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石油丰富、财力雄厚却缺乏劳动力的海湾君主国，引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移民体制：为保持人数日益缩减的本地人口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他们采用了一套激进排斥客籍工人的体系，仅给拥有赞助（这就是所谓卡法拉体系）的移民以短期签证，而后者从未被许以永久居留权，也将不会有资格“归化”。

在这一体制下最极端的案例中，本地公民人口缩水到10%。在海湾所有的君主国内，典型情况是居住人口有一半左右来自南亚，最多的来自印度，紧接着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我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居住了四年，担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而作为研究社会不平等、阶级、族群等问题的社会学家，我对客籍工人很感兴趣，并决定就此展开一项研究。里亚兹·哈桑，伊斯兰研究方面杰出的巴基斯坦裔学者，也对此萌生了兴趣，助我完善了研究计划。在他的协助之下，我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以在巴基斯坦帮我们完成田野工作。经里亚兹帮助，我们很快得出结论：在阿联酋做经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系统研究返乡后的工人，鉴于里亚兹的背景，巴基斯坦显然是个绝佳选择。

接下来是对本文的分章节综述。

在第一部分（移民体制：制度化国民与移民/客籍工人关系的多种手段）中，我们通观了不同的移民体制，主要目标是辨别出海湾君主国尤其是阿联酋移民政策中独特乃至史无前例的部分。和里亚兹一起，基于国民和非国民间关系的差异，我们区分了以下四种类型。

（1）组成现代国家（白人殖民地）的外来移民人口驱逐本地人：驱逐本地人体制。

（2）基于生于族群国家疆域内的人口而理解国家，被称为出生地主义；基于文化语言或种族宗教言语来理解国家，被称为血统主义。基于这两种原则运行的国家，时常创设出用“归化”体系吸收移民的包容性机制。入籍的移民常被假定为失去原始国籍。这被称作包容性移民体制。

（3）准许拥有多重国籍（隐含多重归化国籍）乃至多重居留权的跨国移民体制：多重包容体制。

（4）海湾君主国完全由本地人——规定时间前已居住在国境内人员的后裔构成。外来人只被短暂承认，而不被许以任何有关公民身份获取的承诺。可以预见，客籍工人（甚至他们降生于海湾君主国内的子女）在不再被需要时，便将返回母国。我们称之为排斥性移民体制。

在第二部分（借非国民建设国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中，我们从海湾诸国中选取了一个案例——阿联酋。除了卡塔尔，阿联酋是依靠外来临时工建设国家、“本地”人口日益缩减的最极端案例。

海湾沿岸由人口停滞不前的贫穷君主国组成，这些君主国互相长期征战不休，但又向印度、伊朗等邻国开放移民，这些移民数据本身并不显著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石油的发现及最终开采，导致这些国家亟须扩张人口、引入劳动力（不熟练或熟练）。1971年，七个君主国组成了阿联酋。这一新生国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将不同君主国的种群身份认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联合酋长国身份认同，并在大量不说阿拉伯语言的非阿拉伯人大量涌入时保持这一身份认同。这些非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南亚，通常不是穆斯林（而具有印度教、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背景）。起初的十几年间，这些外来人（就像本地人口称呼的那样）明显只是少数。2005年的普查中他们只占据人口的20%多，2011年则只将将超过10%。我们从阿联酋内部寻找可以解释这一移民体制的根源，并描述它如何运作，也探求这一国家建设策略是否可持续。

关于研究问题、数据和方法，分别进行了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我们在2013年春天展开了这一研究，并在这一部分说明该研究的问题、数据和方法。

我们有两项主要的研究问题。

第一，我们比较了预期移民（prospective migrants）和回国移民（return migrants）的身份认同和族群-派系偏见，以探究在族群、宗教、文化多元的阿联酋度过的时光，是否会在回国移民身上构造比预期移民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和更少的族群-派系偏见。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在阿联酋，人们可以观察到起码是表面上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我们想检验该现象是与其余族群-派系团体的接触（因为和他们联系更多）有关，还是有效监管系统与驱逐闹事者的威胁的结果。如果回国移民相比预期移民拥有更为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对其余族群-派系团体态度更容忍，这一结果就可以解读为支持“接触假说”；如果并未发现区别，则阿联酋的族群-派系和平局面就是监管系统与驱逐威胁的结果。结果呈现在第三部分。

第二，我们记录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我们发现，虽然巴基斯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无疑远差于阿联酋本地人或白种移民工人，但大多数挣得还是比在国内时要多，在阿联酋的生活状况也算可以容忍。我们研究发现，返回国内的移民在巴基斯坦社会等级体系中是能够向上移动的，但也面临两重悖论。第一重悖论在于，虽然阿联酋的收入、工作机会优于巴基斯坦，但回国移民对在阿联酋的经历都表达了程度不一的不满。第二重悖论在于，虽然回国移民通常抱怨——多是语调苦涩地——在阿联酋的经历，可一旦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他们仍旧希望去阿联酋。这部分主要的假设（带有深远的政策暗示）是，技术更好的回国移民以及那些更成功并攒够了资金回巴基斯坦做生意的人，将会对阿联酋表达出更多不满也更不愿回去。排他的移民体制在非熟练工身上作用更大，对有资历的、企业家化的移民则相反。阿联酋移民政策变化符合国家从廉价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化的需要，这将是我们结论部分的一个重要主题。第四部分呈现了我们的发现。

数据：我们同时收集了定性和定量数据。田野工作在拉菲克和拉齐亚·贾弗指导下由拉合尔社会科学研究所（ISS）（www.isspk.org）完成。

方法：定性研究、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在每一个有着高迁出率的街区，我们都进行了6～8个工人的焦点小组座谈。我们用了立意抽样方法，以涵括不同的工人。拉菲克和三位高级研究员一共进行了6场座谈。作为补充，我们也做了54个个体深度的面对面访谈。

我们的目的是将样本均匀地分散到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中，最终分别访谈了250位预期移民和260位回国移民。

我们将预期移民定义为那些将首次去阿联酋做工的人，确保有或至少申请了阿联酋工作许可和签证。我们访谈了过去五年内从阿联酋回巴基斯坦定居的回国移民，也访谈了研究进行时仍在阿联酋做工，只是暂时回家探亲的人。在260位回国移民中有53人是所谓“探亲者”。

在研究中，我们试着尽可能接近随机取样，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在城市里，随机寻找预期移民或回国移民是不可能的。有限的研究预算为我们彻底贯彻随机抽样设了限。拉合尔有1550万居民，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对逐户调查和定位回国移民或预期移民来说，也过于庞大。因此，在这三座城市我们只用了滚雪球抽样。抽样经常始于理发店或商店，其所有者或运营者给我们提供一些顾客的姓名，甚至安排与他们访谈。

在斯瓦比（Swabi）和查夸尔（Chakwal）的偏远街区以及阿伯塔巴德和拉瓦尔品第郊区，我们随机选择了有大规模移民的村庄，通过随机数找到第一户，再逐户寻找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达到在该地想要获得的样本量后，我们就停止访谈。

第三部分（移民经历的影响：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比较）探讨了移民经历对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的影响。初步调查发现，回国移民在阿联酋度过的时间多少加强了他们的巴基斯坦（而非族群或部落）身份认同，对于巴基斯坦其他族群或团体变得更为宽容，他们中超过半数对印度人也表达了相比去阿联酋工作前更高的宽容度。

然而，当我们测量受访者的身份认同和对不同族群-派系团体的态度时，基本没在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间发现不同。我们试着估测在阿联酋度过的时日是否真正减少了族群-派系偏见。我们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数据分析，以检验我们的初步发现（也就是假设回国移民有更少的偏见，但实际的偏见水平和预期移民相似）是否可以归因于“选择偏差”。预期移民不仅更年轻，也更多单身（1/3已婚，而回国移民中2/3已婚），这并不是反直觉的发现。预期移民教育水平更高，且不论从出生地还是居住地来说，相比回国移民均更接近城市。考虑到他们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城市化的背景，预设他们会更为宽容，身份认同也更为包容，故而在强调更包容的身份认同和对“他者”增长的宽容度时，回国移民会给出更精确的回答，因为在移居之前，相比现在，他们或许拥有更为特殊化的身份认同和对他人更低的宽容度。我们的结果因此很可能给“接触假说”提供限定性支持：与他者的相遇易于减少偏见。这确实只是限定性支持，因为我们直接向回国移民提问，是不是害怕被驱逐出境的恐惧导致族群-派系冲突的降低时，有90%的人给出了肯定回答。

第四部分（巴基斯坦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他们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讨论了客籍工人在阿联酋的境遇与回巴基斯坦后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有工作机会时返回阿联酋的渴望。这一部分的主要发现是：回国移民对阿联酋有很多抱怨，然而一半人都愿意回去。这一部分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不太愉快的经历后回国移民们仍愿意去往阿联酋？两种可能的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迁徙的决定由个体做出，目标是最大化终身所得。回国移民是失败者，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些在阿联酋有高收入预期的回国移民就会立即回去。移民寄回家的金钱则直接减少了移民回报，且削弱了迁移动机。关于劳工迁徙的新经济学则认为，迁徙决定由家庭做出，主要目标是汇款最大化，拥有更高的收入只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迁徙决定不仅仅或不首先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激励，移民工人希望供养家庭、提供针对意外状况的保险、积攒在国内提高声望和维持家庭长期生计的资本。收入更高的移民工人会更早达成目标，然后回家，并且愿意待在家里。

第五部分（理论结论与政策结论）做总结。本文理论上的主要结论是：在类似阿联酋的排外（或驱逐性）体制中，驱逐出境是限制族群或派系宽容的主要机制，但即使是在这种体制下，多族群、多宗教社会的经历也会提高族群或派系宽容度并促进包容。

另外，排外性移民体制可能会减少对具有高技能和更大创业天分的潜在移民的吸引力。当拥有归化机制的地区，如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吸引资历、创新性、创业能力更胜一筹的人才时，海湾君主国吸引的是半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最多就是小企业家、小资产阶级。为了吸引技术更好的专业人士，后者需要提供远高于欧洲或北美的补偿金。临时移民缓解了海湾地区的人才流失，虽然工人薪资待遇相当差，但提供了相对高水平的汇款。包容性移民体制（提供归化的可能性）带来了人才流失的风险，但鉴于高资历工人工资更高，它保证了高额侨汇，如果实施合适的政策，在日益迅速国际化的社会里，也能成为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投资的来源。

我们的研究对巴基斯坦、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都有政策上的启示，对困于难民危机的发达国家，也能提供一些洞见。极右翼倾向于恐吓大众，称难民永远无法被“整合”。本文展示了难民整合进新社会的坚定信念和能力，只要这些环境欢迎移民。

巴基斯坦对双重国籍的拒绝阻止了熟练劳动人口的回流，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妨害了侨汇，也降低了流散侨民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意愿。

接受双重国籍、提供不同奖励措施（如税收奖励）以鼓励移民投资和退休后回国，符合巴基斯坦的利益。

海湾君主国的排斥性移民体制很难持久。这些国家需要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高科技经济）转型，后者需要更少体力劳动者和更多高度熟练、专业的工人。劳动力族群化政策是失败的：本地人口尚不能承担私营部门里高度技能化的职位。本地人口在比例上正在缩减，数量增长也将不可避免地放缓直至停滞，此时相对富裕的人口会经历人口转型。从排斥性（驱逐）体制向包容性（归化）体制的转变必将发生。这也受到另一因素的刺激：劳动力（非熟练或熟练工）的主要来源都在南亚。考虑到南亚的经济增长，如不为熟练劳动力提供永久居留权和公民权，海湾国家将会在竞争中面临日益增加的困难。最重要的政策启示——也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最难以容忍的，是海湾君主国转向包容性移民政策后，会不再具有阿拉伯特征。考虑到非穆斯林印度裔人口的规模，人口中的大多数甚至不会再是穆斯林。海湾地区是南亚天然的延伸，因此海湾君主国可能变成阿拉伯少数、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及其他宗教）势均力敌的族群和文化多元状态。

最重要的是，对于全球——尤其是对发达的“西方”，维持族群上同质的社会，将穆斯林和“有色人种”隔离在右翼试图建造的高墙之外，是个不现实的噩梦。考虑到欧盟的现状、北美的低增长、东亚的接近停滞所能够预估的人口下降以及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快速增长、非洲的人口爆炸，所谓“高墙”不可能抑制如今白种人的世界里非白种人增长的趋势。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高迁移率，已经在增多的跨族群婚姻很可能继续增长，因此“跨种族”的（准确地说是“跨族群”的）人口会迅速上升。可以想象，在22世纪的某天，整个地球都居住着同一个“种族”——智人（homo sapience），族群-派系区分都已消失。有人或许不喜欢这一前景，但不得不面对未来这一人口学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