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位规则的演变
足球的魅力经久不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球场一角的微小改动，却能令别处产生意外而彻底的改变。1925年，为了解决进球过少的问题，英国四个足总说服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放宽越位规则。早先诺茨郡队开了造越位的先河，数家俱乐部随后效仿，将此战术运用到极致的则是由赫兹佩斯和麦克拉肯搭档后防的纽卡斯尔。这些球队布设“越位陷阱”的技巧日臻熟练，导致双方球员被压缩在中线附近的狭窄区域里。1925年2月，纽卡斯尔0-0战平伯里一战终于成为推动变革的导火索。纽卡斯尔当季一共六次与对手互交白卷，将场均进球数拉低到在当时不可想象的2.58个。比赛无聊乏味，上座率下降。这次英足总一反常态：它不仅认识到应当采取行动，还着手落实改革。
最初的越位规则要求，当一名前锋与对方门线之间至少有三名对方球员（通常是一名门将和两名后卫）时，这名前锋才不越位。1866年以来，由于越位陷阱日益流行，主管部门对越位规则做过几次小修小补。例如1906年4月，苏格兰队和英格兰队在汉普顿公园作赛，英格兰队左前卫梅克皮斯受伤，来自科林西安队的英格兰队长S·S·哈里斯没有按惯例将一名前锋撤到前卫线，而是将左后卫伯吉斯位置前移，形成压上的越位线。稳守后场的右后卫克朗普顿负责长传和解围，而其他球员则前移到距苏格兰球门20码处，将对手牢牢按在本方禁区。在出版于1970年的《英格兰vs苏格兰》一书中，布赖恩·詹姆斯引用了当时一篇怒气冲冲的报道：“哈里斯授意球队稳扎稳打，之后比赛便成了一场闹剧。观众对场面的变化很是反感。克朗普顿独自坐镇后场，英格兰后卫与苏格兰前锋混在一起，苏格兰前锋屡屡在距离本方门线20码不到的地方陷入越位陷阱，观众们看得气急败坏。”
英格兰队只1-2小负，但足球圈少不了抗议。另一篇报道写道：“英格兰的单后卫打法在俱乐部比赛中一直令人不快，国家队为了少丢球而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打法，是否符合体育精神？”英格兰队在1906年踢了三场比赛，哈里斯均担任队长，但之后他一直无缘为国出战，而翌年越位规则做出更改，此后只要在本方半场球员就不越位。
可越位陷阱的想法一旦逃出潘多拉魔盒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战前那几年，越位陷阱越发司空见惯。诺茨郡队的后卫搭档莫利和蒙哥马利是开创者，但专门跟这一计策联系到一起的是麦克拉肯，当时有这么一幅漫画：对方又被吹罚越位，麦克拉肯乐呵呵地拍起手来。
现在人们若谈及越位陷阱，脑海中浮现的想必是乔治·格雷厄姆手下的阿森纳后防四将，他们平行站位，一字排开，举着胳膊示意对方越位。但在1925年，造越位可不是这么玩的，因为两名后卫很少平行站位。这种交错站位的主要倡导者是西布朗维奇的彭宁顿和布莱克本的克朗普顿，一战前两人在英格兰的后防线搭档了惊人的23场。“当克朗普顿后撤时，彭宁顿前压，有时两人距离甚远，彭宁顿看上去简直是第四名前卫。”阿斯顿维拉前锋查理·华莱士表示，“作为后卫，彭宁顿这么踢很大胆，虽然有时候得全力冲刺追赶对方球员，但这对搭档结合了他的冒险和克朗普顿的稳妥，往往能将进攻扼杀在苗头——彭宁顿总能出现在对方前锋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方。”
越位规则规定前锋身前需有三名对方防守球员——比赛中通常是门将外加两名后卫——方不致越位，这意味着前锋不能接近守方站位最靠前的后卫；而拖后的那一名后卫实际上扮演着清道夫角色。麦克拉肯在职业生涯中与不少人搭档过，赫兹佩斯最为出名。“的确会有人告诉我，麦克拉肯的方法对足球运动没有好处，他创造出的东西糟蹋了许多比赛。”赫兹佩斯在《星报》的体育特刊中为越位陷阱辩护，“但这就错了。糟蹋比赛的不是麦克拉肯的方法，而是对方前锋不愿意动脑筋思考出破解造越位的计策。这条越位规则里有一项救命条款，但前锋们似乎一直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身在球后，就不可能越位，不管麦克拉肯往前压还是做什么，都没有用。”
但主管部门心急如焚。1921年，越位规则再度修改，规定掷界外球时球员不越位。到了1925年，更彻底的改革已在所难免。英足总提出两条备选方案：将原先构成不越位的三名球员减少为两名，或是在每个半场距离门线40码处画一条线，前锋在线后就不越位。英足总还准备通过一系列表演赛测试候选规则，上下半场各采用一种方案。
是年6月在伦敦的一场会议上，英格兰足总决定采用前一种方案。苏格兰足总很快接受了新规则，并向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提议修改规则，在1925-1926赛季开始前正式生效。之前，如果球队试图造越位，它可以让一名后卫后撤掩护，让另一名后卫前压盯防前锋。新规则意味着一旦后卫判断失误，就会造成对方前锋跟门将一对一。
表面上看，新规的效果立竿见影，实施后首个赛季的场均进球数飙升至3.69个。但它同样对足球战术造成了显著影响，直接导致查普曼开发出“三后卫”战术，即WM阵型。人们普遍认为这加速了英格兰足球的衰落，令它越发消极。
这方面观点最有力的，莫过于胡戈·迈斯尔的弟弟威利·迈斯尔，他目睹了1953年英格兰队在主场3-6输给匈牙利，震惊之下写就了《足球革命》一书。威利·迈斯尔是为了逃避奥地利国内高涨的反犹主义而流亡到伦敦定居，但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他便一心亲近英国。他在《足球革命》中慨叹过去的岁月，可那并非他的亲身经历，其中或许还沾染着理想化成分。他后来成为德高望重的体育记者，主要为外国出版物撰写与英格兰足球有关的文章，可《足球革命》虽然辞藻优美，但至少在现代人眼中，它不过是一本出奇荒诞之作。他认为，越位规则改变是足球世界里的人类堕落，那一刻纯真逝去而商业化胜出。或许他说得没错，但这不过是沧桑巨变的渺小开端。
威利·迈斯尔的浪漫主义情怀毫不亚于兄长。在他看来，那些思想狭隘、只会看财报的董事们指责越位规则造成了足球的缺陷，却不曾想到自己可能“要为错误的足球理念负责”。因此，他们大力推动的政策“或许在外行看来只是《比赛规则》的小小修改”，但“成了掀起雪崩的枪声”。
像以往那样，两个阵营产生分歧：一方看重胜利，另一方只图踢得漂亮。如今，诸如此类的争论不免有无关痛痒之虞，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还是一个活跃话题，以至于联赛本身——格兰威尔斥之为“梦魇般的重负”——都开始遭遇质疑。查普曼承认：“如果比赛不以结果为上的话，平均水准将显著提高，对失败丢分的担心侵蚀了球员的信心……结果就是，当情况有利时，职业球员的能力远远比外界所认为的强。看上去，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尽量降低赢球和分数的重要性……”但足球比赛胜败与道德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高于生活中胜败与道德的关系。一个人再怎么赞同前托特纳姆热刺队长布兰奇弗劳尔的箴言——“足球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获胜，这种看法荒谬之极……它关乎荣耀，关乎潇洒和漂亮的发挥”，也不会像花样滑冰那样，让裁判组以十分制评判足球比赛的结果。一个显而易见但又不幸的事实是：那些以赢得比赛为目标的人，最终难免沾染上消极功利。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的风格”后，阿根廷人便走到这一步。追求唯美的奥地利足球即便没有被法西斯主义者毁掉，早晚也会陷入类似境地。按其定义，黄金时代就是属于从前，快乐的纯真从来不会天长地久。
越位规则变更最显著的直接影响是什么？由于前锋的活动空间变大，比赛更为开阔，短传开始被长传取代。一些球队适应得快，一些球队适应得慢，结果1925-1926赛季初频现反常比分。阿森纳更是找不到稳定状态，9月26日4-1击败利兹联后，10月3日就被纽卡斯尔7-0痛扁。
左内锋查理·巴肯或许是阿森纳阵中的头号球星，盛怒之下，他向查普曼表示自己打算退役，计划待在英格兰东北——他曾经在东北球会桑德兰大获成功。巴肯说，这支阿森纳没有规划，不可能赢下任何冠军。查普曼想必目睹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大厦开始崩塌，而巴肯的话更是伤人，因为查普曼恰恰重视规划。