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领导权力与领导权威
我们已经知道了领导权力的概念，即“领导干部在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和指挥权”。这就是说领导权力是一种制度性的硬性影响力，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并单向地时刻提醒领导客体服从。但是，事实上，仅有领导权力并不一定会保障领导客体完全服从，还需要领导权威来保障领导权力的有效行使。
领导权威也是一种影响力，但它是一种软性影响力，这是领导客体自愿接纳的影响力。可以说，领导权威以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为特征，以正当性为基础，是一种道德性的影响力。形象地说，领导权力是硬实力，领导权威是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权威也是领导权力的一种隐性表现形式。
领导权威相对领导权力有很多优势，将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能使领导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领导权力不会自然而然转化为领导权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要素，领导权力才可以转化为领导权威。可以说，实施领导活动并获得领导权威是领导干部追求的目标。
一、领导权威的内涵
所谓领导权威，指领导干部拥有的岗位权力和个人威望的有机整合，是以精神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等使人信服的威望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赋予的权力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思想、行动的一种支配力量。要理解领导权威的内涵，还须明确其特征和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是领导权威的基本特征，领导活动体现正当性是领导权威的基础条件。
领导与下属之间是一种领导权力差别的关系，领导权力是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对于领导与下属来说，领导权力就意味着领导权威，只有领导干部树立了领导权威，各项工作才会更有效地开展。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运用领导权力，领导干部理解并树立领导权威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以领导客体自愿性为基础
权力和权威是政治哲学中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从政治学语境来看，权力是一种显性的硬实力，权威是一种隐性的软实力。在领导活动中，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来自领导主体的一种力量。由于我们很难说某种力量就一定大于另外一种力量。因此，要从领导主体的角度来讲清楚权力和权威的区别，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我们不妨从领导活动所联系的另一端，即领导客体对领导力量的态度和行为来辨识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的特征。
简单说，领导权力强制要求领导客体单向服从，而领导权威则意味着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
领导权威的实质是领导客体对领导主体的一种心理态度和行为，是领导客体对领导行为自愿接纳的一种心理态度。因而，领导干部应致力于使他们的权力在领导客体的心目中合法化，从而将他们的职位权力有效地转变为领导权威。那么，领导客体在领导行为面前一般会产生哪些类型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呢？哪一种心理态度和行为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树立领导权威呢？
一般来说，“领导客体在领导行为前，有可能形成屈从、顺从、服从和接纳四种态度，其中‘接纳’是构成领导权威的核心内容”[10]。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中，对屈从、顺从、服从和接纳四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给领导活动中领导客体的屈从、顺从、服从和接纳四种态度和行为分别下定义：屈从是领导客体在领导主体的强制压力之下，与领导主体趋同，但内心反抗极为激烈；顺从是领导客体迫于来自领导主体的外部压力，与领导主体趋同，但内心并不赞同；服从是顺从的一种，是领导客体对领导主体直接命令的顺从；接纳是领导客体内心认可来自领导主体的外部压力，并在行动上与领导主体保持一致。
正如恩格斯指出权威一方面“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11]。恩格斯在此处虽然用的“服从”字样，但明确指出权威以客体服从为前提，也就是说，领导权威是领导主体将自己的意志加给领导客体并得到领导客体自愿接纳的权利，是一种双向力量的回路机制。
领导权力作为一种制度性硬性权力，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在制度范围内单向度提醒领导客体服从，领导客体对领导主体可能服从，也可能不服从。而领导权威是一种道德性的影响力，虽然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具有强制性，但它以领导客体的态度和行为的结果——自愿接纳为特征。
那么，如何使领导客体产生自愿接纳心理态度和行为呢？这便需要领导权力具有温度，从硬性影响力变为软性影响力。
有一个现象是很多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的，农村住宅外面的房门一般都是向里开的。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我在一本建筑杂志上看到一种解释，当农民扛着柴草或粮食回家时，往里开门方便，一推就进去了。我对这个解释是信服的，不仅信服，而且还引发了感慨，我想到，如果领导活动能让老百姓感到像农民进家开门那么方便该多好啊！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都像设计农宅的门那样周到细致，该多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啊！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领导权力是服务于人民还是“管理”人民的问题。当领导权力服务于人民的时候，领导权力便会呈现出平民化的色彩。平民化的权力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领导权力不神秘、不高傲。什么是不神秘、不高傲？就是把领导权力全部公开出来，摊在地上让老百姓俯下身去看。当老百姓都知道你有什么权力，你的权力的边界在哪里，你的权力是如何运行的时候，当老百姓“鸟瞰”领导权力的时候，领导权力便平民化了。这种平民化是一定会减少距离感的。领导权力平民化是社会的伟大进步，它完全符合我们党的“授权”理论。但如果把领导权力装在保险柜里，放到神坛上，那么就让领导权力贵族化了，贵族永远是一个少数。贵族化的领导权力也永远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它不仅会产生距离感，而且会产生隔绝。
领导权力平民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领导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去用权。这样去用权，领导权力怎会不能变得亲切起来呢？领导权威何以难以树立呢？带着感情去用权，和不带着感情去用权，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领导权力在人们的眼里常常是很威严的，有点像门口站着警卫的办公楼。当领导冷漠地去行使领导权力时，人们在这座大楼面前就会噤若寒蝉，望而却步。但当领导带着感情去用权，服务走过最后一公里时，那个让人紧张的大楼就会变成一个亲切的服务区。
领导权力是庄严的、神圣的，因为它是人们赋予的。但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又应该是亲切温润的，因为领导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在领导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是不可以任性的，是不可以傲慢的，是不可以冷若冰霜的。很多时候，领导权力的任性间隔了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的感情，这种领导权力让人觉得既陌生、冷漠，又有点害怕。领导干部应该让权力回归本来的面孔——温暖、亲切、可人，这样的领导权力才会体现领导权威。
（二）以领导活动正当性为保障
领导权威作为一种力量，为什么能引起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这就不得不追溯到领导权威的基础。领导权威基于正当性，正如俞可平指出：“只有被对象视为正当的，具有充分理由的力量，才拥有权威。”[12]
那么，什么是领导活动正当性？正当性也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法律意义上的符合法律法规不是同一层面上的意思。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即正当性，是指“符合既定的程序、规则、传统或惯例”[13]。诚然，法律法规也是规则的一部分，合法也是符合规则，因此可以说，法律上的合法也是狭义上的合法性，但同广义上的合法性相区别。
既然权威的基础是领导活动正当性，即领导活动符合既定的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那么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就一定能保证正当性吗？也就是说，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具有正当性？“一般来说有几个立足点：一致同意的程序、公平正义的原则、良好治理的结果”[14]。
第一，立足于一致同意的程序。同意理论的提倡者洛克认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都基于人民同意，人们同意让渡自己的自然权利给国家，“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15]。反之，没有人民的一致同意，就没有合法性。但因为现代民主政治，多数是采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一致同意的程序往往被转化成“大多数同意”或“默认同意”才具有实际操作性。
那么，如何获得一致同意呢？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广大人民一致同意，便是秉承一种“高人一头”与“低人一头”的领导权威。
一位部队老首长说：“革命战争年代，谁是共产党员不用问，枪林弹雨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肯定是；评功评奖把荣誉让给别人的也肯定是。共产党员在拼死战场上就是高人一头，在待遇荣誉面前总是低人一头！”“高人一头”与“低人一头”的论断响彻心灵，令人震撼。
长征时期，一支装备很差的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进。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原来有一位衣服单薄破旧的老战士被冻死了。将军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井冈山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朱德总司令与战士们一同挑柴担米。因担心战士们争抢扁担，他还在一根扁担上写上“朱德的扁担”……这应该就是共产党人“高人一头”与“低人一头”的辩证注脚。[16]
毫无疑问，共产党员的“高人一头”要高在理想信念上，高在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行动上。做到头脑有信仰、眼里有群众、肩上有担当、手中有方法、心中有大爱、脚下有根基，如此“高人一头”，群众就会看在眼里，服在心里，说话有人信、号召有人听、干事有人跟。由此，领导权威才能真正立得住。
第二，立足于公平正义的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明确提出公平正义原则，并指出，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人就有义务来服从规则所确定的义务。这两个条件：一是这种规则是公平正义的；二是这个人已经自愿接受了社会安排的利益。正义是一种道德尺度，正当性是一种程序安排，符合道德的程序才有正当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弱到强成长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坚强执政党，就在于其自身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基因。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思想动因，也正是这个思想动因，使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不朽的领导权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实现公平正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都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和追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7]。“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18]。“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19]。中国共产党人都秉承着对公平正义的强烈使命。
1918年，李大钊撰文《强力与自由政治》，其中谈到“‘自由政治’时，他认为公平是‘自由政治’的精神实质，‘（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20]。
毛泽东的公平正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一生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上。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21]。
第三，立足于良好治理的结果。程序上的正当性并不一定会导致正义的结果，譬如说有些西方国家虽然照搬了民主选举程序，选拔出了一批政治精英，但这并不能保证精英政治的施政结果就一定是正义的。领导活动正当性应同时立足于良好治理的结果，具有能力履行其职责，以满足人民的合理期望，良好治理是领导活动正当性的一个标准。
是否取得良好的治理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来决定领导活动的价值取向，人民满意度是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治理效果的最高标准。民意表达涉及公正公平与民主自由、公民表达与政府问责、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以及控制腐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经济制度》中指出：“这种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发生在人口众多、环境复杂的中国，近乎于不可置信。”尽管这个国家有种种难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却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获得提升。从这个角度看，领导活动正当性得到某种程度保证，在这个背景下，领导干部权威树立也具有一定基础。
综上所述，领导活动若立足于经过人民同意的程序、公平正义的原则、良好治理的结果，符合既定的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就具有正当性。领导活动就具有领导权威的力量。
二、领导权力与领导权威
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对孪生概念。明确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之间的关系，是讨论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基础和前提。
（一）领导权力与领导权威相联系
如前所述，领导权力是一种硬实力，而领导权威是一种软实力，归根结底，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都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都由领导主体指向领导客体。
第一，领导权威和领导权力经常相伴而生。领导权威和领导权力都产生于领导活动中。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往往同时具有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领导权威很多时候是以领导权力为基础，人们进入领导活动，一般是先有领导权力，然后在正确行使领导权力的基础上，积累领导权威。
所谓“权威”，无疑与一个人的职位及相应的权力之大小有关，有权才能有威，权重方能威重。清末欧阳钜源说过：“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官者，领导之谓也。从正面说，权重，就意味着责任或肩上的担子重，权大则意味着能够为民造福建功立业的可能性大，其影响的范围当然也大。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能够充分地发挥权力的影响力，将为民众谋利益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从负面说，名、位、权、威集于一身，当官的才能在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们才会对官衔趋之若鹜，民间才会有形形色色的官位崇拜习俗。尽管今天的领导不再是封建社会的官，但其位高、名贵、权大、威重的特点，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根本改变，就像“官本位”理念没有根本改变一样。
有权才能有威，并不是有权就能有威；权重方能威重，并非权重等于威重。用形式逻辑专用术语说，有权是有威的必要条件，但有权并非是有威的充分必要条件。领导干部的权威不仅与权有关，也与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有关。这种包括品德修养、人格魅力以及才学能力在内的“自身素质”，就是领导干部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然而，若领导权力行使的不恰当，不但无法获得领导权威，就连领导权力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那么，什么情况可能会丧失领导权威呢？“略己而贵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22]。事情失败了只知道责备他人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得人心。
第二，领导权威产生于领导权力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过程之中。领导权威是具有正当性的权力，也是领导主体从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中获得的一种权力。当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相互良性配合时，领导权威就融入了领导权力运行的环节中，进而使得领导权力获得更多的正当性支持，达到一种“圆融会通”的效果，即领导权威和领导权力融为一体，不分你我。这样一来，领导客体也会自愿接纳，进而回馈给领导主体，实现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之间，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相生互动。
我们从周恩来同志站边角的合影照便可以理解，领导权威是如何产生于领导权力主体与客体互动之中的。
周恩来画册中有一幅他与艺术家的合影照。坐在前排正中的是老导演、老演员，周恩来却和普通演员肩并肩站在边角上。他和蔼可亲地置身于群众之中，其伟大人格从这一“细微处”闪映出来。作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不要说在文艺界，就是在中央领导集体之中，也应居中而立。可周恩来却谦逊、和蔼地立根于群众之中，以甘当“小学生”的心态深入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中间。无怪乎，那些普通群众见到总理总是无拘无束，总是直言陈词，一个又一个的疑难问题总是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迎刃而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总在他的榜样力量作用下发扬光大。
这一珍贵照片足以说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包括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包括在群众的炕头上与百姓敞开心扉拉家常，包括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和群众合影、闲聊等，这些“一滴水”足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芒。我们从周恩来站边角以及毛泽东同志与韶山冲的孩子们欢聚、刘少奇在火车上与普通旅客谈笑风生、邓小平南行路上向群众嘘寒问暖以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访贫问苦的一幅幅闪光的照片中，不难看出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23]
周恩来站边角的珍贵照片告诉我们：除了外交礼节、重要会议之外，位置之类的事只是日常小事，无关大局；领导领导权威的高低，与照相、开会时是否坐前排毫无关系。如果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我们的领导正襟危坐中间，那无形中就会筑起一道高墙，使其和群众隔离开来。诚然，领导同志经验多一些、水平高一些，将他部署工作的讲话予以印发，将他有分量的文章刊在显著位置，开重要的会议安排他们居中而坐，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对树立领导权威兴许有所裨益。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领导不懂的事也不少。因此，在专家面前谦逊一点，在学者面前虚心一点，在群众面前可亲一点，更能体现领导干部平实的人格和务实的作风。如果不分场合，到哪里都前呼后拥一大溜，到哪里都信口开河，到哪里都高坐主位，那融洽的干群关系就会变成难堪的居高临下。
第三，领导权威也需要领导权力的强制力来保障。领导权力是具有强制性的，在某种情况下，领导权威有时也具有强制性。可以说，从领导主体角度的强制性的特征不构成两者的本质区别。只有从领导客体角度的自愿性特征构成两者本质性区别。
《孙子兵法》有言：“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可见，掌兵不是不能有仁爱之心，而是不宜仁慈过度。如果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不能使”“不能令”，当然就不能掌兵。
《左传》记载：孙武去见吴王阖闾，与他谈论带兵打仗之事，说得头头是道。吴王心想，“纸上谈兵管什么用，让我来考考他。”便出了个难题，让孙武替他训练姬妃宫女。孙武挑选了一百个宫女，让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队长。
孙武将列队练兵的要领讲得清清楚楚，但正式喊口令时，这些女人笑作一堆，乱作一团，谁也不听他的。孙武再次讲解了要领，并要两个队长以身作则。但他一喊口令，宫女们还是满不在乎，两个当队长的宠姬更是笑弯了腰。孙武严厉地说道，“这里是演武场，不是王宫；你们现在是军人，不是宫女；我的口令就是军令，不是玩笑。你们不按口令训练，两个队长带头不听指挥，这就是公然违反军法，理当斩首！”说完，场上顿时肃静，宫女们吓得都不敢出声，当孙武再喊口令时，她们步调整齐，动作规范，真正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人。[24]
（二）领导权力与领导权威相区别
领导权力单方面强制要求领导客体服从，而领导权威则是领导客体自愿接纳，这是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本质的不同。此外，二者还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领导权力受限于岗位职责，而领导权威则无此限制性条件，领导权威的空间范围大于领导权力的空间范围。我们知道领导权力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是在职责范围之内的命令权和指挥权，而领导权威则是一种道德性影响力。岗位职责是领导权力的边界，但是，领导权威却不限于此，一个人可能不在某个岗位，但凭借其他人的信从，也会具有领导权威。
第二，领导权威的影响力要比领导权力的作用力更加持久。一个人若离开了领导岗位，就意味着他的领导权力的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领导权威的消除。领导权威往往是有惯性的，甚至很多伟大的人物在去世后依然保持着崇高的领导权威。只要人们还一直缅怀伟大的领导干部，他的权威就会一直存在，并逐渐强化他所创立制度和事业的合法性。
三、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实践艺术
讨论领导权威的含义以及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的关系，落脚点都是着眼于领导权力向领导权威的转化。我们已经知道领导权威相对领导权力具有更低的成本、更广的空间范围、更持久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当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领导活动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重要意义
领导活动由领导主体、领导过程、领导客体三部分组成。领导过程包括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的运用和回馈，决定了领导成本和领导成效。领导权力一旦转化为领导权威，或者说在领导过程中多一点领导权威的成分和少一点领导权力的成分，则会极大促进领导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一，领导权威可以更加稳固领导主体的领导地位。在领导活动中，领导客体都普遍反感暴力和强力，而倾向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领导主体的领导行为。领导权力作为硬实力，一旦转化为软实力的领导权威，领导客体就会自愿接纳和积极追随领导主体。领导主体的领导地位一般来自领导客体的选举式直接授权或制度性间接授权。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就会使得领导客体从心里反复确认领导主体的领导地位。
第二，领导权威可以极大保障领导权力运行获得更好成效。由于领导权威相对领导权力，具有更低的成本、更广的空间范围、更持久的影响力，领导权力一旦转化为领导权威，就必定会带来领导成本更低和领导成效更好的效果。在领导成本中，沟通成本占据很大的比例。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是沟通成本高的首要原因。由于领导权威是一种双向的力量回路，正如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来自领导主体的意志强加，一方面来自领导客体的自愿服从，这种双向的力量回路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进而大幅度降低沟通成本和领导成本。领导成效也可以用信息流在领导过程中的顺畅程度来评估，领导权威能使得领导指挥和命令更易于被领导客体所接受，最大限度弱化信息流在运行中的阻力，因而往往取得更好的领导成效。
第三，领导权威可以大幅度减少领导权力运用成本。任何领导活动都是有成本的，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若没有领导权威的配合，则成本会特别的高昂，领导权力中指挥和命令在单向下行途中会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遇到阻碍；只有当领导权力转变为领导权威之时，领导活动才能很快深入人心，领导活动流程才会变得清晰流畅，成本才会下降到最低点。
第四，领导权威可以保证领导客体习得经验和获得成长。权威化的领导活动要求领导主体在充分尊重领导客体的意愿上作出领导决策和领导反馈。这种双向力量的回路机制，能充分容纳领导客体的要求，并给领导客体参与和表达预留渠道，能在动态中决策和反馈之间的平衡。领导客体在这种回路机制中，对领导活动的导向、计划、步骤、分工都有较为系统的了解，能强化领导客体对自身在领导活动的角色认知，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领导活动的开展，甚至会经常自愿地额外多付出。领导权威使得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良性互动，领导客体在这种互动中不断习得经验并获得成长。
（二）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基本要素
“德、能、勤、绩、廉”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也是领导干部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基本要素。
“德、能、勤、绩、廉”这五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德是统帅、能是将领、勤是士兵、绩是战果、廉是保障。
具体来说，“德”是核心，即政治思想品德是核心，德的地位处在“首要”位置。“能”是本领，能的地位处在“重要”位置。“勤”是态度，是对本职岗位事业勤奋敬业的态度。勤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勤的地位处在“必要”位置。“绩”是成果，是考核的重点，绩的地位处在“重点”位置，或者说处在“落脚点”位置。“廉”是操守，是开展工作的人格保障。
对领导干部来说，“德、能、勤、绩、廉”，这五个要素是浑然一体，从领导权威的树立来看，这五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第一，领导权威的树立需要领导干部有“德”。古语说：“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即品德、道德。概括地说，德的内涵是指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品德以及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以及家庭美德的情况。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一贯的遵循。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干部使用“才德兼备”“任人唯贤”标准。1940年，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具体阐述了德才兼备标准，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人更是高度重视干部的德与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干部要“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了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习近平同志明确指明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是，不论在哪个时代，“德”不仅是成为合格领导干部的必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树立领导权威的基本要素。
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苦难走向辉煌，历经炼狱而重生，靠的是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我国从贫穷落后跃至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靠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追求、科学发展的共同事业，自觉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明辨方向，是当代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
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威的树立不可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不可停留在学历和出身上，或者那些知识、技能、专长等有形的因素方面，还要在思想、品德、精神、气质这些无形的方面下功夫。也就是，领导干部修德贵在养“气”，扬朝气扫暮气，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领导干部要始终恪守忠诚不懈怠，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始终保持激情不懈怠。激情，是干事创业的原动力。领导干部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股钻劲、闯劲和韧劲，面对机遇，敢于争先；面对困难，敢于挑战；面对落后，敢于奋起。有了这种精气神，不干事内心就自觉萌生愧对人民的羞耻感，干不好事就有寝食难安的负疚感。
第二，领导权威的树立需要领导干部备“能”。能，即能力或才能、才干、本领，通常是指完成一定工作的本领。能力是有效地认识、改造和控制客观世界的综合力量。能力是对工作人员的才识和专业技术水平方面的要求。能力决定了工作人员是否承担得起某项工作任务的能力。“能”为胜任工作的基本条件，这需要领导干部讲大气去小气，防范能力不足的危险。对领导干部而言，职务和职级只是脚下的台阶，学识、能力和胸襟才是真实的高度。
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25]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领导干部研究问题，不怕文化不高，就怕视野不宽，故步自封；推动发展，不怕基础差，就怕思路不宽，急功近利；为政做人，不怕得罪人丢票，就怕胸襟不宽，容不下人和事。领导干部要有放眼大局的眼光，培养“抢抓机遇”的战略思维，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新变化，熟练掌握科学文化新知识，把思想观念从不合时宜的禁锢中摆脱出来，摒弃束缚手脚的“老框框”“老套套”，始终做到心中装着大局、谋划顾全大局、说话维护大局、行动服务大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领导干部要有大刀阔斧的胆魄，敢闯前人未曾涉及的“盲区”，敢闯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敢闯阻碍发展步伐的“禁区”，以新的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实现由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向科学有规划的改革方式转变，由“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注重结果的改革向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公平正义的改革转变。
领导干部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带领人才搞创业，干部干事业，百姓兴家业，充分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激情，做到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结果有公论，营造支持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失误的良好风尚。胸襟有多宽，事业就有多大。要有宽大的胸襟，能容人，既包容别人的缺点和过失，也包容别人本事比自己大、进步比自己快，广开让贤之路，不拘一格纳人才。
领导干部要能容事，面对大事、难事，学会举重若轻，变压力为动力，以坦然的心态面对；面对小事、易事，学会举轻若重，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每一个细节上下功夫、比水平。能容言，鼓励讲真话、说实话，善于吸收各种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善于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形成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生动局面。
第三，领导权威的树立需要领导干部遵“勤”。勤，指的是工作尽力尽责，勤奋不怠，甘于奉献。古语说“勤能补拙”，从某种意义上说，勤奋的工作可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勤是工作态度的基本体现，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有没有良好道德素养的体现。“勤”为担负工作的基本素养，“勤”要求领导干部接地气除官气，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能不能始终牢记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勤”的根本尺度。
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长征路上“烧水的伙夫”，延安岁月里的“种菜能手”，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已经成了万千军民心中朱德形象的典型写照。而在外国友人眼里，朱德同样是“六十岁的老农民”“一位慈祥的祖父”“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纯朴的智慧”。
朱德曾深情地说：“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如果说，自幼生活清贫、艰辛，后又起于行伍、身经百战，把饿肚子、干重活、走长路乃至枪林弹雨看作区区小事，使朱德轻松融入普通百姓和士兵群众之中，与他们同甘共苦成为一种本能的表现，那么能够深刻体察人民的冷暖疾苦，自觉置身群众又带领他们共克时艰，呕心沥血为民造福，做人民的公仆，则是朱德共产党人的理性行为。
朱德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他为人民而斗争，人民为他而骄傲。1946年毛泽东为朱德60寿辰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的由衷赞誉之情。[26]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像朱德同志一样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群众路线，自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为民”不要“为名”，既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又有“在位一天、赶考一天”的意识，始终把群众当“考官”，把自己当“考生”，把群众呼声当问题，把个人行动当答案，力争拿高分，避免拿低分、零分，通过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真情”不要“矫情”，放下官架子，带着党性、责任和感情，多进群众之门，多听群众之声，多察群众之苦，多解群众之困，与群众交朋友，把群众当亲人，以真情换群众真心，以真诚换群众拥护，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与群众建立起一种“谈得来、走得近、信得过”的融洽关系。要“作为”不要“作秀”，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杜绝劳民伤财的“作秀工程”，多做暖人心、得人心、稳人心的“民心工程”，不喊“空口号”，不玩“空手道”，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的稳定问题、影响干群关系的作风问题。
第四，领导权威的树立需要领导干部获“绩”。绩，指的是一个人的工作实绩，是综合反映一个人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努力程度的一个标志，是业务活动和管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绩为领导干部工作优劣的集中体现。领导干部既要“显绩”，也要“隐绩”，方能树立领导权威。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机关年底招商引资结总账，一科长突然玩起了失踪，不仅连续几天没来单位上班，家里也是毫无踪影。与他有私交的同事率先产生置疑，难道他一直在火车站等人？跑到车站一探究竟，竟然不幸而言中。只见这科长蜷缩在候车室一角，不但全身冷得发抖，口中还喃喃自语：我要等到你，不管风雪有多大；我要等到你，哪怕春秋与冬夏。原来该科长年底招商引资任务没完成，好不容易联络到外地一客商答应年前救急，结果事与愿违，到了约定的时间人家没能如期而至。科长着急，一时间神情恍惚，忘记了回家。[27]
应该说，上述故事在局外人眼里看来不免啼笑皆非，而且就算是某地真实发生的事情，但仔细分析，内中还是或多或少有着杜撰的成分。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少机关单位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于年初都不同程度地制定有招商引资的硬任务。如果年底不能完成，不但与之挂钩的奖金、补助等不能足额拿到，有的甚至还会遭遇通报批评，乃至与此后的评先晋级都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此一来，便有领导干部为了完成这硬指标，不惜铤而走险，即让相关客商象征性地签个合同，然后款项打过来登记在册，稍一停留便又流转回去。无疑，这种招商引资是欺上瞒下之恶行，是典型的数字GDP。这不仅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权威的树立，只怕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与稳定也会带来诸多弊端。
俗话说得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言，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官员“造福一方”的确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至少一方面，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时，其他方面的建设也须同步跟上，毕竟经济增长不是目的，在核心是以人为本之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指导下，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发展成果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唯有此，领导权威才会真正树立起来。
当然，我们说要看“显绩”，更要看“隐绩”，并不是从此以后忽视经济发展，完全不要GDP。应该明白，“显绩”是前提，是基础，是保障；“隐绩”是目的，是升华，是追求。没有经济持续发展之成果这个“显绩”，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改善等“隐绩”就永远会隐而难现。只是这时所强调的仍然要看“显绩”，已经彻底摒弃了过去单纯数字GDP的政绩观，更加突出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唯有将“显绩”与“隐绩”统筹兼顾，综合考量，以经济发展为龙头，同步牵引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改善，一位党政干部任期内的政绩才能得到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这方面而言，看“显绩”，更要看“隐绩”的政绩观是对传统政绩观的一次革命，是将组织考核与群众切身感受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政绩观。而广大党员干部秉持这种政绩观在任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勤政为民，释放“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本情怀，何愁人民公仆的形象不能彰显，又何愁不能树立领导权威呢！
第五，领导权威的树立需要领导干部守“廉”。“廉”是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操守。古语说：“公生明，廉生威”，又有“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要讲的就是道德操守对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廉”要求领导干部树正气抵邪气，防范消极腐败的危险。领导干部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激励党员、带动群众，以德正己，以德服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之初，有很多清廉为政的楷模，这些楷模在老百姓心中树立了领导权威，董必武便是其中的一位。
1920年秋天，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28]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然而，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和“灯红酒绿”的诱惑，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发生扭曲，迷失于权、热衷于利、沉湎于玩，搞权力寻租、公权私用、期权交易，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必须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有效预防、坚决惩治。要端正“官念”，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绝不能把权力当成一种“风光”、一种“享受”、一种“满足”，而要把权力当成责任，当成干事的舞台，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当官不上瘾、为官不贪婪、做官不虚伪。要放下“杂念”，以谨慎之心对待小节。
领导干部要戒除“贪念”，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诱惑是一朵有毒的蘑菇，贪恋它的鲜艳和味道容易“中毒”。作为领导干部，要常常敲打自己，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时时处处管紧自己的腿，管严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不踩“红线”、不越“雷池”、不闯“禁区”。
（三）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主要方式
在理解领导权威与接纳，领导权威与正当性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了领导权威构成要素及其内涵，即领导权威以领导客体的自愿接纳为特征，以正当性为基础，是一种道德性的影响力，这也就蕴含了将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尊重领导客体意愿，征得一致或多数同意。领导权威不是天然就有的，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威如何树起来？一则，“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正直品行涵养出来。树立领导权威的关键在于赢得人心，品行要端，作风需正。“常怀为民之心”，群众心中才会记住谁；“常兴为民之举”，说的话才会有人听。领导权力应多征询领导客体意见，具体方式包括：事前详尽调查、事前充分沟通、事前征得同意、事中积极协调、事中动态评估、事中及时调整、事后负责回馈、事后认真总结、事后共享经验。通过上述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的良性互动，领导权力经过各个程序环节的柔化和过滤，就会转化为被领导客体尊重和接纳的领导权威。二则，“公生明，廉生威”，通过为民实干拼搏出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才有群众令行禁止；干部冲锋在前，才有群众争先恐后。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孜孜为民、鞠躬尽瘁，同事自然钦佩，群众自会赞服，何需自封与吹捧，鲜花、掌声与地毯？
领导干部还要清楚“摆谱”摆不出领导权威。有的年轻领导干部初任公职，往往为树立领导权威而犯愁，为追求所谓的“威”，故意去“摆谱”。对下级装腔作势，对群众盛气凌人，即便可以一时威慑住别人，却很难让人心服和信服。摆谱的习气，背后其实是封建官本位的糟粕思想在作祟。官场上自古就有“官大一级，理大一分”的说法，讲究的是在其位就要有官威，有官威才能有作为。一些干部信奉这样的庸俗官场学，为了树起个人威风派头，借助“非常手段”将权力神秘化、图腾化，故意营造“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沉闷氛围。老百姓常念叨的“官小架子大”“当个小官就瞧不起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领导干部摆谱，下属受累，百姓吃苦。“摆谱”摆不出领导权威，只会脱离群众、令人生厌，把自己推到好作风、好干部、好领导的对立面。许多腐败官员省思堕落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掌握权力之后爱摆谱，把官僚主义与官场权术“玩”到极致，到最后一头栽在南墙上。权力不是权利，不能忘乎所以、飘飘然，更不能拿公权作私器，肆意为所欲为。不仅“官小架子大”值得批评，“官大架子大”同样不足取。
当领导干部总得需要点领导权威，但领导权威不等于威慑，威严不等于威逼，不管是“装”还是“摆”，树起来的最多是官气、官威，根本算不上领导权威。越是政治不成熟的干部，才越在乎徒有其表的官架子、官模样。真正稳重老练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在意什么“谱”和“面”，更不会把耍威风折腾群众当作乐事。领导权威是一种无形的人格魅力。有领导权威的领导干部，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到哪儿都能开辟火热的工作局面。领导干部具备领导权威，班子才有向心力，工作才有战斗力，才能形成凝聚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权威其实是一种无声的说服，靠的是以身作则的表率力量。把心思与作为集中在“为民、务实、清廉”上，功到自然成。
第二，遵循领导活动正当性原则，合理行使领导权力。我们已经知道正当性是符合既定的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且这些程序、规则、传统和惯例又有三大立足点分别是一致同意的程序、公平正义的原则、良好治理的结果。第一个立足点其实我们已经在领导权力转化为领导权威的第一种方式中讨论过了。接下来，我们着重围绕另外两个立足点来展开探讨。
一是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行使领导权力。公平正义是指蕴含在规则、传统和惯例中的符合人们日常进行价值判断的道德精神，是我党的价值追求。常被人们认为体现公平正义的规则包括一致通过的法律、制度以及规矩。为此，领导权力的行使须在尊重既定的法律、制度和规矩的基础上行使，并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和规矩来执行，以保证规则和机会的公平性。在国家层面是依法治国、在组织层面是按制度办事、在日常生活层面是符合规矩常识。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法律、制度和规矩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没有经过人们一致认可的法律、制度和规矩是不具有公平性的。
二是基于良好治理的结果来行使领导权力。在领导活动中，经常出现虽有好的程序和原则，但无法保证好的结果。领导活动必须以良好的治理结果为导向。如果不以良好的治理结果为导向，程序和原则有可能在领导活动走样变形为形式主义，有的时候甚至成为推脱领导责任的依据。在领导活动开展前，应设立结果预期和评估，围绕该目标，严格执行程序和原则，这才是领导活动开展的正当流程。
否则，那些以权谋私、不正当行使权力者，当暴露隐藏的“双面人生”之后，不仅难以树立领导权威，甚至丧失领导权力。
十八大以来，贪污腐化高官相继落马，他们的“双面人生”也被曝光在人们的目光下。一面是“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一面则是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不管他们的“双面人生”演得多么入戏，只要触碰法律底线，最终也难逃落入“法网”的命运。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一面是“玩命干工作”；另一面却是“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一面是有能力、有魄力；另一面是爱玉成痴，频收“雅贿”。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一面是“亲民、勤政”“接地气”；另一面是“发明家”凭借专利敛财。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兼省委民工委书记李春城，一面是“政绩”卓著，多次发表反腐倡廉“高见”；另一面却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国家能源局煤炭处原处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一面是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另一面则是家藏赃款2亿元人民币。[29]
从以上领导干部的“双面人生”可以发现，领导干部若清正廉洁、勤政务实，那么便在人们心中树立了领导权威；然而，当他们滥用手中权力，触犯法律红线之时，他们即使曾经树立的领导权威也会瞬间崩塌。
第三，发挥道德性影响力，有效连接领导主客体。领导权威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影响力。领导权力要转化为领导权威，就要求领导主体占领道德高地，并用道德的力量去引领领导客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0]，意思是说用道德来治理政务，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道德说到底是价值观，我们这里说的道德是指被社会认可的主流和传统价值观。作为领导主体，要占领道德高地，就要深挖主流和传统价值观的内核，提炼出精华和要旨，并用当前时代的语言去表达和传递，以获得来自人们灵魂深处的认同和追随。
领导干部有效发挥道德影响力，树立榜样力量，有利于树立领导权威。对于这个问题古人早已有清醒的认识。《礼记·哀公问》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就跟着怎么做，君主不做的，叫百姓怎么跟着做？”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周书·苏绰传》也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孟子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喜欢什么，手下人对此就更加喜欢。
可见，领导干部自己得首先做出个样子来，持之以恒的实际行动胜于空白的说教。如果领导干部能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那么这种形象和精神就会影响下属，从而在下属中真正树立起领导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