距昆仑之丘也就不远了。

3．昆仑山在何处？

我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昆仑山的传说，如：《庄子·天下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庄子·至乐篇》：“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竹书纪年》：“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山海经·西次三经》：“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授之钟山之阳。”又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

据《穆天子传》卷4载：“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爰有鸟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鸟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天子□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珤。……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近世研究《穆传》的学者如丁谦、顾实、张星烺、岑仲勉等，无不认为昆仑山即今横亘新疆、西藏间的昆仑山，舂山即葱岭，亦即今之帕米尔高原。刘师培更谓昆仑丘即佛经上的须弥，说周穆王登上了喜马拉雅山的绝顶。我们不要忘记，周穆王西行有六师之人及七萃之士跟随，据丁谦考证：“周制二千五百人为师，六师之数已万五千，加以七萃亲军、百官从士，当不下二万。以二万人行万里路，至少须备一年饷需。每人口食米升，须七万余石。大车每辆载米十石，须七千余辆。每辆车马六，役夫二，须增人一万四千，牛马四万余头。合之六师七萃百官从士所乘之马，又不下万头。所增人畜，应需粮食麸料，又须载若干车辆，而器用、衣服及赐予各物车辆之数，尚不在内。”如此庞大的队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跨越那些飞鸟难渡的高山，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今天的昆仑山，在先秦名为和阗南山，而不称为昆仑山。昆仑之名是汉代以后才定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候都看不到的古图书，汉代反而能够看到呢？

那么，先秦时代所谓的昆仑山究竟在哪里？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载，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谭其骧师在《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他指出：“根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张骏时酒泉太守马岌的话，和《史记·秦本纪、司马相如列传》正义所引《括地志》，昆仑山即酒泉南山，去县八十里，当即今地图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北甘、青界上的祁连山主峰，标高5564。黑河、大通河、托来河、疏勒河皆发源于此峰附近，这几条河当即经文出于昆仑的河水、赤水、洋水和黑水。”

我们既认定酒泉南山即古之昆仑山，《穆传》中的钟山又当在何处？查《穆天子传》卷1：“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汝舂山之珤’。”郭注：“《山海经》舂字作钟，音同耳。”《山海经·西次三经》载：“钟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钟山（即舂山）在昆仑山东北九百里，合今五百四十里，大致相当于山丹县东南的大黄山（焉支山）；东距舂山三百里的赤乌氏舂山，也许是指山丹县西北的龙首山。总之一句话，《穆传》中的舂山绝不是指葱岭。

4．西王母之邦在哪里？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由群玉之山向西，穿过剞闾氏、鄄韩氏等部族所在的地方，又经玄池、苦山、黄鼠之山，便来到了西王母之邦。该书卷3载：“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登昆仑山，会见西王母，是穆天子西征的主要目标，至此，也可以说是最高潮了。但西王母之邦究竟在何处？我们不妨结合《山海经》作一番考察。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所谓“豹尾虎齿”是指西王母的服饰、打扮；“胜”，据郭璞注：“玉胜也”，可能是玉簪一类的装饰品。“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按郭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这就把西王母描绘成一个主管刑杀的凶神。《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则完全剔除了神话色彩，俨然变成了一个能与穆天子反复唱和、彬彬有礼的部族首领。玉山在何处？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昆仑之丘……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则玉山在昆仑之丘以西一千三百二十里，以今里计，不足八百里。按其方位，应在今敦煌以西不远。《史记·大宛列传》称：“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汉玉门关故址在今敦煌市西北八十里小方盘城。西王母所居之玉山很可能就在古玉门关附近。《穆天子传》卷4说：“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郭璞怀疑群玉之山“即《山海经》‘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从《穆传》卷4记西行里程来看，“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群玉之山显然是在赤乌氏舂山东北，舂山之北。前面我们说过，舂山在昆仑山东北九百里，而玉山又距昆仑山一千三百二十里，则群玉之山距西王母所居之玉山二千三百余里。穆王跋山涉水，又要会见不少部族首领，所以实际行程达三千里（合今一千八百里）。穆王由西王母之邦西北行，经过温山、溽水等，来到西北大旷原，这是一个“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之所解羽”的地方。《穆传》卷4说：“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合今一千一百四十里，大约来到新疆的天山脚下。至于郭璞注引《纪年》说的“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的确切路线究竟如何？郭注引《山海经》说的“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究竟相当于天山南焉耆附近的海子（今博斯腾湖），还是天山以北的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就无法详考了。因为对这些东西作者都不过是得之于传闻，有些连作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若是一定要指实今地，那都将是徒劳的。

有些以于阗南山为昆仑山的学者，以为西王母之邦更在昆仑之西。丁谦谓西王母之邦是亚述帝国的国都尼尼微城（今伊拉克境），谓西北大旷原在里海之东；顾实以为西王母之邦在波斯北境（今伊朗境），说西北大旷原远至波兰华沙，真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据古代典籍记载，早在氏族社会末期，居住在中国东部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就曾与西王母有所交往。如：《大戴礼记·少间篇》载：“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琯。”《世本》载：“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论衡·无为篇》载：“禹、益见西王母。”周穆王时候，与西王母的交往更多，据《穆传》卷3郭璞注引《纪年》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试想西王母之邦若远在波斯以西，在当时的条件下，怎能在同一年内有来有往，互相交往如此频繁？

二 《穆天子传》的作者和时代

《穆天子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历史上颇有不同的看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列入史部起居注类；《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宋《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均列入传记类，都不出史部。但在清代编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却列入子部小说类，说它所记“多夸言寡实”。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它与一些先秦古籍中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祁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管子·小匡》：“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楚辞·天问》：“穆王巧姆，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又何索求？”《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周穆王确实是一位喜欢远游的君主，用今天的话讲，他可以称得上一个大旅行家。《穆天子传》的记载决非作者向壁虚构，也不是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说：“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但《隋书·经籍志》说：“《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穆传》果然是“起居注”，是当时的实录吗？我们认为也不是。首先，《穆传》如果是当时的实录，则洛阳不应称为“宗周”。这显然是春秋以后的人的口气。其次，《穆传》如果是周代的作品，它的计时应以周正，但《穆传》用的是夏正，这是战国时候赵、魏地方仍然通行的历法。如卷一载：“癸未，雨雪……北循虖沱之阳……庚寅，北风雨雪。”用夏正计，当在九月，北方滹沱河流域或有下雪情形；若用周正，在七月，滹沱河流域当无下雪情况。《穆传》卷4又说：穆王西征回来，“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雷水之平寒”。雷水即今桑干河上源。孟冬，夏正在十月，周正在八月，八月水不应寒，可知《穆传》是用夏正计时。如果是当时的实录，怎么不用周正计时呢？但《穆传》卷5情况有所不同，这一部分是用周正而非夏正。如：“孟冬，鸟至。”郭注：“雁来翔也。”孟冬，应为十月。而雁来翔，于夏正则为八月。《穆传》记于孟冬十月，当为用周正之明证。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我们认为决不是像卫聚贤所说，是魏人故意用周正捏造的一卷，而恰恰说明，《穆传》的前四卷（亦即《穆传》的主要部分）是由后人加工改写，而卷5比较散乱零碎，又系用周正写成，则是保留了原始记录的风貌。再次，从上面我们谈到的穆王西行的路线来看，与战国的形势似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战国时，强秦雄踞关中，赵、魏等国与西北的交往必然要通过雁门关，绕道河套才能走得通。《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苏厉上赵王书说道：“秦……逾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遇，此代马胡驹不东，而崐山之玉不出也。”也说明这一条交通路线对赵国是何等的重要。顾颉刚先生在研究《穆天子传》后指出：“我敢决然说：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西北通道的打开，人们可以通过在各地的游历和得自商人的传闻，了解到更多更远的地方的地理情况，这就为《穆传》的写作提供了条件。那么，《穆传》是否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一定是赵国人的作品呢？这也未必。我们知道，赵、魏毗邻，它们又经常联合拒秦。《穆传》出土于魏国古墓中，很可能是魏国人的作品。

据《晋书·束晳传》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这里说《穆天子传》出土时间为太康二年，与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说“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完全是一致的。《晋书·卫恒传》作“太康元年”，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正义引王隐《晋书·束晳传》所说：“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时间相同。另据《晋书·武帝纪》说，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史记·周本纪》《正义》作“咸和五年”。“咸和”当是“咸宁”之误。《穆天子传》出土时间实际上有太康元年、二年和咸宁五年三种说法，据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说：“竹书发于咸宁五年十月，《帝纪》之说，录其实也。就官收以后上于帝京时言，故曰太康元年。《束晳传》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岁也。”这样说还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从上引这些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穆天子传》出土的地方，有的说是魏襄王墓，有的说是魏安釐王冢，究竟是何人的墓，这牵涉《穆传》成书年代的下限，不能不加以辨明。关于这个问题亦有三种说法：（1）《晋书·武帝纪》及《卫恒传》皆主魏襄王墓说；（2）王隐《晋书·束皙传》主魏安釐王冢说。唐修《晋书·束晳传》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但讲到同时出土的《纪年》时又说：“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则实际上仍认为应是安釐王冢。（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汲冢所得《纪年》记魏事“下至哀王之二十年”，似又有“哀王”冢一说。但实际上哀王是不存在的，这是司马迁弄错了。《史记·魏世家》于“惠王卒，子襄王立”之下，司马贞《索隐》：“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又于“襄王卒，子哀王立”之下，裴骃《集解》:“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是《史记》所称襄王立，应为惠成王改元后之年（因为这一年魏惠成王称王，故有改元之举）；而所谓哀王立，正应当是襄王在位之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说，汲冢所得《纪年》，记魏事“下至哀王之二十年”，显然应是“下至襄王之二十年”。再从《水经注》所引《纪年》亦至襄王为止，并不涉及襄王以后的昭王和安釐王二代，可见汲冢《纪年》所谓“今王”应以襄王为是，汲郡人不准所盗发的古冢亦应是魏襄王墓，而非安釐王冢。魏襄王二十年或即《纪年》成书之年。《史记·魏世家》：“二十三年……哀王卒。”哀王实即襄王。司马贞《索隐》：“汲冢纪年，终于哀（襄）王二十年，昭王三年丧毕，始称元年也。”是魏襄王死年可能就在襄王二十年，我们把这一年看作推断《穆天子传》成书年代的下限。也就是说，《穆天子传》应是战国时代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以前的作品。

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指责《穆天子传》“本《左传》‘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又本《史（记）·秦（本）记》造父为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诸说以为之也。多用《山海经》语。”其实《左传》的记载与《穆传》并不完全一致，《左传》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马骕《驿史》指出：“‘欲’者，未然之谋也；‘将’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公谏而不听，更欲远游，闻《祈招》之诗而遂止。”而《穆传》则是记穆王“周行天下”的历程。《史记·秦本纪》所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与《穆传》同；但《史记》说的“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等情，在《穆传》中则不见踪影。《穆天子传》与《左传》《史记》的记载有些地方相同是不足为奇的，否则《穆天子传》不就变成子虚乌有了吗？说《穆传》“多用《山海经》语”也不全对。记同一个地方，《山海经》有的还带有某种神话色彩，《穆传》的文字则古朴、真切，展示出一部纯地理著作的风貌。从对西北地理情况的记载可以看出，两书记载的地域范围可以说是大致相当。《山海经·西次三经》记昆仑丘、钟山（舂山）与《穆传》是一致的，《西次三经》最西端的翼望山，约在今甘、新接壤地带或新疆东南的阿尔金山；《穆天子传》记穆王西行路线最详细的也就是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但能不能说《穆传》是抄《山海经》呢？我看不能。尽管《穆传》中讲到的某些山川与《山经》所载是一致的，但《穆传》中记周穆王登昆仑山，见西王母的前前后后，经过不少部族的住地，如赤乌氏、曹奴、重氏、留胥之邦、剞闾氏、鄄韩氏等，均不见于《山海经》。从这方面来看，《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又是各有特色，两书所记地理范围大致相当，只能说明两书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比较临近。现在一般认为《山海经》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从两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穆天子传》也很可能是与《山经》同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