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作者

《穆天子传》是晋代汲冢出土竹书中的一种。《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后攺汲县，即今河南卫辉市）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这里所说出土竹书用小篆书写，是不对的，据荀勗《穆天子传序》说是“古文”，也就是通常说的“科斗文”。这批竹简后来由荀勗、和峤等人加以整理，用隶书写定，便得《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书。《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全书五卷。今本《穆天子传》六卷，最后一卷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原是“杂书”的一种，后被并入《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不注作者姓名。《穆传》卷6曰“内史执策”,《隋书·经籍志》据此则说：“《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认为《穆传》是周时内史随穆王游行时所记，但我们细读《穆传》的内容，又不尽相符。先说穆天子西行的出发点吧，因为书的开头有缺文，并未明确指出周穆王西行的起点在何处。但在《穆传》卷4总计西征里程时说：“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在洛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尚书·洛诰》记周公营建洛邑时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穆传》说此宗周在瀍水以西，自然是指洛阳。而且《穆传》开头一段提到的“绝漳水”,“至于钘山（按郭璞注：即井钘山也）之下”,“北循虖沱之阳”,“绝隃之关隥”（按郭璞注，指“北陵西隃”。西隃，指雁门山）。这里漳水、井陉（钘）、滹沱河、雁门关等，一连串的地名都在洛阳之北，说明周穆王西行是从洛阳出发，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穆天子传》真的是西周时代的作品，是周室内史当时的记录，“宗周”只能是指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怎么会称洛阳为“宗周”呢？这明明是春秋以后的人的口气，当时的实录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失误的。

最能显示《穆天子传》写作时代特点的是穆王西行的路线。周穆王西征是从洛阳出发，北渡漳河，过井陉，沿滹沱河北岸西行，过雁门，向西北进发。又经“人”“渗泽”“阳纡之山”“河宗氏”诸地，据《穆传》卷四记归途称：“癸丑，天子东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人。柏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可见人之邦当在黄河折而南流处。“澡泽”为“渗泽”之讹。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及〔日〕小川琢治《穆天子传考》均以为即古之沙陵湖，亦即今之山黛湖。《穆传》谓“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邦之南，渗泽之上”，则邦在渗泽之北，其地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以北。阳纡之山可能是指《史记·蒙恬列传》的阳山，亦即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北之阴山。《穆传》说“阳纡之山”为“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可见“河宗氏”住地在阳纡山附近。《史记·赵世家》有“奄有河宗”一语，张守节《正义》谓“盖在龙门河之上游，岚、胜二州之地也”。唐之岚州，相当今山西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地，胜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附近，则河宗氏亦当在此。可见周穆王穿过雁门关以后，是经由河套向西行进的。从河套起，在舌人柏夭的导引下，西行直至“积石之南河”（在今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西），然后折向西北，至于昆仑之丘，见西王母。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载，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酒泉南山在今甘肃酒泉市南，即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北甘青界上的祁连山主峰。周穆王由昆仑山又来到舂山，据郭璞注：《穆传》的舂山也就是《山海经》的钟山。根据《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钟山在昆仑之丘东北九百里（周里较今里小，约合今五百四十里），大致相当于今甘肃山丹县东南的大黄山（即焉支山）。穆王由舂山向北来到群玉之山，再向西到西王母之邦。由《穆天子传》所记行程结合《山海经》所记山川道里考察，西王母之邦应在今甘肃敦煌以西不远。穆王由西王母之邦又西北行，经过温山、溽水等，来到西北大旷原，这是一个“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之所解羽”的地方，大约来到新疆的天山脚下。纵览周穆王西征行程，他从洛阳出发向西北，最便捷的途径应由洛阳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后，沿渭水谷地西行。但是他不取道渭水一线，而是向北过雁门关，绕道河套以北，然后向西行进；回来时也是经河套、雁门关东南行，穿越太行山，渡黄河，回到洛阳。这条路线不能不说是与战国时的形势有关。战国初，赵襄子继位后，向北扩展，兼并了代国（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赵武灵王时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实力更强。《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南及陕西省的东北角；云中在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在内蒙古包头市西，说明这时赵国已占有河北西部、山西北部及内蒙古的河套一带。后来，赵武灵王传位给王子何（惠文王），想自己带兵向西北扩展，欲从云中、九原向南袭击秦国。为此，他甚至冒充使者跑到秦国，想亲自去侦察一下秦国的地形，看一看秦王的为人。不久，赵国又修通了从灵寿通向西北的代道。可见赵国对于向西北的发展是不遗余力的。而且，因为强秦雄踞关中，赵国与西北的交往也必然要通过雁门关、绕道河套才能走得通。《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苏厉上赵王书说道：“秦……逾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遇，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仑山之玉不出也。”恒山而守三百里，过燕阳、曲逆，此代马、胡狗不东，纶山之玉不出。”载《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 />也说明这一条交通路线对赵国是何等的重要。顾颉刚先生在研究《穆传》后指出：“我敢决然说：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西北通道的打开，人们可以通过在各地的游历和得自商人的传闻，了解到更多更远的地方的地理情况，这就为《穆传》的写作提供了条件。《穆传》的作者很可能是赵国人。

再一个能够证明《穆传》不是周代作品的证据，是书中计时用的是赵、魏地方通行的夏正，而非周正。如《穆传》卷1:“癸未，雨雪……北循虖沱之阳……庚寅，北风雨雪。”用夏正计，当在九月，北方滹沱河流域或有下雪情形；若用周正，在七月，滹沱河流域当无下雪情况。

《穆传》卷4又说，穆王西征回来，“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水之平寒”。雷水即今桑干河上源。孟冬，夏正在十月，周正在八月，八月水不应寒，是知《穆传》用夏正计日。如果是当时的实录，怎能不用周正计日呢？

但《穆传》卷5情况有所不同，这一部分是用周正而非夏正。如“孟冬，鸟至”。郭璞注：“雁来翔也。”孟冬，应为十月。而雁来翔，则于夏正为八月。《穆传》记于孟冬十月，当为用周正之明证。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我认为绝不是像卫聚贤所说，是魏人故意用周正捏造的一卷；而恰恰说明，《穆传》的前4卷（亦即《穆传》的主要部分）是由后人加工改写，而卷5比较散乱零碎，又系用周正写成，则是保留了原始记录的风貌。

关于《穆天子传》出土的地方，《晋书·武帝纪》和荀勗的《穆天子传序》等，都说是魏襄王墓；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说是魏安釐王冢。唐修《晋书·束皙传》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但讲到同时出土的《纪年》时又说：“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则实际上仍认为应是安釐王冢。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汲冢所得《纪年》记魏事“下至哀王之二十年”，似又有“哀王”冢一说。但实际上哀王是不存在的，这桩错案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将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之后误作襄王，也就是分惠成王之世为二王，这样在襄王之后就多出一个哀王。查《世本》无哀王，应以《世本》为是。《史记》所记哀王之世应即襄王在位之年。《水经注》所引《纪年》亦至襄王为止，并不涉及襄王以后的昭王和安釐王二代。可见，《穆天子传》是在魏襄王墓出土，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既然证明《穆传》出土于魏襄王墓，与《穆传》同时出土的《纪年》记魏事下至“今王”之二十年，那么“今王”无疑指的是襄王，魏襄王死年很可能就在襄王二十年（前299），这一年我们可以看作推断《穆天子传》成书年代的下限，也就是说，《穆天子传》应是战国时代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作品。

《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对各地山川、道里、部族、物产都有简要的记述，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地理游记。《穆传》记山川的方法与《山海经》不同，《山海经》分别山系，叙述某山在某山某方向，距某山若干里，同时说明某山出某水；但《穆传》是根据游记的实际情况，遇山叙山，遇水写水，并不逐一说明相距道里。所以，我们从《穆传》的记述中只能看出这些山水的相对位置，只在一次游历结束后才有一个总结，总记每一段的里数。如周穆王西行回到宗周后，才开始“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这就是说，去时行一万四千里（约合今八千四百里），回来时可能路线较直，共行一万里（约合今六千里），总计二万四千里（约合今一万四千四百里，《穆传》所谓三万五千里统计有误）。另外，在中原地区，穆王的游历更加频繁（见《穆天子传》卷5）。周穆王真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大旅行家。

《穆天子传》记载各地的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如穆天子在登上舂山，放眼四望时，说“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把舂山的高大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而且《穆传》中还记载了舂山的物产，说舂山为“百兽之所聚”“飞鸟之所栖”，有虎豹、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白青雕等等。又如说到群玉之山时，则说是“阿平无险，四彻中绳……寡草木而无鸟兽”。天子命人在此山“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寥寥数语，把群玉之山的形势、物产讲得明明白白。《穆传》还记述了穆天子西征回来的途中，从沙漠中穿行的情形，说穆天子率领大队人马“南绝沙衍”，“天子渴于沙中，求饮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真是有声有色，把穆天子在漠中口渴无奈，以至刺取马血解渴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途中会见了不少部族首领，如犬戎胡、河宗氏柏夭等等。有的部族还和周王朝攀起了亲家，如赤乌氏的祖先就“出自周宗”。《穆传》卷2说：“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封丌璧臣长李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赤乌氏原来是周王朝的同宗，这里的首领是受周王朝的封，古公亶父把自己的女儿远嫁于此，它与周王朝的关系自然不同寻常。

西王母在当地可能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女首领。《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所谓“豹尾虎齿”，是指西王母的服饰、打扮；“胜”，据郭璞注：“玉胜也”，可能是玉簪一类的装饰品。“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按郭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这就把西王母描绘成一个主管刑杀的凶神。《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则完全剔除了神话色彩。《穆传》卷3记载了“天子宾于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之上，与西王母互相唱和的情景：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郭璞注：顾，还也）。比及三年，将复而野（郭注：复反此野，而见汝也）。”

穆天子与西王母会见时，西王母邀请穆天子以后再来（“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天子立即答应，三年之后，还要来到这里（“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一唱一和，何等高雅。当然，这些地方，作者是作了夸张的，即使穆天子与西王母真的唱和，至少西王母的唱词也是通过舌人翻译出来的，很可能这些都又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润色。但从《山海经》记载的“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西王母，俨然是一个凶神恶煞；在《穆天子传》中却一变而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彬彬有礼的部族首领。

穆天子每到一处都要赠送给当地部族首领一些礼物，其中包括黄金、白银、贝带、锦组、朱、桂、姜等，而各部族对穆天子的贡献也非常可观。如河宗氏献豹皮、良马；赤乌之人献“酒千斛，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巨蒐（渠搜）之人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膜稷三十车”以及“枝斯之英”（珍奇之石）。在古代，赏赐和贡献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通过《穆传》记载的周穆王对各部族的赏赐及各部族的贡献物品，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物产及各种奇珍异宝。《穆天子传》的作者用古朴的文笔，简练的语言，在一部不过六千余字的书中，记载了大量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周穆王游行天下的见闻，各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这是一份很宝贵的历史遗产。

《穆天子传》既是出土于战国时代的魏襄王墓，它绝不可能是汉晋人的伪作。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指责《穆天子传》：“本《左传》‘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又本《史（记）·秦（本）纪》造父为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诸说以为之也。多用《山海经》语。”其实《左传》的记载与《穆传》并不完全一致，《左传》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马骕《绎史》指出：“‘欲’者，未然之谋也；‘将’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公谏而不听，更欲远游，闻《祈招》之诗而遂止。”而《穆传》则是记穆王“周行天下”的历程。《史记·秦本纪》所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与《穆传》同；但《史记》说的“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按：缪，通穆）等情，在《穆传》中则不见踪影。《穆天子传》与《左传》《史记》的记载有些地方相同是不足为奇的，否则《穆天子传》不就变成子虚乌有了吗？说《穆传》“多用《山海经》语”也不全对。记同一个地方，《山海经》有的还带有某种神话色彩，但《穆传》的文字则是古朴、真切，展示出一部纯地理著作的风貌。从对西北地理情况的记载可以看出，两书记载的地域范围可以说是大致相当。如《山海经·西次三经》记昆仑丘、锺山（舂山）与《穆传》是一致的，《西次三经》最西端的翼望山，约在今甘新接壤地带或新疆东南的阿尔金山；《穆天子传》记穆王西行最详的也就是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但能不能说《穆传》是抄《山海经》呢？不能。因为尽管《穆传》中讲到的某些山川与《山经》所载是一致的，但《穆传》中记周穆王登昆仑山，见西王母的前前后后，经过不少部族的住地，如赤乌氏、曹奴、重氏、留胥之邦、剞闾氏、鄄韩氏等，均不见于《山海经》。从这方面来看，《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又是各有特色，两书所记地理范围大致相当，只能说明两书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比较临近。现在一般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是战国时代所作，从两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穆天子传》也很可能是与《山经》同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