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领导权力与权力运用

一般来说，领导干部开展领导活动的过程便是运用权力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权力运用。权力运用得好，各项工作就会取得预期的效益；反之，权力运用陷入误区，各项工作便不可能顺利或有效地进行，甚至可能付出巨大成本。

在实践中，用人权、财务权、决策权、事项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正确运用和发挥是主要关注点，这也是本章所要阐述的核心点。

权力应受到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

一、把好用人权，严守财务权

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是领导活动开展中最重要的两项资源，没有这两项资源一切工作都无力开展。如果用人权和财务权行使得当，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便会有最稳固的根基；反之，各项工作的开展会犹如失去筋骨而涣散无序。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风清气正的用人和育人政治生态是抵挡“小圈子”和“潜规则”最好的法宝。属于公家的钱财犹如作战中的军备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开展各项工作所必需的经费保障，但公家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非私人财物，这是理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常识区分。

（一）把好用人权，谨防权力“苏丹化”

所谓权力“苏丹化”，非常类似于古代“苏丹王”的统治，特征是裙带关系网络化，领导干部任用不是根据正常的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领导干部之间形成了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那么，领导干部如何避免权力“苏丹化”呢？

第一，不拉“山头”，不搞“帮派”。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深入，我们发现，每一个“大老虎”背后都有一个“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才有了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塌方式腐败”。也就是，以人画线、以地域画线、以单位画线，不看德才看亲疏，不凭实干凭关系；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收买人心，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人身依附，不忠诚组织而忠诚个人，不相信组织而相信关系等。

领导干部一般都掌握着权力，而这些权力应当是用来服务民众的。如果让权力与“小圈子”发生某种不正当的联系，那么，“小圈子”便有可能危害到权力的正常运行，甚至使权力发生异化。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比自己更有权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贵人”，想方设法铺设自己的“登天梯”，构筑自己的“升官网”。为了精心编织网络，对圈外的人，则视为异己，竭力排斥；对圈内人包庇纵容、打埋伏、互相保护，抱团“过冬”。关于小圈子的危害，邓小平同志曾有过一段深刻的阐述：“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拉帮结派的行为，以匪气、霸气、江湖义气代替了党纪国法、规章制度。“山头”与“帮派”的存在，污染了领导干部队伍，对党和国家带来了恶劣影响。由此，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这种“山头主义”，避免任人唯亲。

破除“小圈子”，要靠领导干部严以用权，严在用人。坚持以制度用人，严格坚持选人选才的程序和标准，严格控制个人的好恶和影响，不以自己的眼光评判人，不按自己的交情选拔人。领导干部在用人权方面应规避“小圈子”，可以借鉴历史上赵匡胤和孙权在选人用人上的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是否把忠于职守作为衡量官吏优劣的重要尺度。唐宋之交有个叫李九龄的人，对“人才难得”有深刻感受。他在《读三国志》一诗中说：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能始终信守“人才难得”的理念，且在实践中不分亲疏远近，坚持用人原则、一视同仁，有眼力、没私心，实属不易。

第二，育贤任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商鞅听了赵良的话，感慨地说：“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意思是，美词巧言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逆耳忠言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不久，赐宴群臣，席间，提出“我与对手楚王项羽相比，不及他，然则项羽却得不到天下，天下落到我的手中，这是什么原因？”大臣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陛下攻城略地，把所得的城与地都分赏给了有功之臣，利害与部下一致。相反，项羽虽勇猛过人，但他不把得到的胜利品分赏部下，这是二者得失的分野。”高祖听后一笑：“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平定国家，安抚人民，做好万全准备，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此三人我无不佩服，他们是天下的人杰，但我能合理地重用，这便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唯一的能臣范增却不被重用，这便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63]高祖刘邦的这番独白道出了他成就伟业的真谛。其留给后人的启示亦是深远无穷的。要成就伟业，就要重视人才，善于运用人才。

中国历史上不乏知人善用的故事。吕蒙正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贤才兼备的宰相，他为人宽厚仁德，对上敢于直言进谏，对下和善清廉正直，十分受到皇上的赏识与重用，度量宽大，此外他还独具一双识人慧眼，能够知人善用。有一天，宋太宗与吕蒙正商议派谁出访辽国，吕蒙正向皇帝推举了一名姓陈的大臣，皇上认为此人不合适，就没有同意。次日，皇上又以此事问他，吕蒙正还是推荐了昨天那位陈姓官员，皇上依旧否决了。第三次，当皇上又问起此事时，吕蒙正再次提议此人，气得皇上大拍桌子，十分生气，问他：“卿为何如此固执？”吕蒙正回答说：“陛下，不是臣固执，而是您未能查明谅解啊。这个人可以出任辽国，别的人都不如他。为臣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顺着您的意思去发表意见，这样只会耽误国政。”吕蒙正的话气得其他大臣都敢怒不敢言，反而使皇上深受感触，自愧不如。吕蒙正有一位客人叫作富言，有一天他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十几岁了，能否让他进书院呢？”吕蒙正应允之后见了他的儿子，十分震惊地表示：“你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功成名就的，他的官职能做到我的位置，他的功绩定能远远超过我！”吕蒙正令他与自己的儿子做同学，十分厚待他。果然那个人就是富弼，长大以后成了宰相。此外吕蒙正还多次推荐常说他坏话的老同学，可见他心胸开阔，唯才是用，且独具识人的眼光。[64]

荀子把能否尚贤使能作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国家之广大，事务之繁多，并非君主一人之力所能尽理，所以必须“使人为之”，选拔各类官吏处理各项国家政务。但是，人有贤愚、能拙，办事效果不同。他说：“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殷纣王用飞廉、恶来父子为政，“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所以他说：人主“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而使能”。他反复强调“隆礼尊贤而王”，“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

任用贤能的人为政、治国，百举不失，政平民安，天下和乐，大治易成。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懂事业、有才能的人当政，就很难使这个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由此，握有人事权的领导干部要慧眼识才，选拔贤人能人。

至于如何选用贤能，荀子认为应当选用德才并茂的贤者，“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并主张德才面前人人平等，要“贤能不待次而举”，“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仪，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反对贤者求全责备，提出：“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有所止矣。”并要求对贤者“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受其器，任其用”。他还认为，既要用贤，就必须贬抑不肖，“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既要任贤，就必须放手用贤，而不能“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

此外，领导干部在实际运用权力过程中，还要警惕那些善于运用潜规则的人。

其一，谨防身边明哲保身之人。明哲保身，不言人过，作为一种潜规则，意为“要隐去真身”，也就是为了不让领导疑心，要把自己的才华、本事和真正心事深藏起来。

当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势如破竹地横扫太平天国军队，为保住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在政治生态不良的古代，功高震主会引来杀身之祸，慈禧太后对曾国藩的疑心明显。为此，曾国藩将真心隐去，除却锋芒，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

为了证明自己胸无大志，没有野心，对朝廷忠心无二，真正让慈禧打消疑虑，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开始写家书，用一封接一封的家书告诉家里人，怎么样种花养鸟，怎么样梳头洗脚，怎么样煮饭熬粥，全是些鸡毛蒜皮过生活、保身体、混日子的小事琐事。

慈禧一看，原来曾国藩就这么一副德行，心病解除了，曾国藩的日子太平了。所以，有人说曾国藩的家书不是写给天下人看的，而是专为慈禧一人所写。[65]

曾国藩的选择具有一定客观时空性，而在良好政治生态环境的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或者创造再往上升的条件，对上对下也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确有一时收获，但却暴露出人格的低劣。领导干部身边会有一些自己比较投合信赖的亲近人，以及器重关心自己的领导。对于亲近的人不能明哲保身，这是一种君子之交的哲学思维。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有品位的领导干部，要做坦坦荡荡的君子。

其二，要谨防不言过失的“老好人”。中国古代专门向皇帝进诤言的大臣称为谏官，因为很少能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这个官不好当，也很少有人愿意当，当不好会丢官掉脑袋。《说苑·臣术》记载了晏子逐高缭的故事：高缭仕于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子曰：“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高缭在晏子属下做官，晏子将其辞退了。他人询问缘由时，晏子说：“高缭在我身边干了三年，从未纠正过我的错误，所以要辞退他。”

在晏子看来，敢言人过，是一种清正廉洁、无私无畏的品德，而不言人过，那是过错。领导干部也不是完人，不会没有一点过失，如果身边没有能够指出、说破这种过失的部下，那么则是一种权力危险信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身边有两个秘书，做决策或遇到重大事情时，陈毅都想听听秘书的意见和想法，可他们总是完全赞同。起初，陈毅并未太在意，可是，长此以往，陈毅感觉到了听不到不同意见的危险性，便将这两位秘书调离了岗位。

凡事都得讲辩证法，恐怕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是不会说、不想说，还是不敢说？这几种因素也许同时存在。不过，领导干部从中应明白这样的道理：只有上下级之间成为朋友，才会有真正的沟通，才能实心相见，才能推心置腹讲心里话，才能没有顾忌地提批评意见。每个领导班子、领导集团都会自然形成一个政治生态，这个生态是清明还是混浊，是开放还是闭塞，不仅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同时还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其三，谨防溜须拍马之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告诫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近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君子追求的是理想事业，会把国家和人民放在首位；而小人追求的是权力实惠，一定是把个人和小团体放在首位。凡是有权力、有实惠的地方，小人一定趋之若鹜。近君子、远小人，这是历朝历代官场的训诫，是大大小小做官的人常挂嘴边的话。官场既是卧虎藏龙的地方，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有君子，也会有小人。真正想有所作为而又把做官的路走得平稳的领导干部，千万不能把权力交给那些善于拍马的人。

春秋时的鲁国有个叫宓子贱的人，他要到单父这个地方去做官，临行前专门到德高望重的打鱼老人阳昼家去请教。阳昼说，我从小贫寒，没念过书，也不懂治国安民之术，只有点钓鱼的经验送给你，兴许能用得上。江河湖海中鱼的种类非常多，习性各不相同。有一种鱼非常贪婪，碰到金丝鱼饵就咬，争相吞食，这是阳桥。非常容易上钩，但肉薄而味淡，人们都不怎么喜欢它。还有一种鱼，当你放下钓饵，它并不猛扑过去，不争不抢，需要看个清楚明白，这种鱼叫鲂，肉嫩味道鲜美，但这种鱼总是游居于深水之中，要钓到它很不容易。听了阳昼一番话，宓子贱有所感悟，拱手对老人说：很好！宓子贱来到单父不长时间，就聚集起一批各类人才。他常对部下和同僚说，你们要辨别清楚，挤破脑袋讨好我们的人是阳桥，这些帮我们做事的人才是鲂。[66]

通过以上故事，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一个正直的领导干部，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画出一条防范糖衣炮弹的防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把小人从社会中、官场上清除干净，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所说的：“真正的光明不会是永无黑暗的时刻，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手中握有人事权的领导干部，当你的下级图谋不轨，讨好卖乖地送来好处时，你一定要从事情的另一面看到对方的企图和德行，从而使自己在选人用人时，坚持唯德唯贤的原则，不以私利私情，妄用不贤不德之人。

（二）严守财物权，防止权力“扑满化”

扑满是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现在的储蓄罐。由于两千多年时间通行的是方孔圆钱，先民们为储存之便，在陶罐顶端开出一条能放进铜钱的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入其中。装钱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装满后，将其敲碎而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当今一些滥用权力的贪官全身上下犹如一只“扑满”，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只进不出，最后全身都装满了利益的“铜钱”，只有等到“粉身碎骨”了，那些“进去”的钱才会“吐”出。

所谓权力“扑满化”，便是形容贪官，在权力运用过程中，就像一只“扑满”。那是多可怕、多丑陋的形象！那么，如何避免权力“扑满化”呢？领导干部应严以用权，严在花钱，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坚持做到不挥霍不浪费，不公款私用、不公款私谋。

第一，“吹得口哨，进入太空”。有个科学知识是：宇航员“进得了太空，吹不响口哨”，因为身穿笨重太空服，吹口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太空漫步可以做到，吹口哨却做不到，这就是环境决定现实。与此情形类似，国家每年的财物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各级政府和部门下拨的环节也不少。在分配的链条里，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干部可能出现层层盘剥的现象。特别是对党和国家强农惠农补贴资金、低保供养金、救灾分配的财物，一些人也打起歪主意，从中贪污挪用，造成恶劣影响。这种“雁过拔毛”现象，曾一度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社会民生和社会稳定。

领导干部掌握着财务权，则要“吹得口哨，进入太空”。也就是，切记莫钻财政分配大权的“空”。然而，很多领导干部自以为高明，钻了人们不容易觉察的空子，最后受到法律制裁。

肖晓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云南省财政厅工作。2004年初，肖晓鹏带着陈锐萍到西双版纳出差。其间，他看中了该州财政局一块6亩的闲置土地，即产生在这块地上建自己房子的念头。可是，这块地是该州国资公司的，要地必须有一个项目。肖晓鹏想了一个办法，用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购买那块土地建私房。由此，通过采取虚构支付购苗款及劳务费、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国家项目扶持资金277万元。[67]

肖晓鹏管财26年，财政法纪不可谓不知，内部的国家资金分配不仅知情，而且经手，他使出的鲜为人知的敛财“绝招”，属知法犯法。这里，他还有两个“认识误区”是导致犯罪的，一是“吃国家的无民愤”，认为侵占个人的财产会惹怒当事人，侵占国家的资金人们既不容易知道也不会激起愤恨。其实，肖晓鹏这一念头大错特错，这财政资金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人们一旦知道，绝不会饶恕，国法不容。二是“再升不了官就捞点钱”，想在退休之前捞一把。这种思想较为普遍。实际上，肖晓鹏官至正厅，官位不可谓小，但他还嫌不够。这种政治欲望达不到目的时会转化为经济欲望，然而，升官无望绝对不是腐败的理由。肖晓鹏从一般干部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应该是不容易的，本应倍加珍惜，保持晚节，但他在快退的时候转向敛财，这就必然危害自己的政治声誉。肖晓鹏的行为应当为领导干部所警戒。

那么，领导干部如何规避以上情况，用好手中的财务权呢？可以从这样一个历史传说领会到一些精神实质。

唐开元年间，四川乐山地区，常降暴雨，江河泛滥，田园毁没，饿殍遍地。为了求助神灵来降伏灾魔，一位名叫海通的和尚，立志在岷江一侧的悬崖峭壁上雕塑一尊巨型坐佛。海通和尚不仅自己节衣缩食，而且四处化缘，终于筹集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银细软，就要择日开工。此时，当地一个官吏把海通和尚传到衙门。这个权贵称霸一方，是十足的贪官，平日惯于搜刮民脂民膏。当他得知海通和尚化缘归来，便起了歹心，威胁敲诈，还限期交款。海通和尚对此愤怒无比，数日之后，限期已到，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自目可剜，佛财难得”条幅，并将自己的双眼剜出，让人陪同一起送到官府。那个贪官见了条幅和盘中两只瞪大怒目的眼珠，惊恐万分，随即弃官而逃。经过海通和尚等人的努力，高71米的大佛终于修成。乐山一带从此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人们为了纪念海通和尚的功德，特地在大佛边上塑了他的像。这尊塑像两眼虽无珠，却炯炯有神，正气凛然，至今令人敬仰。海通剜目已成为历史，然而他立志为民造福、清廉刚正，珍惜“公款”胜于珍惜自己双眼的高尚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68]

第二，心中无鬼，不惧公示。政府开支公开、领导干部财产公开，是世界通行做法。那么，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与财产，为何也要申报与公开？这是因为领导干部是运用权力之人、执行公务之员。有大量的公共财物经领导干部之手而使用，不能出现“雁过拔毛”。只有被领导，没有被监管；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百姓公开——这是许多腐败产生的根源。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是我国防腐反腐的重要举措，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三地都属于试点，湖南湘乡是第四站。

四川省自庙乡，曾一度在网上被传得沸沸扬扬。这是因为这个地处四川巴中的偏远乡镇自从将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裸账”之后，便成了中国“全裸第一乡镇”。他们之“裸”，当时就遭受各种质疑与非难。在非正常开支依然很多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家丑外扬”。但无论如何，自庙乡把用钱的情况开诚布公了。2010年6月6日《新京报》报道说，目前一份公开的证明显示，以简朴生活和贴近民众著称的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名下全部财产只有一辆1987年产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百姓并没有要求领导干部都像乌拉圭总统穆希卡那样“无财一身轻”，只是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对不义之财伸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明代仁宗洪熙初年的清官吴讷，被朝廷授为巡察御史，奉命巡察贵州等地，巡察期间“平安无事”。但是，吴讷返回京都的船到达三峡入口处时，地方官派人追了上来，送上一个红色包裹，里面是百两黄金。吴讷看后，取来笔墨，挥笔在黄金封包上面写了一首诗：“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它沉在碧波间。”这便是“题贿金”的典故。

第三，为官和发财，不可兼得。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大门口挂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对联本身透出的是表现时代特点的浩然正气，而国民党当政治国者、拥兵者身上透出的则是彻底的腐朽之气。他们监守自盗，罔顾百姓，浮华伪装，国家内外交困，军队溃不成军，政毁于腐，兵败于奢，半壁江山落入日寇铁蹄之下。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北大青年学子交流时，便告诫学子们，“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为官”与“发财”，在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中具有不兼容性，清正廉明、两袖清风历来是为官者的准则。

我们所熟知的宋代著名大臣、历史上著名清官之一的包拯，不仅刚正不阿，而且从不收受一分一毫贿赂。他在广东端州任地方官期满回京复命时，当地人送给他一方端砚。他对送端砚的人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人们奔走相告，包拯赢得了一代清官的美誉而千载传诵。[69]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其父亲在去世前告诫他，‘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从军后，吉鸿昌时刻牢记父亲这一教诲。当上将军后，吉鸿昌将父亲的遗言浓缩成‘做官不许发财’六个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70]。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如同上述故事中的人物一样。例如，被视为“江西第一贪”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从有权力开始就大肆“捞钱”。案发后，吴志明在《悔过书》中写道：“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当官发财、大富大贵”，“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这就是典型的“趋利”型。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曾有消息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部分家长“读北大不为8000元工资为当省部级官员”的言论令人痛心。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还配发“人民微评”：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时告诫，“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百载以降，官本位思维仍有市场，岂不愧对北大老校长？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求学于此当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如果汲汲于发财当官，岂非本末倒置？的确如此，蔡元培的《就任北大校长之演说》上写道：“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71]

领导干部应将“避害”放在首位，首先想到滥用权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样，便不会轻易“伸手”。再例如，收受千万干股的财政局长董黎明，在任合肥新站开发试验区财政局长期间，除了兼任新站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负责人外，还同时兼任五家国有企业的“一把手”。他并非有超凡的才能，而是他那诱人的管理财政的权力，以合股开公司的形式拿干股，是一种隐蔽的受贿行为。

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这干股，实际是关系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了人家的干股，必然为这个企业办事。董黎明的行为应当为领导干部所戒。[72]

大自然中的丛林法则，能体现出动物“趋吉避凶”的智慧。非洲大草原上处于生物链顶端的狮子，从不攻击成年大象。因为大象的力量绝非狮子力所能及。人有“趋利避害”的思维意识，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领导干部在“趋利”与“避害”二者中如何取舍，很有学问。那些将“趋利”放在首位的领导干部，往往会不见其害，或是将害处忽略，见到利益就会“伸手”。

第四，规避逃票，获得赞誉。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了一个“逃票乘车理论”，关乎集体行动逻辑。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说：集团的利益属于所有人，集团越大，成员的心理就越会趋于坐享其成，即不支付公共品总成本中应分担的份额，而去分享公共品带来的收益。这仿佛是诸多人挤公交车，只要人很多而监督不到位，就有人萌生逃票乘车的念头——反正公共汽车姓“共”，我就免费乘一把。在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那里，这可幻化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如果这是一辆由权力驾驶的公共汽车，其中乘坐的都是权力中人，是否买票是权力中人自己所决定的，并没有车下的他人来监督，那么，“逃票乘车”必然会广泛化。

按照一般逻辑推算，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是，奥尔森在研究中发现：由于集体行动具有成本共性，所有集体成员都可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这时就容易出现“逃票乘车”。奥尔森认为，由于很多人都有不愿意付费、只愿意享用的“逃票乘车”心理，所以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支配供给。

如果我们将“公共权力”看成是“公共物品”。如果这些权力被一部分人“个私”化掌握，那么，他们就会趋向于专享这些公共物品。换言之，这就是“以私谋权”和“以权谋私”。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本来应该公共支配的公共权力，悄然渐变成个人支配的公共权力，就难免要出问题了。在这一辆由公权力驾驭的公共汽车上，有着逃票搭便车乘坐心理的乘客，都会不声不响——没有一个逃票者会大声嚷嚷“我没买票”，他们都把自己的行为隐藏起来，期待悄悄抵达目的地，最后安全软着陆。通常他们都会把自己看成是“隐身人”，尽管相互间“你知我知”，但都心照不宣，对外还西装革履显得一本正经。

“隐身人”是个有意思的隐喻。明朝赵南星的《笑赞》中，有个“隐身草”的故事。某甲遇见一位高人，那人给了他一棵草，说这草名叫“隐身草”，只要手拿此草，旁人就看不见自己了。某甲就手持这棵草，到市场上抓起别人的钱就走，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钱主抓住他挥拳就打，某甲竟然说：“任你打吧，反正你看不见我！”[73]这当然是个笑话，但那些“逃票者”，难道不都是认为自己是别人看不见的“隐身人”吗？

权力能腐蚀人，但也能警醒人。领导干部，经常跟权钱打交道，要明白权力和金钱的巨大腐蚀性，不要像一些落马的领导干部那样，成为“隐身人”，在东窗事发时悲叹“我真糊涂，是权害了我”。怎样才能做到不被金钱腐蚀纯洁的灵魂呢？答案是练就抵御腐蚀的精神盾牌。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金工车间主任时，一个月只有22斤粮食，而普通工人一个月有59斤粮食。有个工人看到焦裕禄家人口多，粮食少，想给焦家一点粮票，焦裕禄从来都是拒绝。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这就是精神盾牌过硬。

二、节制决策权，把牢事项权

有了资源，就有了办事的底气。但事情该如何办成和办好？方向和途径的决策至关重要。犹如人们在一个交叉路口出发，确定往哪个方向去和走哪一条道，不仅预定了我们前行所要通往的终点，也预示了途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决策关系到办事的成效和成本。决策很难，需要掌握科学方法和处理不同关系。在领导活动中，重大事项的审批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权力一旦滥用甚至变成类似一种盘根错节的“互花米草”植物，则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且难以清除。

（一）节制决策权，避免“拍脑袋”行为

所谓决策权，就是谋划和确定领导活动主要方向和关键路径的权力。领导干部手中的决策权是为了有效决策，从而更好地服务人民。决策权如果不受节制，就会导致拍脑袋决策，甚至拍屁股决策。那么，大抵就是权力的轻率使用，从而带来巨大甚至难以挽回的损失。然而，的确存在一些领导干部长时间脱离群众，制定政策时习惯“拍脑袋”。每一次不合理的决策都是一道裂痕，影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即便有事后补救，造成的损失或不便却留在人民心中，对政府和领导干部形象损害是致命的。那么，领导干部如何善用决策权呢？

第一，遵循决策“三结合”基本原则。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应坚持“三个结合”。

一是应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结合。领导决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要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结合，重点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遵循“先策后决”的决策程序，坚持先调查研究后决策，先让专家和群众出主意，再由领导干部出来选主意，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遵循“多策少决”的决策原则，坚持发扬民主，让更多的专家和群众参与。同时，减少决策的次数和做决策的人数；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分析、研究得越透彻，决策就越有针对性。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调查研究时，曾列举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分析说：前两次因为没有做好正确的调查研究，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所以打了败仗。后来，派人深入到祝家庄做了正确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熟悉了地形，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部署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终于打了胜仗，攻下了祝家庄。“三打祝家庄”启示领导干部应将决策方案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二是坚持依法决策和法治引领的结合。领导干部决策的整个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切实做到决策主体要依法、决策内容要依法、决策程序要依法、决策实施要依法。同时，通过不断完善方方面面的法律、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好地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三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结合。顶层设计强调发挥中央和上级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着眼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统筹和优化基层探索、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基层探索是顶层设计的基础和动力，是一个开拓创新的过程，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寻求在微观层面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和方法。领导决策的目的和目标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领导决策的途径和对策则更多属于基层探索的领域。领导决策时要坚持做到超越目标、目的优先，超越效率、效果优先，超越成本、价值优先。

第二，把握“三结合”，努力提升决策力。调查研究是领导有效合理使用决策权，提升决策力的基本功。领导干部做好调查研究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既善于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同时调查方法又要与时俱进；二要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把群众所思所盼反映到决策目标中，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实际问题的有效对策；三要避免“被调研”现象，力求准确、全面、透彻地了解情况；四要使调研制度化，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

领导干部如何把握好“三结合”呢？这还需要具备战略思维与战术思维。战略是管方向、定目标，着眼于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战术是管方法、定途径，重视在实现战略和目标的过程中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同时具备战略和战术两种思维能力，才能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把战略上的顶层设计和战术上的基层探索结合起来。领导干部还需要有效运用内脑思维与外脑思维。领导干部自己的头脑即内脑，包括左脑和右脑，左脑优势在于逻辑和理性思维，右脑优势在于感性和直觉思维，在决策时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要互补起来。

那么，在坚持以上“三结合”原则基础上，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如何真正用好决策权呢？习近平总书记为用好决策权做出了示范。1988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闽东经济总量在全省排行老末，发展条件也不好，交通闭塞，成了“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对于新上任的书记，大家充满期待。一些干部群众希望，他能凭借自身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在经济特区及中共机关任职的经历资历，新官上任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宁德落后面貌。习近平却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深入全区9个县以及毗邻的浙南，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初步确立了闽东的发展思路。[74]习近平提出，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1988年9月，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习近平写下来宁德工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此后，经过调研和思考，他先后撰写了《提倡经济大合唱》《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进一步厘清了闽东经济发展思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又凝聚人心，振奋了士气，使闽东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表示。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75]领导干部作决策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这样才能取得主动权。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什么时候我们尊重客观规律谋实招，事业就顺利，就成功；什么时候我们做出的决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事业就受挫折，就失败。要想干成事，首先要有一个好主意、好决策；而决定主意、决策好坏的标准不是主观愿望，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客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谋实招；只有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才能谋实招；只有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才能谋实招；只有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才能谋实招。

第三，处理好各种关系，提升领导决断力。用好决策权不仅是领导干部一种能力和素质的体现，也是对决策价值目标的正确的把握和对各种相关利益的平衡。要做好此项工作，应处理好几个普遍存在的关系：

一是决断勇气与决策风险的关系。领导干部决断时往往要面临众多风险，其中来自组织内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组织成员的意见和态度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具有果敢的决断能力，能够目标明确，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其二，重大决断往往会涉及领导干部个人的荣辱进退，倘若决断失误，个人或许就此断送仕途，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二是决断标准与决策目标的关系。决断的重点是把握核心标准。决断过程也是方案选优过程，在制定方案的基础上，领导干部最终要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估、抉择，确立选优标准的重点就是要考虑方案是否能保证决策目标的实现，是否符合方案的评选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的决策，决断者要有不同的思考方法。对于不确定型、风险型决策，领导干部要根据风险与效益的关系做具体的选择，同时做好应变对策措施，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强化对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控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适时地调整决策方案，确保主要目标的实现。

三是决断者与专家“智囊”的关系。随着决策技术和智囊技术的发展，专家智囊及其组织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日显突出。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拟订方案的工作主要是由专家智囊系统运用各种决策技术和方法来完成，以此来实现决策的职能分工和“谋”“断”的分离，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在方案逐步成熟后的最后选择阶段，决断者要摆正同专家的关系，既要大胆让专家参与决策，尊重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的讨论，集思广益，同时又要有自己的主见、标准和思想。依靠专家不等于依赖专家，更不能由专家来代替领导干部决断。不依靠专家的领导干部，不是一个远见卓识的领导干部；为专家所左右的领导干部，也不是一个称职合格的领导干部。

四是决断中少数意见与多数意见的关系。决断过程中，决断者时常会面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是集体决策的重要组织原则，但这不是说可以简单地否定少数人的意见。尤其在主流意见大多一致的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少数人不同的观点，鼓励其“唱反调”。集体决策由于大多数是群体的行为过程，往往也容易产生“逃票乘车”的不负责任的决策行为。所以，“重视和提倡决策论证中的不同的声音，倡导‘一个声音、一种观点、一个方案决不决策’的理性决策模式，就是要避免决策论证中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思想，使每个决策参与者，充分发表意见，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好权力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去揣摩主要领导干部的心理和权威的观点”[76]。

五是决断者个性与决策方法的关系。决断过程中，领导干部个人的经历、气质、能力、修养和价值观等对方案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即使给他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方案，不同的领导干部做出的选择仍然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尤其对不确定型决策，这时候领导干部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他们往往基于自己的主观需要和动机，确定不同的方案选择标准。

六是决断的“时”与“机”的关系。“关键在抓住决断的时机，把握决断的契机。时机讲的是对时间把握，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77]。许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常常只有一次，而且稍纵即逝。时机不成熟，则不能断，时机成熟，则要当机立断。

（二）把牢事项权，警惕权力“互花米草”

事项一般指重大事项，事项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力。为了便于区分，此处将事项权限定为执行和监督环节之前的有关重大事项审议和审批的权力。

互花米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起源于美洲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喜欢生长于沿海，繁殖力极强，单株一年内可繁殖几十甚至上百株。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开始是用它来保滩护堤的，因为它秸秆密集粗壮、地下根茎发达。但由于它繁殖力超强，密集生长、大规模扩张，在东南沿海许多地方已经失控，变成了难以遏制的害草：它不仅破坏近海生物栖息环境，威胁本土海岸生态系统，致使大片红树林消失，而且影响海水交换能力，导致水质下降，甚至还堵塞航道，影响船只出港。

所谓权力“互花米草”化，便是指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权力一旦变成了互花米草，难以管制、难以约束。试想，那是多么可怕的情形！权力滥用如同互花米草深深扎根地下、盘根错节，几乎难以清除。如何避免权力的互花米草呢？这便需要每位领导干部严以用权，严在把牢事项权，始终坚守为官底线，不受诱惑和贪欲所扰，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权力看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摆正身位，规范用权，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坚持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尽心竭力为人民谋福祉。

第一，用权不贪图私利，避免权力失去信任。五代时，后唐的皇帝李存勖以救国救民号召百姓，招募将士，先后灭了后梁等国，势力达到了顶点。

天下略为安定后，李存勖开始贪图享乐，他对大臣们说：“我军征战多年，今日有成，应该休息罢兵，享受太平生活。”

李存勖从此不理朝政，天天忙着看戏玩乐，一些忠直的大臣也被他疏远了。

皇后刘玉娘特别爱财，她把国库窃为己有，积攒了堆积如山的财宝。她任用自己的亲信做捞钱的肥差，四处暴敛，到处横征，百姓怨声载道。

忠心的大臣把刘玉娘的行为报告给了李存勖，李存勖说：“当天下人的君主，应该关心天下人的生死，这样人们才能爱戴他，国家也会安定。现在皇后只顾自己捞钱，全不管百姓如何生活，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皇上一定要好好管教她。”

李存勖这时也失去了往日的爱民之心，他为皇后辩护说：“筹钱粮，救民于水火，百姓一定会感激皇后的仁德，誓死保卫国家。”

刘玉娘把国库的东西视为自己的财产，她拒不交出赈灾，还生气地说：“你是宰相，救济百姓是你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她只拿出两个银盆，让宰相卖了当军饷。宰相长叹一声，掉头就走，他对自己家人说：“皇上、皇后只为自己享乐积财，这样怎能治理好国家呢？他们太自私了，国家一定会灭亡，我们也另做打算吧。”宰相也不管事了，朝廷陷于瘫痪。

时间不长，大将李嗣源就率兵反叛。李存勖领兵平乱，愤怒的士兵纷纷投向叛军，不愿再为李存勖卖命。

李存勖见事不好，急忙用重赏安稳军心，他对士兵们说：“我带领你们打天下，绝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啊！这次如果平定了叛乱，你们每个人都有重赏，我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士兵们早不相信他了，这时见他还在说谎，不禁更加愤怒。他们发动了兵变，乱箭射死了李存勖。刘玉娘逃进了尼姑庵，也被士兵搜出，并被绞死。[78]

李存勖、刘玉娘平时不知关爱将士百姓，只顾自己享受捞钱，结果导致国家灭亡。

正所谓，无欲则刚强，无私才博大。有的人把个人的利益、名声、地位、权势看得高于一切，地位略有动摇，利益稍有损失，权势稍有削弱，就看成是大祸临头，结果生活得非常痛苦。只有解脱名利的羁绊和生死的束缚，只有从自我占有、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中超脱出来，这时心灵世界才能像浩瀚的天空，任鸟儿自由飞翔。

第二，用权不徇私废公，警惕权力“关系病”。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不能违背党纪国法，不能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尤其是面对报恩与公事选择时，要分清楚孰轻孰重。因为报恩有很大的私人成分，若是因为报恩而影响公平正义，违背党纪国法，那就是因私废公，徇私枉法了。

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纪委审案室主任刀会祥，在面临感恩、报恩与公平正义的选择时，便选择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刀会祥所在单位发生了一件事，即景谷县纪委案件检察室原主任陶坤，因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被县纪委撤销职务。陶坤不仅是刀会祥的师友，老大哥，工作上的紧密伙伴，而且刀会祥调到县纪委就是由陶坤向领导推荐的。虽然作为领导的陶坤，向组织推荐合适的人才，也是职责所在，但对于刀会祥来说，陶坤毕竟是自己工作上的引路人。调到县纪委后，刀会祥与陶坤在一个办公室上班，进出一扇门，每天打无数次照面。由此，刀会祥对陶坤的确有几分尊重与敬意。但是，在对陶坤做出处分决定的当天，刀会祥投下了赞成的一票。这一票，既是含泪的一票，也是极不愿意的一票，在他的内心深处，更是艰难曲折的一票。[79]

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时要警惕身边善用制造背景的人。这是因为立足于官场的人，大都会有一个背景。有家庭家族背景，有朋友社会背景，有工作经历背景，这些背景因素综合起来，构成领导干部竞争取胜的重要砝码。有的人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就不择手段地放大原本并不显赫的背景，拉大旗作虎皮，在背景的庇护助力下，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宋朝王辟之在他的《渑水燕谈录》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时，对提拔或转任领导干部到京城任职，有一套非常严格烦琐的程序规定，其中最重要的程序是，在经过基层长期磨炼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至少有十个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而又了解此人的领导干部联名推荐，再经主管部门考察审核把关符合要求后，才能引荐给皇帝认可定夺，进京做官。有一天，一个主管要把李师锡引荐给皇上。宋仁宗看了李师锡的材料发现，李师锡不仅符合上调京城的全部要求，而且有30多人联名举荐。仁宗皇帝没有马上签字，而是经过直截了当地一番盘问后，得知李师锡是使相王德用的外甥女婿。仁宗皇帝得知这些背景情况后，不仅没有批准，还告诫满朝文武领导干部说：“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80]宋仁宗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超越古今的警示之言。这便启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目的是人尽其才，使贤能之人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所用。

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握的权柄，暗地里在选人用人上大搞腐败之风。他们内荐亲人，外举亲信，用人有亲有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导致官场裙带关系、依附关系盘根错节，使权力滥用行为都封存在群众无权过问的神秘地带。

通过以上故事可以看出，选人用人作为风向标、指南针、试金石、显微镜，历来重要而敏感。领导干部如果偏离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那么，有这样那样背景靠山后台的人，就可以肆意运用权力，这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对我们的社会和事业，会贻害无穷。

怎样才能去识别那些缺乏才能的人而不任用？关于这个问题，齐宣王有一次向孟子请教。孟子答道：国君选拔贤才，一定要慎重。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再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才任用他。同样道理，要罢免一个人，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81]

三、善用执行权，用好监督权

方向和道路在正确的决策下选定后，就要鼓起勇气坚定地走下去，并讲究战术和策略，将路途中的困难逐个克服，以顺利到达终点，这个坚定走下去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执行。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失误，这就需要监督环节来保障规避这些失误。监督的依据是法律和制度，保证决策和执行不越过“红线”。与此同时，监督者本身的权力也需要受到相应的制约，心底无私天地宽、正人先正己是监督者的力量源泉。

（一）善用执行权，提升政策执行力

所谓执行权，通俗地讲就是“抓落实的能力”。执行权作用发挥程度是领导干部执行意愿和执行能力的综合体现，是领导与干部群众共同把战略和决策，转化为效益和成果的综合能力。

执行力是衡量执行水平高低、执行者能力大小、执行效果好坏的一个综合概念。高效执行力的前提是正确的领导决策。领导干部对下要有领导力，对上要有执行力，领导力保证执行力的方向性和正确性，执行力保证领导力的实现程度和最终结果。

决策是确定战略目标和路径的具体过程。而执行力则是领导干部带领干部群众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任务，使组织战略和决策目标变为预期结果的综合能力。那么，领导干部如何提升执行力，高效运用执行权呢？

第一，准确理解领导意图，提升执行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商讨新中国成立的具体事宜。会前，毛泽东同志提出，“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28响”。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放28响不符合国际惯例，国外最高礼遇的炮响为21响。委员中不少人都知道，礼炮最早源于英国海军，当时最大战舰装有21门大炮，全部鸣放便是最高礼仪，这是21响礼炮的来历。其次是19门炮，19响便是次一点的礼节。欢迎礼炮的讲究是，国家元首或相当于元首的贵宾，如总统、国王、天皇、执政党主席等，鸣放21响，政府首脑或相当于政府首脑的贵宾鸣放19响。可能是源于此吧，有的委员们把21响礼炮作为最高礼遇了。听到委员们的异议，毛泽东未做解释，只要求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健同志起草个说明。说明怎么写，他也没交代。接到任务后，唐永健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放28响礼炮，肯定有他的充足理由。他详细研究了各国庆典礼炮的放法。实际上，庆典礼炮并不像欢迎礼炮那么讲究，它都是各国自行规定的，很有些随意性。比如英国君主诞辰、加冕庆典鸣放62响；美国国庆时鸣放50响，表示美国有50个州。也可能受此启发，唐永健起草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开国庆典用54门大炮，放28响。54门大炮表示第一届政协有45个政治单位和9个方面的特约代表，共54个各方面人士；放28响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刚好28岁，28响是对中国共产党28年奋斗史的礼赞。这个说明：送上去后，毛泽东挥笔就签上了他的大名。就这样，新中国在28响礼炮的轰鸣声中诞生。[82]

从这个真实案例中不难发现，唐永健同志把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参悟得很透。执行力的大小主要由执行者的执行意愿和执行能力综合决定，执行意愿的强弱是影响执行力高低的“软功夫”，是重要前提，而执行能力则是影响执行力的“硬功夫”，是重要保障。执行意愿更为基础，更为重要。有效执行的前提是有执行意愿，执行意愿的基层是正确领会领导决策意图，这需反复琢磨、仔细品味。

准确领会决策意图，是有效利用执行权、提升执行力的重要前提。领导决策指引了执行力的努力方向，指出了执行力的实现目标，指明了执行力的根本任务。执行者必须站在上级和组织的立场，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领导决策，精确领会决策目标之上的领导价值，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第二，执行任务，不找任何借口。1861年，当美国内战开始时，美国总统林肯还未找到一名合适的指挥官。林肯先后任用了四名总指挥官，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100%执行总统的命令——“向敌人进攻，打败它们”。林肯的条件是，这个人勇于行动，敢于负责，而且善于完成任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寻找一位有“执行力”的人。最后，任务被格兰特完成。格兰特，从一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到一名总指挥官，升迁的速度几乎是直线的。在战争中，那些总是能完成任务的人最终会被发现、被任命、被委以重任。因为战争是检验一个士兵、一个将军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的最佳场所。军人的天命就是无条件地去执行上级的命令，全力以赴地完成，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当格兰特将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美国历史的新一页，很多人开始寻找格兰特制胜的原因。

有一次，格兰特将军到西点军校视察，一名学生问格兰特：“请问是西点的什么精神使您勇往直前？”“没有任何借口，”格兰特回答。“如果您在战争中打了败仗，您必须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借口时，您怎么做？”“我唯一的借口就是：没有任何借口。”[83]在格兰特将军看来，没有任何借口就是提升执行力。格兰特的“没有任何借口”，就是不找任何理由、全力以赴去做。在尽全力依旧完成不了目标的时候，依旧不找任何借口，直到把任务完成。为什么西点军校历经几百年而不衰，“没有任何借口”为什么能成为西点人强大的精神动力？西点人最优秀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仅牢记“没有任何借口”，而且善于“主动工作、完美执行”。正是这种“主动性”和强大的“执行力”保证了西点人在面对任何困难时不仅勇敢、敬业，而且有能力、有办法、有信心100%完成任务。

事实上，“没有任何借口”的关键在于执行力。执行就是不为自己设立任何理由，不为自己寻找一切借口。要做就一定要做成，无论如何100%完成任务。领导干部如何有效运用执行权？那么，便是不要寻找任何借口，立刻去做，提升执行力，发挥主动性，并将其体现为立刻行动。

第三，讲究策略，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执行效果。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年到1792年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名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在道义上引起社会上强烈的谴责。罪不至死的犯人在海上运输中实际上面对了一次死刑的审判煎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条件，亦即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但是，在人们为了300%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年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都是无可厚非的理性行为。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也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是毫无用处的。

另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也就是政府对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立法，并派领导干部到船上监督执法。但是，领导干部到这样的船上执法本身就是一件苦差，随时面临海难风险，不给高薪无人肯干，而且，贪婪成性又有海盗作风的船主对这些领导干部也是会威逼利诱。因为很少有领导干部愿意冒着被中途杀害扔到海里却被诡称为暴病而亡的巨大风险而监督执法。政府的干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彻底失效。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了。

实际上，当时政府只是简单改变了付费制度，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来给船主付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而且途中不给囚犯吃饱吃好，把省下来的食物成本变为利润。但是当政府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这些囚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这时私人船主就不会一味多装囚犯，因为要给每个人多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还要让他们吃饱吃好，当然还要配备医生和常用药，现在这已然是船主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了。据《犯人船》记载，1793年新制度实施后，立竿见影。第一批执行新制度的3艘移民船运送的422名犯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实际送达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奖金，船上罪犯的死亡率也下降到了1%—1.5%。[84]

可见，领导干部应懂得完善制度规范，确保执行方向正确。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组织行为的基础。在管理实践中，制度也是领导干部赖以开展工作的基础，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提高领导执行力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制定好严密的游戏规则。否则，整个游戏过程或者是制度执行的过程就可能出现偏差。因此，制定完善的制度规范，并进一步强化制度约束的严肃性，才能有效地提升决策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如果执行权不受制约，可怕的后果还不是“执行力”不够，而是执行扭曲。

那么，领导干部如何善用执行权呢？

第一，执行政策，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需要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点。但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是它的特殊点，就是它与其他事物“质”的区别，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对事物进行区别。领导干部在行使执行权时，更应善于掌握“一把钥匙开一锁”的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应到什么山上，学会唱什么歌。在实际工作中，千条线、万根线，可谓是点多、线长、面广，要解决的事情和问题很多，但只要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思考，善发现，肯动手，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埋头苦干，更要抬头巧干。人们常说：“有一流的干劲，还要有一流的方法。”也就是说，行事时要注重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巧妙灵活的思路解决难题，胜于一味地蛮干。做事过程中，一个人如果能在踏实的坚韧基础上加上灵活“巧劲儿”，就更容易做出成绩。巧干，就是要求办事不盲从，坚持统筹兼顾，深谋远虑，努力做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引导热点，不断提高科学办事能力，用新眼光观察问题，用新思路分析问题，用新方法解决问题。

第三，重视原则性，也要重视灵活性。在泰州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张云泉在平凡的信访工作岗位上，满怀深情地弹拨着上访群众的心弦，贏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张云泉常对信访局的同事们说，做好信访，要有“四种能力”：贴近群众的亲和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处置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张云泉对信访工作有自己的认知：“群情激愤的时候，众人什么也不怕，就怕一个情字，情字在心中，万事好沟通。从事信访工作最忌讳打官腔，掏出红头文件读一遍，群众会火冒三丈，甚至会把你的文件给撕了！”[85]领导干部在解决问题时要学会迂回曲折，该坚持原则的地方一定要讲原则性，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很多问题都可以灵活处理。原则性不是死框条文；灵活性不是随意性、想当然。原则性与灵活性都不可少，必须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第四，自觉承担执行责任。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执行仅仅是下级的事情，与领导干部本人无关。然而，有关研究资料表明，组织的发展有20%靠战略决策，80%靠领导干部的执行力。美国ABB公司董事长巴尼维克特别强调执行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位经理人的成功，5%在战略，95%在执行。”在工商管理实践中，工商领导干部被称为“首席行政执行官”（CEO）。顾名思义，工商企业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执行能力，承担执行责任。领导执行过程也是领导执行责任划分的一个过程。因此，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在制定战略、做出决策的同时，必须自觉承担执行责任。

一是要承担制订计划的责任。决策做出之后，领导干部要在执行原则指导下，根据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总体目标进行分解，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及时地制订出行动方案。二是要承担物质准备的责任。物资准备是保证决策顺利执行的基础，包括财力和物力准备。也就是，应该根据执行活动正常开展的需要，确保必要的经费编制预算；在设施、设备等硬件条件做好准备。

（二）用好监督权，规避链条式腐败

监督是提升领导执行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政策或者决策能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关键就在于监督到不到位。

所谓监督权，就是监督和保证决策、审批和执行环节在符合法律和制度范围内运行的权力。可见，监督权用好了，执行和决策就有了支持性的后备保障。与此同时，监督权本身也同样需要相应的制约。监督权如果不受制约，那就会导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那么，领导干部如何用好监督权呢？

第一，党委负起主体责任，警惕“身边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增条款，是在第十章“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的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那么，领导干部如何负起主体责任呢？主要是应加强对身边人的监督。实际上，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贪腐行为，不难被发现“蛛丝马迹”，关键在于监督者是否真正尽职尽责，尽心竭力。对于来自群众的反映和信访、网络等渠道的举报，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有责任及时采取措施，而不能老是“后知后觉”。总之，只要人人负起责任，人人勇于监督，领导“身边人”才不敢“脱缰”，才能自觉地在遵纪守法的轨道上完成好对领导干部的政务服务。一些领导“身边人”贪腐案例表明，没有及时监督或者说根本没有监督，会使领导“身边人”贪腐的胆量越来越大，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也越来越多。就近几年而言，因贪腐，领导“身边人”锒铛入狱的不在少数，暴露出我们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或者说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漏洞。因此，要斩断权力对“身边人”利益输送的管道，必须加强对领导“身边人”的监督。

据报道，有的地方对领导“身边人”的监督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认为“身边人”有领导亲自监督管理，外边人插手，岂不是多此一举。还有的人认为，“领导‘身边职低权轻的’小人物，特别是司机，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有的地方领导的“身边人”，成为他人不敢管的“特殊人物”。因此，要实施监督，必须首先端正和提高对领导“身边人”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这样才能将监督措施落到实处。

第二，纪委负起监督责任，一身正气严于律己。纪委领导干部对有制度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视其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进行责任追究；对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突出问题，一定要做到有举报必问、有案情必查，不断加大腐败惩处力度，切实改变惩处失之于宽、监督失之于软的现象。

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开研讨会，主题十分严肃：元朝曾经那么强大，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朱元璋纠正说：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史鉴凿凿。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根本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这回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然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86]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近300年江山！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第三，敢于较真碰硬，把监督落到实处。领导干部要认识到加强监督不是跟谁过不去，也不是对谁不信任，而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从而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自觉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自觉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切实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和尚在修行念经的时候总是在敲木鱼。有一天有个信徒就问老和尚：你们为什么不是敲木马、敲木猪或者敲木牛什么的，而是总是敲木鱼呢？老和尚说：鱼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动物，总是不停地游动寻食，它们的一生甚至连觉都不睡。我们敲木鱼其实是敲给人看的，鱼这种这么勤奋的动物，我们还需要天天去敲，更何况容易偷懒、容易变质的人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问责纠察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正所谓：小木鱼天天敲，大警钟常常鸣。

此外，领导干部应强化过程监督，确保工作到位。由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从自身角度来考察利益得失，势必会在政策或决策的执行中添加个人的理解和利益。由此，作为领导干部，还应加强对政策或者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这需要一种无私无畏、敢于碰硬的精神。

刘丽英，中纪委原副书记，被称颂为“当代女包公”。她是一位曾长期投身公安战线以刑侦破案著名的“女福尔摩斯”，她凭借干练、机智和敏锐的洞察力，常常出奇制胜，敢于将身居高位结党营私者绳之以法。

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在江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本可以一展宏图，施以雄才大略。不料想，这位煊煊赫赫的改革人物，却因缺乏自控和不检点的人格因素，随着扶摇直上的地位终难抵挡财色的诱惑，自甘堕落。

倪献策涉及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的揭发检举过程，是极其棘手和复杂的。所以，对倪的问题，中纪委先后派赴江西南昌三个调查组，都因工作难度大，不好掌握处理的范围和程度，无功而返，从而使倪的问题束之高阁，反而增加了江西省领导班子党政不和的矛盾，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改革进程。

僵持之间，中央及中纪委决定由刘丽英带队，再赴南昌，深入调查，判明是非。刘丽英刚出院不久，身体与精力仍未恢复，当她的秘书陈群将中央决定的文件交给她时，刘丽英立即请来中纪委四室主任马英杰和案件审查处的同志，重新研究有关倪的调研材料。三天之后，刘丽英已带着由四室抽调的工作班子，下榻在江西省委招待所一蹲数月。起初涉及倪个人生活作风的案情并不复杂，倪本人也确认无误，而如以这件男女私情的案例，且未有更充分的材料作为处理根据，显然是小题大做。但随着案件的发展，倪毫不收敛，仍与那位婚外恋的情人过从更密。

在未做出较合理判断时，刘丽英会一个人待在办公室，一言不发，良久端坐，静静地思考。她认为，倪是有意将自己的政治资本作为一种抵押，而竭力掩饰另一方面的问题。根据刘丽英的分析和判断，工作组成员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发现女方作为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存在着重大的经济不清的疑点，而且，从极不合理获取政府的贷款方面，显然是通过来自省领导的批示和特殊关系，这下倪的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刘丽英派人到省工商银行，把省领导批复的贷款条子复印了一份，再让他们整理出那家公司负债情况报告，并由工商银行开出介绍信。那是一家有进出口权的综合贸易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不景气。

刘丽英领着秘书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你们……”女经理以为是来联系业务的。“我们是银行系统的。”陈秘书递上介绍信。“哦，贵客。”她忙不迭沏了两杯茶。“上午行里来过电话吧，有几笔款有些出入，我们是来核对一下……”刘丽英措词谦恭，像个银行高级职员。“听大姐口音像北方人，是吧？”女经理有些敏感。“我们南下的口音都差不多。”女经理确认这位“南下干部”是“财神”后，突然表现得十分尊重，迅速找来了会计师。会计师拿出账簿和省领导的批条。“我看不像有多大错，这样吧，把这些材料复印一份给我。”

刘丽英取走了复印材料，那批条上签字者是倪献策。这位女福尔摩斯，取得了铁证！她随后又请来省长倪献策。刘丽英是个党性和责任感极强的人，她希望倪献策有所悔悟，痛定思痛，但两人的交谈一开始就陷入敌对状态中。

倪献策恼羞成怒地争辩道：“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认为对我的个人问题是栽赃诬陷，我真痛心。改革开放的今天，我的工作表现，对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凭空捏造我的桃色故事，不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还会是什么呢？这明摆着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是对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妒嫉、仇视和心怀不满，别以为我的沉默就是屈服，我这是蔑视、鄙夷、不屑一顾！”

“倪省长，请用茶。”刘丽英缓和气氛说道，“我请你这位大忙人，随便唠唠家常，我可没有兴师问罪的打算！”

“丽英同志，我知道，今天这杯茶不好喝呀！”倪献策索性直言。他虽没与她打过交道，但他还在厂矿担任领导工作时，就耳闻这位中纪委“女包公”的英名，如今，当面锣对面鼓，他表现得不安和焦躁。

“是啊，茶叶可能苦点，但能清心宁志、爽神开胃，怎能说不好喝呢？”

倪献策呷一口绿茶，这是他为联络感情派人送给刘丽英的上品，稍后他情绪缓解，舒展眉结，问道：“丽英同志，府上好像是关外人家吧！”“是，哈尔滨人！献策同志，你刚才火气不小咧，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襟胸坦荡，实事求是，知错就改，一吐为快……”

“好，丽英同志，您年长我几岁，不妨就称您丽英大姐吧！的确，我承认我的家庭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美满幸福，夫妻关系也……我可以以党性保证，绝不会有那些非分的事情发生！”“倪省长，X公司的财务情况你了解吗？”“哦，这是家中外合资公司，我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我可以安排主管副省长和外事部门汇报此事！”

倪献策对这位“女钦差”突转话题，暗自吃惊。“听说倪省长曾给这家公司申请银行贷款书上签过字，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吧！”“笑话，真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倪省长真的不清楚这件事情让我回忆回忆，考虑考虑！”

在刘丽英严厉的目光威逼下，倪献策手足无措了。此后经反复核对调查，倪献策违反有关投资贷款规定，私下批准挪用公款为一家严重亏损的外资企业借本付息，这样一来，他原来的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违法以权谋私的问题事实清楚，水落石出。中央及中纪委决定撤销其省长职务，消息一经报道，立刻震动全国。[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