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之行

到了英国，莫斯科迪纳摩的首战是在斯坦福桥跟切尔西交手，赛前各方主要关注此战的政治影响，更现实的考量是担心“球场骚乱”会不会引发争端，之前英国球队去南美作赛就出过类似状况。

当时联赛还得等几个月才能完全恢复，切尔西在伦敦本地的联赛中只排名第11，这场较量他们最后吃力地3-3战平迪纳摩。跟对手相比，切尔西明显不够精细，收获平局挺幸运。辛德拉尔的回撤曾令英格兰队苦不堪言，希代古提的游弋日后将大发神威，而迪纳摩的别斯科夫跟他们如出一辙，他不在前锋通常待的地带活动，弄得切尔西球员茫然不知所措。

莫斯科迪纳摩队的踢法中，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前锋灵活跑位，而是体能和运用体能的智慧。切尔西的后卫坦南特诉苦：“俄国人一刻不停地奔跑，我们几乎跟不上。”前流浪者队长米克尔约翰在《每日纪事报》上写道：“他们的换位都到了这种程度，左边锋会跑到右翼，反过来右边锋能换到左边，我从来没见过球还能这么踢。要想按观战指南上的排兵布阵来跟住他们，那难得像不解之谜。他们就是在随心所欲地到处漫游，而所有特点中引人注目的，就是绝对不会进入彼此的移动路线。”

1945年11月13日

伦敦斯坦福桥球场

友谊赛

切尔西 3-3 莫斯科迪纳摩

随后他们10-1痛扁卡迪夫，4-3击败阿森纳，2-2战平格拉斯哥流浪者，英国人在赞赏他们的踢法时就兴致更高了，更加赞赏他们的踢法。在《每日邮报》上，杰弗里·辛普森说这些人在踢“一种水准、风格和威力都远远超过我们的足球。就其带给人们的愉悦而言——那些在球场里为我们的联赛欢呼的人可得想想了，他们到底是在冲什么呐喊？”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球风跟意识形态有关吗？

又有人谈到这种足球就像下棋，表示莫斯科迪纳摩的很多踢法都是基于事前谋划好的套路。打造共产主义足球的基础是将球队作为一个整体，而球员只是这个集体中的齿轮，与之相对立的是英国足球的做法：给了球员更多自由用于展现自我——这个比喻似乎有些轻率，但不是全无道理。前阿森纳内锋亚历克斯·詹姆斯在《世界新闻报》上撰文，称迪纳摩的成功是源于“已经模式化的团队协作，他们队中没有马修斯或卡特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场上）按计划来，而且一再重复，很少展现出变化。很容易想出对策打败他们。缺少出众的球星是很大的弱点”。但也有可能是这样，迪纳摩的优秀球员同样有天赋，只是运用天赋的方式不同，没人否认别斯科夫、博布罗夫和卡尔采夫的水准和精湛技术。

作为阿卡季耶夫的继任，迪纳摩主帅亚库申似乎像英国媒体一样热衷于兜售意识形态路线。他说：“集体原则是苏联足球的指导思想。一名球员绝不能只是一般而言的出色，必须对某支特定的队伍有益。”那怎么看马修斯？亚库申的回答是：“他个人能力很强，但我们将集体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所以我们不会喜好他的球风，因为觉得对团队不利。”

在英国这是种革命性思想，而且引发了一种有趣的理论。只有麦戈里在斯托克城尝试了模仿“passovotchka”，没取得什么成就，也许不奇怪，因为马修斯就在队中。除此之外，英国足球完全忽视了莫斯科迪纳摩给自己上的这一课。鉴于他们从前的态度——对南美足球的发展视而不见，在中欧足球地进步面前仍居高临下，那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保守，即便身处二战后很快开始的足球革命年代也无法做到。但是，如果当时英国足坛没有被赐予那么多优秀边锋，也许面对革新时就会更愿意接受。要是一个阵型能让英格兰的马修斯、芬尼和沙克尔顿纵情展现天赋，能让苏格兰的沃德尔、德莱尼和戈登·史密斯无拘无束地发挥才华，那为什么要改变它？

马修斯的最辉煌时刻是在1953年的足总杯决赛，那大概也是英式边路进攻的巅峰。他频频上演的左晃右突和闪转腾挪激发了全队，一度1-3落后的布莱克浦最后4-3逆转博尔顿夺冠。可六个月后，就在同一块球场，匈牙利队6-3重创英格兰队，《每日镜报》用标题宣告“（足球）诸神的黄昏”，就边锋的命运而言，这个标题很恰当，依赖边锋来发挥技艺的做法已经走向了尽头。

肯定非常讽刺的是，身为WM阵型祖师的查普曼曾对边路进攻深为怀疑。作为英伦足球近半个世纪里的头一个重要战术成果，他的战术体系起初回避了边锋，但到头来边锋反而成了其一成不变的配置，也就是说，阻碍进一步创新的，正是一度被他的新方法废除但又卷土重来的边锋。如果手上有这样的球员供自己调遣，那英国教练坚持已经反复尝试和检验过的做法完全合理。二战刚结束那会儿，英格兰队的战绩就很不错，从1947年5月起，几乎两年未尝败绩，期间在埃斯托利尔10-0摧毁了葡萄牙队，还在都灵4-0大胜仍贵为世界冠军的意大利队。苏格兰队的状态有起伏，可连他们都轻松打出了始自1948年10月的六连胜。问题在于那些边锋的灿烂光芒到头来挡住了英国足球的视线，令其无视其他地区的战术进展，莫斯科迪纳摩离开后又过去了八年，他们才终于睁开了双眼，而且是那么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