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述评

一 国内外产业转移研究现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即是产业转移。现有国际产业转移的完成主要通过三个主要路径：外国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外贸逆差效应）和合约性国际生产（OEM）。产业转移不仅发生于国家之间，而且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国际产业转移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与开放经济的共同结果，而且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种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国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产业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其形成了比较权威的理论体系（William Arthur Lewis的劳动力部门转移论，R. Prebisch的“中心-外围”理论，Akamatus Kaname的雁行模型，Kiyoshi Kojima的边际产业转移论，R.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论，以Gunnar Myrdal为代表的梯度转移理论，J. H.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此后，众多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的经济史学家Gerschenbon（1962）在研究了19世纪后发工业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过程后，认为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接受资本及技术转移以加快自身工业化进程。Lewis（1954）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Wheeler等（1992）研究发现美国的国际跨国公司依据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的不同，决定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Smith等（1994）发现日本的制造产业选择美国地区是因为产业的空间群集特征；Krugman等（1995）则引入空间因素，建立模型动态模拟产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产业扩散转移现象；Kuemmerle（1999）发现医药、电子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国际转移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现象；Gourevitch等（2000）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一产品的制作可由不同国家在工序间进行分工来完成；Fujita等（2001）提出了更具普遍性的多个国家和多种产业的产业扩散模式；Helpman等（2004）认为高效率的企业通常采用FDI的产业转移方式，而效率偏低的企业一般选择通过出口来达到转移的目的；Wissen等（2005）对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与产业转移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模型分析，得出产业转移的效应会随着区域规模的变化而变化；Anselin（2005）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空间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部门之间的集群效应具有明显不同。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卢根鑫（1997）最早对国际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切入点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总体而言，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从研究尺度来看，既有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也有基于企业视角的微观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有梯度系数模型、回归模型、引力模型、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概念、转移动因、转移模式、转移效应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研究这几个方面，并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产业转移的概念和基础研究

卢根鑫（1994）认为，产业转移是一种经济运动的过程，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性质。陈计旺（1999）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会有变化，发达地区不断地将自己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的过程就是产业转移。李新春等（2000）认为，产业转移其实就是整个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化过程。陈建军（2002）认为，由于资源或者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以后，需要将整个产业“搬迁”到更有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这种经济选择的过程就是产业转移。魏后凯（2003）认为，产业转移虽然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但其实质是企业重新选择优势区位的过程。羊绍武（2008）认为，产业转移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二是同一产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移。张弢等（2008）从经济学、地理学和力学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转出地有将某一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推动力”，而承接地对某一产业拥有“拉动力”，这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产业转移。董小君（2013）从产能国际转移的角度指出，产业国际转移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消化过剩产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冰等（2013）认为，区域产业转移是指在一个国家内某些产业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薛天菲（2013）认为，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有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是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效途径。许树辉（2015）认为，产业转移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企业将生产、采购、销售等链条环节向外延伸、落脚目标市场的过程，也是转移产业迁出地空间剥离、区位调整并嵌入迁入地的过程。

国内也有少数学者对产业转移的基础进行了研究。卢根鑫（1994）认为国际产业贸易与国际产业投资所形成的重合产业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张可云（1997）认为区际产业转移的基础建立在两个重要推论之上：一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产业与技术存在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和转移的趋势。胡耀群等（2015）认为，在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转移能力是基础，转移意愿是动力，两者缺一不可。王娟娟（2014）从产业转移的本质出发，指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环境标准执行的差异是产业转移的依据；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执行比东部发达地区较低的环境标准是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动力和能够有效进行转移的条件。

（二）产业转移动因研究

卢根鑫（1997）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重合产业，经过产业之间比较优势的抉择后就产生了国际产业转移。汪斌（1998）认为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战后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苏华（2001）认为，产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除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转移，同时也会对区域内资源、技术、产业结构、要素配置等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从而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李小建等（2002）认为，由于区域基础、国家政策、发展战略等因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谢晓华（2010）认为，产业政策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董小君（2013）认为较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工业化水平差距为我国的区际产业转移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各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会推动产业的跨国或跨地区转移。唐云舒等（2014）则将产业转移的动因归纳为三类，分别是成本推动型产业转移、资源推动型产业转移以及市场推动型产业转移。

（三）产业转移模式研究

夏禹龙等（1983）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是按照梯度从高到低排列的，所以应当优先发展那些有潜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区域，再考虑欠发达地区。郭凡生（1986）提出了“反梯度理论”。他认为，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顺序，但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梯度顺序进行产业转移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贝毅等（1998）认为，随着知识、技术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目前已经形成了“大脑-手脚”的梯度转移模式。张洪增（1999）提出了“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的概念，认为移植型模式下产业成长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产业可以一步跨越幼稚阶段而进入成熟阶段，尤其是一些产业由于受到政府和超级财团实施的优惠保护和培植政策的倾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同时这一模式也存在四大缺陷：产业成长基本依赖于国际产业转移、外部政策力量功过各半、缺乏生产要素的全面发展、具有产业同构性。刘辉煌等（1999）认为，目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逐渐多样化，证券投资方式越来越受用，国际间接投资迅速增长，合资、兼并、非股权安排等多元化综合性的产业转移方式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马海霞（2001）认为当前中国适宜的区域传递空间模式是多元中心辐射模式。陈凤英（2001）认为产业转移有两种模式：产业整体转移和同一产业的上中下游分离转移。郑胜利等（2002）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出现了一种产业“集群式”转移现象，尽管在短期内促进了产业转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投资方对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差，与当地企业的交流较少，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不明显，一旦当地的区位条件发生变化，这些企业又会整体性迁移，可能会造成当地产业的空心化。曹荣庆（2002）把区域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模式分为商品输出型、资本输出型、产业关联型、人才联合型、整体迁移型、市场拓展型。赵张耀（2005）认为目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是网络型的，转移方式可以细分为垂直顺梯度工序型、水平工序型和“逆”梯度工序型。郭爱君（201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耦合出发，通过对产业集群式转移的特点与机理分析，提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式转移是一种链式转移，通过这种链式转移最终实现发达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嵌入升级与落后地区产业转移顺利承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桑瑞聪（2014）通过研究指出在行业分布上，产业转移大致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方向进行；在地区分布上，产业转移沿着“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海外地区”顺序梯度进行；要素成本、区位环境和制度因素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产业转移效应研究

卢根鑫（1997）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同时会降低就业率、造成技术流失等；而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同样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能缓解就业压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等，但会不断加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技术差距和产业级差，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还可能导致污染转移，严重威胁环境。聂华林等（2000）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陈刚等（2001）认为产业转移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机会。陈刚等（2001）通过建立产业转移效应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产业转移效应主要来源于“优化效应”、“扩大效应”和“发展效应”。罗建华等（2005）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尚永胜（2006）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对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消极影响。刘庆林等（2007）利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产业效应、扩大效应、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了分析。褚志远（2007）认为产业转移具有城市化关联效应、经济非农化发展效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效应。王飞（2008）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王建峰等（2012）认为产业转移既具有正效应，又具有负效应，其正效应是促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合理布局、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负效应则带来了发展依赖、环境恶化、产业空心化和过度竞争等问题。谢呈阳等（2014）将研究要素资源错配领域的测度方法引入产业转移研究领域，加入空间维度，认为产业发展、转移的速度和要素资源的积累、迁移速度的不一致，会带来不同形态和程度的要素空间的错配，从而导致经济效率损失。马永红等（2015）从产业转移视角出发，建立了“产业转移效应→知识管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框架，分别以产业转移效应为起点，通过关联嵌入路径、适应性竞争路径、员工流动路径及示范学习路径提升企业知识管理能力，从而达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目的。

（五）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张毅（2001）认为必须要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并综合运用象限结构分析模型来选择产业。戴宏伟（2003）认为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城市，同时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地域差别非常明显。王珺（2003）认为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必须要有创新意识，简单地承接和单纯地模仿并不能实现真正的产业转移。张莉琴（2007）认为，西北地区必须要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集群，单纯依靠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很难使西北地区走上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王亚妮（2009）认为河南省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注重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刘方原（2010）认为加速城市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有利于该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许树辉（2015）认为要立足地方优势和特色产业，识别区域性乃至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有价值的产业链环节，并实现在此产业链环节上的区域内外对接融入，借以在欠发达地区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沿海地区由于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大批产业要实施产业转出策略，针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研究比较多，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要素成本存在明显优势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成为转出产业的主要承接区。之后，以中西部地区为视角进行产业转移的研究明显增多。何龙斌（2009）认为我国区际产业转移进程开始加快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向着具有一定产业配套能力的地区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被动转移较多。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差、物流成本高、沿海省内产业转移政策的存在及环境因素制约了产业转移的推进。陈文华等（2010）认为工业园区建设既要借助行政力量进行规划和整合，又要体现产业经济集群发展的内在特性。魏后凯（2003）从企业区位论的角度来理解产业转移，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企业的再区位和区位调整过程。当企业区位决策成为现实后，引起既定空间内一系列变化。企业区位决策包含了两个步骤：一是企业选择适宜的国家或城市，二是在城市内部选择适宜区位。这对承接地如何从区位理论出发，选择产业集中区，打造产业园区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陈宝明（2011）认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大幅度下降，并呈现更加注重东道国消费市场，研发中心与生产转移结合紧密，新兴产业成为新热点以及围绕能源、原材料、技术和科研成果激烈争夺的态势。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应积极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市场战略资源，促进技术转移与生产转移相结合。杨永红（2015）认为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江西承接产业转移进行研究，主要在产业转移理论、成功案例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江西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江西省应如何承接产业转移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的理论分析方面。张孝锋等（2003）分析了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首先把外资企业作为产业转移的主力，其次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突破点主要应该分布在南昌、九江、上饶、鹰潭和赣州，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综合成本。肖润华等（2010）分析了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江西应选择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服装业作为重点承接产业。谢海东等（2010）认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优化政策环境，创新招商机制，完善配套体系。罗瑞荣（2010）认为江西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当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正确处理承接产业转移与江西自身产业体系的关系，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的选择标准，合理制定承接产业转移的优惠政策，保证企业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地位。宋煜（2012）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特征，总结了江西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指出江西既需要着力培育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也需要中央加大对江西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实证分析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最新研究成果，如张孝锋等（2006）从产业分布、企业所有制分布和企业规模分布等方面对转移到江西的33家大型企业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转移到江西的企业以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国有企业为主。经济景气度和人气指数的提升、正在营造的一流投资创业环境、明显的比较优势等是企业转移到江西的主要原因。王满四等（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产业承接地市场规模及潜力、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本情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欠发达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实际利用省外资金的影响，得出结论：对赣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影响的因素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人力资源状况中的普通高等教育状况，再次是市场规模及潜力，最后是产业配套能力。洪饶云等（2012）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得到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采用梯度转移系数分析得出未来江西具有优势竞争的产业，认为江西省应集中力量，重点支持有色冶金、汽车和石化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应以培育新兴产业、先导产业为目标。魏博通等（2012）利用构建的投资转移指数、企业转移指数、就业转移指数对2004～2009年江西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状况做了分析，结果发现，沿海向江西的产业转移不明显，很大程度上仅是部分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但是江西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很显著，这和江西自身的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和产业承接条件较为优越有关。而后，刘文辉（2013）认为产业转移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辐射的重要方式。江西作为我国中部的重要省份，在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既能带动东部地区产业延伸，又能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媒介，其优势主要表现为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低成本优势。江西承接的产业转移来源地较为集中，行业分布较为广泛，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是沿海向江西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力。总体而言，学术界应用计量模型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以及从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江西省承接产业的选择有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 国内外产业转移与产业布局研究现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shall等（1890）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专门工业集中与特定地方的原因。不同地方的需求扩大是产业集中的主要原因，从供给角度出发，空间聚集会引起外部规模经济，进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Brezis等（1991）、Krugman（1991）等指出，马歇尔关于产业区位如何导致产业发展的描述是迄今为止所有描述中最好的一个。Thompson（1966）从“人性化”方面出发，认为一个工业区从开始建立就将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发展历程，就好像一个生命周期，需要经历具备不同特征的阶段，即“区域生命周期论”。日本一桥大学Kojima（1978）将“雁行产业发展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结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阐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是移出国将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转移，虽然这些产业在移出国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承接国可以再次拥有比较优势，帮助承接国利用相对要素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促进移出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英国经济学家Dunning（1988）从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对产业跨国转移进行了研究，用O-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该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特定优势，即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特定优势、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特定优势，而每个特定优势由众多优势组成，并且认为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或产业转移，三种特定优势缺一不可。劳尔·普雷维什（1990）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现象。他从依附角度分析了中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的压力而被迫实行的用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

产业布局理论的基础是西方区位理论，创立于19世纪初，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根据区域地租差异引起土地利用“杜能圈”结构而提出的农业区位论。后来韦伯通过对工业区位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的工业区位论解释了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原因在于企业自身扩张和有效引发同类企业的集聚。20世纪90年代，Krugman等利用地理学的知识对区域产业布局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他们指出，产业聚集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技术外溢三个外在因素，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可移动性是影响产业空间聚集和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较低的运输成本能够产生较强的空间聚集力量，较差的劳动力可移动性能够积攒较强的产业转移力量。Shetty（1985）对美国承接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工资水平、制造业密度和当地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决定因素。Head等（1996）则将集聚效应与产业转移结合，得出了有效的集聚效应是决定产业转移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的结论。Kravis等（1982）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出口程度有着负面的影响，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空间布局。

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也引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国外学者们纷纷对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状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Yingqi（1993）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得出贸易水平、工资水平、R&D人员数目、GDP增长率、政策因素、基础设施改进速度和集聚经济效应是影响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因素。Belderbos等（2002）对1990年至1995年日本电子制造产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区位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集聚经济效应是影响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实证分析，他们还发现不同规模的电子制造业企业的分布影响因素存在差异。Zhang（2005）对中国港台地区产业转移区位分布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分析，认为政策的倾斜、廉价劳动力的丰富储备、外向型经济是吸引港台投资的重要因素。Cassidy等（2006）认为良好的教育水平、良好的内陆水运交通和沿海分布的省份更能够吸引到产业转移。Badri（2007）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分布在23个国家的2125家企业，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佐证了产业转移理论中产业区位选择理论的可靠性。其后，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无论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国内产业转移，产业区位选择理论的可靠性系数高达0.7758～0.9618。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与产业布局的研究虽然时间较短，但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卢根鑫（1997）最早对国际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切入点，认为产业转移是经济活动的一种过程，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就会发生产业转移。李小建（1997）通过对香港在内地的54家公司进行调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是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优惠政策以及文化上的一致性。鲁明泓（1997）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知识筛选出了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他的研究发现：GDP、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优惠政策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市场发育程度、劳动力成本与FDI成负相关关系，进口、出口与FDI的关系比较复杂。魏后凯等（2001）利用因子分析法，对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是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李立新等（2002）通过对FDI来源国进行分类，得出了不同来源国在FDI区位选择上的不同动机。黄肖琦等（2006）在新经济地理学知识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他们把影响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因素划分为3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因素、地区性制度因素和传统比较优势。张彦博等（2010）认为FDI的区位选择不仅受聚集经济的影响，而且受成本因素的影响，成本优势越显著的地区，FDI大规模聚集的可能性也越大。随着FDI的过度聚集，聚集外在性的降低和拥挤外在性不经济性的提高促使FDI企业发生区际转移的可能性随之增加；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区位成本的提高也将减少对FDI的吸引力，促使对成本变化敏感的FDI从其聚集地撤资。李存芳等（2010）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从我国2000～2009年可耗竭资源型企业跨区转移的112个项目中提炼并描述了企业转移区位选择过程中的特征行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分析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转移区位选择行为的过程激励模型，总结出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转移区位选择行为的驱动因素。刘友金等（2011）从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区位优势、技术优势等因素分析空间进入优势，从心理距离、承接区政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物流竞争力等因素分析空间进入壁垒，构建新Hayter模型发现，中部地区应根据实地情况有差别地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张辽（2013）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企业区位的空间再造会引起不同地区劳动力的释放与吸收，然而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从而阻碍了企业（产业）的空间转移，因而需要政府的参与，消除各类客观存在的要素、产品和产业空间流动障碍。王保忠等（2013）认为当前中国区域产业布局存在点状线性特征明显、集约化程度低、开发区布局及发展水平不平衡、产业发展与资源禀赋存在双重错位性等问题，应当通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低碳产业、构建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等措施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及产业布局优化。吴福象等（2014）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对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推演发现，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这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陈莎莉（2015）认为在产业梯度转移背景下，在进行产业布局区位选择时会受到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的差异、产业区位黏性以及行政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成功实施产业梯度转移要承接适宜产业，打破“飞地经济”的局限性，与本地供应链无缝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邬娜等（2015）认为产业布局除了受到传统区位理论、行为区位理论和产业结构与规模的限制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生态承载力的约束，而产业布局的演变同时也影响着生态的承载力，通过调整生态环境可以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束慧等（2015）建立了区域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模型，利用离散随机变量仿真方法预测区域产业迁移项目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在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时，产业的规模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低能耗产业的技术水平是平衡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矛盾的有力手段，且从得到的结果来看，产业的规模化建设在短期内的成效更加显著。周圳祥（2016）从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三个角度分析京津冀批发零售业转移与布局时发现，产业承接地应具备移入产业整体较高的产业聚集度，优化布局的关键在于交通便利、环境先行以及政策到位，同时避免两地恶性竞争。李然等（2016）认为产业转移的同时产业布局也在发生变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心城市功能向外扩散，能够培育更多的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统筹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发展基础，根据辐射互联、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产业转移可以构建区域产业发展总格局。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积极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发展，积极响应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为振兴发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提供理论支撑。通过以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产业转移是一个涉及企业、产业和政府等多主体，涉及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多要素，涉及经济、地理、管理等多领域的极为广泛且复杂的经济现象。国外学者通过对相关古典理论进行延伸，或结合产业转移模式，或结合产业转移载体，或结合不同视角产业转移所具有的形式特征等做了一定的相关研究，其相关研究特别是其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些针对具体国家的研究成果缺乏普遍适用性。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通过借鉴或延伸相关理论，基于区域非均衡理论得出相关的研究成果，缺少与区域内产业转移衔接起来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只研究了单一低梯度地区的承接，而忽视了多个低梯度地区承接中的竞争态势，没有合理的产业布局，使得梯度转移效率损失，缺乏产业选择后的动态布局研究。国内学者对江西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研究，大多数止步于针对特定时期的现象或特定的产业做理论或少量特定产业的实证研究，针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承接沿海产业的布局研究还不多见。

已有国内外文献对FDI与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产业布局、对外直接投资与区位选择、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企业迁移与区位选择等这种双边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对本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而对于区域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布局及这二者的关系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在当前政府出台“精准扶贫”政策，积极推进振兴发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及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势在必行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产业的承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对于地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全面贯彻落实江西省委提出的“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十六字方针，切实增强苏区振兴“造血”功能，打好基础设施攻坚战，进一步强化苏区发展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书将重点考察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及江西省其他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现状和产业布局状况，以及产业转出地政府、企业和产业转入地政府之间的博弈政策，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承接沿海产业的布局与选择提出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尽快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