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和气质

可是，此时的神奇之队已经衰落了，奥地利已经将欧洲霸主的宝座让给了意大利。在阵型上，意大利人几乎是在不经意间采取了英式WM阵型和多瑙河派235阵型之间的中间立场，不过，让他们与众不同的并非阵型，而是精神气质。格兰威尔写道：“论技术之精妙，他们不如欧洲对手”，意大利足球“是靠更出色的力量和极佳的体格来弥补”。也许在法西斯统治下，崇尚出色体格是自然而然之举，但也符合波佐的意愿。头发蓬松的波佐是很有远见的天才领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着意大利足坛。1886年，他出生在都灵附近，一度大有希望成为赛跑运动员——在皮埃蒙特学生运动会上夺得400米冠军，日后在尤文图斯踢中前卫的朋友戈乔内戏称他“跑得像汽车”，还建议他试一下飞奔时“前面放个球”，于是波佐改弦更张，投身足球。

球技平平的波佐继续读书，在苏黎世的国际商业学校学会了英语、法语和德语，接下来前往伦敦。厌倦了在外国人社区的生活后，他离开英国首都，北上布拉德福德，在那儿靠父亲的关系找了个学习毛料生产的工作。突然之间，他被英格兰和足球打动了，决心要了解自己的新家园，他原本是天主教徒，但开始参加英国圣公会的宗教活动。他的日常生活很快英国化了：周日上教堂，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交给足球。父母想让波佐回去到兄弟的机械厂帮忙，波佐拒绝了，于是父亲中断了资助。波佐仍留在英国，靠教语言勉强维持生活。

波佐喜欢上曼联，主要是因为喜欢他们前卫线的踢法，达克沃斯、罗伯茨和贝尔组成的中场堪称传奇。他养成了习惯——等老特拉福德的比赛结束后，在球员出来的地方徘徊不去，有一回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罗伯茨身边说自己有多崇拜他，说要是能和他谈谈足球自己会多感激。两人的老交情就是这么开始的，20年后波佐带意大利队踢出的风格，发展源头也是这里。反感三后卫的波佐用罗伯茨的特点来要求中前卫：得能往两翼输送长传，这个信念被他奉为圭臬，并依此做出决策，例如1924年重新成为技术委员后，他立刻弃用罗马球迷的偶像贝尔南蒂尼，因为后者是“运球手”，不是他心仪的“分球手”。

为了参加姐姐的婚礼，波佐最后还是回到意大利，婚礼结束后，家人没放他去英格兰。他很快找到了职位——在意大利足协当秘书，并且接受了带国家队到瑞典参加1912年奥运会的任务，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技术委员。在斯德哥尔摩，意大利先小负芬兰，接着赢了瑞典，最后1-5被奥地利痛扁。就算这场败仗不算意外，结果也挺让人扫兴，它的意义在于促成了波佐和迈斯尔的第一次见面，两人成了朋友，也成了终生对手。

同年12月，意大利1-3又输给奥地利，波佐随即辞职，重新踏上旅途。一战期间他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部队服役，军衔是陆军上校。1924年初，意大利0-4惨败给奥地利，随后波佐第二次出任国家队的技术委员。在他的带领下，意大利队在这一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表现尚可，战胜西班牙和卢森堡后憾负瑞士，显露出不错前景，可惜他妻子不久后去世，波佐又一次辞职，随后五年里，他担任倍耐力公司的董事，闲暇时喜欢带着一条阿尔萨斯犬在山区漫步。等到1929年，意大利足协的征召又来了。波佐总共为足协效力了20年，将意大利队带成欧洲最佳，没准还成了世界第一强队。

波佐头一次任职时就注意到联赛过于臃肿，参赛队多达64支，他试图精简甲级联赛规模，结果一些球队退出足协。波佐第三次到足协工作时，职业联赛已经成立，执政的是法西斯政府，他们看出运动能充当宣传工具，非常热心地投资建体育场和基础设施。1938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夺冠，墨索里尼的新闻发言人费雷蒂在一份杂志上写道：“不管有没有越界，不管是不是运动……看到这些优秀选手时，我们意大利人……颤抖了，仍在欣喜若狂地颤抖，他们胜过了那么多杰出对手。”

尚不清楚波佐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法西斯主义。由于他跟墨索里尼的关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纷纷有意回避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1990年世界杯而在都灵城外兴建的阿尔卑球场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证据显示，波佐曾和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合作，给比耶拉附近的游击队提供食物，还帮助盟军战俘脱身。

有一点是肯定的，波佐在管理和激励球队时充分利用了当时盛行的军事化作风。他说：“挑选球员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就行了），要是不止一个，那就得妥协，用这种办法组建出的强队，从来就没有过。”他是精明的管理大师，跟球员打交道时，发展出一种严厉的家长式管理风格，要知道，这些队员在各自俱乐部大多是球迷崇拜的偶像。比如说，训练中的练习赛每次都由他担任裁判，要是觉得某个人是因为私怨而不给队友传球，他就把这个人罚出去。如果两名球员公开不和，他就强令他们住同一个房间。最具争议的则是民族主义，只举一个例子，意大利队在布达佩斯的一场友谊赛中5-0大胜匈牙利队，前往布达佩斯的路上，波佐带球员参观了奥斯拉维亚和戈里齐亚的一战战场，在雷迪普利亚墓园中的纪念碑前驻足，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告诉他们，可能这些让人难过的悲惨景象打动了他们，这是好事，无论这时要求我们做什么，跟那些牺牲在周围山上的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有时候，他一边领着球员行进，一边高唱爱国歌曲《皮亚韦传奇》。

波佐崇尚的是英式做派，所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举动，他还是想回归公平竞赛的黄金年代。赢球发奖金很快成了联赛的招牌特色，带来的副作用令他烦恼不安，他说：“这是在不惜代价地赢球，对对手抱有恶意，除了最后的联赛排名什么都不顾。”类似地，波佐在战术上喜欢经典的235阵型，不过他手下的中前卫欠缺创造力和机动能力，无法让阵型运转良好，于是波佐将目光投向阿根廷球星蒙蒂。蒙蒂为阿根廷队踢过1930年世界杯，在1931年加盟尤文图斯，然后成了“oriundi（侨胞球员，指有意大利血统、并取得代表意大利队参赛资格的南美球员）”。跟尤文图斯签约时蒙蒂已经30岁了，体重还超标，单独训练一个月后，速度还是不够快，但他符合要求，因为活动范围特别大，有了“宽度加倍”之称。一个新阵在尤文图斯出现了，也许这个阵型影响了波佐，他将蒙蒂用作中前卫，充当中转站，不怎么像查理·罗伯茨，也肯定不是赫比·罗伯茨。对方控球，蒙蒂就撤回来盯防对手的中锋；本方控球，蒙蒂就推进成为进攻支点。蒙蒂还算不上第三个后卫，按照格兰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意大利足坛直到1939年才彻底领会WM阵型（波佐称之为sistema（体系），跟传统的metodo（方法）相对照）的完整内涵，标志是意大利在米兰2-2战平英格兰后，贝尔南蒂尼写了一篇论述WM阵型的文章。蒙蒂不属于后卫，但比传统的中前卫撤得深，而且两个内锋也回撤支援边前卫，这样以来，阵型就成了2323，或者叫WW。正如记者扎帕在《米兰体育报》上的评价，当时“这种模式将所有受推崇的战术体系的精华融为一体”。

阵型是一回事，风格是另一回事。尽管为此有些内疚，波佐骨子里还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队伍无疑技术很完善，1931年在罗马3-0胜苏格兰一战就是明证，而且这时阵中还没有蒙蒂。《罗马体育报》这样报道不走运的客队：“挺快，体格不错，大脚和头球的确挺有劲，但一到沿着场地推进的正经踢法，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新手。”对任何球队来说，这样的批评都足够严厉，落在苏格兰球员头上更是如同谴责——苏格兰的传统风格就是短传渗透、层层推进，而且曾执这一流派之牛耳。

那个时期，人们常把1930年在国家队首秀的伟大中锋梅阿查跟斗牛士相提并论，一首流行歌曲唱道：“射门得分时他踩着狐步舞的节奏。”然而乐趣和热忱很快褪去了，梅阿查依旧潇洒，皮奥拉、奥尔西和科劳西的水准也毋庸置疑，但他们越来越以体格和斗志为核心。1932年《运动场》的一篇社论强调：“在法西斯时代的第十年，年轻人坚强了，这是为了战斗，为了斗争，更是为了比赛本身；勇气、决心、角斗士的光荣，从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精选出的这些情操，不能排除在外。”

波佐还是盯人战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盯人的出现象征着变化：不能光想着自己怎么踢，还得阻止对手。1931年在毕尔巴鄂对西班牙的友谊赛就是一个例子，波佐安排切萨里尼盯阿吉雷萨瓦拉，逻辑是：“如果我把十一名对手用来思考的大脑切掉了，那对方的整个体系就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